冬日產草莓，早春出枇杷，入夏有芒果……加上溫暖的陽光，地處西南腹地金沙江畔的攀枝花，因為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光熱資源，是遠近聞名的康養勝地，吸引了無數游客前往度假休養。

在南來北往的游客中，有一部分人會特意前往位於攀枝花新區的中國三線建設博物館。充滿設計感的現代化建筑裡，收藏著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的以戰備為中心、以工業交通和國防科技為基礎的三線建設。

攀枝花因三線而生。在醞釀三線建設的早期，面對幾個有爭議的選址方案，毛澤東親自拍板“釘子就釘在攀枝花”，在這裡部署建設鋼鐵基地。這一“釘”，打造出了一顆耀眼明珠。

“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

對於半個多世紀前中共中央的三線建設決策，不了解那段歷史的人們會感到疑惑：為什麼不在沿海、平原地區發展，而偏偏要到人煙稀少、交通不便的內陸山溝溝裡？

上世紀60年代籠罩在中國周邊的戰爭陰雲，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1962年10月，印度軍隊悍然向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入侵，盡管后來雙方停火，但邊境地區局勢未能得到根本緩和。1963年7月，蘇聯與蒙古簽訂針對中國的關於加強蒙古南部邊界防務的協定，並向中蒙邊境派駐重兵。

而在南面，美國插手越南的戰爭逐步升級。1964年8月，美第七艦隊大規模轟炸越南北部，炸彈甚至落入中越邊境地區、北部灣沿岸。

周邊地區嚴峻的安全形勢讓中共中央領導人感到憂慮。1963年，毛澤東在審閱一份關於工業發展的材料時指出，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兩種可能性，“但是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

1964年8月，一份主題為“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送到了毛澤東的案頭。正值制定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按照毛澤東的批示要求，中共中央確定了一線重要工廠、學校、機關向三線遷移的重大決策。

與今天對一線城市、二線城市的劃分不同，當時是由沿海、邊疆地區向內地收縮，劃分為前線、中間地帶和后方三類地區，分別稱為一線、二線和三線。其中三線地區是指雲、貴、川、陝、甘、寧、青、晉、豫、鄂、湘等11個省區，其中西南（雲、貴、川）和西北（陝、甘、寧、青）俗稱大三線。

中國三線建設研究會副秘書長、攀枝花中國三線建設博物館副館長張鴻春說，這一地區位於我國的縱深腹地，在當時要准備打仗的特定形勢下，是較理想的戰略后方。

“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覺”

中共中央作出三線建設戰略決策的時候，25歲的李身釗正在鞍鋼研究院工作。1964年12月的一天，單位領導突然找他談話，說國家要在西南建設一座鋼鐵廠，要調他去那兒工作。

李身釗畢業於東北工學院，領導調他去西南的任務是參加攀枝花的科技攻關，解決普通大型高爐冶煉高鈦型釩鈦磁鐵礦的世界性難題。此前，蘇聯專家曾對攀枝花的礦樣進行過實驗，結論是這是一座“不能冶煉”的“呆礦”。

因為攀枝花礦藏豐富，又符合三線建設“靠山、分散、隱蔽”的要求，中央決定在那裡建設西南鋼鐵基地。

在三線建設的一千多個項目中，攀鋼可能是毛澤東最牽挂的。1964年5月在聽取國家計委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匯報時，毛澤東提到攀枝花鋼鐵廠時表示：“不搞，我總是不放心，打起仗來怎麼辦？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覺。”

多份檔案資料記錄了毛澤東對攀枝花的關切：建設資金遇到困難，毛澤東說“把我的工資和稿費拿去用”﹔進度不理想時，他一度表示要“騎毛驢”去督促。

此外，周恩來親自部署，鄧小平親赴攀枝花指揮，國務院兩位副總理具體執行，13個部委集中會戰。三線建設研究專家張鴻春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業發展史上，攀鋼的建設堪稱“重中之重”。

置身於“重中之重”，李身釗感受到的是極限挑戰的節奏。他說，他們要用最少的錢、最快的速度，摸索出一套最有效的辦法，來解決攀鋼冶煉的技術難題。當時的很多工作同步推進，開礦、修路、建廠等同時進行，就是為了節約時間。

年輕的李身釗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力量在催促自己：試驗不能等。“你要是等到礦開採出來了再做試驗，那出鐵要等到哪一年去了？”

先生產，后生活，生活就是對付

今天的年輕人，在規劃職業生涯時，常常面臨著去一線城市還是二線城市，抑或是三、四線城市的選擇。而在三線建設中，千千萬萬的年輕人響應國家號召，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大西南、大西北腹地的茫茫深山之中。

接到調令的時候，李身釗已經有對象了，於是請了三天婚假，買了幾斤糖，在單身宿舍裡把婚禮辦了。那時候白天大家都要上班，婚禮是在晚上舉辦的。

“沒啥，召之即來，就是正常的工作調動而已。”回憶起那場調動，李身釗神情淡然。李身釗在攀鋼研究院一直工作到退休，這位浙江人為西南腹地的攀枝花奉獻了幾乎整個的職業生涯，如今他在那裡安享晚年。

從1964年到1967年，李身釗所在的試驗組輾轉承德、西昌、北京等地，開展了1000多次試驗，最終攻克了難關，為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提供了技術路線和設計依據。

后來他正式去攀枝花工作。第一次的路途就讓他記憶深刻：從西昌到攀枝花大客車開了2天，到了攀枝花過金沙江上唯一的一座吊橋就花了2個小時。“要排隊，因為吊橋一次隻能通行一輛車。”

三線的苦，讓那一代的年輕人一輩子都忘不了。1969年，28歲的鞍鋼業務骨干沙壽家帶著妻兒輾轉9天來到攀枝花，與數十萬全國各地的三線建設者參建攀枝花鋼鐵基地。那是他參建的第五座鋼廠，也是工作、生活環境最艱苦的一座鋼廠。

那時候講的是“先生產，后生活”，生活就是對付。沙壽家的兒子沙方石記得，小時候住的是席棚子，家家戶戶之間隔著一面席子，隔壁打呼嚕都能聽見。上頭是通的，這家開燈隔壁也就亮了。

有記者問李身釗那個年代苦不苦，他說苦，但是沒人叫苦，因為大家都那樣兒。“國家培養你的，不聽分配你就沒工作了，家庭養不活了。”

事實上，三線建設時期，財政狀況捉襟見肘，整個國家都勒緊了褲腰帶。從1964年到1980年，三線建設共投入2050多億元，約佔全國基建投資的40%，安排了鋼鐵、交通、能源、國防等1100多個重要項目。

攀枝花是靠著國家的創業精神建設起來的

1970年7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49年之際，攀鋼1號高爐正式出鐵。同一天，成昆鐵路通車典禮在西昌隆重舉行。這條途經攀枝花的鐵路線也是三線建設的重點工程，其基本設計目標是把六盤水工業基地的煤炭運到攀枝花，把攀枝花的鋼鐵運到重慶，又能把重慶的機器運到攀枝花和六盤水工業基地。

數據顯示，到上世紀70年代末，三線地區的工業固定資產由292億元增加到1543億元，增長了4.28倍，約佔全國的三分之一。工業總產值增長3.92倍。特別是國防工業，到了1975年，三線地區的各項指標都已超過一二線地區。

張鴻春說，三線建設歷經三個“五年計劃”，投入資金2052億元，投入人力高峰時達400多萬，共安排建設項目1100多個，其決策之快、動員之廣、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史乃至整個世界工業建設史上堪稱奇跡。

一個較普遍的觀點認為，三線建設促進了內地省區的經濟繁榮和科技文化進步，對我國國民經濟結構和工業生產布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西部大開發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進入上世紀70年代，隨著越南戰爭逐步結束、中美關系趨向緩和、我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三線建設基本不再投入新項目，進入了搞好續建和配套工程的后期階段。

到了1980年，國家經濟戰略方針實行重大轉變，三線建設基本結束，但所積累的發展后勁，直到今天仍然有力。

50年前產出攀鋼第一爐鐵水的一號高爐，經過了幾代的技術革新，現在仍在生產。攀鋼生產的含釩百米鋼軌，作為國內唯一獲得“國家出口免檢”証書的頂級鋼軌，被廣泛應用在京津城際鐵路、青藏鐵路等重點工程項目，還遠銷全球30多個國家和地區，助力中國高鐵走向世界。

直到今天，說起年輕時干過的那番事業，李身釗依然感到自豪：“攀枝花的建設經驗相當寶貴，這是靠著國家的創業精神建設起來的。”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鑫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