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15日~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舉行。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執政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八大上，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關於國民經濟“二五”計劃建議的報告，鄧小平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大會宣布：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來﹔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對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一個“偉大歷史意義的日子”

在1945年中國共產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就曾滿懷信心地預言：黨的八大一定會到北平、天津這樣的中心城市去開。

11年后，這一預言在1956年金秋的北京實現，彼時的《中國青年報》記者陳模全程參與報道了八大會議。

他在《中國青年報》刊登的稿件中描述，（1956年）9月15日晌午，北京雨過初晴，藍色的天空浮動著白雲，宏偉的政協大禮堂，在金色的陽光照耀下，顯得更加明亮壯麗。禮堂庄嚴朴素，主席台上新設了嶄新的階座，講台兩旁簇擁著鮮花。在灰色的帷幕的前面，十棵蒼翠的棕櫚樹，在銀燈下發著青光。

出席大會的1021個代表，代表1073萬名黨員，人數比七大時增加了8倍多，佔當時全國人口總數的1.74%。更重要的是，黨員個人身份公開了，黨的組織分布在全國城鄉。

他們來自工廠、學校和農村，山間、海濱和國防前線。這次，他們來參加八大，不用越過敵人的封鎖線，不用躲過特務的跟蹤，不用跋山涉水、冒著驚險。陳模形容，“他們從容不迫地坐著火車、輪船、汽車、飛機，像來到家裡一樣來到北京！”

參會的還有民主黨派人士，李濟深代表民革將紅軍過大渡河的象牙凸雕贈給大會，象征各民主黨派在共產黨領導下，同舟共濟，勝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代。世界上近60個國家的貴賓會聚在此，用各種語言為這次盛會祝賀。蘇聯共產黨代表團團長米高揚同志在致辭時引用了中國的一句俗話：“衣服新的好，朋友老的好。我們和你們就是老朋友了。”

“一個地廣人多，情況復雜的大國，徹底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勝利。”毛澤東在八大開幕時說道，“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

當時20多歲的劉德有擔任八大會議期間的同聲傳譯，代表們的掌聲通過場內的話筒傳到他的同傳箱子裡。毛澤東的講話不斷被熱烈的掌聲所打斷，第一次擔任同傳的他也不由得興奮起來。有人統計，這2000多字的開幕詞，鼓掌次數有34次之多，其中長時間的熱烈鼓掌有6次，猶如“暴風驟雨”。

“黨和人民”

八大求實。學者鄭直在一篇文章裡介紹，八大報告從1955年12月開始起草，至1956年7月初寫成，8月上旬到9月14日，毛澤東先后12次修改。八大文件草稿形成后，中央組織中央機關和各省（區市）及軍隊黨的負責人反復討論，征求意見。毛澤東還指示，將政治報告已定稿的各部分，印發給八大所有代表，請他們即看即修改。據統計，八大政治報告的各種修改稿有80多份，黨章修改稿有50多份。

會前，毛澤東指出，大會發言“對工作要有批評，要有自我批評，要有分析，五分鐘的發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們開一次會議沒有批評，淨講一套歌功頌德，那就沒有生氣，那無非隻要一個‘好’字就行了，還要多講干什麼？”

陳模在《中國青年報》刊發的《黨和人民》一文裡記錄了貴州省貴定地委書記孫漢章發言中的一個例子。貴定縣木馬鄉有兩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兩個鄉的干部作風不同，工作結果也兩樣。一個金星社，干部關心群眾生活，群眾滿意，生產勁頭也大﹔另一個紅光社，干部對群眾疾苦漠不關心，強迫命令，群眾很有意見，什麼工作也搞不好。經過黨的糾正，工作搞好了，群眾才滿意了。

八大召開的1956年正是我國開展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經濟進入空前規模建設。新的工廠、礦山、鐵路如雨后春筍紛紛亮相，老百姓都投入火熱的建設中，爭相突破工作定額。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在八大發言裡特別提到，隻注重生產管理，隻看重機器，不重視人的工作，不關心人，隻能壓制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生產完不成任務。

彼時，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完成，實現公私合營不久，但還存在一些沒有適應的地方。劉少奇在八大強調，不應當片面地強調國家利益而忽視個人的利益。黨的方針是把兩方面的利益正確地結合起來。在這個方針下，黨竭力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周恩來在八大報告中立下目標。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職工的平均工資將提高25-30％。農民的全部收入在5年內增長25-30％，這樣的規定，是和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水平，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速度相適應的。

“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

實際上，這場大會面對的是一個沉甸甸的命題，即朱德所提出的“創立社會主義家業”。

這時的中國，還是一個落后、貧窮的農業國，現代工業佔國民經濟的比重隻有10%左右。“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困難在哪裡呢？”朱德說，“最根本的困難，就是在於我們的經濟落后和文化落后，我們的國家原來被帝國主義剝削得很窮，遺產很少”。

中國共產黨人迫切想要改變這種落后面貌。在八大預備會上，毛澤東就提出，中國要勇於趕超西方大國，否則就要被開除球籍。

八大決議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本質，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如何在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落后的基礎上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

八大將經濟發展作為首要任務，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並且提到，尊重“自由市場”。陳雲最早意識到，搞活市場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條重要的生命線，需要超出官商的單一路徑，闖出一條繁榮市場、搞活經濟的新路。

陳雲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在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全國工農業產品的主要部分是計劃生產，還有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社會主義市場裡，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補充。

“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用以調整當時的經濟關系。1956年年底，一些地方出現“地下工廠”，毛澤東表示，一是可以使其“成為地上，合法化”﹔二是可以開設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以解決合作工廠產品“質量差”的問題。

此外，黨的八大還把擴大民主生活，反對官僚主義、建設新型民主作為重要任務，甚至是中心課題。毛澤東把黨的民主思想擴展到政治思想和文化藝術上，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我黨搞社會主義的決心、信心自八大始。” 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院長林炎志說。在林炎志看來，八大提出的以經濟為重心的轉變、尊重“自由市場”、擴大民主，對於改革開放影響深遠。

陳模在自己的稿件裡作了這樣的展望：以后我國人民能充分地買到自己需要的肉類、食糖、棉布、煤炭，質量好、品種多的商品和新鮮可口的蔬菜。

由於對建設的復雜性、艱巨性估計不足，八大路線未能在實踐中完全堅持下去，在發展的道路上未能避免大的曲折，一些重要原則和方針被改變。

時隔26年后，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分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式，提出了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張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