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興濤序：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興起史的整體考察

在晚清民國時期，有一個重要的社會和學術文化現象，即現代社會調查得以在中國興起並實現最初發展。對於這一重要的歷史現象，學術界長期關注並有過多方面、多學科的涉獵與探討，但迄今為止，尚缺乏建立在全面、扎實史料基礎上的綜合性整體把握和貫通深入的史學研究。最近，李章鵬終於完成了學術突破，推出他打磨十余年的《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西苑出版社即將出版），很是令人欣慰。

（作者：李章鵬，西苑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

無論是古代的中國還是西方，都曾產生並長期存在調查事實和調查現象。在西方社會向近代轉進的過程中，調查觀念、技術方法和理論建構等方面，都先行經歷了深刻的發展變化，傳統調查逐漸演變成現代調查。政府部門因現代行政和社會問題頻發、亟謀解決之道，民間社會團體和個人出於了解社會、改造社會的目的，高校、科研機關和學者們為了研究社會和學術發展的需要，均開展了大量相關的社會調查。這些調查，不僅切實增進了人們對社會的了解和認知，影響了社會變革與改造，也推動了相關學科的成長，特別是新興社會科學的誕生。因為現代社會調查在西方興起的時期，也正是社會科學的各門學科先后獨立、漸成“科學”的時期，不少社會學科的崛起，都同社會調查緊密關聯。實際上，社會調查不僅推動了社會科學的最初成長，后者反過來也促進了社會調查的發展，兩者可謂相輔相成。

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肇興於晚清，活躍於民國，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影響和啟發，也是近代中國社會發展和學術文化演進的歷史產物。在今天看來，研究現代社會調查在近代中國興起和最初發展的歷史，至少具有以下幾個層面的學術意義。

首先，清末民國社會調查所留存下來的調查資料、報告，是一種具有現代學術意義的特殊史料（其中，許多是包含問題意識的歷史數據），對於研究中國近現代史自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而這些調查所屬學科和所涉領域，調查主體的社會和學術背景以及調查目的均不盡一致，學術水平也參差不齊。要想有效利用這些調查資料進行歷史研究，有必要先對其進行整體分辨和甄別。這就決定了對清末民國社會調查進行系統、整體的研究，了解其中所蘊含的問題意識很是必要。

其次，清末民國的社會調查是許多新興學科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整體研究這一時期的社會調查，具有重要的學科史價值。在這方面，社會學、經濟學、宗教學、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心理學等學科史的研究，已較為關注此類調查，還有一些學科史（如教育學史等），則仍沒有引起足夠重視。閱讀近代中國不斷涌現的大量社會調查，不難發現其包括的范圍十分廣泛，像流行病學、地方病調查屬於醫學范疇，其與地方社會狀況和人群的醫療健康衛生狀況密切相聯，在西方，流行病學調查被認為有效地推動了近現代社會調查的發展，而在中國，這方面的調查史，還缺乏深入扎實的考量﹔部分地質礦物調查與礦產、部分農學調查與農業緊密相聯，大體可歸入經濟調查中，其意義也有待勘定。12年前，筆者曾與夏明方教授共同主編《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一書（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邀請一些學者就社會調查與近代中國新興的人口學、經濟學、民族學、教育學、民俗學、民商法學和邊政學等的關系，進行過有益的探索，從中可以清晰而深刻地了解這一點。

其三，在近代中國，無論政府機關、政黨政派，還是社會團體、學術機構，往往強調社會調查是認識社會、尋求解決中國積貧積弱問題的必要前提，甚至宣稱社會調查乃社會變革的有機組成部分。不管其社會實踐結果如何，了解這些主體如何調查，其所秉持的理論、所得結論與調查數據之間的真實關系，多少也能為探究清末新政、國民政府的施政，以及相關社會改良或改造提供一種獨特的視角或參照。

其四，現代社會調查方法自系統引入中國起，就開始面臨中國化問題。民國時期，許多調查專家憑借豐富的調查經驗，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有的專家甚至進行了系統的總結、提高，並已開始在某種程度上升華至“中國社會調查學”的自覺高度。這無疑是我們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調查學的寶貴遺產。

在近代中國，社會調查方法作為調查專家自身實踐經驗的總結，往往與某一種型式的調查捆綁在一起。像李景漢的《實地社會調查方法》，就是其長期調查經驗的結晶，而李氏一直從事的是布斯（Booth）式調查。整個清末民國時期，尤其是民國時期，分屬不同學科、領域的各種型式的調查很多。這些調查的方法若何，有何特點等，均值得加以深入細致的考察。嚴格來說，隻有將清末民國各種型式調查的方法一一探究和總結，中國近代社會調查學的整圖才能完成拼接。

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是非常復雜的歷史現象。其調查主體之繁多，調查范圍和內容之廣泛，調查的方法和套路之多樣，決定了其調查成果的龐雜無比。有關調查的數量，雖不能做出精確的統計，但可以肯定的是，數量之大，超乎想象。據李章鵬統計，僅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和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所刊載的1897-1937年間國人所從事的國內調查報告，就達到11，413篇，發表於其他刊物、單獨出版印行、收藏於各地各級檔案館和圖書館、未曾公開發表出版的調查成果定然更多，已經散佚的成果也一定不少。凡此，都決定了對清末民國的社會調查進行整體性研究的難度之大。

李章鵬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他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學習前，李文海先生任主編、夏明方和我任副主編的《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已公開出版。為了推進相關研究，我與夏老師商定，讓他以現代社會調查為主題展開博士學位論文寫作，章鵬本人敢於迎難而上，欣然同意。博士畢業后，李章鵬一直關注學術界的有關動態，繼續深化拓展相關專題的研究。目前的這部書，就是他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又經過了14年深化拓展研究的結晶。這些年來，他曾先后參與中國人民大學“985工程”校級攻關項目“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以及我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清末民國社會調查數據庫建設”（15&ZDB041）等多項研究，做出重要而切實的貢獻，近期還在繼續整理出版清末社會調查資料。

原始材料，是歷史學研究的基礎。清末民國調查報告及相關材料，是研究中國現代調查史最為主要的材料。李章鵬在撰寫博士學位論文期間，就注重原始資料的搜集，除了借助一些工具書外，更是查閱了一百余種刊物和大量的單行本調查報告，並在此基礎上，對調查報告的數量作出統計分析。他博士畢業后，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等一系列數據庫相繼上線。這些數據庫所收錄的晚清民國期刊的數量要遠遠多於從前他所掌握的，這就對其原有的統計分析構成了挑戰。為了將自己的分析建立在更為堅實的史料基礎之上，李章鵬決定充分利用相關數據庫所提供的便利，重新進行統計分析，於是不得不對博士論文反復修改。否定自己是困難的，正是在一次次否定自己的過程中，章鵬改進了相關研究，使自己的論述具有了較為堅實的史料基礎。

《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一書，是李章鵬依據豐富扎實的資料積累，經過十幾年長期研究而完成的一部學術力作。該書力求在參照中國傳統調查史和西方現代社會調查發展史的前提下，綜合把握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興起的過程，並在較為細致、全面地鑒別史料的基礎上，對清末民國社會調查成果的地域、內容、時間上的分布等進行統計分析，從而較為客觀地揭示了中國的現代社會調查從產生到初興再到活躍的情形，並深入分析了這些調查與清末新政、相關學科建設以及社會實驗之間的歷史關聯。

關於現代社會調查的興起與相關學科中國化和社會改造之間的歷史關系，本書是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和定縣實驗區為個案，來加以專門透視的。作者揭示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社會研究前后明顯經歷了從重“Booth式調查”到重“社區研究”的轉變過程，並著重分析了社會調查與定縣實驗工作的復雜而微妙的關系，進而指出李景漢等人的調查所存在的某種非客觀性，讀來啟人深思。書中對清末現代人口調查的初興情況、中國現代社會調查與統計（學）關系的認知等，也有獨到認識和較為深入的剖析，其公開發表的有關成果，業已獲得學術界一定程度的認可。

在中國，現代社會調查肇興於清末，這個觀點由李章鵬在學術界首次明確提出，目前已成為學界的共識。本書對這一觀點又做了進一步的改進和深化，認定目前有明確資料証明國人最早的調查應為1871年黃寬對廣州附近流行病的調查，但形成潮流的現代調查始興於1897年起出現的物產（土產）調查，並強調物產調查也是國人所從事的最早一類社會調查。現代社會調查肇興於清末觀點的提出，推翻了社會學界曾普遍認同的中國現代調查開始於1914年左右北京社會實進會有關人力車夫調查的陳說，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中國現代社會調查史，從而將清末社會調查整體性地提到學界面前。

最初提倡在中國從事現代社會調查，是國人維護利權意識的一種投射，而清政府參與進來，則是因應新政改革的時代之需。清政府對調查的重視、提倡和各級調查、統計機構的建立，表現出清政府欲將新政改革這一建立近代國家的努力，筑基於系統、客觀地了解、把握國家社會實情之上的意願。前文筆者所謂深入研究清末社會調查，或可為觀察清廷新政改革提供一種獨特視角，正是准此以言。

整體性把握近代中國的社會調查，是本書的一大特色。無論是對清末民國社會調查的數量統計分析，還是對現代社會調查與現代統計學關系的探討，無論是對清末的人口調查所做的考究，還是對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社會調查、定縣實驗（試驗）區調查的研議，作者均自覺著眼於發掘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興起的整體表現及其主要特點，以及所涉主要方面的關系。這一點實難能可貴。近十余年來，學術界對清末民國社會調查做了大量的個案研究，但在較為詳盡地搜集社會調查報告及相關資料的基礎上，對中國近現代社會調查發展史進行整體性探究的，仍然難得一見。筆者相信，本書的出版，將整體性地推進中國現代社會調查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對相關學科史的探究，也定有裨益。

不過學無止境，研究亦無止境，關於清末民國社會調查史的整體把握，還有許多面向值得繼續探索。比如，在近代中國，國共兩黨均做了大量的社會調查，其調查主體的信仰，調查重點、方法、理念、實際操作等，均存在巨大差異，就同一事情的調查結論、解釋及所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思路、辦法也多有不同，有時甚至針鋒相對。關於兩黨的調查，實際可以分別做單獨研究，亦可做比較研究。由於兩黨在近代中國特殊的歷史地位，其有關調查如果能有專門透視，肯定會增加本書的分量。

在國人引進、從事社會調查的過程中，社會調查被賦予太多的功能和意義。誠如當時人所見及，在構建民族國家、促進經濟、社會、學術發展進步的過程中，社會調查均曾扮演過重要角色。國人之所以賦予社會調查這麼多的功能，實與社會調查被視為科學研究的一種基本方法分不開。然而，調查的水平以及客觀反映現實社會的程度，實際上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就主觀因素而言，調查者的學術素養、調查態度與能力，均制約具體調查成果的水准﹔一個學派、學科、黨派中不同學術和社會背景人物的各自調查習慣、理論傾向，也會影響成果的最終呈現形式。甚至他們之間的矛盾、特殊心結或在科研機構的人事位置，都可能影響一門學科的發展樣態。就社會調查本身而言，它在本質上屬於對社會的一種經驗性研究，無論是歐美，還是中國近代，社會調查與社會理論的建構都存在脫節現象，利奇、弗裡德曼對社區研究派的批評和社區研究派對“社會調查”派的非議，均從不同側面說明了這一點。

社會科學，既然被認為是以科學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各門學科及其總和，那麼客觀性、可檢驗性、普遍性和可証偽性，便自然成為其評價標准。《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一書在不同部分，都討論過相關調查的客觀性問題，但究竟應以什麼標准來評價清末民國社會調查的科學性，或者說清末民國社會調查的科學性究竟何在，其實仍是值得深入探究和反思的問題。

中國現代社會調查史的課題宏大、所涉學科眾多，一個人的精力、學養畢竟有限，因此《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一書存在不足甚至舛誤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該書的出版，能真正引起學界同仁的關注和討論，以推動相關研究得以更趨深化、完善。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清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