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事變、特別是“七七”事變后，隨著中華民族危機的不斷加深，中國政府及社會各界為尋求救亡圖存之道，努力爭取華僑支持，積極通過僑刊鄉訊、華文報刊、僑社公共活動等方式闡發民族主義話語，塑造華僑的祖國認同，將離散在世界各地的華僑整合到抗戰建國的民族復興大業中來。本文在此以民族主義理論為視角，在梳理戰時僑刊鄉訊及華文報紙等相關史料的基礎上，試圖運用話語分析法，循著話語闡發、認同建構與社會動員的思路，對國民政府及僑社的有關言論進行分析，重點考察戰時中國民族主義的話語是如何構建華僑的祖國認同，從而把握戰時國民政府是如何從情感和思想上動員華僑援助祖國抗戰的。

一、領土主權：構建華僑對祖國的國家認同

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認為，民族共同體的建構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領土—政治（公民）型，另一種是族裔—文化型。領土—政治模式強調歷史性的領土、法律政治意義上的共同體、全體成員在法律政治意義上的平等關系，以及共同的公民文化與意識形態是民族的主要構件﹔而族裔—文化模式則強調血緣、方言、習俗和傳統是民族的主要構件。

領土是承載和孕育民族國家的物質載體。抗戰時期，藉由民族主義的話語闡述，強烈的領土主權觀被用以動員華僑支持祖國抗戰、維護領土完整與主權統一。對於華僑而言，愛鄉與愛國是相輔相成的。抗戰時期，民族主義話語強調“救鄉即是救國”“救鄉所以救國”，進而將華僑的救鄉運動統一到救國運動中來。人民是構成民族國家的主體和核心。華僑在法律上屬於中國國籍，這決定了他們需承擔捍衛祖國領土主權完整的責任。在“九一八”事變紀念日、中華民國國慶節等特殊時間節點，“國民的義務與責任”等話語不斷增強華僑的國民身份歸屬，激發華僑的故土情結與民族情懷，進而激勵華僑履行國民責任。

二、共同命運：構建華僑與祖國的命運共同體

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有賴於民族成員對民族共同命運的認同，並自願將其個體命運與民族集體命運融合在一起，進而將本民族構建成為一個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抗戰時期，為動員華僑援助祖國抗戰，國民政府及社會各界從民族國家的命運角度來揭示抗日戰爭的偉大意義，並注重塑造和影響華僑祖國認同的歷史認知、現實感受和未來預期這三個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圖將華僑命運與祖國抗戰緊密聯系起來。

一方面，他們歷數華僑在僑居地所遭遇的種族歧視與苛例，將帝國主義侵略與近代祖國及華僑的悲慘命運聯系起來，以此揭示：近代日本的侵略導致了中國國力孱弱，國家無力保護華僑﹔華僑唯有支持抗戰建國大業，方可在僑居地獲得生存與發展空間。另一方面，他們試圖通過對抗戰成敗兩種結局的分析，以增強華僑對中華民族命運的感知和認同。特別是一些人士闡釋抗戰失敗將對祖國及華僑命運所造成的悲劇，以圖警示華僑必須樹立國家民族意識，將個人命運與民族國家的命運結合起來，盡力援助祖國抗戰。如刁作謙、陳安仁等人均強調中華民族復興對華僑前途命運的積極意義﹔居正等人在僑務宣傳中，利用中英、中美不平等條約的廢除，將華僑在國內外的命運起伏與祖國的強弱聯系起來。

三、血緣紐帶：增強華僑對中華民族的骨肉親情

種族、歷史與文化是凝聚民族成員力量、塑造民族認同的重要因素。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及相關人士強調華僑的中華民族血脈，以及使用民族始祖符號和親屬稱謂語，以增強華僑對中華民族的骨肉親情。

中國是一個重視血緣關系的社會，家庭、家族、宗族等不同層次的血緣共同體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並且血緣組織的原則和倫理規范也通過擬制或比照的血緣關系滲透到社會政治生活中。如在華僑動員中，學者伍藻池根據血統主義原則和社會文化習慣，解釋“何為中國人”。另外，想象、追溯和樹立民族的共同祖先，對增強該民族成員共同身份意識具有促進作用。如一些人士注重構建中華民族始祖的文化符號，以增強華僑的中華民族認同。具體表現為：用“軒轅子孫”“炎黃子孫”“黃帝子孫”等文化符號來指稱海內外的中國人﹔用“中華民族兒女”“中華兒女”來指稱包括華僑在內的全部民族成員﹔以“同胞”“僑胞”“兄弟姐妹”等相稱，以區別民族共同體外的他者及敵人。在民族主義話語中，此類稱謂有助於構建華僑與祖國人民的親情關系，並將這種血脈情感融匯到抗戰建國的洪流中。

四、文化紐帶：增強華僑對中華民族的精神歸屬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和靈魂。每個民族都有其獨特而鮮明的文化，並為民族成員所推崇與膜拜。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中華文明，彰顯中華文化的堅韌性與優越性。華僑來自於中華民族母體，身上早已打上中華文化的烙印。抗戰時期，中華文化成為中國社會各界動員華僑抗戰的精神要素。

在華僑動員中，社會各界將中華民族的屹立不倒歸因於民族文化的先進和民族精神的偉大，並使用“五千年文化的傳統”“至為深固的民族精神”等民族主義話語增強華僑的民族自信心。此外，一些文章通過歷史敘事，指出華僑承繼中華民族堅忍不拔、刻苦勤勞、敢於冒險之精神，以圖構建華僑的中華民族意識，增強其民族自信心，堅定其抗戰建國的意志與決心。在話語動員中，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與民族主義話語相互融合，更能激發華僑的愛國情懷，進而推動他們支持祖國抗戰。中國語言文字是反映中華民族心理訴求與價值觀念的文化象征符號。為此，海外部用“語言的同胞們”這一概念來凝聚和強化華僑的民族意識。

五、結語

話語對認同的建構具有一定作用。抗戰期間，如何有效動員華僑援助祖國抗戰，首先必須增進華僑對祖國的情感和思想認同。中國政府及社會各界向華僑闡發民族主義話語，一方面以領土、主權與人民為話語要素，塑造華僑的領土主權觀念與國民身份意識，構建華僑與祖國人民的共同命運意識﹔另一方面又超越民族國家的領土主權邊界，運用血緣、文化等紐帶關系，塑造華僑的中華民族認同，推動華僑支持祖國抗戰建國。可見，國民政府採取了領土政治與族裔文化這兩種模式並重的民族主義話語策略，構建華僑的祖國認同。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國民政府的話語動員，也有強化華僑對國民黨意識形態及其政權認同的意涵。

（作者潮龍起，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華僑華人史﹔吳俊青，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博士生。本文摘編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