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西方英語國家裡，加拿大是擁有烏克蘭移民數量最多的國家。本文主要以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遷移到加拿大西部草原省的早期烏克蘭移民為研究對象，考察其作為典型的農業移民在開發新土地的過程中所遭遇的生活困境，以及為了融入新國家所做出的調適與改變，特別強調其作為自身民族文化的“攜根者”，為堅守和傳承民族文化所做出的努力，從而揭示移民作為少數族裔在異域的長久生存之道。

一、烏克蘭人移民加拿大的原因解析

（一）加拿大對移民的渴求和鼓勵

19世紀末的加拿大，作為在英帝國幫助下匆忙建立起來的年輕國家，一切都亟待開發。1896年是加拿大歷史上具有轉折性的一年。移民潮的到來，與當時任內政部長的克利福德•西夫頓（Clifford Sifton）密不可分。西夫頓堅信，大規模的農業移民是加拿大西部繁榮的關鍵。基於這個思想，他不遺余力地從世界各地吸引農業勞動者。

從1896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約有300萬名新移民抵達加拿大，開始他們的新生活。1896—1929年，加拿大迎來了建國以來第一次移民高峰。在此次移民潮中，移民來源地也逐漸發生了變化，即東歐和南歐的“新移民”開始增加，而西北歐的“老移民” 開始減少。在數量龐大的東南歐移民中，烏克蘭人作為對加拿大西部草原省份影響最大的少數族裔而備受關注。

（二）烏克蘭移民逃離故土之無奈

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批烏克蘭人之所以選擇背井離鄉，實屬無奈之舉。烏克蘭人屬於斯拉夫民族的東部分支，他們的家園（烏克蘭）位於黑海北部，在俄羅斯與波蘭之間。歷史上，由於缺乏足夠的地理障礙來抵御強敵的入侵，烏克蘭一直為各方勢力所角逐爭奪，長期處於被異族瓜分和統治的狀態。13世紀后，烏克蘭先后被鄰國俄羅斯、波蘭和奧匈帝國所控制。

不管是在俄羅斯控制下的東烏克蘭，還是奧地利控制下的西烏克蘭，由於嚴重的土地短缺以及技術的落后，鄉村生活都非常困難，農村普遍貧窮。大多數烏克蘭人被編為農奴，他們耕種土地，所得無幾，因為大部分收獲被農奴主拿走，大片土地被農奴主所佔。一些農民開始用激進的怠工和其他行動來反抗地主階級，而另一部分人因為感到翻身無望而背井離鄉。在外部因素和內部需求的雙重作用下，烏克蘭農民開始大規模移民加拿大西部。據統計，1891—1914年，約有17萬名烏克蘭人移民到加拿大。

二、烏克蘭移民在加拿大遭受的歧視與排斥

（一）在經濟上遭遇的歧視

首先，對於烏克蘭早期移民的安家置業，加拿大移民部就存在很多歧視性政策。例如，從1896年到二戰前，烏克蘭新移民在加拿大的居住地是由移民部而非移民家庭本身決定的。由於政府不向烏克蘭農業移民提供任何財政援助或貸款，很多農業移民隻能到城市裡當臨時工謀生。其次，由於受教育程度低，他們得到的往往是高危險、高強度的重體力工作。1911年的一項數據表明，在溫尼伯的烏克蘭男性中，逾44%從事街道、人行道、下水道、鐵路的建設和維修﹔31%在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加拿大北部鐵路和大干線鐵路上工作﹔6.5%在馬尼托巴橋梁和鋼鐵等公司做合同工人。

（二）在法律上遭遇的排斥

在20世紀初期的加拿大，烏克蘭移民不僅在工作和生活上遭遇主流社會的歧視，在特殊時期，就連性命甚至都受到威脅。最典型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部分烏克蘭人來自與大英帝國交戰的奧匈帝國，烏克蘭移民的負面形象被強化。由於戰前加拿大經濟不景氣，許多第一批烏克蘭雇工已經被解雇，本已遭受失業的他們，在一戰期間還要被當做“敵僑”拘留。加拿大的武裝部隊拒絕想要應征入伍的烏克蘭人，認為他們不值得信賴。不僅如此，普通烏克蘭人的房屋、証券和其他財產都被加拿大政府以“敵僑資產監管法” 的名義被沒收。

除此之外，加拿大聯邦政府又在1917年提出了《戰時選舉法案》（War Times Elections Act），剝奪了所有1902年后入籍的“敵對國”移民的公民權利。在這樣嚴苛的條件下，幾乎所有入籍的烏克蘭人都失去了自身的政治權利。戰爭結束后，失業和勞資糾紛開始擴散，特別是1919年的“溫尼伯的大罷工”，進一步加劇了加拿大社會對烏克蘭人的偏見，使他們成為替罪羊。

三、烏克蘭移民對本民族文化的堅守

（一）對宗教信仰的堅持

作為少數族裔移民隊伍中重要的一支，烏克蘭移民不可避免地引起加拿大英裔的注意，成為其同化的主要對象。同化的內容首要的一項就是宗教。19世紀末的烏克蘭移民中，約三分之二信仰天主教，其余信仰東正教。在移民的宗教同化問題上，新教扮演了重要角色：長老會、衛理公會等都建立了特別傳教團，專門向新移民傳播新教教義和加拿大文化。然而，就像烏克蘭學者沙恩庫拉（M. Shykula）指出：“烏克蘭人懷著感恩的心情接受了這些幫助，但他們中真正成為衛理公會教徒的卻很少。所以，盡管長老會以及衛理公會都在努力使烏克蘭人改教，但大多數烏克蘭人仍然堅持了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

（二）對民族語言的保留

加拿大的烏克蘭移民不僅保留了原來的宗教信仰，還創辦了烏克蘭語報紙和期刊以傳播烏克蘭文化。在1914 年以前，最重要的烏克蘭語報紙都在溫尼伯出版。如，創辦於1903年的《加拿大農民》是一份為烏克蘭普通大眾服務的報紙﹔1911年創辦的《羅塞尼亞》為烏克蘭天主教教會發聲﹔1910年創辦的《烏克蘭之聲》（至今仍然發行）積極支持烏克蘭東正教教會的民族主義運動。

此外，一批烏克蘭知識分子還組織開辦了烏克蘭語言學校。例如，1905年在溫尼伯建立的羅塞尼亞培訓學校，烏克蘭移民稱之為“烏克蘭神學院”，其宗旨就是為了培訓在農村的烏克蘭定居點教學的雙語教師。1909年，薩斯喀徹溫裡賈納的外語社區也開辦了培訓烏克蘭語教師的學校。教育領域的另一個重要發展就是布爾沙（Bursa）的相繼建立。布爾沙是一種專門供外地學生學習烏克蘭語言文化以及生活的“宿舍之家”（dormitory home）。這些機構有效促進了烏克蘭語言和文化在加拿大的續存和發展。

四、結語

烏克蘭移民對自身文化的保留和堅守，體現了跨國移民共有的特征，即移民是“攜根者”而不是“失根者 ”。他們在努力融入東道國的同時，也依然保持著與祖籍國在文化和情感上的認同，時刻關注著祖籍國的社會發展並與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換言之，移民們在為東道國做出貢獻的同時，也在積極促進東道國和祖籍國之間的合作發展。加拿大的烏克蘭移民就發揮了這方面的作用。

（作者邊宏宇，女，西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近現代史，移民史﹔王強，男，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歷史與政治。本文摘編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