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華人社會有其獨特之處。近代以來柬埔寨政權變動頻繁，華人融入主流社會進行了多種探索和調適﹔20世紀70至90年代的戰亂后，華人通過結社完整呈現出一個海外華社從零開始的重建歷程﹔近十年來柬埔寨是中國新移民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為海外華社的發展變化增添新的個案。

戰后柬埔寨華人形成了唯一一個統一的社團——柬華理事總會，它是整個柬華社會變遷和華人融入當地的縮影。本文考察柬華理事會成立、發展與轉型這三個階段性的過程，兼顧靜態的結構和組織以及動態的過程與實踐，分析文化動力和經濟運作模式在不同變革階段發揮的整合作用。通過描述柬華社團的組織結構如何回應外部環境變遷的過程，並挖掘此過程中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變化，本文試圖拓展性地思考，海外華僑華人以社團組織為聯結的紐帶，整體性地融入更大的社會文化之中，社團組織的周期性演變，實則是融入的方式和性質發生了轉變，亦即華人社會與更大的社會文化之關系的變遷。

柬華社團的重建：分與合的交叉點

1990年，在中柬關系改善，柬埔寨恢復和平、開始轉向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11位華人代表在柬方支持下創立柬華理事會。他們都是小手工業者，經濟實力有限，對自己的公民和族群身份尚不確定。這種不確定性直接影響了首屆柬華理事會的組織架構、職能和定位。隻有會長和副會長兩個層級，沒有完備的組織體系﹔地域代表性也不完全﹔在成立初期只是作為政府認可的華人事務代理人﹔在華社的動員能力並不是最強的。與之相對是傳統的五大會館紛紛借助各自的跨國聯系恢復重建。血緣和地緣等的聯系，是華人在戰爭廢墟上能夠找到的最直接和有效的自我組織方式，所以戰后初期的柬華社會延續戰前的“五幫分治”傳統，恢復形成了一個個基於各種認同的亞群體。

柬華理事會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戰前柬華社會在民族主義啟蒙下形成的共同體意識，象征性地代表華社的“統一”，但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幫助其他組織“贖回”公產，也缺乏廣泛的動員能力發展文化教育，更核心的問題是，沒有創造出能夠將基於地域、方言、職業、血緣、宗教等傳統而組織的“山頭”籠罩起來的新的共同體意識。因此，此時的柬華社會繼承了“五幫分治”和“權力叢結”時代各個“山頭”並立的平行結構，不同群體基於宗親、地域等歷史聯系以及喪葬、信仰等現實需求各自結合。柬華理事會乃至此時的柬華社會處於“合”與“分”的交叉點上。

柬華社團的發展：從“會”到“總會”的整合

小手工業造就了柬華理事會第一代領導階層，隨著柬埔寨開放程度的加深，柬華社會的經濟模式和人員結構發生轉型。一些華人從事邊境貿易，成為戰后華社的第一批富商。戰時逃離柬埔寨、前往西方國家發展的一些華商也帶著資本和對柬埔寨的依戀回歸。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人、中國港澳台地區投資者和為數不多的大陸商人構成第一波新僑。這三者是20世紀90年代柬埔寨華人社會的主體。經濟模式和人員結構的變化使柬華理事會的領導階層隨之更替。從事邊境貿易的華人因其更雄厚的經濟實力被推選進入柬華理事會，他們上台后將上述的后兩者排除在領導層之外。

此時華人已成為柬埔寨國內的一個少數族群，各種亞群體的存在可能會沖淡族群的整體性和延續性，因此華社要找尋超越性的文化意識，實現華人社會的整合和統一。柬華理事會第二代領導層找到“文化”路徑，在地域、宗親、宗教信仰、行業等不同的認同之上營造一個能夠統領全柬華人的共同體意識。經過多年出資扶植，柬華理事會終於構建起全柬華文教育體系，各省份的華校建設與當地柬華理事會分會的設立互為表裡，使它從“有形無實”的中介轉變為有自身文化意識和“陣地”的實體，並以華校為支點之一整合並逐步統領全柬華人組織，實行所謂的“一元化”領導。文化的策略具有超越性和可塑性，慘痛的歷史記憶讓本地不同群體的華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他們作為一個整體的族群，如何在異族中重新定義和維系自身的族群身份。這種適應方式在當時的環境下，既符合柬埔寨戰后文化多元的政策，又能夠接續華人對祖籍國的歷史記憶，使柬華理事會實現了從“會”到“總會”的階段性整合與統一。

柬華社團的轉型：從“總會”到“聯盟”的拓展

近年來的新移民潮不僅改變了柬埔寨華社的人群構成，也使華商經濟模式發生轉型。房地產業的興起不僅使前期囤積大量土地的一批華人暴富，也改變了前一階段老僑和新僑之間單純的土地買賣和租賃關系，開始深度合作。

2017年，柬華理事總會的結構和組織進行了大幅度變革。調整領導層，廢除了對后兩波移民的排斥，新當選的領導層幾乎都涉足房地產和金融業，是目前華社中經濟實力最為雄厚的一批人。新領導層試圖採用“現代”的公司管理體制，解決“一元化”領導、義氣、人情等問題。調整入會方式和會員范圍，以吸納新僑入會。房地產和金融業使新領導層和新僑形成經濟利益共同體。柬華理事總會的辦會目的從單一的“弘揚文化”，特意增加了“發展經濟”這一條，以至於很多人認為它正在向“商會”轉化。與新僑的融合日益緊密的同時，治理風格上傳統與現代的分化、曾經創造出共同體意識的華文教育的危機與革新等，使柬華理事總會內部出現從“總會”到“聯盟”的趨勢。在最新一代柬華理事總會領導層看來，始終不能納入柬國國民教育體系的華文教育，似乎表明華人若僅憑借自身的文化或者隻專注於創造自身的文化，將在當地社會中處於邊緣位置，經濟實力才是體現本族群價值之處。

結語：不斷“生成”的融入之道

在外部政經體制、國際關系以及內部人口、經濟模式等的變動中，柬埔寨華人社團通過領導階層、會籍身份、職能、定位等結構與組織的變革來回應前者。結構和組織的改革，實則是形塑它們的共同體意識形態在變化，即在應對外部變遷的轉型過程中對“華性”的不同詮釋與實踐。

華僑華人研究學界通常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雙重國籍問題的解決，華僑加入所在國國籍，海外華社完成了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轉變。然而，華人在行動和心態上融入當地社會是一個復雜的動態過程。外部環境的變遷永無止境，那麼華人探尋相適之道的努力亦不會停止，因而，這是一個不斷在“生成”（generate）的互動過程。

（作者羅楊，女，中國華僑華人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社會人類學理論與方法、東南亞區域與華僑華人、華南僑鄉等。本文摘編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