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992年王姐與李姐在福建省建甌縣勞動服務公司以勞務輸出形式辦理手續前往俄羅斯，從事商販生意，歷經艱辛站穩腳跟后，隨即幫助家鄉親朋好友，闖蕩莫斯科，開啟了延續至今的以女性為核心的移民潮。

建甌移民為何來到莫斯科從商？女性為何成為這一群體的關鍵成員？這些經歷對她們產生了什麼影響？本文從混合嵌入理論入手，考察移民、經商、移入地、移出地四者的關聯，通過追溯莫斯科的建甌女商人群體的發展歷程，分析跨國經商如何推動女性的主體性成長。

二、機會結構：跨國經商群體的崛起

建甌移民因追逐商機來到莫斯科。根據混合嵌入理論，中俄兩國的發展、莫斯科的地方性機會結構及建甌女性的個體和群體資源三者互動，共同造就了建甌人闖蕩莫斯科的機遇。

中俄兩國的經濟塑造了莫斯科絕佳的市場機會結構。20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物資奇缺，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崛起成為世界工廠，生產了豐富的生活消費品。建甌移民抓住此商機，從北京到莫斯科鐵路沿線的穿梭貿易和莫斯科練攤、批發銷售，發展到國內工廠代銷、直銷，再到自己在國內辦廠生產，同時在莫斯科辦公司銷售，企業經營一條龍。建甌商人建構跨國商業網絡，成功將自身的街攤小販身份轉型為跨國企業家。

三、連鎖移民：女性先行

莫斯科建甌跨國經商群體由女性開啟並推動拓展，至今女性成員依然佔68%，並且是活躍核心成員。

（一）女性先行與女性友誼

研究認為女性傾向於利用非正式關系網絡，特別是女性關系來拓展自己的事業。建甌移民群體即是如此。從移民先行者開始，建甌女性移民將親朋好友一個個“帶了出去”。從家庭層面來看，任何一個小家的第一個出國者一定是女性，再由女性把男性家人帶出去，女性成為家庭移民的先行者。

遷移的啟動者作為移民潮的推動力量，她們的性別決定了跟隨者的性別，因為中國傳統的女性交友文化和行為准則決定“女的隻能帶女的”。同時這也是對俄羅斯社會性別文化的現實應對。因為治安混亂，且男性受到的威脅更大，而女性受到更多尊重。因此，家庭中女性先行且必須有女性成員。

（二）女性品德

建甌跨國女商人出國時絕大部分已婚，先行者中更是以中年已婚女性為主。這符合中國傳統性別定位和莫斯科市場機會結構的共同要求。移民初期，莫斯科管理部門的嚴厲和治安的混亂，造成當地特別艱難的經商環境。對移民商販而言，能不能吃苦顯得非常關鍵。而對中國傳統的已婚中年女性而言，吃苦耐勞是德的基本標准。治安逐漸好轉之后，生意上競爭更為激烈，女性對服裝市場的理解，得到家人更多的重視。

簡而言之，女性的親友網絡、中年已婚女性吃苦耐勞的品質、對服裝市場的經營能力等女性個人的能力和資源，推動了建甌女性跨國經商群體迅速發展。

四、主體性成長：從個體到群體再到公共領域

跨國經商不僅僅影響女性的經濟收入，跨國遷移本身在空間上的置換與拓展，為性別意識和性別認同提供了不同的時空語境，推動了女性的主體性萌芽，並沿著個體性—群體性—公共性的進路成長。

（一）個體主體性成長

對建甌移民女性而言，個體主體性的成長在跨國經商生涯中貫穿始終。她們通過友情和親情網絡走出國門到俄羅斯經商，朋友網絡至關重要。女性自主建構友誼和人情網絡，是主體性成長的最初體現和基石。通過跨國經商，建甌女性成為養家者，對家庭事務安排有決策權，並以個體的名義決定自身的發展和家庭投資。許多人借用閩北赴莫斯科僑商聯合會、莫斯科閩北華商總會等社團搭建的平台，進行“二次再創業”。且創業空間不斷拓展，不再局限於家鄉與莫斯科的兩點一線。通過跨國經商，她們從出國前的農民、下崗工人和小個體戶，成功蛻變為女企業家。

（二）群體主體性成長

建甌女性跨國經商，從最初的互助姐妹群體發展到組建社團。組成互助姐妹小群體是獲得群體主體性的第一步。隨后提議組建並積極參與莫斯科閩北華商總會，在家鄉組建女企業家協會和行業協會，同時成立閩北赴莫斯科僑商聯合會，抱團發展。商會首先將碎片化的移民個體進行有效整合，進而承接來自家鄉政府、社會等外部輸入的資源，助力會員的商業發展。女性移民從而超越個體與姐妹網絡，走出家庭進入社群，走出私領域進入公領域，群體主體性得到發展。

（三）公共主體性成長

主體性成長的支柱是公共領域淬煉出來的公共精神，它意味著走出自我、他我和小群體范疇，拓展到公共領域。會員借助商會平台，拓展自身與社會和國家的聯系。這些平台成為建甌移民女性從私領域走向公領域的“換乘站”，重新定義自身與社會的關系。

商會建立后積極引導會員們在莫斯科參與各種公益活動，更為重要的是拓展自身與家鄉社會的聯系。將會員引入家鄉的公共領域，參與家鄉各項公益慈善事業。為會員提供參與公共生活的渠道，為國參政議政。

她們希望用自己的跨國實踐為家鄉架起一座連接“閩北一福建一中國一世界”的親情橋、愛心橋、友誼橋和商貿橋。同時，也在自身與更為廣闊的世界之間搭起了聯通的橋梁，在更宏觀的框架中定位自己。

（四）認同與主體性成長

建甌女商人群體的性別主體性成長，以族裔認同和扎根移出地社會為依托。作為個體，她們經歷了艱辛移民實踐的磨煉，作為群體，她們在出國潮發展中做出了特殊貢獻，受到家鄉的尊重與推崇，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推動家鄉公共事業發展和參政議政的公共領域，完成從個體家庭到群體再到社會的角色轉變。

五、結語

弱勢理論以移入地認同為基礎，揭示女性移民從商的被動性、邊緣性地位及主體性的缺失，對本研究群體顯然缺少解釋力。本文從混合嵌入理論入手，指出建甌女性跨國經商是主動的理性選擇。通過抓住莫斯科市場機會結構形塑而成的商機，利用自身女性親友網絡，發揚吃苦耐勞的傳統品德，建甌跨國女商人主導建構了建甌到莫斯科再到中亞東歐之間的跨國經商網絡。她們通過跨國經商，提升了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實現從個體主體性到群體和公共主體性的跨越。跨國空間作為一個“換乘站”，助力女性自我認同的轉換，推動主體性成長。

（作者呂雲芳，女，廈門大學外文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跨國移民、跨文化研究﹔俞雲平，女，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跨國移民、僑鄉研究。本文摘編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