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這場百年不遇的全球流行病造成的人員感染、經濟減損、社會壓力、輿論恐慌都是空前的。海外華人跨境生活在祖（籍）國和住在國兩個社會，既雙重融入和參與兩個社會的發展，也可能在兩個社會遭遇雙重的隔膜和誤解，此次疫情更是凸顯了海外華人遭受到的雙重歧視與排斥。本文基於爬虫（python）編程技術抓取中國互聯網媒體平台的大量數據，對疫情防控期間海外華人媒介形象進行學理分析，描述疫情防控期間中國社交媒體中海外華人的多元形象，分析海外華人遭遇的負面認知及原因，並探討海外華人負面形象的修復機制。
一、海外華人媒介形象的多元類型
疫情防控期間，各社交媒體平台圍繞海外華人生成各類信息，經由交互傳播后形成若干輿情焦點，這些熱點事件多維度展示了海外華人的社交媒體形象。
由於微博數據量最大，而且微博往往是熱點事件發布較早、討論較多的平台，為減省重復檢索工作，本部分僅從微博 2020 年 1 月 1 日—5 月 6 日涉及海外華人的 425,706 條數據（包括發帖和回帖）中篩選熱點事件。經過計算機篩選、人工二次篩選和相同話題合並，筆者挑選出 130 個與海外華人相關的熱點事件。其中，疫情防控期間海外華人的媒介形象大致可分為以下 9 種：幫助祖（籍）國抗疫的“援助者”形象、返回祖（籍）國的“避難者”形象、不遵守祖（籍）國防疫規定的“不配合者”形象、遵守祖（籍）國防疫規定的“配合者”形象、獲得祖（籍）國幫助的“被援助者”形象、在住在國遭遇污名的“被歧視者”形象、參與住在國抗疫的“自助者”形象、幫助住在國抗疫的“援助者”形象、在住在國得到理解的“被支持者”形象。
整體而言，中國社交媒體中的海外華人呈現出“雙重”媒介形象。由於海外華人與祖（籍）國和住在國具有雙重關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海外華人呈現在祖（籍）國和住在國“雙重”的抗疫防疫形象。一方面，海外華人是“雙重”的援助者：1 月— 2 月，當國內疫情暴發且抗疫物資供應不足時，海外華人對祖（籍）國進行了大量物資援助﹔2 月底 3 月初國外疫情暴發，海外華人又以人力物力財力多形式援助住在國。另一方面，海外華人也是“雙重”的被援助者：在遭遇困境時，他們得到了祖（籍）國的大力支持，同時獲得了住在國友好人士的認同和理解。同時，也要看到，疫情防控期間，海外華人遭遇了住在國和祖（籍）國部分輿論的“雙重”的質疑，甚至在特定時刻上升為“雙重”歧視。本文重點分析國內輿論對海外華人負面形象的建構。
二、海外華人負面媒介形象的生成與修復
（一）負面形象的生成及原因
從媒介形象熱度排序來看，不遵守祖（籍）國防疫規定的“不配合者”形象總熱度達到161,125，排名第一。結合疫情防控期間海外華人熱點事件來看，熱度排名前 20 的事件中有 7 個事件和“不配合者”形象相關，“澳籍華人女子返京拒隔離外出跑步”更是以 77,499 條信息排在所有事件的熱度首位。可見，海外華人的負面媒介形象影響頗深。其原因包括以下三方面：社會行為因素、社會情緒因素、媒介傳播因素。
（二）負面形象的褪去過程
2020 年 3 月份，海外華人“不配合者”的負面形象激增，佔據第 1 位﹔到 4 月份，“不配合者”形象從第 1 位降至第 3 位，熱度值從 149,558 條降到 11,567 條。雖然其他各類形象熱度都在下降，但“不配合者”熱度降幅達到 92.27%，比“避難者”熱度降幅（84.46%）和“自助者”熱度降幅（72.81%）都大。整體而言，“不配合者”這一形象的熱度在 3 月— 4 月總體呈下降趨勢。
（三）負面形象的修復機制
1.政府的“穩定器”機制。減少疫情防控期間的輿論負能量，歸根結底是要控制現實中的疫情，政府需發揮“穩定器”作用，做到“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如此才能消除國內民眾和海外華人雙方的緊張焦慮情緒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立。中國多省市詳細規定了入境人員如何上報健康情況及隔離進行醫學觀察。另一方面，政府針對海外華人的焦慮情緒也作出若干回應。各駐外大使以多種形式對海外華人進行了解惑釋疑，努力解決他們在當地出現的健康異常狀況以及簽証問題，並發放了防疫“健康包”。同時，民航局視情況啟動針對海外華人的重大航空運輸保障機制。各省市僑聯除了向海外捐贈各種防護物資，外還通過微信群等方式與海外華人建立緊密聯系機制，開發互聯網線上問診平台。
2.主流媒體的“把關人”機制。首先，主流媒體可以在辟謠方面發揮把關作用。疫情防控期間，涉及海外華人的謠言澄清信息往往由省級主流媒體或全國主流媒體在微博、微信公眾號發出。其次，主流媒體可以在“框架設置”方面發揮把關作用。主流媒體的“把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網絡標題黨和謠言的橫行，防止了極端報道繼續挑起矛盾撕裂社會。主流媒體的文章重塑了海外華人的敘事框架，后續自媒體在報道海外華人時，基本採取了“不配合者是少數+多數是配合者和助力抗疫者”的敘述評論框架，語言風格也相對平和理性。
3.受眾的“自淨化”機制。首先，海外華人通過網絡日志展現自我形象。一些海外華人通過文字BLOG或影像VLOG形式詳細記錄了自己疫情防控期間的生活，大致可分為兩類：回國記錄和留守記錄。這些網絡日志一方面為海外華人受眾起到了“攻略”的作用，詳細列舉了留守或回國的注意事項，說明了無論留守或回國都不用恐慌。另一方面，也向廣大受眾描述了回國的海外華人和防疫人員依規辦事、相互配合的常態，消除了民眾對於回國人士的偏見，也消除了很多海外華人對於國內防疫的誤解。其次，受眾通過開放性話題進行協商討論。除了網絡日志的單向呈現外，微博、知乎等平台還有各種開放性話題的討論，海外華人和廣大國內網民參與其中。很多網民都能不被極端情緒牽扯，心平氣和地討論問題，設身處地替海外華人著想。積極參與公共話題討論，道理能越辯越明，而非理性信息和不實信息在網絡的存活空間則會越來越小。
三、結論
在新媒體尤其是自媒體風行的時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中國社交媒體中的海外華人媒介形象呈現多元類型，既有在祖（籍）國和住在國“雙重”的抗疫防疫形象，也有在祖（籍）國和住在國“雙重”的被質疑者乃至被歧視者形象。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3月中下旬，海外華人在中國曾遭遇嚴重的負面形象危機，但很快通過政府“穩定器”、主流媒體“把關人”、受眾“自淨化”等機制實現形象修復。其啟示之一是媒介形象修復依賴於“現實社會—媒介—受眾”三重因素共同發揮作用﹔啟示之二是開放的網絡環境，雖然會生成大量夸大信息和不實信息，但同時，包括海外華人在內的受眾，可以通過主動發聲以及辯論討論，消除誤會，彌合分歧，激活理性健康的正能量。此次疫情，對於海外華人的網絡媒介形象構建，有“危”，更有“機”。
（作者耿羽，男，福建福州人，社會學博士，福建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農村社會學與華人華僑文化研究。本文摘編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