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僑是指回國定居的華僑，和華僑華人一樣是中國獨特的寶貴資源。新中國成立后，較早的歸僑可追溯到20世紀50-60年代。當時，歸國人數最多的是東南亞華僑。其中，又以從印度尼西亞歸來的居多，約有13.6萬人。回國后，他們在不同於僑居國的社會環境中開啟與其他群體的互動，並逐漸在中國社會語境中完成“歸僑”這一身份“邊界”的建構。

“邊界”是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經典議題之一。人類學家巴特認為“邊界”是人們在社會互動過程中被“制造”出來的。他既強調個體在結構中的能動性，又關注互動過程中社會的獨特性。遷移正是一個典型的不斷遭遇“他者”並與之頻繁互動的過程，身份的“邊界”也會隨之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切換。

改革開放后，不少歸僑因為探親訪友等都有往返東南亞的經歷，他們會不斷遭遇自我與他者的辨別和分類，並在更為繁雜的情景中重塑自身的認同。本文以對印尼歸僑群體的調查資料為基礎，視歸僑為貫穿“過去”與“當下”的社會行動者，將歸僑的身份放入不同的時空維度比較，引入“邊界”作為理論分析視角，在歷史脈絡中分析歸僑群體身份“邊界”的形成、流變和意義。

一、在僑居國：以“祖籍國”為核心的身份“邊界”建構

本文所關注的印尼歸僑，其祖輩、父輩於清朝末年至20世紀20、30年代由廣東、福建等沿海一帶到東南亞國家“討生活”，輾轉在印尼定居。他們對印尼生活的表述中提及最多的是作為中國人的身份，充滿了對“國家（祖籍國）的想象”。

（一）家庭、社群：“邊界”的生成

一般而言，個體初期的語言、生活習慣、認知能力是在家庭中產生的。“我群意識”的萌芽也不例外。雖然歸僑在印尼生活的經歷各不相同，但都強調來自家庭持續不斷的影響力，表現在語言、教育、習俗、婚姻等方面。這種影響力對於“我群意識”和認同經驗的生成有著重要的形塑作用。反之，“我群意識”的形成在個體的生活事件和人際互動中樹立了邊界，從而在個體社會化的過程中得以確立。

（二）外部塑造：“邊界”的強化

作為個體，不可避免在國家的框架下活動。國家的相關政策和權力指向一定程度上造就或強化了個體對於群體意識的認知與選擇。由於印尼政府以前長期排斥華人參政、參軍，並劃下了有形無形的苛刻邊界。所以，在印尼從商的華僑佔大多數。當然，殖民歷史對印尼華僑身份“邊界”的強化作用不可忽視。這一時期，華僑在僑居國的排斥與包含中形成了明晰的群體邊界，產生了對祖籍國強烈的認同。此外，還有大眾媒體（包括雜志、廣播）等因素的影響。

二、改革開放后印尼歸僑身份“邊界”的重構

在印尼，特定時空下華僑與當地人互動所生成的“邊界”更多是建立在中國人身份及對祖籍國想象的基礎上。回國后，由於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僑務政策的調整，歸僑與海外的聯系經歷了曲折。改革開放后，隨著僑務政策的落實，華僑、歸僑、僑眷的權利得到尊重和保護，中國公民出國渠道拓寬，手續簡便、制度完善。不少歸僑重返印尼探親訪友，他們與不同群體的互動更為頻繁。在不斷遭遇他者的過程中，印尼歸僑在自我和他者的“意會”中給自己貼上了“印尼”標簽。標簽背后喚起的是對過去生活的記憶與懷想，是對曾經“家”的親密關系的重構。

（一） 語言、飲食和舞蹈：公共空間“邊界”的重構

公共空間中，飲食和舞蹈是展現身份“邊界”最醒目和重要的渠道。從歸僑的視角觀之，如果說舞蹈作為感官上的刺激是對印尼歸僑身份“邊界”的呈現，那麼飲食則是兼具視覺、味覺、觸覺的多重元素喚起了歸僑兒時、青少年期在印尼生活的記憶。就過去而言，這份記憶是對曾經家庭生活的想象﹔就當下而言，語言、舞蹈和飲食是對歸僑身份的表征和認同，以此說明自己身份的正當性及同其他群體的區別。

（二） 社交媒體：私人生活“邊界”的重構

現代通訊方式尤其是QQ、微信等社交網絡為“邊界”的制造、維系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一方面，通訊發展、現代交通方式為“僑”的跨國網絡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另一方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社交網絡促使私人生活的表述“公眾化”，其“邊界”的制造更為靈活和變動不居。具體而言，歸僑通過QQ、微信等找到當年有著共同回國經歷的群體，在軟件平台上展示自己曾經的生活，所屬“邊界”的流變在互動中產生了“生成性的觀點”。同時，自媒體的發展促使私人領域“邊界”的表述更為靈活，將有著印尼生活經歷的不同社群加以分類。事實上，這種分類實踐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在不同的社會互動中不斷生成新的“邊界”。

三、結語

上述分析試圖說明身份“邊界”是流動的，不同時空下“邊界”生成的維度並不一致，體現了移民關於身份的界定和選擇過程，映射的是不同身份“邊界”所承載的資源與意義各異。雖然印尼歸僑曾是移民，但在現代民族國家的框架下，在僑居國和祖籍國的身份“邊界”不同。在僑居國，他們被劃定為“外國人”，面臨的是來自身份認同所形成的挑戰。對身在異國他鄉的個體而言，通過自我選擇和外部因素塑造，“中國人”這一具有真實性或象征性的身份“邊界”將處於僑居國各地的移民凝聚為同一可辨識的社群。

當東南亞華僑於20世紀50-70年代回到祖籍國，部分歸僑在國家政策安排和個人選擇基礎上到了非祖籍地的移居地。伴隨著從僑居國到祖籍國的流動軌跡，東南亞中國移民身份從華僑轉變為歸僑。“歸”聯結著彼此之間最深層次的歸屬和認同。盡管改革開放后大部分歸僑都有往返印尼的經歷，但他們身份“邊界”的表述發生了轉向。這一轉向是解決了根本的身份問題后，他們在不同情境實踐中與各類社群互動所形成的。

值得強調的是，歸僑對於曾經生活過的僑居國“家”的情感，並非認同僑居國。由於這段特殊的僑居國經歷所帶來不一樣的體驗、關系、資源而形成的“歸僑”身份，在國家政策、大眾媒體、不同群體的互動中凸顯出來。一方面，國家對僑的重視及僑務政策的落實為歸僑僑眷身份表達提供了“正當性”﹔另一方面，印尼作為歸僑曾經的記憶，更多的是一種“文化情感”。這種“情感”促使歸僑與印尼有關的社群在互動中生成了流動的“邊界”，不同語境下形成不一樣的分類實踐。與之伴隨的是，“印尼標簽”逐漸成為一種記憶情感，在下一代的觀念中淡化。這也顯示了不同時期不同生境下“僑”所帶來“邊界”的流動和認同的變化。

（作者徐敏，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雲南省社會主義學院副教授。本文摘編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