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交政治語境下的華工歷史論述
（一）中國在華工招募過程中主體地位的形塑
英、法兩國來華招工始於1916年。此時中國尚處“中立國”地位時期，作戰一方在華進行大規模的招工難免不帶有某種外交敏感性。故此，北京政府對待招工表現殊為謹慎。就法國招工而言，時任北京政府稅務處督辦的梁士詒與法國官方代表密商，由前者成立招工公司——惠民公司——為后者代招工人，北京政府表面上所扮演的角色不過是批准他們之間的合同。
到大戰結束前后，為增加外交籌碼，爭取協約國支持，尤其是當北京政府遭遇協約國對華提出的“參戰不力”的指責之際，中國方面開始主動嘗試建構其在華工招募過程中主體地位的論述。這些論述的建構形式大致分為以下兩個層面。其一是北京政府開始建構其在招募華工過程中的主體地位，該層面的論述主要立足於北京政府當初默許（未禁止）英、法在華招工這一點。其二是中方招工代理公司——惠民公司——試圖建構其在招募華工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它不僅試圖建構其與北京政府的關系，還強調公司自身的國家身份，間接重建了中方在招募過程中的主體地位。這些論述在一定程度上重構了中方包括政府與民間組織在招工過程中的主體地位，為日后華工史的敘述提供了多重可能。
(二)華工之參戰角色的形塑
1917年8月，中國政府對德奧宣戰之后，赴法華工的身份客觀上發生轉變。他們不再僅是附屬於招募國家的契約性質的勞力，而是變成中國派往協約國的“參戰代表”。到大戰結束，中國獲得戰勝國身份后，華工更被認為是國家的“功臣”。華工參戰角色的論述也由此產生。有關華工參戰角色的建構主要著眼於兩個層面，即華工的應募動機及他們對國家的貢獻。
就華工的應募動機而言，大多數華工選擇出國是為了自身和家庭的生計，但在中國參戰以后，華工不僅被認為，且自認為是中國的參戰代表，在表述上，華工的應募動機被上升到了國家層面。圍繞華工對國家所作貢獻而建構的論述主要涉及華工為中國所盡“參戰義務”。在中國舉國慶祝協約國勝利的氛圍之下，華工對國家和世界所作貢獻也為社會輿論所肯定。
然而，在1919年召開的巴黎和會上，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實則遭遇到了“戰敗國”的待遇，當人們從戰勝的喜悅中清醒過來，華工所作貢獻也就不再為社會輿論所熱捧。正如魯迅所講：“我們那時的所以入戰勝之林者，因為曾經送去過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夸工人在歐戰的勞績。現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戰勝也忘卻了，而且實際上是戰敗了。”
二、社會革命語境下的華工歷史論述
（一） 反軍閥語境下的北京政府暗賣華工說
“一戰華工”當中不乏致力於反對北洋軍閥勢力的革命人士，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吳世英。1921年7月，孫中山在廣州政府召見吳世英（吳三民），撥助其千元經費，並“面受方略”，在上海成立駐滬參戰華工會。駐滬參戰華工會在1922年孫中山下令通緝梁士詒后，在報刊登文“痛罵”梁士詒的招工行為實為“暗賣”華工，並對之表示“深切痛恨”。另外，當駐滬參戰華工會聽聞華工某代表向北京政府僑工局請援之后，更是予以強烈反對。駐滬參戰華工會雖然反軍閥立場堅定，但並不存在反帝的取向。
（二） 反帝語境下的帝國主義壓迫、背叛華工說
1925年5月，上海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並由此掀起了反對英、日帝國主義的運動。這時，《晨報副刊》連載了一篇名為《巴黎和會中之華工》的文章。該文特意描寫了華工的愛國舉動以及英國和日本對華工的虐待與鎮壓，實際隱喻的是日本伙同英國制造的五卅慘案，以此號召工友再次團結起來，進行反帝愛國的運動。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中國政府隨即以日本違背1922年華盛頓會議簽訂的《九國公約》等項國際公約，向國聯提出控告。在此背景之下，“一戰華工”又一次被提起。該次有關華工的論述主要圍繞華工與《九國公約》的關系展開。
（三） 反帝反軍閥語境下對華工命運、境遇悲劇性的揭露
反帝反軍閥話語下的華工論述主要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老華工白寶純在1965年出版的家史便是最好的例証。在這種語境體系之下，“華工招募”被認為是帝國主義與北洋軍閥兩個反動階級合謀販賣勞動人民的行為。這類論述對帝國主義罪惡形象的刻畫尤為深刻。應該說，在華工的組織管理方面，英、法兩國政府以及中國北京政府都存在嚴重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從社會分層方面進行解釋和揭露，有一定的道理，但完全以階級對立視之，也不免過於簡單。
三、當代改革開放語境下的華工歷史論述
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之后，革命話語在社會話語體系當中的一元性地位逐漸瓦解，中國重新融入世界，對西方文明與資本主義價值有了全面、深入的認知。經歷這樣一個轉變，有關華工歷史的正面論述也就沒有理由不被接納——只是存在在何種意義上、何種程度上被接納的問題。華工歷史所呈現的中國現代化、國際化的元素，尤其是它所創造出的東西方文明直面接觸的機會，和改革開放的現實可以直接對接，華工歷史由此展示了更加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直接的現實意義。
對一戰華工歷史意義的重新發現，應該說是由西方官員、學者及華人華僑首先敏感地意識到的。法國僑界自20世紀80年代就發起一戰華工紀念活動。法國總統馬克龍稱一戰華工是法國“危難時刻的兄弟”。舉凡這些紀念與講話，主旨都在追認華工為西方國家做出的歷史貢獻。毫無疑問，西方國家領導人的表態得到了中國官方的積極回應和肯定。
西方學者對一戰華工歷史的關注更早一些，如尼古拉斯（Nicholas John Griffin）的《1916-1920年英國軍隊對中國勞工的使用——所謂“原裝進口”的范圍和問題》、格雷戈裡（Gregory James）的《一戰華工（1916-1920）》。中國學者從事一戰華工研究的主要是在海外，如台灣學者陳三井的《華工與歐戰》，香港大學徐國琦的《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線華工的故事》、《一戰中的華工》。比較來看，西方學者側重從西方的歷史脈絡講述一戰華工歷史，而陳三井教授與徐國琦教授則側重以中國為中心探討這段歷史，特別是關注中國在華工招募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華工對中國的貢獻。2009年，中央電視台制作並播放一部華工紀錄片——《華工軍團》，主題即參照徐教授的相關論述。
綜觀80年代之后，改革開放語境之下中國學者有關一戰華工的論述，似乎全面接續了北洋時期外交政治語境之下的華工歷史論述。但是，社會革命語境之下的華工歷史論述或與之類似的論述並沒有銷聲匿跡，其微弱聲音還是從海外發出來的﹔兩種論述之間的沖突顯而易見。外交政治語境下的華工論述自身就帶有與生俱來的矛盾，這種矛盾源自華工的客觀貢獻與主觀意圖並不盡能統一﹔政府在華工招募及歸國安置的過程中有所缺位或失位，如果強調政府在“供給”華工參戰方面具有遠見卓識與華工對於國家的貢獻，何以政府在華工招募過程中置身事外，在華工歸國之后不予妥善安置？社會革命語境下的華工論述側重華工個體的主體性的表達，無疑又使以上矛盾進一步擴大。
四、結語
一戰華工是探討歷史上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系的重要題材，在中國當代語境之下，該題材的現實意義愈顯突出。加之受上述海外相關紀念與研究的影響，一戰華工在國內逐漸受到重視。新語境下中國重建一戰華工論述面對的困境仍然是隱含在兩類論述——外交政治與社會革命——之間的內在張力。而要直面這種張力，還是應把握其形成的歷史淵源，即歷史上兩類論述建構的過程與存在的問題，設法平衡華工的客觀貢獻與主觀意圖、個體境遇之間的矛盾，這是大陸當前建構一戰華工新論述應該注意的問題。
（作者張岩，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講師。本文摘編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