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我到南非聯邦，僑居那裡二十多年。擔任過約翰內斯堡華僑學校和伊利莎伯港僑校的教師。與當地華僑團體有所接觸。茲就回憶所及，寫成資料，藉供參考。

一

南非聯邦（今已成立共和國）當時共分四省。即：杜蘭斯畦省、開省、那旦省、和桔河自由邦。南非位於南溫帶，氣候溫和，礦產尤其豐富，如約翰內斯堡的黃金，金伯利的金鋼鑽，均佔世界產量第一。非洲本來隻有黑人和霍屯督人、布須曼人才是真正的土著。現在之所謂“公民”者，即當地人稱為波亞（Boer白種）人的歐洲人，是后來移居南非的。歐洲人到南非約在十五世紀末。葡萄牙人第亞士（Diar)第一次由好望角到東印度時，曾在非洲停留過。並曾以好望角作轉運站，以貨易貨的方式收購當地人的肉菜。一六五二年初，荷蘭殖民主義者在好望角經營開墾。至於英國殖民主義者則是一八六〇年才入侵的。

英國殖民者入侵以后，需要較多的勞動力作為他們“開發”的工具，於是以各種手段欺騙華工到南非去。其中以廣東省的廣府和客家人為最多。他們是從南洋，或東非的毛裡求斯、印度的加爾各答等地轉來南非的。客家華僑中流行一句話：“有錢轉（回去)唐山，無錢番（外洋)過番。”意思是說，在外洋發了財，才好回祖國，否則就隻好由這個僑居地輾轉到別的僑居地去謀生了。事實上華僑到哪一個殖民地，都受到殖民者的壓迫和剝削。盡管如此，不少生計艱難的華僑，也還是懷著一線希望，輾轉“過埠”。這些客家人（大多是廣東梅縣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由南洋各地來到南非。他們住下以后，經過五同關系的援引，人數逐漸增加。到一九四六年我離開南非時，在南非聯邦境內的華僑約有三千多人，若連南非羅得西亞，及毗鄰的葡屬東非華僑則約有一萬人。華僑人數最多的是約翰內斯堡，其次則為伊利莎伯港（華僑稱為玻埠，以下均用玻埠名）。至若好望角、東倫敦、德班、金伯利等地都有華僑百數十人不等。

華僑在南非經營糧食雜貨業為多，隻有極少數營洗衣業或作菜農。在南非作產業工人或礦工的，根本沒有。其原因是：一九〇〇年前后，南非金礦的開採已日益增多。在約翰內斯堡經營金礦開採的英國老板認為中國人聰明、耐勞，兼之勞動力最便宜，因此通過英國政府到遠東大量招引華工。原擬招足十萬人，但是第一批五萬多人到南非后，即遭到種族歧視很深的白種人的強烈反對，使英國礦主不得不在“合同”（實則賣身契約）未滿的情況下，將華工運送回國，一個也不留。而經營其他行業的華僑，則受營業執照的限制，一經領有雜貨“執照”即不能轉換別業，甚至華僑經營的某些商店，需要開設分號或支店的，也從不允准，因此在南非的華僑不是破產轉移別地，就是固定經營某種行業，父子相傳。

二

舊中國積弱已久，駐外領事等同虛設。華僑為維護本身利益、聯絡感情、互相幫助，會館一類的組織，在僑居地就成為華僑重要的活動中心。

旅居南非華僑人數最多的約翰內斯堡，華僑的團體也比較多。擁有會員最多的是聯衛會（全稱杜省華僑聯衛會），其次是維益社，再次是致公堂。經費則多靠“抽水”維持。具體辦法是，在假日或節日，其會員或社員多以玩麻將牌作消遣，這些機構則從中“抽水”。“抽水”的收入，每年多達一兩萬鎊。舉凡學校經費之撥給、公益事業之補助等，都是從這裡開支。

玻埠華僑團體成員較多的，是中華會館和梅縣僑商公會。梅縣僑商公會的成員，並不限於居住在玻埠的梅縣籍華僑，幾乎旅居南非各埠所有的梅縣人，都加入這個公會。因為旅居玻埠的梅縣人最多，所以梅縣僑商公會設在該地。

其他如東倫敦、開普敦、德班等埠的華僑人數不多，隻有一個中華會館的組織。唯獨金伯利的華僑，除有中華會館的組織外，還有梅縣籍華僑組成的嘉應會館，廣府人組成的南（海）、順（德）同鄉會。

這些團體、機構也都辦過一些慈善事業，如聯衛會、維益社曾為一些年老貧苦的僑胞，出錢買船票回國，免致客死異鄉。遇有貧困死亡，無以為葬者，也為之殮葬立碑。聯衛會和維益社擁有較多會員，經濟力量較雄厚，除自建有堂皇之會所外，在國內之廣州還置有會所，作為會員回國后的聯絡地點。玻埠的梅縣僑商公會在梅縣城也有自建的會所。

每逢節日或有喜慶之事，華僑多群集會館舉行。但南非距離祖國遙遠，中國傳統的節日，多已忘卻﹔連最悠久的春節也沒有了，華僑隻過陽歷新年。在新年裡，也還會弄點祖國民間習慣所有的年糕、煎堆之類的食品。見面時也互相道賀，說著傳統的吉利話。燒香點燭拜神的事則絕無僅有，偶爾一二老年僑婦間或行之而已。

華僑會館舉辦的事業，受益人數最多的則屬創辦學校。在南非的僑校，其創辦及發展與會館的幫助是分不開的。學校的經常費用固然是由會館撥出，就連僑校校長使用的小汽車，也都是由會館通過學務委員會給予購置。可見，會館與僑校的關系相當密切。

最初，華僑在南非沒有自己的學校，因種族歧視，華僑子弟不能入白人學校讀書。華僑中有些熱心人士，就倡導自辦學校。一方面想借學校傳授祖國的文化知識，另一方面也想通過學校學英語，以適應環境和作為謀生手段。

一九二〇年在玻埠的梅縣人朱玉階、鐘傳元、葉浩如、黃兆風、張藻華等熱心倡導下成立了一間小學，以當地梅縣僑商公會會所為校址。倡導人均為學校的董事，鐘傳元被推為董事長。

華僑為什麼在一九二〇年才開辦小學?其原因是，首先到南非的華僑，大多數是由南洋、印度、以及毛裡求斯等地轉徙去的，這些華僑都是隻身行役，不敢貿然攜眷。稍后從國內去南非的，亦因航程萬裡，隻好單身遠渡。在當地定居較久、生活基礎比較穩定之后，才開始有人接引家屬前來，這時已是清末民初時候了。

小學創辦時，教師（實際執行校長職務）是由國內應聘來的。例如玻埠華僑小學教師葉夢秋，就是北京大學的學生。教師除教學外，還要兼理華僑喜慶及節日的對聯，治喪吊唁的挽聯，以及代筆作書等等，頗為華僑所敬重。

在玻埠華僑學校開辦后的第五年，約翰內斯堡的華僑也辦了一間小學，后來發展成為完全中學，我就在這個學校教書。

上述兩間小學，都是在一九三八年才發展成為中學的。抗日戰爭爆發之前，當地小學畢業的僑生，在家長落葉歸根，眷念祖國的思想指導下，多被送回國內就讀﹔抗日戰爭爆發之后，因戰事影響，回國極為不便，不能不另作打算，中學之開辦就成為迫切需要了。華僑學生在中學畢業以后，有的轉入當地大學或去英國留學。回國升學的僑生極少。大多數畢業生都是繼承父業經商。那些入大學或去英國留學的，則多選學醫。因為醫生在當地較少受到歧視。

南非的僑校，教師待遇較好。月薪起碼有二十到三十鎊（每鎊時值港幣十六元，當地伙食每月隻要兩鎊左右）。在華僑心目中，自己的學校要辦得像樣，不讓外人取笑。因之種種設備都力求齊全。玻埠、東倫敦、開普敦的僑校都有堂皇的校合，桌椅也力求美觀整齊，絕不比白人的學校遜色。當地白人學校校長有自備的小汽車。僑校校長靠薪金自購汽車有困難，華僑亦合力籌措購買汽車，交由校長自用，連汽油亦由當地僑校學務委員會供應。因此約翰內斯堡等處的僑校校長都有自用汽車。由此可見華僑對種族歧視的反感，事事都要爭一口氣。

三

那些自命高人一等的“白種人”，向來都是歧視有色人種的。在一九〇二或一九〇三年左右，南非殖民政府就曾經立有亞洲人不准帶妻子入境的條例。還訂明本人離境，一年之內即須返回，否則不准入境。並且規定有色人要領身份証。這種身份証和非洲人的通行証一樣，每天都要挂在胖頸上，形同狗牌，這一規定引起華僑的強烈反對，華僑稱之為“狗紙”。當時該地還有二十多萬印度人，同樣受到歧視，於是中印僑民聯合起來，共同反對種族歧視，向南非殖民主義者作斗爭，當時聘請的律師就是印度的甘地。由於中印僑民堅決拒絕登記，南非殖民當局不得不作退讓。將是項條例修改為：取消出入帶“通行証”的規定。可以帶妻子入境，但子女仍限定在十六歲以下方可帶入。離境重返時間亦延長至三年。

南非的種族歧視可以說是無所不包。殖民主義者劃定區域給有色人居住。特別是對黑人，每天工休時都要回到離市區十余裡的特區去居住，晚上不能出來。對於華僑經營商業限制也多，營業執照不予多發，極力限制華僑在商業上的發展。有色人固然不能進入白種人的戲院、酒吧、餐室，連公共汽車、火車、電車，以至公共廁所都有所區分。苛律如毛。當地華僑身受其苦，當然十分希望祖國能夠真正強大起來，愛國心也就十分強烈。

南非四省，各有不同的種族歧視的規定。開省、那旦省規定華僑不能開酒店，隻能向白人經營的酒店買酒飲。而杜蘭斯哇省更借口有色人種酒醉后易滋事（其實飲酒滋事最多者為當地白人），規定有色人不准飲酒。華僑有喜慶事要宴飲的，必須通過中國領事館才能買到酒。遇有節日華僑會館要宴飲時，隻好用錢買通警察局，少加干涉。華僑中有嗜飲者，則要找白人朋友代為買酒。平常三五知己欲作小酌時，到了酒家隻能以大碗盛酒，以調羹勺酒而飲，狀似喝湯，不能用玻璃杯舉杯暢飲。有色人飲酒被抓到，就要罰作苦工去打石。因此華僑稱飲酒為“來打石”。

就是旅行，也有許多不便。居於本省的華僑，可以在省境內旅行。如果越省則須先向“移民局”報告，允准后才能過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省還有所謂“外僑登記局”，越省旅行，要同時向這個局申請登記，多辦一層手續。

坐火車也要隔離，（中國的領事官或領事館人員以及教師，有當地“鐵道部”發特許証明者，則可與白人同坐一廂火車。）許多華僑因事外出過埠，多設法自己開汽車前往，或借親友汽車前去，非不得已不坐火車。

死人墳場也要隔離。華僑在當地死亡，隻能葬在華人墳場，不能葬入白人墳場。而華人的墳場多是從黑人墳場中劃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駐南非的國民黨總領事童德乾病死，破例葬於白人墳場中，據說因為他是外交人員之故。據我所知，華人死后葬入白人墳場者，僅此一例。

南非的種族歧視在婚姻方面的規定各省有所不同，杜蘭斯畦省不准有色人種與白人結婚，而那旦省、開省則准許白人與中國人結婚，卻不准白人與黑人結婚。約翰內斯堡的華僑要與白人女子結婚，須先偕往那旦省或開省舉行婚禮，然后才可以帶回該地居住。至於白人與黑人相戀者，如果女方是黑人，則例不過問。反之如女方為白人者，則黑人男子必會被捕，指為“侮辱白種人”，慘受電鞭鞭打的毒刑。此種電鞭通以電流，受鞭者被打一鞭即慘痛呼號，神色大變，再打則有死亡的可能。而萬惡的種族歧視者卻往往判罰鞭打好幾次。他們毒工心計，先將受鞭者打一次，待其傷勢將痊時再打一次，如是反復鞭打，使受害者延長痛苦時間，實在慘無人道。

辛亥革命前南非華僑因為留有長辮，白人侮辱華僑，稱長辮為“豬尾”。華僑身受其辱，每將辮子盡量剃少，隻留一象征性發腳縛成小束，戴上帽子，以作遮蓋。因為回國無辮子則被清延指作犯罪，華僑才想出這個辦法。當同盟會在當地成立后（約在一九〇九年），華橋即群起剪辮，毫不可惜。和其他各國華僑比較，南非華僑剪辮子算是先走一步的。說明了南非華僑受種族歧視之苦。

南非不少地方都有白人居住的所謂高等區，中國人是不能在那裡居住的。杜蘭斯畦省還規定中國人不能購置房產。華僑欲置房產，必須先邀歐洲人合股組成置產公司，然后始可買入房產。抗日戰爭以后，約翰內斯堡的華僑學校因為學生人數增加，曾經請求殖民當局贈地一塊用作興建校舍。殖民當局拖延再三，才在偏遠的根本不適於建校的地區，劃地“相贈”，事實上等於拒絕。華僑談及此事，都十分憤慨。

由此可見，南非的種族歧視是如何深入到有色人種生活的各個方面。

不論是清廷或國民黨反動政權，對華僑的正當權益，從未加以保護。當然更談不到向南非殖民當局交涉取消種族歧視的苛例。倒是中國的海員工人，曾經和南非華僑團結起來反對種族歧視，使南非的種族岐視者，不得不在一個時期中作出較大的改變。這件事每每為華僑所樂道。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時有英國、瑞典、丹麥等國的船隻停留在南非各個港口。因為海上常有德、日法西斯的潛艇襲擊，英、美等國船隻，都要結隊等待艦隊的護航，因此船員就有較多的時間停留在港口。這些輪船上的中國海員，常到華僑會館坐談。當地華僑得悉，這些中國海員工資本來已經很低，隨船到南非時，仍然以港幣計值發給工資（南非以金鎊為幣值單位），無形中又被剝削了許多。停泊在玻埠的英國船“麗也那”號的船員（多是山東人），首先得到當地華僑的支持。由中華會館的秘書長林紹長等，向律師詢問對策。律師囑海員先行罷工，然后到當地法院打官司。華僑則集款為海員聘請律師。

在雙方展開法律斗爭后，海員方面有廣大華僑作后盾，聲勢浩大。使當地的“工務局”及中華會館也出面調解。英國船公司不得不照當地海員的待遇給中國海員增加工資，並重新訂立合同。斗爭取得勝利后，海員十分高興，曾在輪船上大宴華僑，表示慶祝。

而在海員罷工時，蔣介石反動政權所派的領事，不但不支持海員的合理要求，反而從中阻止海員罷工。總領事時昭瀛派了一個姓陳的副領事到該地，叫船員即日回船開工，待他慢慢呈報駐倫敦偽大使館交涉雲雲，引起華僑的不滿。“麗也那”號的海員更為氣憤，曾力抓姓陳的領帶喊打，那個家伙隻好抱頭鼠竄。因此海員對國民黨領事官員十分痛恨，對華僑卻有異國相遇，倍感情深之慨。

當時玻埠停泊有英國、瑞典、丹麥等國輪船四十多隻，其中國海員也因此而得援例加發工資，以金鎊值付給。停泊在其他港口的外輪中國海員，亦因此而受益。故中國海員都很感謝華僑。

中國海員眼見當地華僑備受種族歧視之苦，大為憤慨。有些華僑青年就與“麗也那”號海員計議。決定於該輪啟碇前一天，海員分批到平日不准有色人種入內的戲院、酒吧、餐館等處去看戲或吃喝，遭到拒絕后，即刻“行事”。計議已定，“麗也那”號的海員，在輪船開航的前一天，相率進入上述各處，果然遭到嚴拒。海員們怒火中燒，便從門口直打到裡面，玻璃門窗，櫃台設備等立刻粉碎。種族歧視者一時不知所措，心驚膽戰，紛紛藏匿。殖民警察趕來拘捕海員時，海員卻不加抵抗，任由拘去。不久該輪船長得知此事，因開航在即，而且戰時航輪需軍艦護航，運送任務又很緊張，屆時必須啟航，不能延滯。因此船方隻得以電話通知當地航務管理部門要求放人。航務部門無奈，轉以利害關系向警察局陳述，警察局不得不將拘捕的海員釋放。這個辦法奏效后，中國海員就連續多次，在幾個港口，把平日持種族歧視最嚴重的戲院、酒吧、餐室等打了一頓，這些種族歧視者無法可想，見到中國人來都害怕。從此隻好任由中國人出入，不加限制。這是華僑在得不到祖國保護的情況下，為痛懲種族歧視者而想出來的聰明辦法。

四

南非的華僑，因為備受歧視，愛國熱情很高。對辛亥革命、討袁等役都十分熱情極力支持。辛亥革命前孫中山先生派楊輝鴻到南非宣傳革命，約翰內斯堡設有同盟會的機構。當地華僑如朱印山、葉遠東、陳警蠻、陳拙銘、朱質彬、林岳雲等在加入同盟會以后，首先和保皇黨分子展開斗爭。玻埠的同盟會員如張藻華、謝柏奎、葉浩如等都曾經和保皇黨作過斗爭。當時國內各黨派在上海、美國出版報紙作宣傳及爭論工具，以取得華僑信仰，爭取華僑捐款。華僑當中也互有擁戴，往往因政見不同而大起爭辯，因之失感情的雖親屬也在所不免。不過因之起“堂斗”者則無。辛亥革命以后，華僑加入國民黨的也很多。孫中山先生生前，南非華僑出盡全力支持革命，當時幾乎沒有一個華僑國民黨員不受到獎勵。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時，南非的黨員隻有六七百人，本來不夠成立總支部的，但由於華僑熱心捐款支持，孫中山先生特許該地設立總支部。一九三四年以后，國民黨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立夫，認為南非國民黨員人數過少，不能成立總支部，因而與南非黨員有過爭執。南非國民黨員以孫中山先生曾經特准為詞頂了回去。后來才以折衷辦法改名為國民黨駐南非洲直屬支部。玻埠、東倫敦、金伯利、普路威等地則設有國民黨分部。南非的國民黨成員，因人數不多，且遠離祖國，在國內的國民黨方面，也沒有派專人來過。縱或有領事之類來駐當地，均以國民黨員身份，前往當地國民黨分部報到。而華僑卻看不起他們，根本原因是這些所謂“領事”，從不為華僑之正當權益著想，而隻會設法搜刮。因此他們也無法操縱當地國民黨組織的事務。歷次華僑選舉回國參加國民黨全國會議之代表，駐當地之“領事”雖欲爭取選票，卻從來沒有成功。當選者都是當地華僑中較有代表性的人物。這裡，還可以旁及國民黨派駐領事的一些情況。

清朝首次派駐南非的領事劉玉麟調任后，即由其秘書劉毅代理。劉毅是前清舉人，至北洋政府時被任為總領事。劉毅為人還算老實，與華僑私人交往較好，是時北洋政府往往不撥給經費，劉毅的支出全靠華僑捐助。所謂領事館人員也僅有劉毅夫婦加上一個佣人而已，劉毅的住宅即為領事館址。

至一九二九年蔣介石上台以后，派何纘任總領事，副領事則為邵挺。何纘到后不久，欲自建領事館。他一面向南京外交部請撥款項，一面卻在南非大發捐簿。待兩面款項收齊后（共有一萬鎊左右，其中華僑捐款約佔一半），即用私人名義登記買“領事館”。殊料杜蘭斯畦省之法律是歧視有色人種的，其中規定亞洲人不能購買房產。於是南非內政部某期公報中，登載一段批文，大意說，何纘不能用私人名義買房產，如果是總領事館置產則可以。華僑看到公報后，以何纘假公濟私，一時嘩然。就通過南非國民黨總支部向南京中央黨部告發，何纘因此被撤職查辦。他畏罪不敢回國，想以改組學務委員會為名，謀當華僑學校的校長。然而副領事邵挺（何的表弟）卻以何留下對他諸多不便，請南非當局勒令他出境，何遂不得不離境。當時“一二·八”淞滬戰爭已發，華僑仰慕十九路軍抗日之舉，曾有捐款匯寄。何纘適於此時返國，他欺騙華僑說，他可將捐款三，四千鎊帶回國轉交十九路軍，華僑沒有識破其陰謀，何遂能挾帶款項由香港去日本，后竟轉道到偽滿做漢奸去了。后來他任杭州市長時，被愛國分子打死。

邵挺接任代領事不久，南京派了一位領事汪豐前來。邵退為副領事，因不甘居汪之下，憤而回國。華僑因汪不諳外交事務，都看不起他。汪在南非不久，即辭職回國。繼任者是雷炳揚。一九三五年，雷又調任別處，總領事館就形同關門大吉了。直到抗戰后，國民黨政府才派宋發祥為總領事，他還帶了一大批領事、副領事、隨習領事等等前來。但只是人員增多，對華僑利益，卻沒有任何關心或保護的表現。宋發祥調任后，改派童德乾來任，不久童即病死。童死后由時昭瀛充任，此人隻會飲酒、跳舞，且看不起華僑。時以前歷任領事，雖無作為，對華僑尚能敷衍或拉攏，而時則根本看不起華僑，華僑自然更看不起他。直至我一九四六年回國總領事仍為時昭瀛。

總之，這些所謂領事，除了有時能代華僑買些酒之外，就沒有為華僑辦過什麼好事了。一般的交涉反而不如華僑自己“快捷妥當”。因為南非殖民當局一樣是貪污成性，華僑與他們交涉時，往往以錢通之即能成事。而不必經過徒具虛名的“領事館”。更主要的原因在於，國民黨反動派之外交機構是一個官僚架子，隻會斂錢，而不能維護華僑的正當權益，所以不能獲得華僑的信任。

戰前華僑回國去領事館取護照，實是出於愛國心，尊重祖國而已。當時的護照是沒有什麼作用的。因為華僑回國，重入南非，是靠當地移民局發的執照。而旅途中經過英屬的地區多屬“自由港”，無需護照，如經非英屬如荷屬東印度的雅加達，法屬安南時，華僑如想登岸，坐頭等二等倉的可由船長擔保，坐三等倉的華僑非有要事經船長代為擔保者，則留在船上。因此也用不著護照。至若回到祖國，護照更無用處了，假如出示護照不僅得不到政府的保護，官僚劣紳反以華僑為肥肉，尤其海關的檢查員，對華僑的勒索較之普通旅客更甚。

五

抗日戰爭爆發以后，華僑出於愛國熱情，竟相捐獻。每個華僑除按月捐款外，凡有“寒衣捐”、“傷兵之友”捐款、“飛機捐”等等莫不踴躍捐輸。他們對蔣介石偽政權巧立名目剝取僑匯的伎倆，當時尚未認識清楚。結果是源源僑匯盡入四大家族的碩碩巨囊。

除了蔣邦所定下的捐款名目之外，華僑還在南非各城市舉辦“中國周”進行義賣、勸捐。這些捐款工作都由當地華僑救國后援會總其成，將款直寄財政部。在太平洋戰事發生以后，不能直接通匯，則匯寄倫敦中國銀行收轉。從抗日戰爭起直至抗日戰年勝利之日，捐款從未間斷。計各種捐款為數在七十萬金鎊以上（其中海員捐款約有一萬鎊。）在海外各地華僑的捐款當中，如果以人數作平均比例，則南非華僑所捐的款數是比較多的。

蔣邦剝取僑匯最多的，是所謂“愛國儲蓄”。當時蔣邦欺騙華僑，發行一種所謂“愛國儲蓄券”，說這種券可以保本付值，有八厘利息。華僑信以為真，且以身在海外，自己的正當權益往往難以保持。不如將歷年積蓄盡行認購，一則屬愛國義舉，再則將來回國也有一筆資金作依靠。於是爭相認購。前后認購數額達五十萬鎊之多，約佔華僑捐款總數（七十萬鎊）的百分之八十。認購“愛國儲蓄券”者絕大多數是中下層華僑，他們都是傾囊而出，后來所受到的損失亦最慘重。

玻埠一位熱心捐款的劉浮初老人，時年已八十多歲。他想到自己老了，曾將私蓄買了標准銀行（與匯豐銀行是聯號）的匯票八百鎊（這種匯票可以長期存儲，亦可隨時向當地或香港匯豐銀行兌取）。劉浮初平日將匯票小心卷成小紙條狀，縫藏於西裝背心中，作為防老應變之用，那一次也被掃數騙去。當時南京政府僑務委員會的委員長陳樹人曾書“毀家紓難”、國府主席林森則書“卜式輸財”作為空頭獎勵。約翰內斯堡華僑任錫輝（順德人）以一百鎊之數分批認購，先后共被騙去五千鎊。購“儲蓄券”多者如譚祺、林岳雲等動輒二三千鎊。結果都涓滴無償，化為烏有。類似這等事情，在南非華僑當中舉不勝舉。

抗日戰爭勝利之后，華僑對蔣邦榨取僑匯之事，已較清楚。且以偽幣不斷貶值，心知不妙。但以遠離祖國，無法追取。於是曾集資派我回來向蔣邦交涉。一九四六年我由南非回到南京。隨即寫信給蔣介石要他“體念僑艱，維持信用，”將購“儲蓄券”之值以外幣償付。蔣介石則批交陳立夫和俞鴻鈞處理。陳、俞約我面談，並請我到南京浣花酒店吃飯。兩人口頭稱許華僑愛國，但一談到償還“儲蓄券”的問題，就馬上推諉。說如果用外幣償還，則“政府”有困難。不如按買“儲蓄券”的款額多少，分作甲、乙、丙、丁四等，分別給予獎章或獎狀。還打起官腔說要通過領事館調查以后再行核發雲雲。我知道所謂獎章、獎狀自然是一錢不值的東西，但也無可奈何。隨后陳、俞即叫人用汽車送我回到華僑招待所。我在南非時是勸捐人之一﹔不少親友已將歷年積蓄盡數認購，如此空手回去，有負僑胞重托，能有面見“江東父老”乎！於是心情矛盾，從此沒有再到南非去。據悉，后來連這種騙人的“獎章”、“獎狀”也沒有發，索性不了了之。這五十萬鎊華僑血汗換來的巨款，則盡入四大家族的碩碩私囊。

這裡還要提到一件蔣幫侵吞華僑救災捐款的事。1943年廣東大旱，國民黨反動政權不顧民瘼，以致廣東各地餓死不少人。華僑得悉此事，十分關心，更以鄉梓情深，馬上發起捐款救災。南非客屬華僑在林岳雲、葉舉蘭等倡議下，十日之內捐了七千鎊，匯寄偽財政部，指定為救濟梅縣災民用。這筆款匯出后卻音訊全無，引起華僑莫大焦慮。1946年我回國時，客屬華僑以此事相托，要我查訪究竟。我為此曾到梅縣縣政府查問，當時縣長溫克威答以此事應屬上一任縣長梁國材處理，當時梁已卸任他往。但檔案中全無有關此事之片紙隻字紀錄。我再查詢國民黨財政部，則雲已發回廣東省府轉梅縣去了。此項明顯侵吞僑款事，也就如此不了了之。可見蔣幫是如何殘民以自肥，非但見死不救，而且要搶奪救濟飢民之口糧。言之確實令人齒冷！

（本文刊登於《文史資料選輯》第八十七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