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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華僑情況憶述
文/葉  迅
2020年02月09日09:29  來源:中國僑聯

一九二四年我到南非聯邦,僑居那裡二十多年。擔任過約翰內斯堡華僑學校和伊利莎伯港僑校的教師。與當地華僑團體有所接觸。茲就回憶所及,寫成資料,藉供參考。

南非聯邦(今已成立共和國)當時共分四省。即:杜蘭斯畦省、開省、那旦省、和桔河自由邦。南非位於南溫帶,氣候溫和,礦產尤其豐富,如約翰內斯堡的黃金,金伯利的金鋼鑽,均佔世界產量第一。非洲本來隻有黑人和霍屯督人、布須曼人才是真正的土著。現在之所謂“公民”者,即當地人稱為波亞(Boer白種)人的歐洲人,是后來移居南非的。歐洲人到南非約在十五世紀末。葡萄牙人第亞士(Diar)第一次由好望角到東印度時,曾在非洲停留過。並曾以好望角作轉運站,以貨易貨的方式收購當地人的肉菜。一六五二年初,荷蘭殖民主義者在好望角經營開墾。至於英國殖民主義者則是一八六〇年才入侵的。

英國殖民者入侵以后,需要較多的勞動力作為他們“開發”的工具,於是以各種手段欺騙華工到南非去。其中以廣東省的廣府和客家人為最多。他們是從南洋,或東非的毛裡求斯、印度的加爾各答等地轉來南非的。客家華僑中流行一句話:“有錢轉(回去)唐山,無錢番(外洋)過番。”意思是說,在外洋發了財,才好回祖國,否則就隻好由這個僑居地輾轉到別的僑居地去謀生了。事實上華僑到哪一個殖民地,都受到殖民者的壓迫和剝削。盡管如此,不少生計艱難的華僑,也還是懷著一線希望,輾轉“過埠”。這些客家人(大多是廣東梅縣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由南洋各地來到南非。他們住下以后,經過五同關系的援引,人數逐漸增加。到一九四六年我離開南非時,在南非聯邦境內的華僑約有三千多人,若連南非羅得西亞,及毗鄰的葡屬東非華僑則約有一萬人。華僑人數最多的是約翰內斯堡,其次則為伊利莎伯港(華僑稱為玻埠,以下均用玻埠名)。至若好望角、東倫敦、德班、金伯利等地都有華僑百數十人不等。

華僑在南非經營糧食雜貨業為多,隻有極少數營洗衣業或作菜農。在南非作產業工人或礦工的,根本沒有。其原因是:一九〇〇年前后,南非金礦的開採已日益增多。在約翰內斯堡經營金礦開採的英國老板認為中國人聰明、耐勞,兼之勞動力最便宜,因此通過英國政府到遠東大量招引華工。原擬招足十萬人,但是第一批五萬多人到南非后,即遭到種族歧視很深的白種人的強烈反對,使英國礦主不得不在“合同”(實則賣身契約)未滿的情況下,將華工運送回國,一個也不留。而經營其他行業的華僑,則受營業執照的限制,一經領有雜貨“執照”即不能轉換別業,甚至華僑經營的某些商店,需要開設分號或支店的,也從不允准,因此在南非的華僑不是破產轉移別地,就是固定經營某種行業,父子相傳。

舊中國積弱已久,駐外領事等同虛設。華僑為維護本身利益、聯絡感情、互相幫助,會館一類的組織,在僑居地就成為華僑重要的活動中心。

旅居南非華僑人數最多的約翰內斯堡,華僑的團體也比較多。擁有會員最多的是聯衛會(全稱杜省華僑聯衛會),其次是維益社,再次是致公堂。經費則多靠“抽水”維持。具體辦法是,在假日或節日,其會員或社員多以玩麻將牌作消遣,這些機構則從中“抽水”。“抽水”的收入,每年多達一兩萬鎊。舉凡學校經費之撥給、公益事業之補助等,都是從這裡開支。

玻埠華僑團體成員較多的,是中華會館和梅縣僑商公會。梅縣僑商公會的成員,並不限於居住在玻埠的梅縣籍華僑,幾乎旅居南非各埠所有的梅縣人,都加入這個公會。因為旅居玻埠的梅縣人最多,所以梅縣僑商公會設在該地。

其他如東倫敦、開普敦、德班等埠的華僑人數不多,隻有一個中華會館的組織。唯獨金伯利的華僑,除有中華會館的組織外,還有梅縣籍華僑組成的嘉應會館,廣府人組成的南(海)、順(德)同鄉會。

這些團體、機構也都辦過一些慈善事業,如聯衛會、維益社曾為一些年老貧苦的僑胞,出錢買船票回國,免致客死異鄉。遇有貧困死亡,無以為葬者,也為之殮葬立碑。聯衛會和維益社擁有較多會員,經濟力量較雄厚,除自建有堂皇之會所外,在國內之廣州還置有會所,作為會員回國后的聯絡地點。玻埠的梅縣僑商公會在梅縣城也有自建的會所。

每逢節日或有喜慶之事,華僑多群集會館舉行。但南非距離祖國遙遠,中國傳統的節日,多已忘卻﹔連最悠久的春節也沒有了,華僑隻過陽歷新年。在新年裡,也還會弄點祖國民間習慣所有的年糕、煎堆之類的食品。見面時也互相道賀,說著傳統的吉利話。燒香點燭拜神的事則絕無僅有,偶爾一二老年僑婦間或行之而已。

華僑會館舉辦的事業,受益人數最多的則屬創辦學校。在南非的僑校,其創辦及發展與會館的幫助是分不開的。學校的經常費用固然是由會館撥出,就連僑校校長使用的小汽車,也都是由會館通過學務委員會給予購置。可見,會館與僑校的關系相當密切。

最初,華僑在南非沒有自己的學校,因種族歧視,華僑子弟不能入白人學校讀書。華僑中有些熱心人士,就倡導自辦學校。一方面想借學校傳授祖國的文化知識,另一方面也想通過學校學英語,以適應環境和作為謀生手段。

一九二〇年在玻埠的梅縣人朱玉階、鐘傳元、葉浩如、黃兆風、張藻華等熱心倡導下成立了一間小學,以當地梅縣僑商公會會所為校址。倡導人均為學校的董事,鐘傳元被推為董事長。

華僑為什麼在一九二〇年才開辦小學?其原因是,首先到南非的華僑,大多數是由南洋、印度、以及毛裡求斯等地轉徙去的,這些華僑都是隻身行役,不敢貿然攜眷。稍后從國內去南非的,亦因航程萬裡,隻好單身遠渡。在當地定居較久、生活基礎比較穩定之后,才開始有人接引家屬前來,這時已是清末民初時候了。

小學創辦時,教師(實際執行校長職務)是由國內應聘來的。例如玻埠華僑小學教師葉夢秋,就是北京大學的學生。教師除教學外,還要兼理華僑喜慶及節日的對聯,治喪吊唁的挽聯,以及代筆作書等等,頗為華僑所敬重。

在玻埠華僑學校開辦后的第五年,約翰內斯堡的華僑也辦了一間小學,后來發展成為完全中學,我就在這個學校教書。

上述兩間小學,都是在一九三八年才發展成為中學的。抗日戰爭爆發之前,當地小學畢業的僑生,在家長落葉歸根,眷念祖國的思想指導下,多被送回國內就讀﹔抗日戰爭爆發之后,因戰事影響,回國極為不便,不能不另作打算,中學之開辦就成為迫切需要了。華僑學生在中學畢業以后,有的轉入當地大學或去英國留學。回國升學的僑生極少。大多數畢業生都是繼承父業經商。那些入大學或去英國留學的,則多選學醫。因為醫生在當地較少受到歧視。

南非的僑校,教師待遇較好。月薪起碼有二十到三十鎊(每鎊時值港幣十六元,當地伙食每月隻要兩鎊左右)。在華僑心目中,自己的學校要辦得像樣,不讓外人取笑。因之種種設備都力求齊全。玻埠、東倫敦、開普敦的僑校都有堂皇的校合,桌椅也力求美觀整齊,絕不比白人的學校遜色。當地白人學校校長有自備的小汽車。僑校校長靠薪金自購汽車有困難,華僑亦合力籌措購買汽車,交由校長自用,連汽油亦由當地僑校學務委員會供應。因此約翰內斯堡等處的僑校校長都有自用汽車。由此可見華僑對種族歧視的反感,事事都要爭一口氣。

那些自命高人一等的“白種人”,向來都是歧視有色人種的。在一九〇二或一九〇三年左右,南非殖民政府就曾經立有亞洲人不准帶妻子入境的條例。還訂明本人離境,一年之內即須返回,否則不准入境。並且規定有色人要領身份証。這種身份証和非洲人的通行証一樣,每天都要挂在胖頸上,形同狗牌,這一規定引起華僑的強烈反對,華僑稱之為“狗紙”。當時該地還有二十多萬印度人,同樣受到歧視,於是中印僑民聯合起來,共同反對種族歧視,向南非殖民主義者作斗爭,當時聘請的律師就是印度的甘地。由於中印僑民堅決拒絕登記,南非殖民當局不得不作退讓。將是項條例修改為:取消出入帶“通行証”的規定。可以帶妻子入境,但子女仍限定在十六歲以下方可帶入。離境重返時間亦延長至三年。

南非的種族歧視可以說是無所不包。殖民主義者劃定區域給有色人居住。特別是對黑人,每天工休時都要回到離市區十余裡的特區去居住,晚上不能出來。對於華僑經營商業限制也多,營業執照不予多發,極力限制華僑在商業上的發展。有色人固然不能進入白種人的戲院、酒吧、餐室,連公共汽車、火車、電車,以至公共廁所都有所區分。苛律如毛。當地華僑身受其苦,當然十分希望祖國能夠真正強大起來,愛國心也就十分強烈。

南非四省,各有不同的種族歧視的規定。開省、那旦省規定華僑不能開酒店,隻能向白人經營的酒店買酒飲。而杜蘭斯哇省更借口有色人種酒醉后易滋事(其實飲酒滋事最多者為當地白人),規定有色人不准飲酒。華僑有喜慶事要宴飲的,必須通過中國領事館才能買到酒。遇有節日華僑會館要宴飲時,隻好用錢買通警察局,少加干涉。華僑中有嗜飲者,則要找白人朋友代為買酒。平常三五知己欲作小酌時,到了酒家隻能以大碗盛酒,以調羹勺酒而飲,狀似喝湯,不能用玻璃杯舉杯暢飲。有色人飲酒被抓到,就要罰作苦工去打石。因此華僑稱飲酒為“來打石”。

就是旅行,也有許多不便。居於本省的華僑,可以在省境內旅行。如果越省則須先向“移民局”報告,允准后才能過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省還有所謂“外僑登記局”,越省旅行,要同時向這個局申請登記,多辦一層手續。

坐火車也要隔離,(中國的領事官或領事館人員以及教師,有當地“鐵道部”發特許証明者,則可與白人同坐一廂火車。)許多華僑因事外出過埠,多設法自己開汽車前往,或借親友汽車前去,非不得已不坐火車。

死人墳場也要隔離。華僑在當地死亡,隻能葬在華人墳場,不能葬入白人墳場。而華人的墳場多是從黑人墳場中劃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駐南非的國民黨總領事童德乾病死,破例葬於白人墳場中,據說因為他是外交人員之故。據我所知,華人死后葬入白人墳場者,僅此一例。

南非的種族歧視在婚姻方面的規定各省有所不同,杜蘭斯畦省不准有色人種與白人結婚,而那旦省、開省則准許白人與中國人結婚,卻不准白人與黑人結婚。約翰內斯堡的華僑要與白人女子結婚,須先偕往那旦省或開省舉行婚禮,然后才可以帶回該地居住。至於白人與黑人相戀者,如果女方是黑人,則例不過問。反之如女方為白人者,則黑人男子必會被捕,指為“侮辱白種人”,慘受電鞭鞭打的毒刑。此種電鞭通以電流,受鞭者被打一鞭即慘痛呼號,神色大變,再打則有死亡的可能。而萬惡的種族歧視者卻往往判罰鞭打好幾次。他們毒工心計,先將受鞭者打一次,待其傷勢將痊時再打一次,如是反復鞭打,使受害者延長痛苦時間,實在慘無人道。

辛亥革命前南非華僑因為留有長辮,白人侮辱華僑,稱長辮為“豬尾”。華僑身受其辱,每將辮子盡量剃少,隻留一象征性發腳縛成小束,戴上帽子,以作遮蓋。因為回國無辮子則被清延指作犯罪,華僑才想出這個辦法。當同盟會在當地成立后(約在一九〇九年),華橋即群起剪辮,毫不可惜。和其他各國華僑比較,南非華僑剪辮子算是先走一步的。說明了南非華僑受種族歧視之苦。

南非不少地方都有白人居住的所謂高等區,中國人是不能在那裡居住的。杜蘭斯畦省還規定中國人不能購置房產。華僑欲置房產,必須先邀歐洲人合股組成置產公司,然后始可買入房產。抗日戰爭以后,約翰內斯堡的華僑學校因為學生人數增加,曾經請求殖民當局贈地一塊用作興建校舍。殖民當局拖延再三,才在偏遠的根本不適於建校的地區,劃地“相贈”,事實上等於拒絕。華僑談及此事,都十分憤慨。

由此可見,南非的種族歧視是如何深入到有色人種生活的各個方面。

不論是清廷或國民黨反動政權,對華僑的正當權益,從未加以保護。當然更談不到向南非殖民當局交涉取消種族歧視的苛例。倒是中國的海員工人,曾經和南非華僑團結起來反對種族歧視,使南非的種族岐視者,不得不在一個時期中作出較大的改變。這件事每每為華僑所樂道。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時有英國、瑞典、丹麥等國的船隻停留在南非各個港口。因為海上常有德、日法西斯的潛艇襲擊,英、美等國船隻,都要結隊等待艦隊的護航,因此船員就有較多的時間停留在港口。這些輪船上的中國海員,常到華僑會館坐談。當地華僑得悉,這些中國海員工資本來已經很低,隨船到南非時,仍然以港幣計值發給工資(南非以金鎊為幣值單位),無形中又被剝削了許多。停泊在玻埠的英國船“麗也那”號的船員(多是山東人),首先得到當地華僑的支持。由中華會館的秘書長林紹長等,向律師詢問對策。律師囑海員先行罷工,然后到當地法院打官司。華僑則集款為海員聘請律師。

在雙方展開法律斗爭后,海員方面有廣大華僑作后盾,聲勢浩大。使當地的“工務局”及中華會館也出面調解。英國船公司不得不照當地海員的待遇給中國海員增加工資,並重新訂立合同。斗爭取得勝利后,海員十分高興,曾在輪船上大宴華僑,表示慶祝。

而在海員罷工時,蔣介石反動政權所派的領事,不但不支持海員的合理要求,反而從中阻止海員罷工。總領事時昭瀛派了一個姓陳的副領事到該地,叫船員即日回船開工,待他慢慢呈報駐倫敦偽大使館交涉雲雲,引起華僑的不滿。“麗也那”號的海員更為氣憤,曾力抓姓陳的領帶喊打,那個家伙隻好抱頭鼠竄。因此海員對國民黨領事官員十分痛恨,對華僑卻有異國相遇,倍感情深之慨。

當時玻埠停泊有英國、瑞典、丹麥等國輪船四十多隻,其中國海員也因此而得援例加發工資,以金鎊值付給。停泊在其他港口的外輪中國海員,亦因此而受益。故中國海員都很感謝華僑。

中國海員眼見當地華僑備受種族歧視之苦,大為憤慨。有些華僑青年就與“麗也那”號海員計議。決定於該輪啟碇前一天,海員分批到平日不准有色人種入內的戲院、酒吧、餐館等處去看戲或吃喝,遭到拒絕后,即刻“行事”。計議已定,“麗也那”號的海員,在輪船開航的前一天,相率進入上述各處,果然遭到嚴拒。海員們怒火中燒,便從門口直打到裡面,玻璃門窗,櫃台設備等立刻粉碎。種族歧視者一時不知所措,心驚膽戰,紛紛藏匿。殖民警察趕來拘捕海員時,海員卻不加抵抗,任由拘去。不久該輪船長得知此事,因開航在即,而且戰時航輪需軍艦護航,運送任務又很緊張,屆時必須啟航,不能延滯。因此船方隻得以電話通知當地航務管理部門要求放人。航務部門無奈,轉以利害關系向警察局陳述,警察局不得不將拘捕的海員釋放。這個辦法奏效后,中國海員就連續多次,在幾個港口,把平日持種族歧視最嚴重的戲院、酒吧、餐室等打了一頓,這些種族歧視者無法可想,見到中國人來都害怕。從此隻好任由中國人出入,不加限制。這是華僑在得不到祖國保護的情況下,為痛懲種族歧視者而想出來的聰明辦法。

南非的華僑,因為備受歧視,愛國熱情很高。對辛亥革命、討袁等役都十分熱情極力支持。辛亥革命前孫中山先生派楊輝鴻到南非宣傳革命,約翰內斯堡設有同盟會的機構。當地華僑如朱印山、葉遠東、陳警蠻、陳拙銘、朱質彬、林岳雲等在加入同盟會以后,首先和保皇黨分子展開斗爭。玻埠的同盟會員如張藻華、謝柏奎、葉浩如等都曾經和保皇黨作過斗爭。當時國內各黨派在上海、美國出版報紙作宣傳及爭論工具,以取得華僑信仰,爭取華僑捐款。華僑當中也互有擁戴,往往因政見不同而大起爭辯,因之失感情的雖親屬也在所不免。不過因之起“堂斗”者則無。辛亥革命以后,華僑加入國民黨的也很多。孫中山先生生前,南非華僑出盡全力支持革命,當時幾乎沒有一個華僑國民黨員不受到獎勵。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時,南非的黨員隻有六七百人,本來不夠成立總支部的,但由於華僑熱心捐款支持,孫中山先生特許該地設立總支部。一九三四年以后,國民黨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立夫,認為南非國民黨員人數過少,不能成立總支部,因而與南非黨員有過爭執。南非國民黨員以孫中山先生曾經特准為詞頂了回去。后來才以折衷辦法改名為國民黨駐南非洲直屬支部。玻埠、東倫敦、金伯利、普路威等地則設有國民黨分部。南非的國民黨成員,因人數不多,且遠離祖國,在國內的國民黨方面,也沒有派專人來過。縱或有領事之類來駐當地,均以國民黨員身份,前往當地國民黨分部報到。而華僑卻看不起他們,根本原因是這些所謂“領事”,從不為華僑之正當權益著想,而隻會設法搜刮。因此他們也無法操縱當地國民黨組織的事務。歷次華僑選舉回國參加國民黨全國會議之代表,駐當地之“領事”雖欲爭取選票,卻從來沒有成功。當選者都是當地華僑中較有代表性的人物。這裡,還可以旁及國民黨派駐領事的一些情況。

清朝首次派駐南非的領事劉玉麟調任后,即由其秘書劉毅代理。劉毅是前清舉人,至北洋政府時被任為總領事。劉毅為人還算老實,與華僑私人交往較好,是時北洋政府往往不撥給經費,劉毅的支出全靠華僑捐助。所謂領事館人員也僅有劉毅夫婦加上一個佣人而已,劉毅的住宅即為領事館址。

至一九二九年蔣介石上台以后,派何纘任總領事,副領事則為邵挺。何纘到后不久,欲自建領事館。他一面向南京外交部請撥款項,一面卻在南非大發捐簿。待兩面款項收齊后(共有一萬鎊左右,其中華僑捐款約佔一半),即用私人名義登記買“領事館”。殊料杜蘭斯畦省之法律是歧視有色人種的,其中規定亞洲人不能購買房產。於是南非內政部某期公報中,登載一段批文,大意說,何纘不能用私人名義買房產,如果是總領事館置產則可以。華僑看到公報后,以何纘假公濟私,一時嘩然。就通過南非國民黨總支部向南京中央黨部告發,何纘因此被撤職查辦。他畏罪不敢回國,想以改組學務委員會為名,謀當華僑學校的校長。然而副領事邵挺(何的表弟)卻以何留下對他諸多不便,請南非當局勒令他出境,何遂不得不離境。當時“一二·八”淞滬戰爭已發,華僑仰慕十九路軍抗日之舉,曾有捐款匯寄。何纘適於此時返國,他欺騙華僑說,他可將捐款三,四千鎊帶回國轉交十九路軍,華僑沒有識破其陰謀,何遂能挾帶款項由香港去日本,后竟轉道到偽滿做漢奸去了。后來他任杭州市長時,被愛國分子打死。

邵挺接任代領事不久,南京派了一位領事汪豐前來。邵退為副領事,因不甘居汪之下,憤而回國。華僑因汪不諳外交事務,都看不起他。汪在南非不久,即辭職回國。繼任者是雷炳揚。一九三五年,雷又調任別處,總領事館就形同關門大吉了。直到抗戰后,國民黨政府才派宋發祥為總領事,他還帶了一大批領事、副領事、隨習領事等等前來。但只是人員增多,對華僑利益,卻沒有任何關心或保護的表現。宋發祥調任后,改派童德乾來任,不久童即病死。童死后由時昭瀛充任,此人隻會飲酒、跳舞,且看不起華僑。時以前歷任領事,雖無作為,對華僑尚能敷衍或拉攏,而時則根本看不起華僑,華僑自然更看不起他。直至我一九四六年回國總領事仍為時昭瀛。

總之,這些所謂領事,除了有時能代華僑買些酒之外,就沒有為華僑辦過什麼好事了。一般的交涉反而不如華僑自己“快捷妥當”。因為南非殖民當局一樣是貪污成性,華僑與他們交涉時,往往以錢通之即能成事。而不必經過徒具虛名的“領事館”。更主要的原因在於,國民黨反動派之外交機構是一個官僚架子,隻會斂錢,而不能維護華僑的正當權益,所以不能獲得華僑的信任。

戰前華僑回國去領事館取護照,實是出於愛國心,尊重祖國而已。當時的護照是沒有什麼作用的。因為華僑回國,重入南非,是靠當地移民局發的執照。而旅途中經過英屬的地區多屬“自由港”,無需護照,如經非英屬如荷屬東印度的雅加達,法屬安南時,華僑如想登岸,坐頭等二等倉的可由船長擔保,坐三等倉的華僑非有要事經船長代為擔保者,則留在船上。因此也用不著護照。至若回到祖國,護照更無用處了,假如出示護照不僅得不到政府的保護,官僚劣紳反以華僑為肥肉,尤其海關的檢查員,對華僑的勒索較之普通旅客更甚。

抗日戰爭爆發以后,華僑出於愛國熱情,竟相捐獻。每個華僑除按月捐款外,凡有“寒衣捐”、“傷兵之友”捐款、“飛機捐”等等莫不踴躍捐輸。他們對蔣介石偽政權巧立名目剝取僑匯的伎倆,當時尚未認識清楚。結果是源源僑匯盡入四大家族的碩碩巨囊。

除了蔣邦所定下的捐款名目之外,華僑還在南非各城市舉辦“中國周”進行義賣、勸捐。這些捐款工作都由當地華僑救國后援會總其成,將款直寄財政部。在太平洋戰事發生以后,不能直接通匯,則匯寄倫敦中國銀行收轉。從抗日戰爭起直至抗日戰年勝利之日,捐款從未間斷。計各種捐款為數在七十萬金鎊以上(其中海員捐款約有一萬鎊。)在海外各地華僑的捐款當中,如果以人數作平均比例,則南非華僑所捐的款數是比較多的。

蔣邦剝取僑匯最多的,是所謂“愛國儲蓄”。當時蔣邦欺騙華僑,發行一種所謂“愛國儲蓄券”,說這種券可以保本付值,有八厘利息。華僑信以為真,且以身在海外,自己的正當權益往往難以保持。不如將歷年積蓄盡行認購,一則屬愛國義舉,再則將來回國也有一筆資金作依靠。於是爭相認購。前后認購數額達五十萬鎊之多,約佔華僑捐款總數(七十萬鎊)的百分之八十。認購“愛國儲蓄券”者絕大多數是中下層華僑,他們都是傾囊而出,后來所受到的損失亦最慘重。

玻埠一位熱心捐款的劉浮初老人,時年已八十多歲。他想到自己老了,曾將私蓄買了標准銀行(與匯豐銀行是聯號)的匯票八百鎊(這種匯票可以長期存儲,亦可隨時向當地或香港匯豐銀行兌取)。劉浮初平日將匯票小心卷成小紙條狀,縫藏於西裝背心中,作為防老應變之用,那一次也被掃數騙去。當時南京政府僑務委員會的委員長陳樹人曾書“毀家紓難”、國府主席林森則書“卜式輸財”作為空頭獎勵。約翰內斯堡華僑任錫輝(順德人)以一百鎊之數分批認購,先后共被騙去五千鎊。購“儲蓄券”多者如譚祺、林岳雲等動輒二三千鎊。結果都涓滴無償,化為烏有。類似這等事情,在南非華僑當中舉不勝舉。

抗日戰爭勝利之后,華僑對蔣邦榨取僑匯之事,已較清楚。且以偽幣不斷貶值,心知不妙。但以遠離祖國,無法追取。於是曾集資派我回來向蔣邦交涉。一九四六年我由南非回到南京。隨即寫信給蔣介石要他“體念僑艱,維持信用,”將購“儲蓄券”之值以外幣償付。蔣介石則批交陳立夫和俞鴻鈞處理。陳、俞約我面談,並請我到南京浣花酒店吃飯。兩人口頭稱許華僑愛國,但一談到償還“儲蓄券”的問題,就馬上推諉。說如果用外幣償還,則“政府”有困難。不如按買“儲蓄券”的款額多少,分作甲、乙、丙、丁四等,分別給予獎章或獎狀。還打起官腔說要通過領事館調查以后再行核發雲雲。我知道所謂獎章、獎狀自然是一錢不值的東西,但也無可奈何。隨后陳、俞即叫人用汽車送我回到華僑招待所。我在南非時是勸捐人之一﹔不少親友已將歷年積蓄盡數認購,如此空手回去,有負僑胞重托,能有面見“江東父老”乎!於是心情矛盾,從此沒有再到南非去。據悉,后來連這種騙人的“獎章”、“獎狀”也沒有發,索性不了了之。這五十萬鎊華僑血汗換來的巨款,則盡入四大家族的碩碩私囊。

這裡還要提到一件蔣幫侵吞華僑救災捐款的事。1943年廣東大旱,國民黨反動政權不顧民瘼,以致廣東各地餓死不少人。華僑得悉此事,十分關心,更以鄉梓情深,馬上發起捐款救災。南非客屬華僑在林岳雲、葉舉蘭等倡議下,十日之內捐了七千鎊,匯寄偽財政部,指定為救濟梅縣災民用。這筆款匯出后卻音訊全無,引起華僑莫大焦慮。1946年我回國時,客屬華僑以此事相托,要我查訪究竟。我為此曾到梅縣縣政府查問,當時縣長溫克威答以此事應屬上一任縣長梁國材處理,當時梁已卸任他往。但檔案中全無有關此事之片紙隻字紀錄。我再查詢國民黨財政部,則雲已發回廣東省府轉梅縣去了。此項明顯侵吞僑款事,也就如此不了了之。可見蔣幫是如何殘民以自肥,非但見死不救,而且要搶奪救濟飢民之口糧。言之確實令人齒冷!

(本文刊登於《文史資料選輯》第八十七輯)

(責編:邱王紫藤、蔣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