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漂洋過海去日本

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我出生於中山縣翠微鄉的一個破落的書香家庭。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廣大人民受三座大山壓迫得喘不過氣來。我父親吳肇揚是個塾師，在舊社會“唔（不）窮唔（不）教學”，貧困的生活，經常饔飧不繼，朝不保夕。母親李氏，是個基督教信徒，一共生了十二個孩子，隻活了六人，我居第三。因太窮，養不起這麼多張嘴，三妹賣給人家，又把我給伯父作承繼兒，不幸，伯父過早去世，我隻得回家和弟妹在一起熬苦。我剛滿十二歲時，因父母在鄉窮得再難為活，迫不得已背井離鄉逃荒去了。我們一家流浪到上海。但是，舊中國“到處烏鴉一樣黑”，窮人畢竟是窮人，同樣走投無路。

一九二三年，我母親得教友林紫桓資助和介紹我父親前往日本橫濱，在一所華僑辦的大同學校當教師，從此家庭經濟才有了轉機，接著母親和我及弟妹們分批東渡到了橫濱。

橫濱是日本第一大商港，位於東京灣西岸，水深可容巨舶灣泊，當太平洋要沖。歐亞商船，群集於此。十九世紀中葉，日本還是一個落后的閉關自守的封建農業國家，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后，發展了商業資本，同時受了西人東來的刺激，被強迫開關，和外人通商（主要是英、美、荷），新興買辦資產階級逐漸強大。橫濱海岸上，開始矗立起一座座洋行、銀行大樓。外國資本家喜歡雇中國人做買辦，這一職業成為華人在日本獨享的權利。明清以來，中國沿海最早受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影響，大量中國人向海外移殖，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於是大批中國人來日本橫濱僑居，到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前為止，橫濱就有華僑二萬多人，其中廣東人最多，達百分之九十。其他如福建、江西、浙江、江蘇隻佔百分之十。

橫濱的中國人都集中聚居在一個地區，叫做“唐人街”，初時僅有一條南家町（街），后改名中華町。由於僑居人口日增，商業發展，中華町便逐漸擴大成為一個“用”字形的華人商業住宅區，街道縱橫，樓房櫛比，店戶林立，華人經營的商業，七十二行具備。其中以辦庄：食糧、雜貨為主，餐館、洋服、剪發。藤織業最出色，如“中華料理”，素負盛名。會館組織，在僑居地是華僑活動的中心。在橫濱按階層、行業組織的會館，計有：

中華織商會、中華會館、華廚工會、青年會、婦女會、基督教聖公會、和親會。

同鄉會有：四邑會所（台山、開平、恩平、新會）、三江公所（浙江、江蘇、江西）、三邑同鄉會（南海、番禺、順德）、要(高要)、明（高明）同鄉會、中山同鄉會、福建同鄉會等。各會所的團體經費靠捐募維持，分月捐、年捐、臨時捐種種。舉凡僑辦學校經費之撥給，公益、慈善事業之補助等，都從這裡開支。這些團體機構，做過許多好事，如為年老、貧苦的僑胞買船票回鄉，免其淪落異國，遇有貧困死亡無以為葬的，為之善后。華僑為了聯絡感情，每年都舉辦各種聚餐會，如十人長壽會，歡迎、歡送會，臨時的招待會等。

二、 決心為華僑教育服務

戊戌政變后，康有為逃亡日木橫濱，憑借當地大資本家的財力，在唐人街首次開辦大同學校，作為保皇黨宣傳活動的機關。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在日本橫濱也設立同盟會。華僑參加同盟會的，多數是華僑中的中下層人物，也有一些同情革命的工商業家參與。孫中山先生二次革命失敗后，曾東渡目本，另行組織一個“中華革命黨”（后改國民黨）。同時，為了宣傳革命主張，喚醒華僑，揭露保皇黨的陰謀，在愛國華僑的倡導資助、並得到日本開明人士頭山滿的支持下，建立了一間華僑學校，由陳樹人當校長。自此以后，保皇黨分子，亦不少轉入國民覺，大同學校內部，往往因政見不同，時起爭辯。此時革命黨與保皇黨已公開論戰，保皇黨以“君主立憲”為誘餌，革命黨以“倒滿興漢”為號召，針鋒相對。學校學生之間也斗爭激烈，常在街上互相謾罵，甚至大打出手。

在橫濱除大同、華僑兩校外，尚有一間由江蘇、浙江、江西三省人辦的三江學校，學生隻百多人（廣東人不收），校長是孔六生，孔對黨派斗爭持中庸態度。該校學制系九年，即高小三年、初小四年、實科二年。我當時和我父親在大同學校當教師，我邊教學，邊利用業余時間，日夜勤奮，先后就讀於東京日本大學、東京專修大學，完成了一系列大學課程。

一九二三年九月，關東大地震發生，橫濱全市道浩劫，三間華僑學校也都化為灰燼。復興后，我父親和我與韋華敦、楊逸庵二位朋友及女教師盧少金等，合力將以前的大同、華僑、三江三間學校合並為一間，稱廣東學校，由我父親當校長。經費則由我的親戚、僑領鮑博公設法支持。一下子就有七十多人就學，后來又擴展為中華公立學校，我父親仍蟬聯校長，我當教務主任。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后，我全家准備回國，但鮑博公堅決挽留我維持學校，我以僑胞子弟教育為重，決定打消原意，隻有我父親母親及我愛人和兒子回上海。我乃與何乃澤、黃文雄、黃楚鸞（女）、劉艷蓮（女）幾位老師繼續留校維持學務，但此時學生人數已由七百多人減剩八十來個人，我們仍堅持下去，用復式教學堅持上課。但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南京淪陷日軍后，日本帝國主義者，加強法西斯統治，日本警察竟以“莫須有”，誣我以“間諜潛伏活動罪”，將我逮捕，投進監獄，歷時三個月始得鮑博公營救出獄。此時，我的妻子聞訊，從鄉間攜同兒女回日本看我，我出獄后繼續辦學校，但日警卻約法三章，隻准我在橫濱唐人街范圍內活動，不得外出。一九四五年，美機空襲日本時，學校被毀。

日本投降后，美軍進駐日本。一九四七年中華公立學校在中華會館的策動下開始恢復，先設立校董會。當時我已轉營商業，離開橫濱去了東京，但眾人仍推選我擔任第一任董事長。我們計劃將學校擴充為中學體制，附設小學，老師均聘請留日大學生擔任，惟中華會館學務理事（僑辦學校由此機構掌握的）李殿英獨斷專權，未經校董會批准，便強派陳某來濫充校長，遂引起全體師生反對。師生乃舉行罷課，堅持六七個月之久。后來，中華總會長張方廣親來東京，懇求我回橫濱解決糾紛，說非我莫屬。我初婉辭拒絕，后經張會長與學董們作出種種保証，我乃以華僑教育為重，回校解決爭端。我提出四個解決條件：

（1）積欠教師半年工資，應即全部清發﹔（2）中華公立學校學務委員會交出權力，校長從新改選﹔（3)提出擴建新校舍開辦中學計劃﹔（4）由校董會發動僑胞大力勸捐，籌募基金。結果，全部接受了我提出的四個條件，並推選我為新校董會董事長。半年之后，按計劃建了新校，辦了中學。中小學生達八百多人。落成之日，我特禮請商震（中國進駐軍團長）、謝冰心（中國名女作家）等來橫濱參加剪彩典禮。僑胞興高採烈，舞獅、舞龍，喜炮喧天。從此中華公立學校煥然一新，蒸蒸日上，揭開了橫濱華僑教育史上新的一頁。

祖國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台灣國民黨政府派了一個軍事代表團駐在日本東京。團長為何世禮（香港何東爵士的兒子）。一天，何來橫濱中華公立學校視察，一眼看見牆上張貼的學生文章中有“解放中國”四個字，便勃然大怒，誣蔑這間學校是“共產化”。當即向陪同他來的橫濱總領事孫某指示破壞。果然不久，孫某便唆使姓王的特務，帶來二百名日本警察，恐嚇威脅，趕走全部教師，佔領了學校，王某自稱校長，學校遂引起分裂。

后來有十一位愛國華僑，仗義執言（記得其中有何肖胭、曾祖記），不值何世禮之所為，將自己的房屋騰出來作臨時校舍，收容六百多學生復學。而王某武力脅持著僅有一百名學生的原校，分庭抗禮。一場斗爭又激烈展開。我的女婿張家元教師被捕，我的兒子是學生，也被日警拉走。幸有華僑群起贊助，特別值得一寫的北朝鮮留居日本的朋友，也爭先恐后捐義款接濟﹔何香凝委員長特從倫敦匯來日金幾十萬元。在祖國的大力支持下，我們終於取得這次斗爭的偉大勝利。在橫濱中區山手町，重建中華公立學校，使橫濱華僑教育革命正統得到保持，並發揚光大。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增添了力量。

三、 關東大地震九死一生

由於火山爆發，於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發生的關東大地震，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

是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七分，我正從學校下班回家，突然，天旋地轉，山崩地裂。接著聽到樓傾屋塌，哭聲震天，周圍火煙彌漫，封住去路，地殼在顫動，好似末日臨頭。我隻得緊抱著路邊一根電燈柱，眼看著對面耀昌公司三層大樓在搖搖欲墜，我想拔腳走避，但走不動，我一陣昏眩，“隆”的一聲，把我驚醒，原來旁邊的短牆倒下來，把我的右半身壓住，動彈不得，一陣疼痛直入心脾，隻好拼命掙扎，才脫了險。忽然在瓦堆中聽到有廣東人叫救命聲，我住了腳，想用雙手扒開磚瓦時，才發覺自己的右手肩關節已脫臼，而且肋骨傷勢也很重，我忍著劇痛，用力把脫了臼的手安回原位。血流如注，但仍繼續手腳一齊來，把碎磚瓦挖開，救出三個廣東僑胞。他們說下邊還有人埋著，可我此時渾身已像癱瘓了一樣，無能為力，隻好尋路回家，路上又遇見自己的一個學生，臥在地上求救，他的一隻腳被塌牆壓住，我想將他拉出來，卻拖不出。此時，有個日本人經過見狀，用猛力一拉，才把學生的腳拔了出來，可是腳被扯斷了，日人便將他抱到河邊去救護。

幾經艱苦，我才尋得路回到家，看到我住的二樓也塌了，上層壓住下層，下層的鄰居奧樣（女主人）和孩子都被壓成泥餅一樣，血肉模糊，目不忍睹！聽說鄰居一個孕婦，也被壓在底下，有人叫我去救她，我見到她的尸體已被壓成扁扁的，像柿餅一樣。我轉身從窗口爬上二樓，邊爬邊喊“阿嬸！阿嬸！”叫我的母親，沒人應。原來我父母和兩個妹妹都被壓在板木下邊，奄奄一息，我費盡力氣，才將他們救出來。我背著母親，大妹背著小妹，蹣跚跟著父親走，想去公園球場，看見園門已被煙火封住，便轉頭折向河邊去，但又過不了橋。周圍火煙通天，熱浪沸騰，空氣令人窒息，我背住母親隻好伏地作呼吸，一步一蹶地到了河邊。但回顧父親和二妹又都走失了。隻見河上來了一隻海軍救生船，我背著母親跳上船去，母親背上的衣衫被熱浪烤著了火，一個少年海員頻頻將海水澆她身上，一陣熱浪涌來，海員被卷到海裡去沒了頂。我忙將身上衣服脫下，浸透海水蓋在母親背上，我自己跳下海，扶著船舷，一陣熱浪吹來，就一頭潛入水中，如是反復不知幾多遍。經過五六個鐘頭的掙扎，見母親仍未死，再背上她去尋找父親和妹妹們。 在路上，舉目四望，偌大一個繁華的橫濱市，不到半天，便變成個廢圩。滿眼是斷壁頹垣，死尸遍地，電車汽車燒成廢鐵，車上的乘客尸體層疊堆積，地陷裂痕斑斑，其中不知坑埋了多少人。在公園草坪、球場避難的人，全都死光了，尸體堆積如山。不幸中之萬幸，我們沒進公園去，否則也難幸免。在海邊，我意外地尋回走失的兩個妹妹，但父親仍無蹤跡。聽說這裡發生過海嘯，也卷去了不少人。我便背著母親和妹妹們一起走向郊外，登上一個小丘，時已入夜，我們就在一個寂靜無人的華僑別墅的院子內睡下。 第二天，望見海邊聚集了許多人，都是僑胞，群聚在這裡，期望候到一隻外國船來救援。大家都餓了，一口水也沒得喝，等了六天才見一隻荷蘭的萬噸芝沙力號船來。船上的買辦水手全是廣東人，他們用一隻救生艇，載來一些餅干分給我們，但僧多粥少，也難搶到一塊。船員們又對眾聲稱，隻救援婦孺老弱，我母和兩妹，雖被接救，卻不准我上船，但母妹們怎能舍離我而去呢！乘船急於開行的忙亂中我鑽上船去，混入人叢裡，意外地在船上遇見了久尋不見的父親，真是喜出望外！據說他在海嘯時，被海浪卷入海去，幸好他抱住一根大木頭，隨浪逐流，不致沉沒﹔后來一個大浪又將他卷回岸上，被人救起，始慶生還，不期又在船上相遇。

經過一日一夜之后，船安抵神戶。神戶偏於關西，地震沒有受到影響。神戶中華會館極盡同胞之誼，濟食、贈衣、分錢，熱情周到。我家每人領得日幣十元，一張毛氈。至今每一念及，尤感不能忘！我父親被介紹到華強學校去當教師，我則參加到神戶救災組織中去，每日在碼頭、車站接應由關東、橫濱各地來的難僑和難船。我的母親和妹妹則在中華會館住下休養。不久，我和母親、二妹由神戶中華會館船送回國。同船的僑胞有數百人，在船上幾天裡，各人自我介紹這次逃難的經歷，幾乎沒有一家是全家平安上船的，人人的隨身財物都拋卻一空，有的人身上隻剩得一條短褲，大多是衣衫襤褸，僅可蔽身。我們當中，有的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有的是家散人亡，橫濱中華會館的會長鮑偉昭則是全家遭殃。

船到上海，軍閥統治下的政府對難僑置之不理，我們一家四口，隻得自己想辦法在四川路的空鋪住下，后來才在東亞酒店找到卅年前介紹我去日本的恩人林紫恆。他設法介紹我到先施公司賣鞋門市部去當售貨員，算暫時解決了生活問題。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三月，我接到橫濱太古洋行買辦陳兆三的信，他催我速返橫濱辦理學校復興工作，我便別了母親和妹妹，匆匆起程回到橫濱市。瘡痍滿目，善后工作真不知從何做起？更傷心的是，一天在海邊偶然見到我的叔父吳觀實，他一見我便跪在地上，用顫手搖著一個小鐵罐給我看，邊搖邊對我說：“老侄，我一家八口的骨頭，都在這裡了！唉！”聽來多麼令人心酸！原來他還在四處尋找親人的碎骨頭呀！之前我曾聽人說我的未婚妻僑女陳妙燕一家地震時被塌屋壓住叫救命，現在情況不知如何，我特自跑到她的原居探聽，仍見亂木縱橫，尚未有人清掃，我在磚礫中拾回三個骷髏，看模型分辨，估計就是我的未婚妻、岳母和小舅的頭骨。據鄰居說，我的岳父陳庭輝因地震時還在洋行上班不在家，幸未壓死，但后來因受刺激過度，發神經病死了。

關東地震，僅橫濱一隅之地，由我經手運埋或親眼見的尸體就達八千余具，在我原住處附近的一個地段，就有三千多具。人間何世？至今思之，尤覺毛骨悚然！

四、 空襲下再遭浩劫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軍國主義窮兵黷武，侵佔我國東三省，一九三七年，又發動“蘆溝橋事變”，大舉進攻中國。其后於一九四一年，發動太平洋戰爭，進犯南洋、東南亞，與德國納粹希特勒、意大利法西斯蒂莫索裡尼勾結一起，掀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連年戰禍，處在法西斯軍閥統治下的日本人民與華僑，都同樣遭受比關東大地震更慘的空前浩劫，據不完全估計，戰爭中日本三島死亡的人數幾達千萬。

“七七”爆發中日戰爭后，日本各地包括橫濱在內的華僑，都盼望祖國派船來接運歸國，但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卻置之不理，此時，洋行、銀行、辦庄無業可做，員工被解雇，華人經營的幾個行業如洋服、餐館、面鋪，都相繼歇業。日本是個島國，生活上的主副食品，物品原料，平日全賴進口，不能自給。戰后對外交通完全斷絕，除了由滿洲運來少量霉爛了的米糧、豆餅外，其他物資都付缺如。日本人和華僑一樣，出高價搶購變黑了的谷米，用這些混雜著糠和豆餅，煮熟了雞也不吃的東西來充飢。魚、肉難吃到，蔬菜也少有，日本人每頓飯少不了的“（シリ）湯”（用豆腐、大蒜、醬料煮成的一種湯）更難想望了。有些華僑迫不得已，千辛萬苦走入山區、鄉下去搜購一點番薯、蘿卜、蔬菜回來，算是無價之寶。這些東西要用舊衣物交換才得。而且長途跋涉，還要巧避崗哨。凌晨五時起程，每到深夜十二時后才得返回，如果途中遇到壞人截搶，或日警沒收，盡化為烏有。日警、暗探，每喬裝四出偵查、監視，為非作歹，防不勝防。所以買得到手，安全帶回的，也是絕無僅有的少數幾個人，有一次，我也效法去冒險，回程遇著下大雪，雪深及膝，不能通行，隻好坐在人家門口熬到天亮。去車站候車時，又從早等到晚，很難才買到八隻雞蛋，全被我吃光，結果還是空手回來。盡管如此，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畢竟是友好的，他們常常設法暗中掩護與幫助我們去買，鄉下的農民也歡迎賣東西給華僑，總是另眼相看。有不少失業的僑胞就利用自己這種社會關系，不辭勞苦，天天下鄉去販運食物回來。因之，部份已停業了的中國餐館本人也聞風頓飽飯。日以進去吃一有錢，就可開業。隻要又恢復踵至，門限為穿。

在戰時的日本，百姓最徬徨的兩件事，除了吃之外，就是“走飛機”。每天一睜開眼就是嗚、嗚、嗚的警報聲，震人心悸！較寬裕的人家都搬到輕井澤山區去了，我也為僑胞請命，向當時汪偽政權駐橫濱的總領事鮑文（本是我的親戚）請求把橫濱的婦孺僑胞，分批疏散到輕井澤山區暫避，橫豎那裡也有許多空著的避暑山庄、旅舍，不愁沒處安置。但這位漢奸領事對華僑漠不關心，見死不救，自己卻悄悄地攜眷潛逃，跑回香港元朗享清福去了。我們橫濱千百華僑隻得在日日夜夜的空襲中，坐以待斃！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美國的B29型空中堡壘飛機六百架，大舉向日本橫濱市區作地氈式轟炸，投下四十萬顆夷燒彈，日本房屋絕大部分是木屋，干柴烈火，火乘風勢，至下午三時，不到一天橫濱全市頓成焦土。鋼筋三合土大樓歪歪斜斜，高射炮也彎彎曲曲，當大空襲時，我的十七歲的兒子，和十六歲的女兒都走散了，隻剩我和妻子亂鑽亂跑，正想走進防空洞，我的胸部就被彈片炸傷了。妻子急忙把我扶入防空洞內，此時四周火光沖天，硝煙彌漫，連海水也在燃燒，成了茫茫火海，熱浪一陣陣襲來，人的呼吸也窒息了。到晚上六時后，兒子才走回來，我們大家都餓了一整天，隻好從地上撿回燒焦了的米當晚餐，女兒仍失蹤。大家蜷縮在焦土上，熬過一宵。翌日，聽說英國匯豐銀行地下室聚集有許多難民，果然我們在那裡尋回女兒，但可憐她衣襖都被燒爛了，腿也受了重傷。許多無家可歸的人，用破板、鐵皮搭著臨時住居，我們也照樣搭了一間來歇息。幸好我們尚有七百元錢，便到鄉下買來兩床被和一點衣物。人們整天在街上排隊買白薯。

我胸部的傷口，和女兒的腿傷都得不到醫藥治療。女兒的傷勢日甚，並發了傷寒症，發著高燒，又傳染到兒子身上。我背著女兒，妻扶著兒子去找醫生，幾經艱難才找到一所燒得隻剩個空外殼的醫院，裡面雖有醫生，卻沒有藥，更無醫療器具，大家面面相覷，默默無言。女兒最后因劇痛而死。鄰居一個日本人是木工，不要一分錢替我做了一副棺木，將女兒送上山火葬。不料半途遇上空襲，棺木從半山腰滾了下去，待到警報解除，才將棺木尋回修整好，草草火葬。我回到醫院，見妻子抱著病兒，說不出一句話。我兒說口渴，想喝冰水，可這時那裡來的冰呢?不到一個星期，兒子也去世了。他的棺木還是那位好心的日本木工送的，但兒子個兒高，棺木短小裝不下，雙腳翹在上面，想火葬又無木炭，找了三天，才找到一些燒焦了的木板、木屑，火葬了事。

是年八月，在中國人民武裝力量和蘇軍強大的攻勢下，打垮了日本所謂精銳之師七十萬關東軍，日本法西斯頭子慌了手腳，日本全國上下惶惶終日。過去在橫濱街頭，常看到一群群日本婦女，手拿著一條白布和針線，請過路人縫一針，叫做“千人針”，據說以此物寄給戰場上的丈夫或兒子，他們便不會戰死。還常見男男女女整齊地站在街道兩旁，手持太陽旗歡送出征軍人的興高採烈情景。現在卻換上一個陰沉的場面，歡笑變成痛哭，手中的太陽旗換成一個個親人的骨灰盒，多麼強烈的對照！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昭和被迫宣布投降。這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者橫行的下場。

日本投降，對飽經戰爭創傷的我來說，是值得高興一番的，無奈此時，我的妻子受兒女傷寒的傳染，病勢岌岌可危。雖得我的學生楊德醫學博士關照，入了一間戰后唯一僅存的醫院。在醫院又得我的學生麥德元醫生周到的診治，終因病情過重，無法挽救，繼兒女之后，不到兩個月，我妻亦相繼死亡。此時此刻，我悲慟欲絕，不言可知！記得大空襲初時，為了安全，我曾將女兒疏散到輕井澤去，后來她的母親又寫信要她回來，我問妻子什麼緣故，她說：“大難當頭，我們骨肉死也要死在一塊呀！”豈知此語不幸而言中，唐人元稹悼亡詩就有兩句：“昔日戲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來。”人生至此，能不喟嘆！

我在大空襲時受的胸傷，經過適當的治療后痊愈了。出院時，雖皮黃骨瘦，孱弱不堪，挂著一根手杖，孑然一身。幸得我的女學生黃楚騫（橫濱耀祥公司大老板陳潤琪的妻子）的資助，送我五百元現金，並經常買許多美國高級營養品給我滋補，我的體力很快恢復了。她還准備在東京開設一間紫園中國高級餐廳，聘我做總經理，議定將餐廳純利收入百分之十作為我的報酬。一九四六年三月，餐廳開張了，門庭如市，日夜滿座，不到幾個月，便賺了大錢。人們就傳說著：“吳伯康，大難不死，必有后福”，不少大老板都想爭取我合作經營生意。的確，在空襲中損失最慘重的是我，全家隻剩我一個人。但我從來不相信命運，我隻相信我勤勞的兩手，一個堅強的意志，樂觀主義思想，和助人為樂的心願。我一手經理的紫園餐廳發達后，還先后當過日本僑益企業公司的董事和副經理、東京西餐館獅子林的董事、大來進出口公司的總經理、東京東亞舞廳的董事等職務，這戰后十年中，是我經濟最充裕的時期。

東京、橫濱的大老板們，戰后都把我當作“搖錢樹”，實在可笑！其實，這都不是我的什麼“后福”或“獨特的才能”，事物的發展是有它客觀的規律的。戰后的日本，已從侵略者的地位，變為被美國統治的地位，太平洋盟軍司令麥克阿瑟，凌駕於日本天皇之上，成為日本的一個太上皇。日本是戰敗國，日本人的企業、商業無自主權，一切操縱外人手上，如糧、油、糖、肉這幾種主副食品，規定不准日本人經營。中國算是個戰勝國之一，日本人不准做的生意，華僑可以經營，因此，中國餐館生意興隆。每逢星期假日，日本人拖男帶女來唐人街游逛，做洋服，買中國食品。由於經濟不斷上升，戰時破產了的華僑都翻了身，同我一樣用破板、鐵皮搭的棚寮，都改建為新型的住宅，唐人街的南京路改作中華街，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美奐美輪，“支那人”這時才吐了一口氣，日本警察也一反往常對華僑的傲氣，變得客客氣氣了。

五、 洪進山事件始末

洪進山先生事件，發生於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的月杪。

洪進山原籍台灣人，曾在國民黨政府中當過公務人員，畢業於日本警官學校。他是一個精忠愛國的僑胞。祖國解放后，人民政府友好使者廖承志、李德全同志訪問過日本。洪進山熱烈響應祖國的召喚，志願回國為社會主義建設效力，他親自到東京華僑總會懇請護送回北京。當時總會主事人表示歡迎，遂安排他於十一月並往中國天津的日本船“興安丸”，隨同第六批一百五十五名歸國華僑回國。該船是停泊在舞鶴港的，屆時，洪進山先生將從東京乘車去舞鶴港搭船。不料，深夜二時，車到名古屋，突被六十多名日本武裝警察逮捕，一時莫明所以。后查知原來是台灣串通日本警視廳所干的，意欲破壞華僑歸國的勾當。翌晨，搭乘“興安丸”的華僑正准備搬行李下船，忽接東京華僑總會長途電話通知，說洪進山無辜被捕，在他未釋放前，大家不要上船，聽候解決。當時我也是第六批歸國華僑中的一員，大家聽到這個消息后，群情激憤，立即召開全體歸僑會議，臨時成立營救洪進山小組進行營救。眾推我為主任，我的學生鐘廣華為副主任。我首先自己出錢用五千元拍發了兩封電報給人民政府中央僑務主任何香凝，和中國紅十字會長李德全﹔一面向日本各報館記者發表聲明抗議，同時向東京日中友好協會等三個友好團體呼吁援助，由東京華僑總會會長陳琨旺出面，向日本警視廳交涉。此事傳開后，日記者幾十人頻來找我們採訪消息。我們一致表示，“要為洪進山案斗爭到底”，“不放人，不上船歸國”。我當時曾寫過一首詩：

舞鶴起旋風，

斗爭膽量雄。

全憑群策力，

大可告成功！

借以策動人心，團結一致，不成功不罷休。

是日午夜十二時許，東京日政府派來了三個官員，要求和我們談判。起初妄想利誘我們上船，一計不成，又以“不上船不開飯”相要挾，我們理直氣壯地對他們說：“不愁沒得吃。全日本的華僑，包括你們的友好國民都同情支持我們，我們有的是吃不完的各界送來的干糧。要知道，你們留在中國天津等候歸國的日僑，比我們多幾倍，我們同樣可以不給他們開飯，誰害誰利？請你考慮清楚。”“你們要我國政府遣送日僑三萬人，我們隻要求你放洪進山一人。”“洪進山歸國是日本政府外務省批准的，你警視廳是為日本政府服務還是替台灣蔣的政權當走狗！?”他們理屈詞窮，灰溜溜地走了。當時，日本全國電視台也都爭相拍攝這幕好鏡頭，我的妻子在東京看到電視后，乃由郵電匯我日金五千元，以支援我作斗爭。聽說郵電局的職員看到我吳伯康三個字，也說了一聲“衣拉司多尼！”（意思是了不起的人）。

經過全體歸僑日日夜夜的斗爭，在全日本愛國華僑與友好日本人民的全力支持，和祖國人民政府的聲援下，日本政府亦知理虧，不得已答應釋放洪進山，條件是要我們這第六批一百五十五人乘船先行，洪進山搭下一批船回國。起初我們還有疑慮，后經日本三個友好團體和東京華僑總會作保証，我們才肯簽名，全體上船回國。當船抵門司時，已証實洪進山被釋放並決定搭下一次船回國，於此，轟動一時的洪進山事件最后取得偉大的勝利。

我們乘坐的興安丸到達天津時，北京特派張專員及僑務委員楊春鬆同志（他是我在日本的朋友）前來接船。天津市的市長召開了二千多人的群眾歡迎大會，設盛筵招待，並引領我們全體僑胞到北京參觀游覽。海外孤兒，第一次感受到祖國的溫暖。真像嬰兒之再投慈母。

洪進山先生回國后服務於中央全國僑聯及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我僑居日本三十二年漫長而曲折的旅程，也以洪進山事件獲得完滿解決而告終，引以為慰。別了，日本！

（本文刊登於《文史資料選輯》第八十七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