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黎相宜，女，社會學博士，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華僑華人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華僑華人、僑鄉、國際移民﹔陳送賢，男，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華僑華人研究。
本文選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9年第3期（注釋略）。論文在已有跨國理論對話的基礎上，以牙買加東莞移民為例，從淺層融入、深層區隔與多層跨國實踐等方面，探討了發展中國家間的移民進行多層跨國實踐的動力機制及其特征呈現。
20 世紀90 年代初期，美國學者戈裡珂·席勒（Glick Schiller）等人提出了“移民跨國主義”的概念，用於理解國際移民領域的新現象與新特征。當前，已有的跨國主義研究主要聚焦於“南—北”移民的跨國實踐，且通常討論的是位於世界體系核心區的移民群體如何將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資源，如移民匯款、社會捐贈、經濟投資和政治支持等，分散傳送到半邊緣區與邊緣地區，以便更有效地實現自身的社會適應與地位提升。而近年來，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移民，即“南—南”移民的快速增長為已有的國際移民與跨國主義理論注入了新的活力。“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跨國實踐圖景不再遵循“移居國—祖籍國”的二元分類。雖然發展中國家本身的高速發展為前來的移民提供了巨大的經濟機會，但由於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與社會保障大多尚不完善，不少移民的基本人身財產安全缺乏保障，所以移民對當地的主流社會文化認同度有限，整體移民意願也不高。這些移民的適應模式並不完全遵循“遷移—融入”的傳統路徑。事實上，不少“南—南”移民的適應模式呈現“淺層融入、深層區隔”的“強工具性”特征，其跨國模式也隨之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的新特點。與前往發達國家的移民相比，“南—南”移民試圖通過跨國實踐尋求更好生活機遇的意願更為強烈，而單一的祖籍國或移居國並不能夠完全滿足其獲取多種資源的需求。因此，他們試圖採取多層彈性策略，不斷流動於多個空間（不僅限於祖籍國與移居國），在其中居住、經商甚至參與當地政治社會生活，以便尋求利益最大化。這種跨國模式是國際移民試圖鞏固經濟所得、實現地位提升與分散政治風險的重要方式，其跨國實踐呈現出“不定向、多空間、多層次”的性質。本文將其稱之為“多層跨國實踐”。這種跨國實踐模式並非隻局限於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移民群體。但與“南—北”移民相比，“南—南”移民的跨國實踐模式及其動力機制卻不盡相同。總的來說，目前學界對此的探討還較為缺乏。
基於此，本研究試圖以牙買加東莞移民為個案，探討以下相關問題：牙買加東莞移民在當地的社會適應呈現何種狀態？這種適應模式如何進一步影響了其多層跨國實踐？其多層跨國實踐呈現何種特征？筆者將通過對這一群體調查資料A的分析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
一、淺層融入：零售業的“少數中間人”
牙買加東莞移民的多層跨國實踐首先與其社會適應模式有著密切關系。受其遷移歷史及華人社區形態的影響，東莞移民在牙買加當地表現為一種基於生存需要和經濟發展的“淺層融入”。
（一）就業模式
牙買加華人以客家人為主，目前約有2~3 萬人，主要分布在金斯頓、蒙特哥貝和聖安東尼奧港。其大規模的遷移歷史可追溯至19 世紀中葉。當時，廣東惠東寶地區（今東莞、惠州惠陽區、深圳寶安區、龍崗區）的大量客家人作為“契約勞工”被輸送至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牙買加。不少華工合同期滿后，發展出介於殖民者與土著之間的零售業經濟，在高度種族隔離的社會結構中夾縫生存。20 世紀20 年代中期，牙買加30% 的零售業執照都掌握在中國商人手中。改革開放后，上述地區的客家人在親戚朋友的幫助下申請簽証進入牙買加。其中，大部分人持勞工簽証。新移民需要為雇主（通常也是親戚朋友）工作兩到三年，償還清遷移債務后，才在親戚朋友的支持下新開零售店鋪。
東莞移民的零售店主要分布在牙買加城中心的鬧市區，也有些分散在郊區。華人在首都金斯敦的“下城”（主要集中在黃街、橙街、公主街和下街）形成了一定規模的族裔經濟聚集區。當代東莞移民的就業模式深受中牙兩國經濟結構及牙買加當地社會結構的影響：在經濟結構方面，牙買加國內制造業落后，市場秩序不規范，基礎物資緊缺﹔而中國制造在價格、種類和性價比上競爭優勢明顯。牙買加東莞移民頻繁往返於兩國，巧妙地利用祖籍國與移居國在經濟發展水平與產業分工上的差異，通過“中介商”的角色從中獲益。這種人與物品在低資本投入和非正式經濟（非合法或非法）背景下進行的跨國流動，其組織形態常與發展中國家聯系在一起，發展為“低端全球化網絡”（LowendGlobalization）。處於這種低端全球化網絡中的零售業主很可能只是租用一些集裝箱和貨車運送貨物，或是向特定的中國貿易企業大量批發購入廉價的日用百貨，甚至包括一些山寨的歐美名牌貨。這種經濟模式進一步拓展了牙買加華人乃至中南美洲華人的跨國商業網絡，同時，也將牙買加、中國乃至更大范圍的國家或地區緊密聯系在一起，構成全球化版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社會結構方面，東莞移民在牙買加當地更多扮演著“中間人弱勢族裔企業家”A的角色，利用族群優勢和市場需求發展族裔經濟。東莞移民的零售店鋪一般營運成本低、操作簡單且資金周轉快，其消費目標人群主要定位為中下層普通大眾。這些店鋪也主要銷售普通大眾日常生活用品，如面粉、大米和餐飲調料等。東莞移民採取的是“薄利多銷”的模式，很多店鋪沒有公休假日，員工輪流值班。而在華人看來，當地中下層階級大多“無儲蓄觀念、重消費，有多少錢花多少錢”。由於這種生活理念與華人的零售業恰好相吻合，從而進一步形塑了東莞移民在當地的就業與適應模式。
（二）經營方式
為了在牙買加立足，東莞移民在經營場所與雇佣模式上均採取了“本地化”策略。但移民的這種調適策略受到當地社會情境與種族分層結構的影響，呈現出淺層與工具性的特征。
在經營場所方面，東莞移民將零售店鋪設在了最本土化的老城鬧市區內。牙買加老城區的貧困、高犯罪率和低回報使得大型高檔的百貨公司敬而遠之，這為華人提供了開辦零售批發業的“空白地帶”。華人店鋪大多都聚集在首都金斯敦B中心老城區——“下城”。這些地區的治安環境比較差，大多處於黑社會勢力范圍內。為了保障自身的人身財產安全，移民在自己的店鋪中安裝防盜網，大門在營業時間也都是緊閉的。這種獨特的經營模式是東莞移民對本地經濟結構與社會治安環境進行調適后的產物：“…… 將店鋪布置成‘圍欄封閉式’，即四周用鐵欄圍著，中間留一個小窗口傳送貨物，價格表貼在牆上，有需要買東西的顧客在外面喊一聲就可以了。”
在雇佣模式方面，盡管零售店優先聘請華人，但也會雇佣當地黑人員工，並按照法律規定為他們繳納各項保險和基金，以宣示自己在當地經營的道德合法性：“我們在這邊做生意，肯定也要照顧當地人…… 。”黑人員工被視為華人店主與本地顧客的溝通橋梁：除了能給當地黑人消費者帶去親切感，也能在發生銷售糾紛時充當調解員的角色。但無形的族群界限仍然存在於雇主與黑人員工之間：華人對他們心存戒備，重要工作隻交付給值得信任的華人員工。
（三）交往形態
除了在就業模式與經營方式上採取淺層融入外，不少東莞移民還在個體、社會和政府三個層面與當地展開交往。
在個體交往方面，東莞移民努力學習當地語言，並盡量在顧客面前隻講當地語言。同時，移民也試圖理解當地文化，保持鋪面整潔，了解當地節慶，並積極與顧客進行互動，以便更好地融入當地。在與當地社會交往方面，東莞移民在理解牙買加主流文化價值觀的基礎上，積極參與當地教會和學校的活動，開設中華文化課程並舉辦愛心捐贈活動等，關注當地的社會發展問題，謀求擴大華人群體的影響力。在與當地政府交往層面，不少東莞移民與牙買加官方保持著有效溝通，要求政府在黑惡勢力沖突地區建立協調組織，並在犯罪率高的地區增設警力保護。一些知名華商還通過保持與上層社會人士的“友好”關系，為其維持與擴大經營提供堅實后盾。
牙買加東莞移民的就業模式、經營方式和交往形態都呈現出一種淺層的工具性調適模式，反映出其“寄居者”心態：牙買加華人，尤其是新移民更多基於經濟理性目的，將牙買加看作積累原始資本的系統世界而非長久定居的生活世界。這種經濟上的淺層融入具有明顯的工具性，深刻影響了牙買加東莞移民的跨國實踐模式。他們的跨國實踐具有很強的靈活性、情境性和可變性，以滿足因淺層融入所產生的各種深層次需求。
二、深層區隔：自我防御機制
作為“少數中間人”，牙買加東莞移民的商業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招致了牙買加當地社會的反感。這一群體的關鍵特征為：經濟高度成功，但政治權利以及社會地位的保証相對缺失。東莞移民的“少數中間人”地位與其邊緣化境遇進一步導致其發展出“深層區隔”的模式。
（一）相對隔離的居住形態
與經濟上的淺層融入不同的是，牙買加東莞移民在居住形態上一直相對隔離。東莞移民的居住模式有兩種：一是散居在郊區的高檔住宅區。擁有一定經濟實力的華人店主一般喜歡在城郊購買別墅，每天上下班來往於“鬧市區”和所謂的“安全區”，很少在其店鋪所在社區居住：“這片區域比較臟亂，住不了人，我們兩公婆還有我弟晚上忙完之后還是回家裡住。”但他們主要遵循“店鋪—家”兩點一線的生活方式，與來自中高階層的黑人鄰居接觸並不多，尤其很少有深度的社會交往。二是聚居在城區的店鋪倉庫區。東莞移民的零售店一般將二樓用作倉庫及員工宿舍，收入不高、剛到牙買加不久的勞工移民主要居住在這裡，居住環境普遍比較狹窄、陰暗。對於這些移民來說，由於居住空間與工作空間高度重疊，華人員工除了與黑人消費者及黑人員工有淺層交往外，其日常交往主要局限於同族裔內部。
東莞移民的居住形態一方面受制於當地種族結構及群體的邊緣化境遇，同時，也是其主動選擇的策略性結果，既反映出移民群體在牙買加當地的深層區隔狀態，也進一步制約了牙買加東莞移民的融入程度。
（二）互助自立的社會網絡
牙買加東莞移民在當地政治結構中長期邊緣化，人身財產安全一直得不到有效保障。受害者心態和自我保護的需求迫使華人更重視建立群體內部的互助自立的社會網絡。牙買加東莞移民日常的社會交往主要局限於惠東寶客家人群體，與來自中國其他地區的新移民（如福州人）的接觸頻率次之。族裔內部的社會支持網絡不僅為成員提供安全感，也能夠幫助他們解決實際的生存困難，是群體應對外部主流社會歧視的一種策略性回應。
東莞移民建立族裔網絡的訴求與祖籍國開展統戰工作與實現對外交流的需求不謀而合。2011 年，東莞同鄉會在中國駐牙買加大使館和東莞市僑聯的聯合支持下成立。每逢中秋、春節等傳統節日，社團會組織會員聚餐，舉行文化展演等活動。在遇到針對當地華僑華人的暴亂事件時，社團也會第一時間跟牙買加警察部門和中國駐牙大使館溝通，對受害會員及其家屬進行慰問，必要時甚至會舉行集會等抗議活動。此外，東莞移民成立的社團組織還發揮著解決群體內部利益分歧的作用。牙買加華人內部也存在著殘酷的內部競爭，比如低價競爭等。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社團組織計劃成立商業協會，並制定相應規則，以期能合理調節價格，避免或減少族群內的惡性競爭。
互助自立的社會網絡與社團組織是東莞移民在面臨牙買加社會結構壓力時進行自我防御的產物。這些組織為東莞移民提供了安全感，在幫助成員更好地適應當地生活的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現有族群邊界，加劇了移民與當地社會的深層區隔。
（三）自我防御的身份認同
相對隔離的居住形態與互助自立的社會網絡使東莞移民發展出“抵御性族裔身份”，依靠延續與強化原有族裔身份認同來應對地位變動和社會排斥。
在個體層面，一些移民即使離開中國幾十年，仍持中國護照，對中國持有強烈的政治與情感認同：“我們‘中國人’與那些‘烏鬼’不一樣”。這些東莞移民通過“中國人”的“抵御性”族裔身份認同表述，試圖進一步與牙買加社會實現區隔。在社團層面，東莞同鄉會自成立以來始終與中國駐牙買加大使館和東莞地方政府保持著密切聯系，積極參與祖籍國的政治與經濟活動。
可見，牙買加東莞移民無論在居住形態、社團組織還是在身份認同上均表現出由自我防御所導致的深層區隔形態。這種模式與其工具性調適的淺層融入相互照應。東莞移民學習語言，掌握新文化中那些對他們的經濟發展有用的部分，但同時，他們更注重保留自身的語言、文化和價值觀。移民經濟上的成果是通過有限的工具性文化適應（Instrumental Acculturation）和對民族認同與價值觀的精心保護而實現的。深層區隔進一步導致了東莞移民彈性、多變以及流動的心態。很多東莞移民傾向於在牙買加積極儲蓄，然后將所積累的資本投入到多層跨國實踐中。
三、多層跨國實踐：工具性調適的后果
國際移民跨越民族國家邊界，試圖尋求更好的生活機遇以及社會地位的提升。由於受到移入國政治經濟制度以及社會文化結構的影響，不少移民群體發展出淺層融入、深層區隔的適應模式，正如本案例所體現的。但作為能動性的個體，東莞移民並不滿足於這種“夾縫求生”的工具性調適。在全球化與跨國主義的背景下，他們試圖利用自身的邊緣性地位，多線層、多維度、多形態地不斷穿越不同的民族國家邊界，以期實現在多重社會空間下的利益最大化。
（一）邊緣層：“衣錦還鄉”
雖然僑鄉是牙買加東莞移民進行多層跨國實踐的首要空間，但在其多層跨國實踐中卻處於邊緣層。
在跨境消費方面，與很多地區的華人移民一樣，牙買加東莞移民回鄉，尤其是第一次回鄉，都需要給親戚朋友帶“見面禮”甚至擺酒。這既能體現移民的特殊地位與身份又不會遭致嫉恨，能夠將移民的經濟地位表現出來。以何文為例，何文祖籍河源，其丈夫是東莞F 鎮的新移民。她第一次回國，在處理完在婆家的雜事后，就匆匆趕回河源娘家擺酒。鄉親父老都紛紛夸何文，羨慕何文父母“生了好女兒，嫁得好又會賺錢，此番酒宴可謂是慶祝何文衣錦還鄉的喜事啊”。這種跨境消費帶有很強的“互惠”與“福利”的性質，以不“惹人妒忌”的方式獲得在熟人中社會地位的提升。何文並沒有在婆家擺酒，因為在僑鄉，其通過跨境消費獲得“面子”的成本更高：“F 鎮那些華僑有大把錢，經常有華僑回國，我當時還是一個打工妹，還擺什麼酒啊，笑死街坊喔。”可見，多層跨國實踐空間的選擇是根據移民需求進行不斷調整的。
在社會捐贈方面，改革開放初期，許多牙買加華人移民響應國家號召支持家鄉建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家鄉公共事業（如學校、醫院等）上：“過去鎮上的公共設施都是一些老華僑集資捐建的，比如現在的東莞華僑醫院大樓、東莞市華僑中學教學樓等。”這些社會文化饋贈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由於僑鄉地方公共財政有限而導致的公共物品供給不足，有力地促進了當地社會文化的發展。但隨著東莞本地經濟的快速發展，地方公共財政和私人收入都有了很大的提升。當這些移民再返回僑鄉協調自身社會身份與所屬階層時發現，自己的收入在祖籍地已經沒有很大優勢：“現在哪裡還需要我們這些華僑捐款捐物啊，東莞人自己都大把錢，生活好到盡，應該是由他們來照顧我們這些在牙買加的華僑了。”“現在政府財政配套資金很充足，很多民生工程我們政府都有實力包辦了，不需要那些華僑捐資捐物了。”“昂貴”的社會地位補償成本削弱了移民回鄉參與非盈利性跨國實踐的能力和積極性，使東莞移民的多層跨國實踐更多轉向了盈利性。
在資本投資方面，東莞市曾被譽為“世界工廠”，發達的制造業一度引來大量工廠進駐和“新東莞人”的涌入，帶動了當地房產租賃行業的快速發展。因此，在家鄉購置房產是東莞移民鞏固家庭財富與獲取經濟收入的重要投資方式之一。20 世紀90 年代末，祖籍東莞的陳方安和幾個朋友在牙買加親戚的幫助下前往牙買加務工。而后，陳方安在牙買加開零售鋪，生意逐漸興旺。他認為，錢留在牙買加相當不安全，便將賺到的錢大筆匯回中國，主要用於自建樓、購買商品房和鋪面，由其父母代為打理。在房地產經濟迅速發展的那幾年，陳家通過買賣房產鋪面，大發“房市財”，現在依舊靠不菲的鋪面租金收入保持財產穩定增長。購置與租賃房產除了為移民提供資本支持和經濟保障外，也為移民向熟人社會展示自身的華僑身份與炫耀其地位提供了可能。還有不少移民及其代理人利用在牙買加賺取的“第一桶金”回鄉投資服裝業或發展其他產業，從而成功轉型為跨國企業家。在陳方安的支持下，其弟陳志安開辦了塑料模具廠和服裝廠，在市區還開設服裝直銷店。
此外，不少東莞移民採取了跨國家庭模式，即分住兩地或多地的家庭成員通過現代通訊或定期跨國旅行來維系親緣關系。海外移民將孩子送回家鄉上學，由親人照料，這種跨國模式一方面是為了降低移民在牙買加養育孩子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移民希望子女接受華文教育、維持華人認同的心態。當然，這種跨國家庭在與祖（籍）國官方力量的互動過程中面臨著許多問題，比如，中國對“洋”留守兒童在教育、醫療和出入境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不到位等。此外，遠距離跨國養育還存在著父母教育缺位、祖孫隔代教育等問題。但隨著微信、QQ 等社交軟件的普及，父母在遙遠國度也能積極參與到孩子的日常生活中，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親子教育的缺失。東莞移民的這種一家多國模式與家庭成員的空間分散實際上也是多層跨國實踐得以實現的重要策略之一。通過家庭跨國這種方式，華人可以實現風險分擔以及整個家族的利益最大化。
作為淺層融入、深層區隔的工具性調適的后果，牙買加華人在祖籍國的跨國實踐呈現出多元化與多維度的特征。牙買加華人通過跨國經濟與社會實踐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身份歸屬的補償、經濟利潤的獲得與社會地位的提升。
（二）中間層：“香港客”
牙買加東莞移民的多層跨國實踐不僅表現在其形式的多樣性上，還在於其多線層的跨國路徑與多重實現空間上。一部分較有經濟實力的東莞移民除了與家鄉保持著密切聯系外，還試圖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宜居地點，以此實現更高層次的需求。香港在牙買加華人的多層跨國實踐中佔據著中間層。
歷史上，東莞和香港兩地一直聯系緊密，兩地民眾語言相通，許多東莞移民都對香港有一份獨特情感。不少東莞移民因各種原因，在親戚朋友的幫助下，“借道”國際交通樞紐——香港，流向牙買加，香港也因此在牙買加華人的跨國實踐中扮演著中介角色。不少東莞移民將香港作為批發供貨商源或中轉站。而且香港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優越的生活條件，一直吸引著不少東莞移民的目光。香港護照的免簽國（地區）高達165 個A，這給經常來往於世界各地商務考察、旅行的華人帶來了很多便利。同時，香港是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一些華人會將賺取的外匯通過國際銀行匯入香港，交由專業的基金投資管理公司打理。不少東莞移民始終與香港保持著密切的資金和信息流動：“有些華僑賺了錢之后，也喜歡在香港消費，買房子啊、在香港的銀行存錢啊，還有送自己家的孩子去香港讀書啊。在香港住滿七年就可以拿到香港的身份証。”
無論是就世界政治經濟體系而言，還是從東莞移民的多層跨國實踐來看，香港屬於“半邊緣”的地區。與世界“中心”（北美）相比，香港扮演的更多是備選角色，在華人多層跨國實踐中扮演著補充但又極其關鍵的角色。
（三）中心層：“北美夢”
北美在東莞移民的多層跨國實踐中佔據著中心層的位置。在全球化時代，牙買加東莞移民的跨國模式不再隻遵循“落葉歸根”的傳統觀念，而是在“衣錦還鄉”的同時也追求著“北美夢”。這種“北美夢”有著堅實的物質背景作為支撐，比如穩定的治安環境、豐富的教育資源和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等。而且牙買加俗稱美國在加勒比海的“后院”，不少東莞移民都會選擇美國、加拿大作為新的移居地或是跨國實踐地點。從20 世紀70 年代開始，加拿大的多倫多、溫哥華以及美國的邁阿密等地已經逐漸形成一定規模且聯系緊密的牙買加華人社群及其相應的組織，比如“惠東安”、“崇正總會”和“加納比華人協會”等。這也進一步為牙買加東莞移民的多層跨國實踐提供了組織與網絡基礎，很大程度上支撐了移民的多層次需求。
牙買加東莞移民的跨國實踐發生於北美、牙買加以及中國等多重空間之內，且其發生路徑呈多線層特征。他們不僅頻繁回中國，而且與牙買加的親戚朋友也保持著密切聯系。方志國早年從東莞移居牙買加，主要從事餐飲行業。2004 年，方志國由在加拿大工作的孩子申請，入籍加拿大。目前，他在多倫多經營多家連鎖美食坊，遍布多倫多的唐人街、萬錦市（Markham）等地。他的顧客除了大量牙買加裔黑人外，還有不少想要感受牙買加風情的加拿大民眾。方志國與牙買加的華人代理商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定期從牙買加進口咖啡以及食材。
而李華軍的跨國實踐則顯得更加流動與多變：20 世紀80 年代末，他在叔公的幫助下借道香港輾轉來牙買加，靠零售業起家，成為牙買加當地著名的僑領。其子女后來在加拿大讀書並定居多倫多。目前，他手持加拿大護照並擁有牙買加永久定居權，常年往返於多倫多、金斯敦以及東莞等地。在多倫多，他除了照顧孫輩外，還積極融入當地華人圈。在金斯頓，他將生意交付給侄子，自己重心主要放在牙買加華人社區發展及社團事務上。此外，他還積極回東莞參與家鄉的政治活動，列席政協會議等。李華軍游刃有余地穿梭於牙買加、中國與加拿大，積極為牙買加華人社會及當地政府、中國政府搭建交流平台。
由此可見，多層跨國實踐是牙買加東莞移民為了分散風險與尋求利益最大化，基於遷移歷史及所處的政治經濟環境作出的靈活反應與策略性選擇，極大地彌補了淺層融入、深層區隔模式給他們帶來的深層次需求的缺失。
四、結語
研究發現，東莞移民在移居國淺層融入、深層區隔的社會境遇，引發了移民深層次的多元需求。他們試圖利用自身的邊緣性地位，多線層、多維度、多形態地不斷穿越民族國家邊界，發展出一系列多層跨國實踐。牙買加東莞移民的多層跨國實踐具有不定向、多空間、多層次的特征。他們在家鄉、移居地、香港、北美等多層次區域內進行人員、資金、信息與觀念的流動、轉化與整合，保持與上述多重空間的地理、情感、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紐帶，以謀求經濟利潤的獲得、社會地位的提升與政治風險的分散等多元需求。在這種多層次跨國流動的實踐情境中，東莞移民通常與兩個乃至更多的物理空間發生不同層面及不同維度的聯系，並由此帶來了更為流動與彈性的認同。但東莞移民的多層跨國實踐仍扎根於祖籍國與遷入國的勞動分工和地方網絡共同體之中。一些華人及其家人雖早已移居北美或者香港，但仍會定期返回牙買加，打理在牙買加的生意或度假。在牙買加，他們認為能夠找到在北美或香港無法獲得的歸屬感與成就感。一些華人也會回到東莞，參與祖籍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事務。中國和牙買加為東莞移民在世界范圍內頻繁的多層跨國實踐提供了情感、信息與資金支持，促進了華人多層跨國實踐網絡的形成和擴展。
由於生命歷程與政治經濟實力的區別，不同東莞移民的多層跨國實踐在實施范圍上是存在著差異的。有的東莞移民能夠在多個社會文化空間中持續利用由此產生的多元經濟和政治機會﹔而有些東莞移民由於實力所限，隻能選擇在祖籍國和移居國活動﹔不少東莞移民是在多次跨越多個空間后，才最終尋找到最優的資本配置方式﹔而更多的移民仍在不斷流動與漂泊中進行人員的調整、資金的流動、信息的傳播與觀念的整合。可見，這種多層跨國實踐是持續的、多變的、流動的和復雜的。
必須要強調的是，我們的分析主要是基於當代牙買加東莞移民的經驗現象而展開的，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多層跨國實踐能否用於解釋其他的華人群體乃至其他的“南—南”移民的跨國實踐仍有待日后的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