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任娜，女，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華僑華人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東南亞華人社會、跨國移民、海外華商﹔劉宏，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與全球化、國際人才戰略、中國與東南亞關系。
本文選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釋略）。隨著中國經濟模式從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的轉變，歸國科技企業家在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之一。以往的跨國性研究多從移民與祖籍國之間的跨國互動來進行探討，論文則揭示了看待海歸跨國實踐的反方向視角，提出“跨國文化資本”這一概念，重點探究中國如何將這一群體納入中國的全球化進程中，以及這一自上而下的互動關系所顯現的機制與特征。
自2000 年以來，海歸專業人士數量快速增長。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自20 世紀70 年代末以來，中國共有585.71 萬名出國留學生，截至 2018 年底，已有365.14 萬人歸國。本文聚焦於科技企業家這一群體，他們是中國全球化進程中當代歸僑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前，有關歸國人才和歸國科技企業家的大部分研究是從“人才循環”或者人力資本的角度來探究歸國人才的回歸、歸國科技企業家的形成及其對中國經濟和科技進步的影響。事實上，海歸現象的產生不僅僅歸因於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興起，更與中國政府的引才政策以及相關的制度環境發展（如政策、規范和規則等） 密切相關。但對中國如何與海外人才互動以及如何從制度上將其納入國家的發展進程中，尚未有充分的研究。關於國家與企業家的互動，一些研究已經表明，制度環境、行政效率等對企業家精神及資源獲取有著密切關系。基於以上研究，本文以制度空間為視角，探究國家如何通過政策和制度將歸國科技企業家這一群體轉化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動力。高技術移民不僅扮演著經濟角色，在社會、文化、政治等領域同樣發揮著作用。然而，后者通常被人們所忽視。本文希冀通過探討中國與歸國科技企業家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的互動，來彌補這一不足。最后，本文對移民跨國性（transnationalism）及與歸國科技企業家、國家三者的關系也進行了探討。
本文資料主要來自2016 年至2018 年間對66 位歸國科技企業家的小組座談、問卷調查或深度訪談（以面對面或電話方式），同時結合其他多種研究方法，包括參與性觀察和對檔案及媒體數據的內容分析等。這些調查對象或來自國外如新加坡、美國、加拿大，或分布在國內的不同城市，如深圳、廣州、上海、廈門和北京。這種多點田野調查有助於整體提升本研究的客觀性、多樣性和普遍性。為了縮小樣本的偏差，本文的調查對象來自不同的科技創業領域，工作年限、移居國等也各不相同。表1 顯示了66 位受訪者的信息，包括身份背景、移居國、商業領域、最高學歷和工作領域等。
一、研究路徑：“跨國文化資本”的提出
根據身份特征的不同，歸國科技企業家可劃分為兩大群體：第一個群體已經獲得外國國籍﹔第二個群體仍然保留中國公民身份，其中一部分在歸國之前已擁有外國永久居留權，還有一部分憑借學生准証或工作准証在海外讀書或工作。無論擁有何種身份，這兩個群體都具有選擇留在海外的能力。事實上，受訪者中90% 的人表示，如果在中國生活或發展得不如意，他們有可能選擇再次回到國外。對於歸國專業人士而言，回國並不意味著他們從此永遠留在中國，更多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量。他們期望利用自己國內國外的成長背景來尋求發展新機遇，盡管這對於很多人來說就像一場“冒險”。這些歸國專業人士和其他歸國人員不同，他們依然保持著跨國身份認同，尤其對於那些已經擁有外國公民身份或外國永久居留權的人來說，更是如此。他們的子女大多數在海外接受教育，部分家人仍然在海外生活，並且在退休后，他們通常計劃返回海外移居國生活。因此，本文在論述中注重突出歸國科技企業家這一群體的流動性和跨國性特征。
本文提出“跨國文化資本”這一概念，來分析中國與歸國科技企業家之間的互動。“跨國文化資本”源自“文化資本”。布爾迪厄（Bourdieu）認為，文化資本是三種資本形式之一（其他兩種分別是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文化資本在華商研究領域幾經討論，如儒家價值觀和人力資本等。本文側重從跨國視角來分析歸國科技企業家的文化資本。那麼，什麼是“跨國文化資本”呢？根據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文化資本以三種形式存在：以思想與身體的持續性情的形式存在，以文化商品（圖片、書籍、字典等）的形式存在，以一種制度形式存在，如學歷資格。基於此，“跨國文化資本”強調文化資本在跨國環境中的動力、運作、結果、局限及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在具體指向上，它特指歸國科技企業家在祖籍國和移居國所擁有的文化資源，包括教育、智力、知識、技能、思維方式和其他可以跨越國界進行轉移的文化經歷等。跨國文化資本成為歸國科技企業家的獨特優勢，國家通過衡量跨國文化資本，來判斷歸國科技企業家的經濟價值和市場競爭力，最終來塑造企業家精神。
在文化資本如何轉化為經濟資本方面，制度一直是討論的重點。比如，布爾迪厄強調了教育體系在文化資本轉化中的重要性。他指出，文化資本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的，並且有可能以教育資格的形式制度化。本文通過對歸國科技企業家在中國政策制度環境下的考察，強調“政治資本”的重要性。政治資本作為一種資本形式，對科技企業家在將跨國文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的過程中起著推動和限制的雙重作用。目前，對政治資本的定義大多集中在政治學研究領域中，它指的是政治家用於達致政治目的的一種無形資產。在本文中，政治資本來自於從中央到地方的國家政府機構，主要指歸國科技企業家在積極與國家互動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政府的經濟支持、技術和成就的官方認可、建立與政府的網絡關系等。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影響和塑造著歸國科技企業家及其角色。
二、歸國科技企業家的形成
在海歸浪潮的背景下，歸國科技企業家在過去十多年表現得十分活躍。目前，歸國科技企業家的人數尚無確切統計，但許多証據顯示，歸國人員創辦的高科技企業數量正在快速增長。如2001 年，全國共有約3000 家華僑華人專業人士創建的企業。兩年后，增長到5000 家。最近，這一數字已大幅增長，超過2.7 萬家。歸國科技企業家的快速增長歸因於多種因素，除了全球化加速、世界科技創新潮以及中國經濟的崛起這些宏觀因素外，中國政府在吸引海外華僑華人人才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隨著中國經濟模式從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的轉型，國家僑務政策在2000 年以后有了顯著變化，由引進外國資本為主轉為吸引海外人才歸國。尤其是2014 年，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國家號召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許多鼓勵創新型科技企業增長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措施是吸引海外留學的專業人士回國發展創新型產業。早在2001 年，國家便出台了相關政策，鼓勵更多有能力的專業人士回國經營高科技企業。此后，採取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措施，如提供豐厚的資金支持、免費住房等，吸引海外人才回國。其中比較典型的如“長江學者”、“千人計劃”（國家級）、“珠江人才計劃”（省級，廣東）、“孔雀計劃”（市級，深圳）、“530 計劃”（市級，無錫）以及“百人計劃”（中科院系統）等等。2016 年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也啟動了“萬僑創新行動”，該項目強調兩點：一是鼓勵海歸人才投身於創新創業活動﹔二是與海外華僑華人專業人士增強溝通與合作，吸引有創新能力的領軍人才回國。
除上述政策外，在2018 年3 月國家機構改革之前，在中央層面的“五僑”機構設有專屬部門，負責華僑華人科技及經濟事務，如僑辦和僑聯都分別設置了“經濟科技司”或“經濟科技部”。
在實踐層面，中國在國內外開展了一系列海外人才招聘活動。在國內，一系列針對海外人才的交流會定期舉辦，為他們和國內企業建立聯系搭建橋梁。這些交流會通常每年或每兩年在國內的各大主要城市舉辦。作為中國最早的海外人才項目交流平台，“中國留學人員廣州科技交流會”自1998年至2017 年已舉辦了18 屆。截至2017 年，到廣州參會的海外人才總數已經超過4 萬人。此外，中國也積極到國外與海外專業人才建立聯系。早在2009 年，僑辦即派出代表在美國的各大主要城市（如紐約和波士頓）舉辦論壇。這些論壇旨在給海外專業人士介紹中國的經濟機會、科技發展及優惠政策等，以吸引人才歸國。在地方政府層面，以深圳為例，已多次赴海外舉行人才招聘活動，足跡覆蓋北美、歐洲和大洋洲。這些努力被証明是行之有效的。幾位受訪者表示，他們決定回到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來自中國政府的邀請，尤其是海外宣傳向他們展示了中國已成為創業人士的沃土。
此外，政府還在一些海外華人專業社團建立了聯絡處。例如，2017 年山東省政府在全球15 個國家（如英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建立了30 個海外聯絡處。這些聯絡處均依托於華人專業社團，涉及生物醫學、信息技術、自動化產業等相關領域。在2013 年和2014 年，這些聯絡處共推薦了超過70 名專家參與在山東舉行的人才交流會，簽訂了68 個創業項目。
總之，為了促使海外華僑華人專業人士回國，國家搭建了一個積極有效的制度化平台來引進海外人才，並與之建立了跨國聯系網絡。
三、解構“跨國文化資本”
與傳統類型的華人企業家相比，科技型企業家具有一些顯著特點。在教育和社會背景方面，這些科技企業家擁有海內外的教育和成長經歷。他們一般在國內長大、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並在20 世紀80 年代后到海外深造，通常在發達國家獲得了更高的學位。這一點和其他華人企業家有所不同，如在1949 年之前移民的華人企業家通常受教育程度不高，而在國外出生的華裔企業家盡管在海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卻缺乏國內的教育和社會經歷。從移居國來看，華人科技企業家主要來自經濟和科技水平先進的發達國家。在66 位被調查者中，有19 位來自西歐國家，如英國、德國和比利時﹔有35 位來自美國和加拿大﹔有12 位來自亞太地區，例如新加坡、日本和澳大利亞。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傳統華人企業家大都來自經濟和科技水平欠發達的東南亞地區（新加坡除外）。
因此，在選擇商業領域方面，華人科技企業家利用他們掌握的先進科學技術在歸國后往往投身於高科技產業，並擁有更開闊的全球視野，而其他華人企業家則大部分在中國投資經營非高科技類型的傳統產業。因此，在科技型企業家歸國創業的過程中，跨國文化資本成為一個凸顯因素。國家努力將這些科技企業家所攜帶的跨國文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挖掘跨國文化資本所蘊藏的潛在的經濟價值和市場競爭力。具體而言，跨國文化資本可解構為跨國教育背景、國家所需的科技創新能力、海外工作經歷以及跨國知識網絡四個方面。
首先，歸國科技企業家的跨國文化資本體現在其所擁有的跨國教育背景上。他們早年在國內接受教育，因此掌握了中文並熟悉中國文化，而海外深造則增加了他們的跨國文化知識和資本。如何衡量這一文化資本，學歷等級和畢業院校是其中兩個凸顯的關聯因素。通常，歸國科技企業家擁有越高的學歷，畢業於越有國際聲望的大學，他們擁有的跨國文化資本也越多，因而他們從政府中得到的支持也就越多。2004 年，中國留學人員廣州科技交流會進一步提高了對參會者的學歷要求，規定隻有擁有碩士及以上學歷者才能注冊參會。對於學士學位擁有者，隻有畢業於世界排名前200 位高校的留學人員才有資格報名。2014 年，華僑華人創業發展洽談會所引進的1500 名海外人才，70%擁有博士學位。在66 位被調查者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擁有海外博士學歷，有11 人持有國內博士學位但擁有海外博士后經歷，即擁有博士學歷的受訪者總計佔到80% 以上（見表1）。一位受訪者表示：“西方學術背景是一個很重要的敲門磚。你所擁有的學歷越高，你從政府中得到的支持力度也就越大。”
其次，歸國科技企業家所擁有的跨國文化資本體現於他們在各自專業領域所掌握的世界前沿的科學技術，同時往往又熟悉國內相關科技領域的發展水平。這種跨國文化資產是歸國科技企業家們獨有的創業優勢，也被政府在很多場合所強調。大多數受訪者表示，畢業或工作於越有國際聲望、科技力量越強的大學或公司，在獲得政府資助方面也越具有競爭力。因此，衡量跨國文化資本的多少已成為政府選擇海外人才並塑造其企業家精神的一個重要因素。在科學技術的跨國轉移方面，專利權是一個重要議題。為了避免知識產權糾紛，政府在給歸國科技企業家提供資金支持之前，通常會與其簽訂知識產權協議。筆者的調查凸顯了兩種較為普遍的處理工業知識產權的模式：一是歸國科技企業家在中國或海外擁有自己的專利技術﹔二是歸國科技企業家將國外知識產權擁有者作為公司合伙人，從而達到合法有效地利用國外技術。
關系作為社會資本的一種形式，被廣泛用於討論海外華人在中國的商業投資活動。那麼，這種通常建立在原生紐帶如地緣和家族的關系網絡，對於這些科技企業家是否和文化資本同樣重要呢？筆者的研究發現，科技企業家選擇創業的城市多數都不是他們的家鄉，而傳統華人企業家恰好相反，他們通常選擇在故鄉或者有著自己豐富人際網絡的地方進行投資。這表明傳統上源於家鄉或血緣的“關系”對於當代歸國科技型企業家創業來說，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在深圳南山華僑華人科技創業園裡，80% 的企業家與深圳（本身也是一個移民城市）並無直接的地理淵源。同樣，在筆者的一項關於影響創業因素的排名調研中，像當地設施、政府優惠政策和政府辦事效率都明顯排在社會關系這一因素之前（圖1）。一些受訪者甚至表示，由於長期出國學習或工作，他們在國內並沒有建立廣泛的社會網絡。這進一步凸顯出歸國科技型企業家在國內創業的關鍵因素是他們擁有的跨國文化資本，如教育背景、技術和創新能力，而非社會資本。
第三，歸國科技企業家的跨國文化資本還體現在他們的海外工作經歷方面。2015 年，第17 屆中國留學人員廣州科技交流會參會人員的70% 都擁有超過5 年的海外工作經歷。在中國海外人才交流會的參會條件裡，那些擁有海外工作經歷的人總是會被優先考慮。一位受訪者說：“在中國，擁有幾年海外工作經驗，無論對政府還是市場而言，你都會更加受歡迎，更具有競爭力。因此，我畢業后先找了一份工作，幾年后才回國。”
在66 位被調查者中，59 人擁有海外工作經驗。在工作背景上，29 人在學術機構，15 人在企業，12 人在學術機構和企業均有工作經驗（見表1）。換言之，具有學術工作經歷的歸國科技企業家比擁有企業工作經驗的人更多。這一事實一方面表明國家對於將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重視，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政府側重從科研背景來判斷企業家們的市場競爭力。許多受訪者表示，學術背景在他們申請國家創業資助時是一項重要的衡量因素。長期的海外工作經歷，尤其是在世界著名的研究機構工作，能夠証明他們的產業技術位於世界前沿且具有競爭力。此外，實際的商業經驗對企業經營也十分關鍵。在27 位擁有海外企業工作經歷的被調查者中，他們的海外工作時限從1 年至25 年不等，其中一位受訪者特別強調其在一家美國公司工作一年的經驗價值：“我的公司不存在中國企業裡常見的官僚和政治現象。大家職位雖不一樣，但所有人都是平等和受尊重的。每個人都可以在小組會議中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對公司文化的定義是：關心、創新與合作。這直接來源於我的海外工作經歷。”
那些缺乏商業經驗的科技企業家通常會把企業經驗豐富的人納為合伙人，以此來彌補自己的弱勢。的確，從學術研究者轉變為科技企業家需要一定的時間。一位受訪者表示：“我用了很多年向我的商業伙伴學習，也從自己失敗的經歷中汲取了不少教訓。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現在我仍然還在學習中。”
最后，歸國科技企業家在海外學習或工作中所構建的跨國知識網絡，是其跨國文化資本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體現為他們與以前的海外導師、同學或同事的長期聯系與互動，其中包括世界著名科學家，如諾貝爾獎獲得者等。歸國企業家利用跨國知識網絡，將國際知名專家納入其創業團隊，這大大提高了他們獲取政府創業資金的競爭力。筆者的調查支持了這一觀點。“我公司的核心技術團隊有6 位成員。他們來自中國香港、丹麥、德國和美國，有的是華人，有的是純粹的外國人，其中4 人是我在美國工作時的同事。他們都是這個領域中富有聲望的科學家。他們並不一定要住在中國，其中有4 位大部分時間都在海外工作。我們通常一個月開一次網絡會議。去年我從政府那裡拿到一個大獎，這與我強大的跨國工作團隊是分不開的。”
上述四個方面，即歸國科技企業家的跨國教育背景、所掌握的前沿科學技術、海外工作經驗、所擁有的跨國知識網絡，構成了歸國科技企業家跨國文化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這四個層面，國家來衡量歸國科技企業家的價值和市場競爭力，為一部分人才提供創業支持，但同時也給一些被認為不符合“標准”的海歸人才在某種程度上制造了藩籬。
四、跨國文化資本的轉化
（一）轉化為經濟資本
在跨國文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的過程中，企業家精神是關鍵。為了激發歸國人才的企業家精神，國家採取了若干措施組織和動員其跨國文化資本。
首先，建立許多創業平台以促進跨國文化資本的轉化，如“華僑華人創業發展洽談會”、“海外高科技人才洽談會”和“華僑華人創新創業大賽”。這些洽談會多是每年定期舉行。“華僑華人創業發展洽談會”作為中國最早和最大的華人科技企業家創業平台，自上而下由三大政府部門組織舉辦，包括國務院僑辦、湖北省政府和武漢市政府。它創立於2001 年，到2017 年已舉辦了17 屆，參會華僑華人總數達到1.2 萬人，吸引超過2000 名海外華僑華人歸國，引進2500 個高科技項目。在筆者的被調查者中，將近81% 的人參與過這些活動，其中15% 的人每年都參加，49% 的人每年參加超過兩次。
其次，國家還建立針對歸國人才的高科技產業孵化園區。目前中國共有347 家創業園，容納7.9萬多名歸國人士和2.7 萬多家企業。在這些園區，歸國企業家可以得到資金支持，如孵化基金、貸款利息補貼、場地租賃優惠等。81% 的受訪者對這些園區持積極態度，一位企業家表示：“政府給我們的場地租賃提供了津貼，每年為我們省下40 萬元。現在對我們來說這並不算什麼，但在創業初始預算緊張的時候，這真的幫到了我們很多。”
再次，為了鼓勵和激發歸國人才的科技創業精神，政府提供大量的資金支持。2018 年深圳南方科技大學的數據顯示，在過去五年裡，該大學從地方政府共獲得5 億元人民幣（其中4 億元來自深圳市政府，1 億元來自廣東省政府）用於創業創新活動。在筆者的調查中，80% 的被調查者得到不同政府層面的資助（見表1）。其中14 人獲得1 項獎勵資助，30 人獲得2 項到5 項資助，8 人獲得5 項以上的資助。這些資助金額從幾萬元到數千萬元不等。一位受訪者表示，最近五年他已經從中央和地方政府獲得了超過4000 萬元人民幣的資金支持。
此外，政府還提供各種優惠政策和便利服務幫助歸國科技企業家創業，例如創業指導與培訓、企業注冊、稅收減免、簽証便利等。這些措施得到歸國企業家的認可，其中一位受訪者表示：“從海外回國后，我在一家政府研究機構工作了一年。之后開始創業。在初期階段，這家研究機構給我提供了免費的設備和場地，還配備了幾位技術助理。這些措施幫我在初始階段克服了很多困難。”早在2005 年，國務院僑辦與地方僑辦合作舉辦“華僑華人專業人士回國創業研習班”，到2016 年，該活動在不同城市已開展29 次，每次都有數十位華僑華人專業人士參與。研習班通常持續5 天，內容包括解讀當前中國經濟現狀及國務院僑辦的最新相關政策、創業指導、實地考察和與當地企業的見面會等。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城市之一，已經8 次舉辦該研討會。總參與者達到770 人，項目和人才對接落地率超過13%。
總之，為了促進跨國文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國家開創多種制度化渠道，激發歸國人才的企業家精神。同時，歸國人才也通過獲取政府資金支持並與其建立聯系，積累他們的政治資本。
（二）納入國家發展戰略
除了發揮歸國科技企業家跨國文化資本的經濟價值外，國家還努力將這些科技企業家納入國家發展戰略，在社會文化等領域充分發揮他們的影響力。
隨著海歸人才數目的增長，在過去幾年，許多中央和地方政府層面的新歸僑組織在各地相繼成立（見表2），這些組織已成為中國政府和海歸人才建立和保持制度化聯系的重要渠道。在調查中，71% 的受訪者參加了至少一個類似的組織。這些組織具有良好的組織架構、清晰的規章制度、專業的管理委員會，並定期舉行活動。例如，中國僑聯新僑創新創業聯盟管理委員會包括2 位執行理事長、36 位副理事長、132 位企業家成員、秘書處以及顧問委員會。此外，這些組織通常擁有數百名個人會員。福建省新僑人才聯誼會擁有237 名成員，廣州新僑聯誼會有230 名成員。歸國科技企業家通常是這些成員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廣州新僑聯誼會為例，該會執行主席是一名科技企業家，且科技企業家佔到該組織80 名委員會成員的三分之一強。
此外，政府機構也組織報告會或展覽會來表揚歸國科技企業家對祖國作出的貢獻，並通過頒發榮譽和獎項，來加強其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2009 年，國務院僑辦推出“重點華僑華人創業團隊”獎項。該獎項每兩年頒發一次，至2015 年，共有230 個華僑華人創業團隊獲獎。中國僑聯自2003 年開始頒發“中國僑界貢獻獎”。到2016 年，該活動已經舉辦了6 次，共有830 名歸國人士獲得“中國僑界（創新人才）貢獻獎”，363 人獲得“中國僑界（創新成果）貢獻獎”，310 人獲得“中國僑界（創新團隊）貢獻獎”，86 人獲得“中國僑界（創新企業）貢獻獎”。除國家級獎項外，地方政府也設置了若干榮譽和獎項。從2012 年到2014 年，山東省政府為77 名當地的歸國科技企業家頒發獎項。從2008 年到2011 年，廣州政府嘉獎58 名杰出的華僑華人企業家，其中37 人是科技型企業家，佔獲獎者的70%。
歸國人才是國家戰略性人力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2015 年，習近平主席特別強調，華僑華人專業人士是中國人才庫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政府一直將華僑華人視為重要的團結對象。作為中國最具影響力和最大的華僑華人專業人士組織，歐美同學會（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成立於1913 年，在中國擁有42 家地方組織，22 萬個人會員，與海外100 多個留學人員團體建立了緊密的聯系。華僑華人科技企業家（包括歸國人員和海外人員）是歐美同學會成員的重要部分。2016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歐美同學會（留學人員聯誼會）建設的意見》，強調歐美同學會所發揮的三個重要作用，即“發揮留學報國人才庫作用”“發揮建言獻策智囊團作用”“發揮民間外交生力軍作用”。一些歸國科技企業家精英也在政府部門等機構中兼任職務，如中國僑聯特聘專家、國務院僑辦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等。在66 位受訪者中，11 人兼有該類職務。
總之，國家通過多種制度途徑，將歸國科技企業家納入國家發展戰略，在社會文化等領域發揮其最大效用。歸國科技企業家也通過加入政府的制度性聯系網絡，擴充了自己的政治資本。
五、整合機制與局限
在中國積極引才政策帶動下，華僑華人科技型企業數目快速增長。然而，其企業的成活率並不理想。在珠江三角洲（海歸科技型企業家的主要聚集區域之一）的一些創業園裡，隻有不到30% 的華僑華人科技創業企業可以生存超過3.5 年。盡管創業失敗並不少見，但這一現象與政府和歸國科技型企業家之間的互動機制及其特點卻不無關聯。
首先，國家和歸國科技企業家之間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關系。國家處於主導地位，是科技創業活動的主導者。所有相關的優惠政策、華僑華人人才計劃和交流會、資金支持和一些新僑人才社團的成立多由國家自上而下進行組織和推動。政府是這一場域中最積極的組織者和參與者。同時，歸國科技企業家積極與政府進行互動，以實現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為了降低創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多數歸國科技企業家更傾向於依靠政府，而非不穩定的民間風險投資。在政府的支持下，歸國科技企業家的創業活動在獲得合法性的同時，又與政府官員建立聯系網絡，獲取一定的政治資本。這一點與筆者在中國留學人員廣州科技交流會中所觀察到的相一致，即大部分參會的海歸專業人士都首先傾向於直接與政府或國有企業打交道，而非中小型民營企業。
其次，國家通過制定人才評價標准，來衡量歸國科技企業家所擁有的跨國文化資本。這些標准包括：對特定科技領域的限定、對參會者學歷等級的要求以及對其海外工作經驗的關注等。但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對於海歸人員的硬性規劃和管理，很容易出現不符合這一資格或標准的人才被邊緣化的情況。就目前僑資企業的總體狀況而言，以科技創新為主流的經濟尚未成形。這一點可從“廣東省僑商投資企業協會”的成員構成顯露出來。廣東省是華僑華人企業的主要聚集地區之一。作為廣東最具影響力的僑商社團之一，廣東省僑商投資企業協會成立於2007 年，是當地政府了解省內僑商企業信息的重要機構。該協會共有429 家會員企業，領導機構是理監事會，由169 名來自中大型企業的企業家構成。然而，在這169 家公司中，隻有大概10 家以上可列入高科技企業領域，這表明目前傳統工業無論從數量還是規模上仍然是華商大中型企業的主體類型。
最后，政府與歸國科技企業家的互動仍存在一些制度性弊端。國家為歸國科技企業家建立和採取了各種平台和優惠政策，但如何使這些平台有效運轉，以及將這些政策付諸實踐仍然是一個問題。一半以上的被調查者都表示，他們在國外時對這些優惠政策的了解並不多，而回國后在與政府的溝通過程中，他們碰到的兩個顯著問題是關於政府的工作效率及其對創業項目的評估。在政府效率方面，許多受訪者表示，雖然優惠政策已存在，但地方落實起來卻很難。一位受訪者特別講述了他在中國注冊公司的經歷：“在國外我們隻需要幾天便可以在網上注冊好一家公司。然而，同樣的事情在中國卻要復雜得多。由於我持的是外國護照，注冊公司須要拿到臨時居留証、營業執照、就業許可証和其他要求的文件，手續非常復雜。我已經離開中國20 年了，不熟悉政府機構的運作。政府雖然有針對海外人才的各種支持性政策，但在現實中去貫徹執行卻需要時間。”政府對創業項目的評估是另一個主要問題。一些受訪者表示，由於缺乏某一領域的專業知識，政府官員無法恰當地對一些項目作出合理的專業評估，致使一些有發展潛力的項目流產。
以上揭示了國家在整合跨國文化資本過程中所顯現的機制特點和局限。一方面，國家在資源分配中起著主導地位，影響和塑造著歸國科技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另一方面，科技企業家積極與政府部門互動以獲取政治資本，以便推動跨國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轉化。當前，國家在引才方面發揮了積極而關鍵的作用，但一些自上而下的硬性管理及互動方式對於歸國人才科技創新創業活動卻仍存在著若干局限。
六、結語
隨著中國經濟模式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型，歸國科技企業家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新動力。盡管歸國科技企業家是伴隨著中國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出現的，但這一現象與中國政府在引進海外人才方面的努力密切相關。
首先，歸國科技企業家在中國的出現與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密不可分。從海外人才的引進，到其跨國文化資本的經濟轉化，再到將其納入國家戰略發展體系，國家在跨國文化資本的整合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各種相關政策和體制的形成凸顯了當今國家在全球跨國治理中的關鍵角色及“網絡化的國家”這一概念的形成。
其次，跨國文化資本的轉化過程凸顯了政治資本的重要性。中國創業環境相對尚未成熟，歸國科技企業家憑借跨國文化資本，通過與政府建立關系以獲取政治資本，這對於跨國文化資本的轉化，既是一種促進，但同時也蘊含了某些局限。在現有的規則制度下，一些歸國科技企業家被納入主流，一些則被邊緣化。
此外，在理論層面，本文展示了一種新興的移民跨國性模式。在移民跨國性理論中，跨國性最初被定義為“移民形成並維持其連接祖籍國與移居國的多重社會關系的過程”。在該話語中，跨國性是以移民的移居國為視角，強調移民與祖籍國的跨國聯系。當前的移民跨國性研究也多採取同一視角。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華僑華人回到中國，他們與其之前的移居國依舊保持著跨國聯系。這一現象要求以反向的視角關注歸國人員與其移居國之間的跨國活動，同時也再次強調了筆者之前所提出的華人移民企業家的“雙重嵌入”這一特點。本文顯示，歸國科技企業家通過海外學習和工作經歷與其移居國建構跨國文化網絡，並且由於這一跨國實踐所體現的經濟社會價值，這一反向性的跨國網絡又進一步被國家所推動和強化。
《華僑華人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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