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周敏，女，社會學博士，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社會學教授、亞美研究學教授，王文祥伉儷美中關系與傳媒基金講座教授、亞太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移民社會學、移民教育、城市社會學、民族社會學和亞裔研究學，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陳六使講座教授﹔王君，女，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學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海外華人移民、中國新移民父母與子女教育。
本文選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釋略）。論文以美國和新加坡為例，論述了新移民產生的背景、中國新移民在移居國所面臨的挑戰、移居國的制度限制與社會支持機制的作用，探討了海外華人移民子女教育的成功因素。
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之一就是教育。傳統的中國社會重視讀書，信奉“書中自有黃金屋”。貧苦出身的讀書人可以靠自己的才學和“十年寒窗苦”，通過科舉制度走上仕途，光宗耀祖。現代的中國社會也同樣重視教育，視教育為取得薪酬優厚的工作機會和較高社會地位的階梯。中國當今的高考制度則印証了“知識改變命運”的信念，成千上萬不同家庭背景的高中生通過考試被大學擇優錄取，從而實現了個人的職業夢想。教育是每個中國家庭的頭等大事，是父母養育孩子最重要的責任。子女教育程度的高低不僅是衡量父母社會地位的標准之一，也是衡量育兒成功與否的標准之一。海外華人家庭對子女教育的重視程度甚至比國內家庭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被視為全球最重視教育的族群之一。儒家傳統的孝順、好學、刻苦、自律通常是海外華人教育子女的規范和行為准則。
在當今很多國際移民接收國，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加坡等，華人青少年都在教育領域脫穎而出，出類拔萃，獲得了有目共睹的教育成就。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教育是處於弱勢地位的移民群體成員及其子女取得向上社會流動（upward social mobility）的較為公平、可預測性強、且卓有成效的途徑。教育成就的客觀指標，如畢業院校、學歷、專業和平均成績等關系到移民及其子女的職業前景和經濟收入，是直接影響移民在移居國生活、融入和向上流動的重要因素。來自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華人移民父母期望子女取得教育的成功，以保証未來職業的順利發展，但這種超高期望的實現頗具挑戰性。原因是，移居海外導致移民的家庭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家庭內部不僅有代際沖突，還有跨文化沖突。此外，移居國的教育體制、主流社會環境和族裔社區的社會結構以及語言文化問題等，都對華人移民子女的教育問題產生重大影響。
本文的中心議題是，在不同文化的移居國社會環境中，中國新移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否不同？他們面臨著哪些挑戰和制度限制？他們運用哪些社會支持機制來應對挑戰、解決困境，從而實現預想的教育期望？本研究以美國洛杉磯和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家庭為例，根據參與觀察、大眾媒體報道以及有關歷史和政策文獻等資料的分析，從父母的角度去探究此議題。
一、新移民產生的背景：移出國與移居國因素
學界對於“中國新移民”的概念至今還沒有嚴格的定義。一般來說，這一移民群體泛指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從中國大陸移出的國際移民，這是一個十分龐大而多元的群體。根據聯合國和國內學者的數據，這一群體的數量高達1000 萬人。這些中國新移民遍布世界各地，但多數流向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等歐美發達國家，以及新加坡、日本等亞洲發達國家。對於國際移民在移居國的社會適應或社會融入研究，一個影響力較大的分析框架是關注祖籍國移出環境與移居國接收環境中各種宏觀、中觀和微觀因素互動所產生的影響。本文的研究基於這一分析框架，祖籍國移出環境的考量因素包括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政策、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等宏觀因素，還包括移民社會網絡和個人的社會經濟背景等中觀和微觀因素。移居國移入環境的考量因素包括移居國移民政策、主流社會結構與華人族群在其中的地位、華人社區組織的發展以及個人、家庭和族群的社會經濟背景等。
（一）1978 年的改革開放與中國國際移民潮
當代經久不息的中國國際移民潮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直接結果之一。這一輪大規模的移民潮由幾個方面的結構因素促成。第一，改革開放使大量外資涌入中國。海外華商資本的注入，不僅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也激活了休眠多年的海外親屬聯系和跨國移民社會網絡。第二，中國政府消除了國際移民的制度障礙，放寬了取得護照的條件，簡化了出國手續，允許有海外親屬關系的中國公民合法移民海外。第三，中國放寬了海外留學和研修政策，資助成千上萬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到海外學習和學術交流，同時也允許國人自費到海外留學。最初自費留學的資金基本上來自留學生的海外親屬。1990 年以后，不少經濟能力較強的家庭也有能力資助子女出國留學。第四，隨著中國經濟的日益全球化，尤其是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的海外投資迅速增長。這些宏觀和中觀層面的結構因素，加上一些接收國放寬移民政策，經濟全球化為中國的新移民潮推波助瀾，使之經久不息，方興未艾。
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移居海外的老移民相比，中國新移民有幾個明顯不同的特征。一是來源地更為廣泛，早期的老移民大多源自廣東和福建僑鄉。當今的新移民則來自中國的大小城市和鄉村，社會經濟背景更為多元。二是早期的老移民大多是僅有小學文化程度，還有文盲的農民和低技能勞工，而今新移民的平均教育水平和勞動技能遠遠高於祖籍國的平均水平（也高於一些移居國的平均水平）。如在美國的中國新移民中，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專業技術移民比例達50% 以上，在新加坡則達到75% 以上。三是居住模式更為分散。雖有少數新移民仍然聚居於唐人街和華人移民聚居郊區（美國），但大多數則混居於中產階級社區。四是遷移目的更傾向於定居。早期的老移民移居海外是為了打工謀生，持暫居心態，希望最終能衣錦還鄉，落葉歸根。而今，新移民即便有跨國流動的機會和實踐，但大多是定居者，努力融入當地社會，落地生根。
（二）移入環境：美國與新加坡的比較
美國是中國新移民首選的移居國，新加坡也是他們較為偏愛的移居國之一。但兩國的移民政策、社會經濟和文化環境、族群社區結構以及族群社會地位都差異較大。美國是中國新移民的最大接收國，吸納了四分之一以上中國新移民。1965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移民法修正案，廢除了不平等的配額制度，確立了家庭團聚和技術移民的優先原則，由此引發大批亞洲移民包括中國新移民的涌入。美國國際移民政策的放寬，1979 年美中關系正常化，加上前文提到的有利的移出環境因素，共同推進了中國向美國的跨國人口流動。中國新移民的大量涌入，改變了美國華人社會的結構和人口成分。據統計，美國的華人人口從1960 年的24 萬人激增至1990 的160 多萬人，2010 年達380 多萬人，2016 年突破500 萬人。當今的美國華人在教育、家庭收入和職業成就等客觀社會經濟指標的平均值已經超過歐裔白人，因而受到公眾褒獎，被譽為“模范少數族裔”，但同時他們也被視為“永遠的外國人”、“不公平的競爭者”和多種形式社會歧視的對象。
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特指1990 年新中建交后移入新加坡的中國移民。1965 年國家獨立后，新加坡僅用了30 年時間，便完成了從“第三世界”落后國家到先進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國家的跨越。20 世紀80 年代末，新加坡面臨科技人才緊缺和自然人口增長率急劇下降的嚴峻挑戰，威脅到新加坡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以及在經濟全球化中的競爭力。因此，新加坡政府緊急調整經濟和移民政策，如提供獎學金吸引中國留學生，通過引進人才來解決這些困境。寬鬆的國際移民政策導致新加坡人口快速增長，非本土出生的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不斷擴大。基於歷史、種族和文化的因素，加上1990 年以來新加坡與中國日益緊密的關系，中國新移民人口大幅增長。新加坡主流報紙《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報道，中國新移民的數量已從20 世紀90 年代的數千人上升到100 萬人。這些新移民大多數是已獲得永久居民身份或加入新加坡國籍的中國留學生、技術人才和投資移民。
新加坡深受英國殖民政治和文化以及國際移民歷史的影響，是一個糅合了東西方文化但以華人為主導的多種族社會。出於種族和諧的需要，新加坡政府全力建構“新加坡人”的國民身份認同。雖然中國新移民與新加坡華人源自相同的文化傳統，並且因移民政策的超高端篩選（hyperselectivity）而成功融入了國家的主流經濟，但他們在社會和文化等層面的融入程度高低不等，仍然保留了具有濃厚中國特色的文化習俗和行為模式，與中國保持著密切的聯系。1990 —2010 年的20 年間，中國新移民的大量涌入對新加坡當地社會的就業、住房、交通、教育和醫療保健等造成了沖擊，引起了本地人的不滿和排外情緒。一些新加坡華人視中國新移民為“他者”（the other），既不同於本地華人，也不同於來自東南亞其他地區的華人移民。無獨有偶，中國新移民在新加坡以華族為多數族群的多元社會中的“他者”身份，與美國華人（包括新移民）在華族為少數族群和白人至上社會中的“他者”身份，都同樣受到本土文化和社會的排斥。
二、中國新移民在移居國所面臨的挑戰
（一）對子女的共同教育期望
無論是在以西方基督教新教文化為主導的美國社會，還是在深受儒家傳統影響和中西文化交融的新加坡社會，中國新移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沒有明顯的差異。在美國，華人移民家庭把教育當作子女向上流動重要而有效的途徑，希望子女克服在移居國社會面臨的結構障礙和種族歧視，通過個人的努力和選擇實用學科，找到一份高薪的穩定職業，最終在主流社會立足。雖然他們的社會經濟背景多樣化，但都對子女的教育抱有極高期望，這種期望已經被証明是華人移民子女學業優異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華裔二代的學業成績顯示出與經典社會地位獲得理論（status attainment model）相悖的結論，即無論移民父母的經濟社會背景如何，子女的學業成就不僅優於其他移民族群，還優於本土白人學生的平均水平。新加坡中國新移民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其中有儒家傳統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新加坡教育考試制度和教育競爭的激烈性。子女教育是很多中國新移民移居新加坡的原因和目的，他們不僅憑借自身的教育、收入和職業背景在新加坡取得了較好的職業和社會地位，更期望子女將來能夠通過優秀的海外教育背景和資本，獲得理想職業和全球流動機會。
在美國和新加坡，中國新移民對子女的期望同時也伴隨著矛盾。父母一方面希望子女在移居國接受教育，能夠盡快跨越語言和文化障礙，融入主流社會﹔另一方面，又運用各種機會和資源向子女灌輸中華文化傳統，希望他們加強族群身份認同，提高母語能力，繼承傳統的語言文化。這種做法也是理性和實用主義的選擇，新移民父母認為這樣可以幫助子女提高未來在祖籍國、移居國以及全球職場中的競爭力，以更好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二）在社會融入過程中的共同困境
移居海外是個充滿挑戰和壓力的過程，中國新移民在適應和融入移居國社會時主要面臨以下困境。
1. 語言和文化障礙
在美國社會，英語水平欠缺是中國新移民適應和融入的主要障礙之一，時常導致新移民在職場和社會生活中被歧視和邊緣化。雖然新加坡社會以華人為主體，也沿襲著儒家文化中的孝順和尊從長輩等傳統，但新加坡以英語為主要的官方語言，其社會制度建構、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均體現了中西融合的特點。與早期華人移民和中國新移民不同的是，年輕一代的新加坡華人強烈認同“新加坡人”的民族國家身份，對祖籍國中國基本沒有歸屬感，缺乏華族文化認同，華文語言能力日漸減弱。盡管中國新移民擁有相對優秀的教育、收入水平，但他們在語言和文化方面仍處於不利的地位，需要不斷調整和適應新加坡獨特的文化環境。
2. 移居國社會的結構障礙
盡管美國和新加坡擁有開放、寬容、平等的社會大環境，但兩國的歷史發展和社會結構仍然使新移民經常遭到顯性或隱性的社會偏見和種族歧視。他們初到移居國時處於弱勢地位，專業文憑、職業經驗和資質往往不被認可，缺乏族群關系網絡以外的大社會的制度支持。對美國的中國新移民來說，不僅要努力工作迅速適應移居國的職場和社會，還須通過親身的體驗和經歷，教育子女加倍努力，避免蒙受社會歧視和制度的限制。此外，中國新移民父母還特別強調子女要克服與主流社會白人子女競爭時作為少數族裔的劣勢，以雙倍、甚至多倍的優異成績來應對社會競爭。在新加坡，中國新移民作為“他者”已處於弱勢地位，備受社會歧視。近年來，新加坡移民政策迫於公眾壓力逐年收緊，根據移民的教育、職業、收入、居住年份等因素嚴格區分他們在教育、住房、職業等方面的福利與機會，給新移民的移居和適應設置了更多結構障礙和制度性約束。
（三）中國新移民家庭結構和內部關系的變化
1. 美國華人移民家庭的“代溝”問題
移居海外中斷了傳統的擴大家庭（extended family）結構及其社會支持網絡，父母管教和約束子女的能力也因文化和語言障礙而被削弱。二戰后，唐人街內的大多數華人移民家庭或是隔洋的“分裂家庭”（split households），或是虛構家庭（fictitious family），完整的核心家庭為數不多。主流社會歧視華人，進行種族隔離。為了相互依存，華人兩代人被迫生活在唐人街狹小的族裔空間裡，個人和家庭都與華人社區有著密切的族裔組織關系，既依賴又受控，他們的價值觀和言行舉止均受到社區文化的制約。當時的華人家庭內部雖有潛在的代際和文化沖突，但族裔社區的特定環境和社會關系，緩解或消解了沖突的發生。
20 世紀60 年代的美國平權運動在法律層面禁止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為華人移民及其子女融入主流社會、向上流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20 世紀80 年代以來，新移民不再受困於唐人街和族裔經濟，大多數人散居在白人為主的中產階級社區，就業於主流職場，家庭結構以完整的核心家庭為主，但在缺乏族裔社區緩沖的情況下，語言和文化的差異使移民家庭的“代溝”和代際沖突問題尤為突出。
華人移民家庭強調長幼尊卑、孝順和尊重權威等儒家傳統，與西方崇尚的自由平等、個人奮斗等價值觀差異很大。語言方面的差距、文化差異和移民父母與子女之間同化步調的不一致，導致了代溝的形成。以如何定義“美國夢”為例，大多數的成年新移民、特別是為人父母的新移民忙於工作和養家糊口，雖然他們努力尋求打入主流社會，但大多朝著擁有自己的房子、自己能當上老板、子女能進名校這三大目標而奮斗。他們的子女們則更為雄心勃勃，不僅追求有形的和物質上的成功，更尋求精神上的滿足。他們追求成為與眾人無異的不受歧視的美國人，以及可以隨心所欲、自由自在地追尋夢想。他們在美國文化影響下成長，價值觀和行為模式與父母的期望大相徑庭，親子之間的文化鴻溝導致了家庭代際關系緊張，加劇了兩代人之間的分歧和沖突。
2. 新加坡中國新移民家庭的跨國隔代撫養現象
新加坡中國新移民的人口成分不像美國那樣多元化，主要由留學生、專業人士和投資移民等中產階級高端人才構成，年齡結構偏中青年。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中國新移民家庭已轉變為核心家庭。在養育嬰幼兒和學齡孩子的階段，這些新移民家庭特別需要家庭和社會的支持。初為父母的新移民希望給子女提供成長和教育的穩定環境，他們通常會在這個階段決定轉變國籍、取得新加坡的公民身份而長期定居下來。但他們在新加坡缺少擴大家庭和社會網絡的支持，雙職工的時間和經濟條件不能滿足照顧孩童的需要。盡管新加坡有為18 個月以上的嬰兒開設的幼兒園，也有雇用外籍女佣的社會慣例，但中國新移民傾向於選擇家庭的幫助和支持，讓在中國的雙方父母持探訪簽証輪換來新加坡照看孩子，目的是在經濟上和孩童的養育和安全上多一重保障。這種跨國隔代撫養現象在新加坡中國新移民家庭中非常普遍。新移民的父母跨國來與子女相聚，目的不是頤養天年，而是輔助子女家庭在移居國建立新生活，讓他們可以無后顧之憂地在職場打拼，加速向上社會流動。由此，這種三代共同生活的家庭代際關系更為復雜，除了新移民與子女，還有父母跨國流動的暫時性、老中兩代人養育觀念和方法的差異以及共同生活中的分歧和沖突等。與美國相比，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家庭有幾個不同特征。一是夫妻雙方大多是教育程度高或具備高技能的專業人士，社會經濟地位較高﹔二是持永久和臨時（工作）簽証的中國公民的比例較大，因而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不確定性較高﹔三是子女大多尚處幼年和童年階段，青少年的比例較低﹔四是三代的擴大家庭比例較高，但新移民父母大多屬於暫居性質。
三、移居國的制度限制與社會支持機制的作用
美國和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對子女的超高教育期望能否實現，受到兩國不同的教育制度、社會環境和社會支持機制的影響。
（一）移居國的教育制度和大社會環境
1.美國的教育制度及“模范少數族裔”刻板印象的負面影響
美國實行自由主義開放式的教育制度，沒有全國性的中央教育體制，也沒有課程設計、教材、教學方法和考核制度等方面的統一標准。美國的教育制度鼓勵學生發現自我、發展自我，注重教育的過程，注重動手能力和批判性分析思維的培養，主張因人而異的人性化教育，分數和名校學位不是衡量教育成功的唯一標准。中國新移民一方面充分利用美國自由開放的教育制度，另一方面則限制子女的學業選擇，要求他們選擇最為實用的學科，期望子女通過勤奮努力獲得最好成績。重視教育且經濟社會背景較好的中國新移民，能夠選擇好的學區，充分利用所屬的公立中小學，使子女能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和教育資源。在購買房產時重點考慮“學區”因素，就是學區制對移民家庭的教育策略產生重要影響的一個具體體現。
在美國，由於國際移民的超高端篩選，華人族群的社會經濟地位有顯著的提高。從2000 年和2010 年美國人口普查統計數字來看，華人族群的教育、家庭收入和職業成就等指標的平均水平不僅遠遠高於美國總人口的平均水平，也優於白人族群的平均水平。﹝華人子女以其優異的教育成就沿著社會階梯迅速向上流動。社會、學校和媒體也因此把華裔（和其他亞裔）稱之為“模范少數族裔”，形成了新的刻板印象。這無形中造成了社會對他們不平等的評價標准和不現實的期望，強化了華裔天生就適合從事數理化科研和工程技術等社會偏見。這些觀念不僅給包括華裔在內的亞裔子女的職業追求制造了實際和潛在的障礙，還迫使亞裔族群和家庭對下一代的期望也更多局限在被主流社會公認的適合他們的領域，把在這些領域的學業成就作為將來職場成功的敲門磚。“模范少數族裔”產生的局限性使移民父母在子女教育的問題上產生了嚴重的焦慮。一方面，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使他們認為其子女必須大幅超越白人，才可能獲得與普通白人同等的機會和職位。另一方面，華人父母認為名牌大學文憑是獲得高薪工作的首要條件，但名校錄取亞裔（包括華裔）的名額有限，亞裔學生之間的競爭使考量標准更高更嚴格，要想脫穎而出，必然要付出更多的時間、金錢與努力，這更加劇了原已激烈的教育競爭，加深了華人父母的焦慮。
2. 新加坡的教育體制及其對中國新移民的壓力
新加坡政府採用實用主義的策略設計教育制度，信奉精英主義，秉持唯才是用的原則，通過考試和分流制度來因材施教，導致家庭、學校和社會把高分數和名校學位與教育成功等同起來，認為隻有努力和勤奮才是取得好成績的決定因素。雖然教育分流和競爭有利於選拔優秀人才，為經濟發展服務，但也造成了教育競爭過度和焦慮的社會環境。中國新移民雖然具備超高端篩選的優勢，卻缺少主流社會所擁有的資源和社會網絡的支持。同時，移民身份對教育機會和資源的限制也使他們在教育競爭中處於劣勢。移民父母認為，如果在教育分流中落敗，必然會導致子女失去優越的教育資源和學業前途，即使將來有機會迎頭趕上，也會需要更多倍的時間和努力。慢流的孩子會被貼上能力和智商較差的標簽，未來隻能成為新加坡社會精英的追隨者和服從者。因此，新移民家庭和父母不得不把子女教育，包括中小學、甚至學前教育，作為“社會工程”，投入大量的金錢和時間，使很多父母處在焦慮甚至痛苦當中。例如，新加坡被稱為“補習國家”（tuition/enrichment nation），私人補習產業即“影子教育”產業（shadow education industry）發展成熟，滿足不同經濟背景家庭的需要。新加坡統計局2016 年的數字顯示，新加坡家庭用於課后補習的投資超過11 億新元，是2005年6500 萬新元的兩倍﹔120 萬個家庭的孩子要去補習中心學習，佔總家庭數的90%﹔40% 的學齡前兒童會參加補習，上小學以后，補習的學生則達到80%﹔介於13~19 歲的孩子中，85% 的孩子每周要課外補習4 小時以上。考試和過早的分流，包括小學三年級的“天才班考試”（Gifted EducationProgramme， GEP）和小學六年級的會考（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 PSLE），在教育路徑上對孩子未來的機會和資源的獲得至關重要，因此，新加坡本地人和移民家庭都會不遺余力地投入到子女的教育開發中，成為教育競賽的參與者，加劇了“怕輸”（kiasu）的社會心態。
（二）社會支持機制
由於美國和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和主流社會環境不同，新移民在子女教育方面雖然有相同的期望和焦慮，但他們的應對策略因地而異，尋求不同的社會支持機制的幫助。
1.美國：基於族裔社區的社團組織和社會網絡
在美國，族裔社區中有形和無形的教育資源成為中國新移民家庭應對挑戰的重要社會支持機制。隨著華人社會的轉型，華人社區內服務於華人家庭和子女的非營利社團組織迅速發展。
首先，華人社團組織作為中華文化的載體，可以幫助華人父母在族裔社區的環境中對子女進行華族文化教育，強化家庭價值觀、處世准則以及行為規范。其中最重要的組織之一——中文學校，不僅進行母語教育，同時也開設如中國歷史、文學、詩詞、民樂等學習科目，有利於華人子女進一步了解族裔傳統文化和構建身份認同。第二，華人社區以及各類社團組織的發展為華人父母提供了交往的族裔空間，既幫助他們重建族裔社會關系網，積累社會資本，也加強了他們對族裔社區的歸屬感以及對族裔社會流動目標、途徑和行為准則的遵守。對於青少年來說，社團和中文學校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族裔社交環境，擴大了朋友圈，加強了他們的華裔身份認同感和自信心。同時，同族朋友的共同經歷也讓他們把來自父母的壓力和代際沖突轉化為刻苦讀書的動力，改變了衡量他們學業成功的參照群體（從歐裔白人轉為華裔）。第三，華人社區裡應運而生的族裔經濟的新行業——種類繁多的營利性教育服務商業團體，如課外補習班、才藝班、大學預備班等，迎合了移民父母害怕子女“輸在起跑線上”的焦慮，進一步刺激了父母對子女課外補習的需求。這些基於華人社區的族裔資源，不僅為新移民的基本生計提供了幫助，還為移民子女取得教育成就，在美國社會向上發展和流動搭橋鋪路。
2. 新加坡：新移民的家庭資源與跨國資源的調動
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更多依靠自身的經濟條件和文化背景，以及可調動的家庭資源（如父母輩的支持）和跨國資源（通過跨國的職業、商務和社會文化活動所獲得的相關資源、資訊、機會等等），來應對子女教育方面日益激烈的競爭和壓力。新加坡移民政策的二分性和篩選性規定，隻有高教育、高職業和高收入的專業技術移民才是新加坡政府希望引進的移民，才能得到就業資格。中國新移民具備這種超高端篩選性，擁有較強的社會經濟背景，這是他們抵達新加坡時就具備的優勢，因而能夠為自身和子女在移居國社會適應和發展創造更高的起點，奠定了向上流動的基礎。
重視教育的儒家傳統在新加坡的教育考試和分流制度中得到進一步的強化。中國新移民自身有較強的經濟能力，可以全力投資於社會上已有的公共資源（公立中小學）和私人教育資源（影子教育產業），以應對激烈的教育競爭，在教育考試的重要分流節點給孩子的勝出增加砝碼。例如，為了選擇好的學校，新移民通常會購買毗鄰名校的房產，以增加子女進入名牌小學和中學的機會﹔投入大量金錢課后補習，參加各種價格不菲的才藝班和興趣班等等，促使子女超前學習和拔高學習。得益於自身良好的教育背景，新移民還能為子女在學習上以及選擇大學、專業和職業發展方向等方面提供親歷親為的輔導和支持。
四、結論
本研究揭示，無論身處西方或東方不同的社會結構、教育制度和文化環境，子女教育問題對於中國新移民家庭來說都是重要問題。透過這一問題，可以了解當代中國新移民在適應和融入移居國社會時所遇到的挑戰和困境，尤其是移居國的教育制度、大社會環境以及變動中的移民家庭和族裔社區對新移民實現向上社會流動的影響。
比較分析顯示，在美國，由於華人移民在歷史上經歷過嚴重的社會排斥和種族歧視，主流文化與華人的儒家傳統文化存在著劇烈的沖突，因此，華人家庭面臨著文化和代際的雙重沖突，使移民父母對在本土成長的子女的管教更為復雜。新移民除了依靠自身的能力和社會經濟背景外，還通過華人社區的社會支持機制來緩解家庭內部的矛盾和代際沖突，使子女能夠取得教育的成功。在新加坡，雖然中西文化交融，但儒家文化影響仍然較大，其擇優錄取的教育制度和中國的應試教育有很多相同之處，中國新移民在子女教育上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制度和結構而引致的機會缺失。新移民本身由於超高端篩選而有較高的起點，加上充分利用經濟資本、人力資本、文化資本和跨國家庭資源，不遺余力地從時間、精力和金錢等方面投資於子女的教育，從孩童階段就開始未雨綢繆，應對新加坡的考試制度和過早分流帶來的激烈競爭和焦慮。
海外華人移民子女教育的成功，除了新移民由於超高端篩選而有較高起點這個因素外，背后的原因不僅是重教育的儒家文化和“虎媽式”的嚴管良教，還與多層面的移出環境和移入環境等結構性因素和社會支持機制密不可分。
《華僑華人歷史研究》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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