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明歡，女，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華僑華人與移民社會學。

本文選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9年第3期（注釋略）。論文梳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 年來中國學者關於歐洲華僑華人研究所經歷過的沉默、探索和成長三個階段，剖析了進入21 世紀后相關研究呈現出的主題拓展成果迭出、學科多元立足實証、跨國合作共建平台三大特點。

筆者曾在《廈門大學學報》2002 年第4 期發表《歐洲華僑華人研究述評》一文，評述20 世紀涉及歐洲華僑華人的歷史資料及相關研究。21 世紀的前十幾年，既是歐洲華僑華人社會歷經重要發展的新時代，也是學界尤其是中國學界歐洲華僑華人研究成果紛呈的時代。有鑒於此，筆者擬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 年之際，就中國學者關於歐洲華僑華人研究的70 年學術歷程做一回顧梳理，既就教於大方之家，亦希望為有志於該領域研究之年輕學人構筑一個繼續向上攀登的基礎平台。

一、歐洲華僑華人研究的三個階段

2019 年3 月，筆者以“華僑”“華人”“新移民”與“歐洲”及法、英、荷、德、意、西、匈等歐洲國家分別組合作為“關鍵詞”，在“中國期刊網”上對截至2018 年之前所有收錄入網的論文進行檢索，並逐篇閱讀篩選，共檢索到與歐洲華僑華人相關的論文502 篇（如下圖所示）。

根據所檢索到的資料，筆者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 年來中國學者關於歐洲華僑華人研究的發展進程劃分為沉默、探索與成長三個階段。

1949 —1977 年為第一階段，即沉默階段。就外部原因而言，該階段歐洲華僑華人社會規模、影響都還十分有限，與同階段東南亞華人社會不可同日而語。就內部原因而言，在當時冷戰背景下，中國學界對歐美情況了解有限，僅有的少量關於華僑華人研究著述集中在東南亞，關注點主要是“苦難史和革命史”。

1978 —1999 年為第二階段，即探索階段。1978 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元年，中國因“文革”而倍受重創的社會科學研究重新起步。筆者注意到，在中國期刊上正式發表的、與歐洲華僑華人較具相關度的論文正是首見於1978 年。該年的兩篇相關文章，一篇是胡華所著《周恩來總理旅歐時期的革命活動》（《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78 年第1 期）﹔另一篇是吳玉章所著《關於〈救國時報〉的回憶》（《社會科學戰線》1978 年第4 期）。鑒於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文革”結束后最初十來年歷史學的研究成果明顯集中於“中國革命史研究”，因此這兩篇涉及歐洲華僑華人的文章都是以中國革命史為主，旁及同期旅居歐洲華人之史實。

據筆者檢索，1978 —1999 年，中國期刊網上共收錄與歐洲華僑華人相關的論文87 篇。這一時期的論文具有如下特點。

一是大多數論文都是在研究“中國革命史”的大主題之下涉及“旅居”歐洲的華僑華人。在87篇論文中，在探討中國革命史的大主題之下旁及歐洲華僑華人的超過半數，達50 篇。相關論題主要包括：旅俄華工革命斗爭、勤工儉學運動在法國、中共旅歐支部、中國抗戰期間創辦於巴黎之《救國時報》等。這些論文基本使用的是“旅居”概念，如旅歐、旅俄、旅法等，表現出鮮明的“中國視角”，即從中國的視角解讀這些中國人在歐洲的所作所為，並著重剖析其對中國所產生的影響。

二是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之后，開始有論文直接論及歐洲華僑華人歷史，並開始在理念上出現從“旅居”向“僑居”“移居”轉化的趨勢，開始關注歐洲華僑華人如何成為在移入國生存、發展的一個群體，“歐洲華僑”“西歐華人社會”“歐洲華人經濟”等概念逐漸被學界認識並接受。位於浙南地區的文成、青田是歐洲華僑華人的重要原籍地。中國期刊網上第一篇直接將“歐洲華僑”納入華僑史研究范疇的論文系浙江僑史工作者章志誠、王忠明、邵木西等共同撰寫的《浙江省文成縣華僑簡史》，該文於1986 年發表於“中國華僑歷史學會”當時的會刊《華僑歷史》。次年，浙江師范大學周望森以“史澄”之筆名，也在《華僑歷史》上發表了《青田華僑特點初探》。筆者本人基於在荷蘭及周邊國家的實地調研，於1989 年之后相繼發表了關於歐洲僑史研究的多篇論文，力圖從國際移民的角度探討歐洲華僑華人社會的形成發展與變遷。

三是1978 —1999 年每年正式發表的在不同程度上論及歐洲華僑華人的論文數量雖然一直停留在個位數，但呈緩慢上升趨勢（參見上圖）。

此外，除收錄於中國期刊網的學術論文之外，本階段還出版了若干與歐洲華僑華人研究相關的工具書，主要是歐洲華僑華人主要祖籍地出版的地方志或華僑志，其中，內容較集中的主要有《青田縣志》（陳慕榕主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出版），《文成縣志》（浙江省文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中華書局1996 年出版）等。

本階段在中國出版的若干專著從不同角度、不同程度涉及到歐洲華僑華人史研究。其中又可細分為三大類。一是關於中國近代留學史的專著，如：郭笙編著《“五四”時期的工讀運動和工讀思潮》（教育科學出版社1986 年出版），李喜所著《近代中國的留學生》（人民出版社1987 年出版）。二是關於蘇俄與中國革命的著述，如：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印制），李永昌著《旅俄華工與十月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 年出版）等。三是關於海外華人研究的宏觀性研究，如：庄炎林主編《世界華人精英傳略·歐洲卷》（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 年出版），王士谷著《海外華文新聞史研究》（新華出版社1998 年出版）等。

一些中國學者利用熟悉鄉土僑情的優勢，對僑鄉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如前文提及的浙江僑史工作者章志誠、王忠明、周福綿等人曾長時期深入溫州僑鄉農村，對文成、麗岙、白門等歐洲華僑的主要移出地，一個村一個鄉地進行詳細的鄉土調查。1991 年，章志誠在《溫州文史資料》第七輯發表了《溫州華僑歷史概況》，接著又於1996 年主編了《溫州華僑史》一書，“溫州華僑在歐洲”是其中最主要的篇章。1993 年，周望森教授領銜成立了浙江師范大學華僑史研究室，並於1995 年編輯出版《華僑華人研究論叢》，至2006 年共出版7 輯，推出了一批關於浙江籍歐洲華僑華人研究的成果。章志誠、周望森等學者率先從僑鄉角度梳理溫州、青田人遷移歐洲的歷程，在中國僑鄉研究中填補了浙江僑鄉研究之空白。

在黑龍江中蘇邊界，黑河市僑聯徐樹楸、臧永江等人歷時三年多，深入黑龍江流域各縣市的農場、鄉鎮、村屯及林場、礦區，搜集大量資料，編輯成《旅俄華人史料選》一書約10 萬字，記載了旅俄華僑的苦難、創業、沉浮與發展以及他們對蘇聯社會發展所做出的貢獻。

20 世紀80 年代末以后興起的朝向東歐的移民潮也吸引了一些作者的關注，出版了若干以“東歐中國新移民”為主題的紀實性文學作品，如李中強著《淚洒多瑙河：中國人在匈牙利》（中國物資出版社1992 年出版），張雅文著《玩命俄羅斯：中國人在俄羅斯紀實》（群眾出版社1994 年出版），徐江善著《尋夢俄羅斯》（新華出版社1997 年出版），徐大群著《我在德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年出版），等。這些著述以描述性、故事性為主，為了解當時驟然高漲的東歐移民潮提供了一些可資參考的鮮活資料。

筆者本人的英文專著《我們需要兩個世界：活躍在一個西方社會中的華人移民社團》（We Need Two Worlds：Chinese Immigrant Associations in a Western Society）於1999 年由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系筆者在阿姆斯特丹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全書共8 章約30 萬字。在追述荷蘭華人社會形成、發展歷史的基礎上，該書著重對荷蘭華人社團的結構、類別、功能及社會影響等進行深入剖析，並力圖在理論上有所建樹。筆者在書中提出了移民研究的“兩個世界”理論，認為對於第一代跨國移民而言，他們實際上同時生活在移入地和原籍地“兩個世界”：一個是他們每日需要面對、但始終感覺是陌生的“他者”的世界﹔另一個則是存在空間距離、但在他們想象中卻總是充滿親情溫馨的近在咫尺的屬於“自我”的世界。他們中的許多人無疑是為了實現個人和家庭的上向流動而遷移到了一個“他者”的世界，他們在那裡所承受的一切，都需要源自“自我”之世界的激勵，無論這種激勵是真實的，或是想象的。而且，他們在“他者”世界中所獲得的一切，也都需要，或期待能夠在“自我”之世界得到認可乃至褒揚。唯有如此，他們才會感受到自身實現了社會上向流動的成就感。此書是中國學者在歐洲出版的第一部以歐洲華僑華人為主題的專著，得到了中外學界同仁的鼓勵與肯定。美國哈佛大學國際知名學者孔飛力教授（Philip A.Kuhn）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專著《他者中的華人》（Chinese Among Others）中，第八章專門評介了筆者關於“兩個世界”的觀點，認為海外華人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從自己能夠橫跨兩個世界的特殊地位中，實現他們的目標”，因此，“兩個世界的理論闡述的是移民如何在其祖籍國和移入國之間，了解兩國差異，利用兩國差異的協同運作系統”。

2000 年之后，歐洲華僑華人研究進入了快速成長的第三階段。以下本文將詳細剖析進入21 世紀后以中國學者為主導的歐洲華僑華人研究的主要特點。

二、21 世紀以來歐洲華僑華人研究的三大特點

進入21 世紀之后，歐洲華僑華人社會在人口規模、經濟實力和社會影響等方面均已大幅度提升。伴隨著歐洲華僑華人社會自身的發展壯大，中國逐步形成了致力於歐洲華僑華人研究的學者群，並呈現出如下三大特點。

（一）主題拓展，成果迭出

2000 —2018 年，中國期刊網上共收錄關於歐洲華僑華人的論文415 篇，幾近前20 年相關論文總量的5 倍（詳見上圖）。

縱觀本階段論文所涉及的主題，最引人注目的是仍然保持前一階段的特點，即從“中國革命史”切入歐洲華僑華人研究仍為研究之主流，此類論文總量達近百篇。不過，若與前一階段此類論文在總量中過半的情形相比，相對比例已明顯下降。與此相應，其它直接以歐洲華僑華人為主題的研究成果數量大幅度上升，研究者所論及的專題從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學到宗教，可謂面面俱到。

由於歐洲華僑華人在中國的原居地以浙江溫州地區為主，因此，在中國較早進入歐洲華僑華人研究領域的學者也主要來自該地區。除了前文提及的章志誠、周望森兩位學者之外，還有多位學者也相繼推出了系列研究成果，如，溫州大學徐華炳長期在溫州僑鄉和意大利調研而相繼發表的成果，溫州大學嚴曉鵬、包含麗關於歐洲華文教育的系列研究，溫州大學張一力從經濟學角度對歐洲華商經濟的深刻剖析，浙江師大郭劍波關於青田、溫州移民歷史的研究，陳肖英關於移民經濟網絡的研究，浙江工商大學夏鳳珍關於僑鄉“華僑村官”及移民傳統的研究，等。以上諸位學者在客觀上形成了歐洲華僑華人研究的“浙江團隊”，他們既有基於浙江僑鄉本土的鄉土資源，也利用鄉緣、親緣、學緣關系走向歐洲調研移入地的實情，累累成果是當代歐洲華僑華人研究中厚重的組成部分。

國別研究地域也明顯拓展。隨著越來越多中國學者前往歐洲不同大學學習、進修，其中一些因而進入了當地國華人社會研究領域。例如，浙江大學的劉悅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杜衛華兩人先后在德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們嫻熟掌握德語文獻，並且深入德國華人社會進行實証調研，於2018年相繼推出了關於德國華僑華人研究的兩部專著：《德國的華人移民：歷史進程中的群體變遷》和《近現代柏林中國學人考》，深化了關於德國華僑華人的專題研究。另外，關於捷克、奧地利、羅馬尼亞、挪威、愛爾蘭、波蘭、塞爾維亞等國華僑華人社會研究的論文也相繼推出，大大拓展了歐洲華僑華人國別研究覆蓋的領域。

（二）學科多元，立足實証

歐洲華僑華人研究從一開始就呈現出多學科共同參與、注重實証調研的特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王春光研究員從社會學專業視角對巴黎溫州人群體進行了多年跟蹤調研，推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王春光研究員是溫州人，1998 年之后，他多次前往巴黎，利用親緣、朋友關系，和巴黎溫州新移民一起“搭鋪”生活，成功地進入了巴黎溫州人的圈子，並進行深入細致的調研，掌握了豐富的實証資料。2000 年，王春光出版了《巴黎的溫州人：一個移民群體的跨社會建構行動》（江西人民出版社）一書，頗獲好評。2017 年，他又依據自己追蹤研究的感悟，出版了《移民空間的建構：巴黎溫州人跟蹤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雖然巴黎溫州人的種種“傳奇性”故事久為時人津津樂道，但王春光的兩本專著更注重的是理論性的探討。兩本專著關注的是同一個社群，即溫州移民群體在巴黎的生存狀態﹔運用的是同一套方法，即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和個案拓展等社會學質性研究法﹔追求的是共同的理論建構，即從中探尋機制性或機理性認識，以達成對溫州人乃至中國人行為的理解。前一本著重從“無邊界公民”的研究視角探討巴黎溫州人的“跨社會建構”。作者認為，移民“是有著強烈主體能動意識的行動者”，巴黎的溫州人“正在從社會經濟生活和價值觀念等方面把自己建構成一種社會新類”，表現出“一種獨特的社會融入模式”。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前一項研究重在比較溫州人在不同制度環境下的行為表現以及影響因素，而后一項研究則重在關注巴黎溫州人經歷了19 年歲月變遷之后發生了哪些變化。作者指出：與過去相比，巴黎溫州人群體不論在產業形態、居住位置，還是在組織形態、交往方式以及代際關系等方面都發生了明顯變化，而這些變化集中體現在他們的行動空間與過去有了顯著的差異。作者從空間重構的視角，深入刻畫巴黎溫州人在中法之間、在群體內部的社會地位空間格局，以及這種格局對他們的社會融合具有的意義和價值。這兩本專著無疑是在社會學理論視野下深入探究歐洲華僑華人問題的重要專著。歐洲華人宗教信仰的專題研究是進入21 世紀后的一個新增長點。

歐洲華人宗教信仰與宗教活動曾經長期乏人關注，因為“關注中國宗教傳統的歐洲漢學家們往往不重視海外中國移民這個龐大的群體以及基督教這樣一個‘洋教’﹔而在歐洲世俗化的大背景之下，專門研究旅歐華人的學者也較不重視宗教現象”。然而，自2010 年起，短短數年間，一批年輕學者如曹南來、呂雲芳、汲喆、尹文涓、劉泳斯等，相繼圍繞歐洲華僑華人宗教信仰的結構、特征及影響進行了深入研究，並陸續推出一批研究成果。尹文涓基於其2009 年在巴黎華人天主教堂區9 個月調查所得，撰寫了《法國華人移民的信仰與融入：關於天主教巴黎華人教會的調查》一文，作者在文中追溯了1956－2009 年巴黎華人天主教堂區的發展簡史，描述了華人天主教堂內部的派系分化與矛盾，並在分析巴黎華人天主教群體的信仰活動特點時指出其面臨“過度世俗化”的風險。曹南來的研究主要關注“本土化中國基督教如何跨國移入一個世俗化的歐洲社會並深深扎根其中的過程”，注意到“一個高度本土化的基督教模式正從中國國內隨移民漸漸移植到了法國巴黎，而傳統鄉情和鄉土性資源在基督宗教、社會空間與商業經濟之間的跨國互動中得以表達、強化和重構”。曹南來進而通過對法國和意大利華人基督徒在社會經濟地位、區位框架以及移民適應方式渠道等三個層面的異同進行比較分析，認為“歐洲華人移民基督教的最大特色是依托於華人家庭與華人商城的社會經濟紐帶的放射性發展模式，而這與中國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速是分不開的”。汲喆和呂雲芳關注的則是歐洲華人佛教徒。汲喆調查了法國華人佛教道場建立的歷史背景，並根據其合法性來源和組織運作方式的不同，將巴黎大區的佛教道場分為“宗派佛教”和“會館佛教”兩大類加以介紹，認為：“前者多是新興的跨國佛教運動的分支，后者則是移民社群”。呂雲芳以荷蘭華人佛教徒為例，研究“華人社群與僧團聯盟的佛教傳播模式”及荷蘭“華二代佛教徒的疊合身份認同”。呂雲芳通過追蹤漢傳佛教在荷蘭立足、傳播的過程，探討移民社群如何被納入佛教全球化戰略。她對華二代的研究發現，華二代身上表現出淡化族群文化特色的導向，他們對居住國的認同和身為佛教徒的認同並行不悖，是為主，而族群認同則相對弱化，故而形成了獨特的疊合身份認同模式。

（三）跨國合作，共建平台

歐洲國家眾多，與中國相距萬裡，兩地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都存在明顯差距，因此，歐洲華僑華人研究從一開始就呈現中歐學者共同推進的模式。如第一本《歐洲華僑華人》（The Chinese in Europe）的撰稿人就包括中、歐多國學者。進入21 世紀之后，中歐學者之間的跨國合作呈現出更多層次與模式。

《國際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雜志是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的會刊，是國際上移民研究的重要學術期刊，該刊2003 年第3 期首次推出“歐洲的中國人”（the Chinese in Europe）專輯。2002 年6 月和10 月，國際移民組織先后兩次在馬德裡和布魯塞爾召開中、歐學者共同參與的關於歐洲中國新移民的專題研討會，本專輯就是在兩次會議論文的基礎上修訂完成。該專輯前言由國際移民組織的項目主管撰寫，說明：“本專輯旨在對近期朝向歐洲的中國移民問題提供一個較為全面、中肯的評述”。正文收錄的9 篇文章可分為兩大板塊：一是總論，其中的三篇文章分別由三位中國學者提供，分別探討中國的移民政策、中國的高技術移民以及當時正引起歐洲社會密切關注的非法移民問題﹔二是國別研究，作者均為歐洲學者，分別探討丹麥、德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及東歐國家中國新移民。這是進入21 世紀后面對當時驟然高漲的朝向歐洲之中國新移民潮，在國際移民組織主持下，由中歐學者共同完成的一項重要學術成果。

法國國際移民信息與研究中心的法語雙月刊《移民社會》（Migrations Societe）於2003 年第5 期也推出了“歐洲的中國移民”（Migrations chinoises en Europe）專輯。該專輯同樣是中歐學者合作的成果。巴黎第七大學歷史系艾瑞克·蓋哈西莫夫（Eric Guerassimoff）博士於1999 年開始主持一項為期三年的“法國華人社會研究”專項課題，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拓展了對全歐不同國家中國新移民的全面研究。此專輯正是由艾瑞克·蓋哈西莫夫博士主持、中歐多國學者共同參與研究的成果。該專輯共收錄論文13 篇，除了以法國中國新移民為研究重點之外，還包括對德國、丹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及東歐的匈牙利、捷克、波蘭、斯洛伐克中國新移民的研究。

除了以上項目合作之外，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普拉托研究中心（Monash University Prato Center）與中國溫州大學在2007 —2014 年圍繞意大利普拉托中國新移民研究而共建的研究平台，可謂一個長期合作的成功樣板。

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普拉托中心（以下簡稱“普拉托中心”）組建於2001 年，旨在提供一個澳大利亞大學本部師生與歐洲相關研究中心進行合作的基地，中心自身也設立了一系列研究計劃，並提供課程學習和研究實習機會。進入21 世紀之后，普拉托接納了大批外國新移民，尤其是數萬中國新移民涌入該城，從開設家庭式小作坊起步，迅速發展出數量、規模均十分可觀的企業，大大改變了這個傳統小城的面貌，成為當地政府和民眾關注的一大焦點。2006 年12 月，莫納西大學商學院經濟系副主任羅索·史密斯（Russell Smyth） 教授起草了“普拉托中國人”的研究計劃，旨在探討來自歐洲以外的新移民大規模涌入對意大利本土文化的影響。普拉托中心研究人員著手進行研究后發現，落戶普拉托的外國新移民中以中國人比例為最高，而這些中國新移民當中，又以來自中國浙江省的溫州人佔據主體。於是，普拉托中心派出代表，前往中國溫州大學，希望借助溫州大學學者了解溫州人、溫州文化的優勢，共同推進研究。2007 年7 月，溫州大學與莫納什大學就共同開展“普拉托中國人研究”簽署了合作備忘錄。當年10 月，溫州大學派出學者赴普拉托，兩校學者共同開始了在普拉托的實地合作調研。同年11 月，普拉托中心與溫州大學在普拉托舉辦了第一屆“構建團體：普拉托的中國人”專題學術研討會。此后，兩校每年分別在溫州和普拉托舉辦系列研討會，主題包括：“社會融合：中國人群體與普拉托當地人”（溫州，2008 年）﹔“華人華僑研究進程的確定”（普拉托，2009 年）﹔“反思普拉托與歐洲：中國在世界各地的經濟與社會融合”（2010 年，溫州）﹔“移民與關系網”（普拉托，2011 年）。兩校合辦的系列會議以“普拉托中國新移民”為個案，吸引了中國、澳大利亞、意大利及其他歐洲國家學者的關注，尤其是意大利移民局和普拉托地方政府官員積極參與，更使系列會議體現出很強的務實性，實現了科學調查和學術研究成果與促進移民和移入地社會整合目標的緊密結合。而且，先后以英、中、意三種文字出版的《生活在城牆之外：中國人在普拉托》一書，更是兩校學者多年合作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

2016 年5 月，丹麥奧胡斯大學文化與社會學院（School of Culture and Society）與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共同建立了以“歐洲中國移民”為研究主旨的“中歐研究平台”（China-Europe Research Platform on Chinese Migration to and beyond Europe）。創建該研究平台的構想最初系由丹麥學者朱梅博士提議，並與筆者共同協商策劃，由兩所院校負責人正式簽署框架協議。雙方交流達成如下共識：“隨著中歐之間不斷深化在經濟、貿易、技術、教育和信息領域的相互交流，中國人的流動性也與日俱增。為了更好地了解人口從中國向歐洲流動趨勢的新動態，我們為從事該領域研究的學者們建立了這個平台，以加強互動的機會。我們相信，通過基於移出地和移入地之多元化研究的整合，勢必有利於我們深化對華人群體移民動因及不同個人經歷的探索和理解”。雙方商定，平台每年分別在中、歐舉辦圍繞“歐洲中國移民”的研討會，並邀請對此專題有興趣、有研究的學者和學術機構加盟。2016 年5 月，第一屆“歐洲中國移民研究”學術研討會在丹麥奧胡斯大學舉行﹔2017 年11 月，以“中國崛起與歐洲的中國移民”為主題的第二屆研討會在暨南大學舉行﹔2018 年11 月，以“歐洲華人：新流動與新發展”為主題的第三屆研討會在西班牙巴塞羅那自治大學召開。參加歷屆平台學術會議的既有學者個人，也有代表相關研究機構加入平台共建的學術帶頭人。通過共建適應互聯網時代跨國交流合作需求、線上線下並行互動的平台，凝聚學術團隊，推動移民研究的跨國合作，是學者們仍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完善的路徑。

三、關於歐洲華僑華人研究的三點思考

縱觀國內外對歐洲華僑華人專題研究的進展，雖然已經取得了諸多可喜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與缺憾，特提出如下三點思考。

一是描述性、介紹性、概況性的著述多，而經過深入研究並具有一定理論深度的研究還相對有限。最令人厭惡的是，不時會見到抄襲、拼湊之作問世，既有“論文”，也有所謂“專著”。此類問題當然並非歐洲華僑華人研究所獨有，但務必引起學界同仁共同關注：批判惡習，令投機取巧、任意抄襲者在學界無容身之地﹔扎實努力，以我們的研究成果，加入國際學術界關於移民理論研究的對話，提升整體研究水准，方為正道。

二是研究主題仍顯偏頗。如前所述，不少論文系從“中國革命史”角度切入研究而論及歐洲華僑華人，此類論文一直在中國學者的相關論文中佔據主體。例如，在筆者所檢索的論及法國華僑華人的93 篇論文中，約80% 論述的是“留法勤工儉學”和中國抗戰時期創辦於巴黎的《救國時報》，主題高度集中，觀點內容難有創新。另在涉及俄羅斯華僑華人的大約50 篇論文中，以“旅俄華工與十月革命”為主題的就多達13 篇，相似度也比較高。

三是歐洲國家多，語言雜，資料散，是深入研究的障礙。受此局限，國別研究雖有所拓展，但一些歐洲華僑華人重要居住國，如希臘、比利時、葡萄牙、瑞典、瑞士等，還缺乏研究，對英、法、德之外歐洲小語種國家的相關資料缺乏必要了解。

要而言之，歐洲華僑華人社會既往歷程所積蓄的經驗教訓，其未來發展可能面對的機遇挑戰，都需要有更多學者通過深入扎實的研究，認真剖析，精准研判，在中國移民實証基礎上深化理論探討，並為新時期中國僑務政策的制訂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