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曉，男，河南省舞鋼市人，人類學博士，福建農林大學經濟學院（海峽鄉村建設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華僑華人與僑鄉社會建設﹔童瑩，女，湖北武漢人，人類學博士，福建社會科學院華僑華人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印尼華僑華人與僑鄉社會文化。
本文選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9年第3期（注釋略）。論文梳理和歸納了國內外關於留守兒童研究的現狀，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問題並對未來國內相關研究進行展望。論文認為，近年來隨著世界人口越來越頻繁地跨國遷移，跨國留守兒童逐漸成為一個具有全球意義的社會現象並引起國內外學者的積極關注。
20 世紀60 年代以降，全球化進程不斷加速，世界人口的跨國流動呈現洶涌澎湃之勢。據統計，2017 年全球約有2.58 億人生活在出生國之外的其他國家或地區，佔全球總人口的3.4%。這意味著，世界上每30 人中便有一個是國際移民。然而，受限於勞工合同及僵化的移民制度，持續不斷的移民浪潮在全球范圍內（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衍生出一個特殊的人口群體——跨國留守兒童。數據顯示，摩爾多瓦31% 的兒童（0 至14歲）其父母至少有一方遠在異國他鄉﹔在墨西哥，每25個兒童中就有1 人的父親移民美國，11個孩子中便會出現1 個可能在15 歲之前其父親就已跨國流動﹔由於政策對跨國遷移的鼓勵，在菲律賓的跨國留守兒童人數更是高達900 萬，佔整個青少年人口的27%。中國的跨國留守兒童至今雖然並無一個精確的人口統計，但近些年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移民海外，其數量一直處於急速增長的狀態。以福建省閩江入海口處的福清、長樂、馬尾、連江等傳統僑鄉為例，據不完全統計，僅擁有外國國籍的跨國留守兒童就有2萬人之多。
與廣受關注的國內留守兒童不同，跨國留守兒童具有一定的自身獨特性。首先，他們受到的時空撕裂更為嚴重，與父母分離的時間更早、更長，空間距離拉得更遠，而且受到諸多行政障礙的限制，導致家庭教育主體長期缺席，思想和情感培養都處於真空狀態。其次，他們與父母分處在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存在巨大差異的不同國家之中，甚至有些先是在國外接受過一段時間的學校教育才回到故國，身上有著明顯的文化張力。正因此，跨國留守兒童實際上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新的處境不利的邊緣群體。然而，這一“另類的守望者”的現實遭遇並沒有引起國內外學者同樣的重視。無論是學者規模還是研究成果的豐富性和深入性，國內對留守兒童的探討遠遠滯后。在國內，跨國留守兒童是潛在的僑務資源，通過對他們進行深入研究並解決其成長困境，能有效提升未來一代華僑華人的向心力。有鑒於此，本文將系統梳理和歸納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指出其中存在的問題並對未來國內相關研究進行展望，為進一步深化認識我國跨國留守兒童乃至農民工留守兒童提供參考。
一、國外的研究現狀
半個多世紀以來，南北半球之間日益不平衡的發展導致了越來越多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勞工移民，為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而跨越國界，遷移到發達國家和地區。面對隨之而來的數量龐大的跨國留守兒童，相關學者不約而同地將關注重心放在了父母跨國遷移行為對留守兒童造成的諸多影響上。然而，幾乎在每個領域，已有研究都存在相互矛盾的研究結果。
（一）身心健康
兒童健康對家庭結構和組成的變化十分敏感。越來越多的文獻表明，父母因跨國遷移而缺席家庭生活，會對留守兒童的身心健康產生不良影響。瓊斯（Jones）等學者指出，父母移民國外的孩子遭受情感問題的可能性是非移民家庭同齡人的兩倍。蘇亞瑞茲·奧羅斯科（Suárez-Orozco）等人也發現，經歷過跨國留守的孩子有更高和更明顯的焦慮和抑郁症狀。在斯裡蘭卡，相關研究發現，母親的跨國遷移造成留守兒童尤其是青少年普遍脾氣暴躁、食欲不振，時常感到孤獨和悲傷。另有研究強調了父母的連續移民對親子關系的極大破壞，並發現時間似乎並不能起到完全有效的修復作用。摩爾根（Morgan）和他的同事甚至認為這種不良的心理狀態會波及未來，通過考察倫敦的加勒比移民，他們發現精神疾病與早期的親子分離存在顯著關聯。
近年來，鑒於女性移民異軍突起，學者越來越認識到，相比父親，母親的缺位是一個更大的風險因素，更有可能引起留守兒童的身心困擾。比如，通過對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越南不同形式跨國家庭中的兒童進行比較，喬丹和格拉哈姆（Jordan & Graham）發現母親移民國外的孩子比生活在其他家庭中的孩子更容易感到沮喪和無助。留守期間，雖然直系親屬或朋友、鄰居等擴大家庭成員可能會幫助填補護理不足問題，但總的來說替代工作是不充分的。當妻子遷移時，丈夫要承擔更多的照顧角色，面臨更大的壓力，於是很多人開始酗酒和吸毒，以此逃避監護責任。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缺乏情感支持，留守兒童的身心健康風險大增，逐漸變得孤僻和冷漠。而且，母親角色退出后，年長的孩子尤其是女兒可能會承受更重的負擔，她們凡事必須自己拿主意，同時還要照料兄弟姐妹。馬祖卡托（Mazzucato）等人發現，女性移民在為留守子女爭取穩定的照顧安排方面會遇到更大的困難，孩子們被迫不止一次地更換監護人，而護理人員的頻繁變化隻會導致兒童健康狀況變得更差。當然，也有學者將父親的角色放在與母親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德·斯奈德（DeSnyder）的報告認為，當丈夫移民后妻子不得不獨自承擔照顧孩子的責任，由於身心承受更大的壓力而產生抑郁和被遺棄的恐懼，留守兒童很容易受到波及，從而造成他們不良的身體反應。斯克米爾（Schmeer）的研究則發現，當父親不在時，移民家庭可以利用的資源銳減，孩子生病的幾率要比父親在家時高出39%。
然而，也有大量的文獻表明，跨國留守兒童的身心健康並不比非移民家庭的孩子差，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還要更好。巴蒂斯泰拉和康諾克（Battistella & Conaco）在菲律賓的研究發現，幾乎沒有任何証據証明移民子女的心理問題比正常家庭的孩子差很多。通過標准的測量方法，移民兒童的社會焦慮略高於非移民兒童，但在孤獨程度上，兩類孩子的得分幾乎是一樣的。相似的結論也出現在撒哈拉以南的諸多非洲國家，在那些地方，傳統的社會文化規范從一開始就奠定了孩子對不斷變化的家庭結構的適應能力，因此完全不會把父母移民與病恥感聯系在一起。
（二）教育狀況
大量証據表明，父母參與國際移民提高了整個家庭的經濟收入，從而有效保証了家庭的教育支出，對留守兒童教育產生了積極影響。墨西哥的一項研究指出，隻要留守兒童不把移民看作是未來經濟成功的可替代路徑，父母的跨國遷移將對他們的教育表現產生正向的推動作用。在戴維斯（Davis）看來，移民匯款可以讓孩子免於家庭勞作，從而消除接受正規教育的結構性障礙。在菲律賓，留守兒童經常被移民父母安排進教育條件更好的私立學校，至少在小學階段，與非移民兒童相比，他們的學校表現更好，能夠獲得更高的分數和更多的獎學金。愛德華茲和尤瑞塔（Edwards& Ureta）的研究發現，移民匯款能夠大大降低留守兒童輟學的風險。數據顯示，對城市中的一至六年級學生而言，有接受移民匯款的兒童比其他孩子的輟學率低54%，六年級以上低27%﹔對農村孩子來說，相比之下低25%。
但是，移民匯款並不能抵消父母缺席對留守兒童造成的心理傷害。而不良心理反應的積累，則很容易轉化成逃學、學校問題行為及普遍缺乏完成學業的動力。尤其是在跨國遷移的早期階段，由於移民工作的不穩定性，匯款時斷時續，甚至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會因為移民與原生家庭逐漸失去聯系而中斷。莫蘭·泰勒（Moran-Taylor）在危地馬拉的研究顯示，大部分移民父母本來都打算定期向原生家庭提供經濟支持，但在實際生活中，支付減少乃至斷絕聯系的現象並不罕見。如此，留守兒童很可能會被迫輟學去找工作或幫忙做家務。阿爾卡拉斯（Alcaraz）等以2008 年的經濟危機為切入點，系統考察了墨西哥移民家庭入學率與美國匯款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匯款收入的銳減導致了童工數量的顯著增加和學校出勤率的明顯下降。然而，有意思的是，另有學者發現在移民匯款大量涌入的社區，留守兒童入學率卻依舊不增反降。究其原因，相關學者認為，經濟移民的巨大成功使這些社區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具有籠罩性的移民文化，在其影響下，孩子們期望追隨父母的腳步而成為未來移民，他們因此會低估當地的教育價值而提前終止學業。
（三）社會行為
相比較而言，國外學者對跨國留守兒童社會行為的關注要遠少於身心健康和教育狀況。即使這樣，學者們的觀點仍未達成統一。其中，部分學者堅持認為，父母跨國遷徙並不必然會導致留守兒童社會行為失范。或者說，與非移民家庭孩子相比，跨國留守兒童的社會行為如果不是表現更好，至少也不會差得太多。比如，菲律賓的一項研究顯示，父母遷移對留守兒童的社會化及價值觀和精神品質的傳遞乃至形塑並不十分重要，在家的監護人可以成功填補父母不在身邊時的角色空缺，在強有力的社會支持下，他們通常能夠很好地適應社會，與其他家庭成員相處得也很好。對留守兒童發生吸煙、喝酒和婚前性行為的可能性而言，來自印度尼西亞的証據表明，父母移民與此並無顯著關聯。相同的結論也存在於泰國的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通過對719戶農村家庭的對比考察，認為很少或者根本沒有任何証據說明跨國留守兒童的社會問題發生率更高。
對此，有很多學者持反對意見，認為相關研究之所以未能發現移民與非移民子女之間的差異，深層原因在於敏感事件或情緒未被充分報道。實際上，父母移民與兒童社會行為之間存在著較強的關聯性。一項有關泰國的研究顯示，父母陪伴成長可以有效降低15~19 歲的青少年吸煙、喝酒和婚前性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在洪都拉斯、墨西哥和薩爾瓦多，父母外出致使留守兒童不滿情緒高漲，從而造成一些人混入青年幫派或接觸容易得手的毒品。克勞福德·布朗（Crawford-Brown）在牙買加的研究表明，很少甚至幾乎沒有跟母親接觸或經歷多次監護安排變化的留守青少年，表現出行為問題的可能性更大。在被監禁之前沒有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問題青少年大約佔了80%，其中92% 的人經歷過兩到六次監護安排的變化。
（四）親子溝通
受制於地理空間的隔離，跨國移民父母面臨著向留守在家的子女提供情感關懷的挑戰。為了保持跨越國界的親密關系，移民父母通常採取兩種應對方式：一種是商品化的物質連接，一種是基於現代通訊技術的虛擬連接。一項斯裡蘭卡的研究發現，在海外從事家政服務的母親，為了彌補自己的缺失，會盡力給孩子帶去物質上的好處。孩子雖然不得不經歷親子分離帶來的困擾，但由於得到了商品化的愛，能夠承受住這些苦難。尤其是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父母在離開本國后仍然能夠承擔照顧孩子的大部分責任。對移民父母來說，長途通訊技術大大提高了他們在遠處施加影響的能力，可以對孩子的飲食、家庭作業和紀律問題進行微觀管理，重塑了他們作為有效父母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有研究發現，通過這種虛擬的跨界看護，留守兒童會對父母的遷移產生更深刻的理解，並逐漸意識到父母的巨大犧牲。他們因此不會對父母懷有怨恨，也不會有被拋棄的感覺。
但也有學者認為，無論是物質還是虛擬連接，都不足以跨越跨國分離造成的溝通障礙，尤其是涉及到家庭生活的情感層面。身體的疏遠為日益增長的情感分離鋪平了道路，物質連接很可能使親子關系變成一種干癟的金錢轉移關系。雖說長距離通訊能在其中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並非所有的家庭都能夠負擔得起這樣的溝通費用，經濟上的差異會直接影響到跨國關系的維持能力。而且，有學者認為，遠距離通訊完全彌補不了實際的身體接觸或眼神交流所提供的親密關系。特別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當父母身體缺席和跨國電話成為例行公事時，孩子會變得漠不關心。越南的一項研究表明，除非有提示，不然已經習慣了跨國分離的孩子不會再提及缺席的父母。盡管大多數孩子在被要求的時候仍然會通過電話與移民父母交談，但他們對同一類問題的重復談話越發失去興趣。甚至那些年長的孩子還把移民父母通過電話等表達愛和關心的手段看成是一種遙控和監督。如此一來，可直接語音交流的通訊設備反倒成了一種負擔而不是一種對成長中孩子的祝福。
二、國內的相關探討
我國的跨國留守兒童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和廣東的沿海僑鄉。歷史上，這些地區便存在著高頻率、大規模的跨國移民實踐。改革開放以來，出國移民人數更是逐年增長。與之相伴而生的是，跨國留守兒童在東南沿海大量涌現，而且有往內地反向擴散的趨勢。然而，國內學界對此沒有做到應有關注，絕大部分學者的研究對象均指向農民工留守兒童，跨國留守兒童遭到有意或無意的忽視。其實，“留守兒童”一詞於1994 年被一張首次使用時，原本指的便是跨國留守兒童群體。隻不過后來因為受到聲勢浩大的農民工跨區域遷移的影響，農民工留守兒童受到了政學兩界更為廣泛的重視。截止到2018 年10 月9 日，筆者以“留守兒童”為主題詞在中國知網期刊庫中檢索發現，研究農民工留守兒童的文章竟然高達1 萬余篇，而對比鮮明的是，有關跨國留守兒童的論文和研究報告僅27 篇，且大多屬於宏觀、抽象的一般性論述，真正有深度的經驗研究隻有寥寥10 篇左右，這顯然與跨國留守兒童作為“特殊中的特殊群體”的地位極不相稱。總的來說，這些研究依據內容的不同，大體可以劃分為三類。
（一）跨國撫養原因
從移民及其家庭的主觀態度看，跨國撫養並不是一個理想選擇。之所以如此，胡啟譜認為主要受三方面的影響和推動：第一，移民父母自身的處境使國外撫養困難重重，尤其是對於那些非法移民父母，他們在社保和工作方面存在諸多不平等待遇，根本沒有能力和時間照顧孩子﹔第二，國內撫養不僅能為孩子提供更好的照看條件，而且還有益於整個家庭的和諧團結﹔第三，簽証手續、交通通訊及僑鄉相關服務業等外部環境的改善，也大大減輕了跨國撫養的阻力。除以上三方面原因外，有學者還發現，中華文化傳統、規范和家庭期望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提到隔代照顧時，幾乎超過一半的移民父母都認為這是一個預期習俗的延續。於是，讓孩子回到過去的文化中，實現大家庭的願望，同時也能解決兒童保育議程，便成了一個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
（二）成長與發展困境
這方面的研究根據視角不同又可細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問題視角，集中考察跨國留守兒童所遭遇的成長困境與主要問題表現。何毅指出，受限於家庭環境、學習需求和發展方式的影響，跨國留守兒童與父母的溝通更少、更程式化，日常親情互動嚴重缺失，家庭教育殘缺，人格發展受阻，抑郁寡歡、脾氣古怪，在人際交往中有明顯的自卑感，對學習也普遍缺乏動力。此外，文峰發現，因為身份特殊的緣故，跨國留守兒童還表現出一定的文化困頓，對未來選擇感到迷茫。於是，很多孩子過分沉迷於網絡，有的甚至走向極端化，最終扭曲了人生方向。然而，與此不同的是，另有學者持較為樂觀的看法。謝履羽認為，受益於物質條件的提高及移民父母對親子溝通的重視，跨國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總體狀況處於正常水平，並未因父母缺席而受到損害。
第二類是比較視角，主要探究跨國留守兒童與其他群體的差異，尤其是心理和行為的差異。在這方面，大部分研究認為，與其他類型的留守兒童相比，跨國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最差，親社會行為最少。劉艷飛在比較了省內留守、省際留守和跨國留守三種類型留守兒童的心理狀況后發現，跨國留守兒童比另外兩種類型的留守兒童表現出更明顯的敵對、偏執、人際敏感、抑郁、焦慮、適應不良和情緒不穩等症狀。一項有關朝鮮族跨國留守青少年的研究指出，非留守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和心理健康水平都明顯高於跨國留守青少年，同時由於朝鮮族是父系社會，父親外出的負面影響比母親更大。趙定東等則將跨國留守兒童與犯罪富裕型留守兒童和一般富裕型留守兒童進行對比，發現其他兩者的心理健康皆比跨國留守兒童要好，相對孤獨感更輕，安全隱患更小。潘玉進等的研究表明，跨國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資源遠不如國內留守和非留守兒童，使得他們在外向性、宜人性、謹慎性、開放性等人格各維度上的得分顯著要低，而違紀更多。然而，潘佳麗等的研究卻顯示，雖然跨國留守兒童的社交問題比國內留守和非留守兒童更嚴重些，但在其他問題行為上，三者並無太大差異，反倒是在群體內部，因為性別和年齡的不同存在明顯的區別。
（三）產生的社會影響
陳日升通過對“小美國人”的實地考察，發現跨國撫養對地方社會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首先，移民匯款提升了寄養家庭的經濟狀況﹔其次，移民父母更加關注家鄉的各項基礎建設和文化教育發展，從而整體上改善了當地的生活條件和辦學質量﹔再次，基於照顧留守兒童形成的服務行業間接地為移民遷出地引進了青壯年勞動力，有利於優化當地的人口結構，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最后，由於跨國留守兒童的僑眷身份，尤其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擁有的還是外國國籍，在政治和法律上對當地政府提出了如何正確應對中外關系的新課題。高哲運用跨國主義理論對跨國撫養期間的跨國主義聯系進行了重點分析，認為雖然跨國留守兒童系未成年人，尚未完成基本社會化、獨立擁有資源，但由於特殊身份的緣故，其跨國主義聯系超越了家庭內部的經濟及情感界限，具有國際政治及社會交往方面的內涵，是促進家庭成員及中外聯系和交流的紐帶。
三、已有研究的特點與不足
（一）主要特點
不難看出，學界圍繞跨國留守兒童已進行了較為廣泛的討論，並產生了不少富有洞見的研究成果。總的來說，已有研究有如下典型特征。
一是研究對象主要以幼小兒童為主，或者未做任何界定，籠統地將所有年齡層的留守兒童都納入考察范圍，極少量涉及青少年群體。二是研究內容主要聚焦在心理健康和教育表現兩大領域，其相關成果幾乎佔了跨國留守兒童研究的半壁江山，其他方面的探討稍顯薄弱。三是在研究方法上，以問卷、量表為工具的定量分析佔統治性地位，隻有極少數採用的是訪談、觀察和體驗等質性研究方法，而將跨國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進行對比則是眾多研究在方法上的一個共同點。四是在研究視角上，絕大部分學者站在客位的立場，視跨國留守兒童為父母移民的被動受益者或受害者，隻有極個別學者注意到了留守兒童在移民決策中的能動作用。五是在研究水平上，由於國內學界過分重視農民工留守兒童而忽視跨國留守兒童，導致研究的豐富性和深入性均落后於國外。學者們並沒有真正挖掘跨國留守兒童區別於農民工留守兒童的特有屬性，依舊將其作為普通留守兒童來看待。
（二）存在的問題
1.主體性喪失與群體無相
前文述及，定量分析在跨國留守兒童研究中佔據絕對核心位置。學者們多抱著一種局外人的立場，泛用技術化的資料收集工具和統計分析方法。這種研究路徑雖然可以快速抓住跨國留守兒童與其他不同類型兒童之間的共性與差異，但同時，跨國留守兒童本身也極易被模式化、簡約化，淪為沒有血肉，沒有人生經歷、情緒體驗和主觀能動性的抽象研究客體。其結果是，跨國留守兒童集體失語，我們隻看到父母移民對留守兒童產生的影響，卻唯獨看不清留守兒童作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的本來面目及其對留守生活的能動反應。
值得留意的是，近年來國外學界正在經歷一個學術轉向，即不再視留守兒童為消極的接受者，相反將他們看成是自己生活的積極參與、建構與闡釋者。相應地，研究視角也正在從局外人的立場切換到兒童自身的內部視角。相關學者認為，盡管父母移民導致了留守兒童生活受限，但通過抵抗、韌性和改造的策略，他們完全能夠成為有意識的能動者和自身發展的代理人。通過對墨西哥農村的田野調查，德雷比（Dreby）發現，作為家庭中沒有權力的成員，孩子對移民的決定幾乎沒有影響，但他們往往會以負面的行為和態度表達不滿，以此與父母討價還價，最終影響家庭的遷移軌跡。也有學者曾以加勒比4個留守兒童的生活故事為個案，深度考察過兒童對父母移民與自己跨國留守的理解。毫無疑問 ，這些研究對於還原留守兒童活生生的本來面目，重塑兒童主體性價值甚大。但遺憾的是，截至目前，這方面的研究仍隻佔很小比例，相互之間難以形成強有力的理論對話。
2. 過程與結果呈混亂局面
（1）研究對象界定不明
明確清晰的概念界定是開展科學研究的必要前提。但迄今為止，對於什麼是跨國留守兒童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尚缺乏統一、明確的界定。
首先，跨國留守兒童別稱眾多，五花八門。國內學者多稱之為“洋留守兒童”“洋留守華裔”“僑鄉留守兒童”“華僑留守兒童”“海外留守兒童”等，國外也有學者將其稱為“衛星兒童”。其次，有關跨國留守兒童內部的細分類型，不同學者間也遠未能達成共識。有學者認為，跨國留守兒童特指在國外出生，已經取得了外國國籍，但因為移民父母忙於事業無暇他顧或為了學習中文等目的，被送回國內撫養的孩子。但另有學者也將國內出生，父母於其幼年時遠赴海外而被迫留守家中的孩子歸入其中。再者，不同研究所指的跨國留守兒童的內涵和外延差別甚大，尤其在留守兒童的年齡方面，標准明顯不一。
（2）研究過程缺乏規范
首先，研究方法比較簡單隨意。對若干質性研究來說，學者只是通過報刊網絡等媒介或實地訪談獲取幾個個案資料便展開主觀評議，並沒有真正深入到留守兒童的生活予以整體式理解，資料碎片化，結論空洞無物、泛泛而談。而且，由於報紙網絡的報道和他人評價多是負面導向的，從而致使研究者很容易夸大跨國留守兒童自身的問題。而對定量研究而言，又普遍存在研究設計簡單化、抽樣方法不科學等問題。有些學者甚至對問卷設計、抽樣過程及結果檢驗隻字不提，研究結論難免會產生偏差。
其次，研究內容重復現象普遍，缺乏成果之間的相互借鑒與積累。許多國內學者在進行研究時，很少會去回顧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文獻，更不會主動與前沿理論觀點進行對話。正因此，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國內研究都遠滯后於國外學界。目前，國內學者對跨國留守兒童的研究依然停留在心理健康和教育問題兩大方面，且大部分文章都是靠一些零碎資料或簡單的統計分析拼湊而成，內容雜亂並多有雷同。此外，研究視角和敘事方式仍是問題式的，缺少理論關懷。
（3）研究結論南轅北轍
文獻梳理可以看出，在父母跨國移民對留守兒童的影響問題上，學者們的觀點相差甚遠，甚至有時針鋒相對。其中有些是客觀存在，因為跨國留守兒童所處的國家不同，面臨的政治社會文化有異，問題表現自然會有差別。但問題恰恰在於，面對同一背景下的跨國留守兒童群體，不同學者之間的觀點仍會相互抵牾。這種矛盾決定了研究人員有必要轉換視角，尋求其他替代性解釋。
四、未來國內研究的可拓展之處
在國內，跨國留守兒童雖然客觀存在了比較長的時間，但成為一個引人關注的社會問題則比較晚近，甚至可以說至今都還沒有引起學界應有的重視。因此，與農民工留守兒童相比，跨國留守兒童的相關研究明顯滯后。鑒於此，基於上述文獻梳理及存在問題的挖掘，提出幾點可以在未來研究中拓展的地方。
（一）研究對象
截至目前的跨國留守兒童研究基本上是將研究對象集中在幼小兒童身上，或是直接不加區分，將所有年齡層的孩子視為同質化的個體進行泛化的統一考察，比較缺乏對青少年群體單獨、深入的關注。然而，研究人員應該知道，青少年正值青春期，也正處於人格形成的關鍵節點，極易受到家庭結構變化及周遭外部環境的負面影響。特別是，他們即將完成基本社會化，准備或已經開始作為社會成員進入社會生活，面臨著比幼小兒童更多、更復雜的成長與發展問題。因此，未來研究的焦點可適當從幼小兒童轉向青少年群體。此外，在已有的比較研究中，比較的對象多限於農民工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拓展至與其他不同國家、不同類型兒童（如流動兒童或父母離異兒童等）進行比較，探尋其間的共性與差異，以了解不同形態的父母分離對兒童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
已有研究大多採用定量研究方法，注重的是作為群體而非作為個體的跨國留守兒童，客觀上造成了跨國留守兒童集體失語並喪失主體性。對此，新兒童社會學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和普勞特（James& Prout）的意見或許可以借鑒。他們認為，兒童作為積極的社會行動者，應該從其自身進行理解，因此人類學民族志是一個非常有益的研究方法。人類學民族志主要採用主位取向的研究策略，尤為強調走入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傾聽他們的聲音並移情理解。未來研究可遵循此路徑，選取若干典型僑鄉或學校作為田野調查點，融入跨國留守兒童的家庭生活及其人際交往圈子，對他們的日常生活進行參與式觀察，同時實施無結構深度訪談，以了解其真實的生活狀態及內心感受。
（三）研究內容
近年來，由於我國人口大量地跨國遷徙，跨國留守兒童數量進一步擴大。特別是隨著越來越多的留守兒童開始作為社會成員進入社會生活，研究主題和內容也需進行新的拓展。其中，以下幾個方面尤其值得關注。
第一是跨國留守兒童的教育期望和成就動機。當一對父母決定遷移時，背后最大的推動因素往往是希望給留守在家的孩子提供一個更好的教育機會。尤其是隨著海外移民父母自身的教育水平越來越高，子女教育更成為他們關注的重中之重。已有研究雖多有涉及跨國留守兒童的教育表現，但對他們的教育期望和成就動機並未做相關深入探討。他們對待教育的態度如何？是否會受移民文化的影響而在主觀上輕視教育價值？其成就動機又是什麼？是否與父母的殷切期望保持一致？這些問題都需要在未來研究中進一步探明。
第二是跨國留守青少年的人際交往與社會參與。與幼小兒童不同，處於青春期的青少年個體往往具有脫離家庭及成年人掌控的內在訴求。在他們身上，家庭的影響功能趨向弱化，家庭外因素的作用逐漸增強。其中，人際交往和社會參與承擔了關鍵一環，是青少年認識自我、他人及社會的最主要形式和途徑。作為他人眼中物質豐富但精神空虛的特殊人群，跨國留守青少年的人際交往和社會參與會呈現出什麼樣的鮮明特征？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關系到留守青少年的正常社會化發展與身心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第三是跨國留守青少年的職業期望與職業適應。由於受到父母跨國遷移和當地移民文化的影響，出國成為大部分跨國留守青少年的主要人生目標。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輟學后馬上會被父母帶去國外參加工作，更多的則是到家鄉附近幾個重要的城市打工，目的是先闖一闖外面的世界，為出國做准備。對這樣一個受跨國移民實踐影響至深的群體來說，其職業認知是怎樣的？他們選擇職業的價值標准有什麼特點？那些已經輟學並開始工作的人，是否很好地適應了職業發展的需要？這同樣是未來研究所需重點關注的問題。
第四是跨國留守青少年的婚戀與家庭觀念。婚戀與家庭觀念是個人應對戀愛、婚姻和家庭問題的根本價值取向及道德選擇，也是青少年社會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作為成長於特定社會與家庭環境中的特殊群體，跨國留守青少年在這方面的表現有何特點？尤其是，在移民文化的作用下，他們的婚姻家庭之路會呈現出什麼樣的軌跡？又會出現怎樣的難題？這亦需要予以集中探討。
第五是跨國留守青少年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是青少年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的兩個重要內容。由於具有潛在或正式的洋身份，以及會受到身居海外父母潛移默化的影響，跨國留守青少年身上普遍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中外文化張力。因此，他們的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是否會表現出獨有的特征？他們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接納和認可自己所生長的國家和耳濡目染的傳統文化？在其群體內部，是否會因為政治身份歸屬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深入研究這些問題，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但至今學界仍無相關研究成果出現，亟需進行探索性調查和深入探究。
最后是跨國留守兒童對家庭及地方社會的反向影響。已有研究大多關注的是特定社會和家庭背景對跨國留守兒童造成的影響，相對忽視了跨國留守兒童對家庭及地方社會的反向作用。尤其是隨著跨國留守兒童群體的擴大，其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地方社會的方方面面。因此，在留意他們所遭遇的問題與困境的同時，也要深入研究其帶給家庭及地方社會的新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