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僑聯“華僑華人與改革開放40周年”征文選登

編者按——1978年，中國歷史翻開了不平凡的一頁。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吹響了中國經濟騰飛和民族復興的進軍號角。時至2018年，改革開放走過了40年偉大征程。40年來，神州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華民族實現了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在40年改革開放歷程中，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始終與祖籍國同頻共振，息息相通，發揮了獨特的優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為展示廣大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與改革開放同行過程中的個人經歷與家國情懷，中國僑聯開展 “華僑華人與改革開放40周年”主題征文活動，在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中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大家踴躍參與，積極投稿，講述個人親歷親為的海外求學、回國發展、投資興業、為僑服務等歷程。現選出部分優秀征文發布，以展現華僑華人與中國改革開放互動交融的豐富歷史畫卷，以此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

發揮歸僑多功能特長，為祖國多項建設事業盡力

李儉光

1971年時任中國奧委會宋中（中）在北京會見日老友中島（左），作者（右）任翻譯

一、從日本回到了中國

我叫李儉光，日本歸僑，出生於中等規模的中餐館業華僑家庭，父母來自廣東中山。1963年3月，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理工系土木工程科之后，我先后在日本的有關土木工程公司從事港口工程施工和設計工作。在此期間，經過第二次回國，工作申請才得以批准。

我是1966年3月自日本東京回到祖國北京的。由於當時歷史原因，組織安排要我改行，分配到國務院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國際司從事體育涉外工作。

1966年2月初，我母親因病逝世，3月8日我就動身，懷著為祖國建設盡力並成為真真實實的中國人，自費乘坐希臘貨船離開日本神戶港，行駛4天抵達祖國天津新港。

在津期間，遇上了河北邢台大地震（3月18日）。在日本遇上地震並不稀罕，但這個邢台地震波及到天津，我在飯店房間裡感到其豎震橫搖之激烈、時間之長令我吃了一驚，初步體驗到祖國大陸與日本島國的規模空間之差異。

對出生長大在日本的我而言，回祖國實際上意味著到另一個人地不熟的國家生活和工作，需要盡快適應吃喝拉撒睡等系列生存生命要素。在組織的關照下，在同志們尤其是單身伙伴們的幫助下，經過數年實踐努力，通過各樣多次的尷尬經歷嘗試，我基本融入並適應祖國生活環境。

回國不久的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沿。

我去過兩次機關五七勞動干校，第一次是在山西長治屯留滑翔學校改成的勞動干校，整個體委系統下放勞動，連帶家屬一起搬過去﹔在干校我也見樣學樣，干些種水稻堆肥掏糞拉板車等農活，第二次是北京西北郊射擊場的桃李梨樹等果園，輪流勞動培訓，干些剪枝等農活﹔周末還可以騎兩小時自行車回家。

1972年5月作者（左一）擔任訪日乒乓球代表團翻譯

二、擔任訪日乒乓球代表團翻譯工作

1966年“文革”后，中國體育界與國外交流幾乎處於隔絕狀態。進入20世紀70年代，“文革”雖未結束，各領域的對外交流，尤其是跨越意識形態障礙屬性的體育交流開始有所恢復。

1971年3月，中國乒乓球代表團訪問日本名古屋，參加第31屆乒乓球世界錦標賽，引發“小球轉動大球”，打開了中美關系的大門，促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推動了世界格局的戰略重組。“乒乓外交”的優勢在於，跨越國界和意識形態障礙的國際交流。體育交流推進文化經濟的交流，增強人民之友誼，促動國家間交流與和解。

在這一重要的歷史性活動中，我參與協作工作。1971年1月，組織上將我從山西長治屯留五七干校緊急調回北京，參加接待日本乒乓球協會會長后藤鉀二一行的翻譯工作。經過幾天緊張會談，就日本乒乓球協會邀請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參加名古屋世乒賽承諾原則問題達成協議並簽署會談紀要，為隨后實現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參加名古屋31屆世乒賽等系列重要活動打開鋪墊了通道。

從此，以乒乓球為先行，逐漸恢復了體育交流外事活動。我在國際司具體承擔對日本工作，除進行辦案、調研、零星翻譯等日常工作之外，曾多次參加國內接待團隊和近二十起訪日活動，曾幾次在日本東京和北京擔任過中國和日本國家領導人會見時的翻譯，還做過幾次國際體育會議同聲傳譯。那幾年時間裡，我算是除信使外訪問日本次數最多的祖國涉外人員之一。

我初次參加組織的訪日團，是1972年5月11日至29日以徐寅生為團長的中國乒乓球代表團，這是一次最為繁重的任務。

在日本19天，先后訪問名古屋、沖繩、和東京等地進行友誼賽。我團所到之處，受到廣大日本群眾熱烈歡迎。而日本極右翼社團，對日中友好氣氛高漲極為慌恐。在東京，還有在沖繩（我團到此地的前五天5月15日，美國將此地施政權剛還給日本，我團算是歸還后的第一個外國團和第一個中國團），我團所住飯店周圍，日本右翼分子駕駛著宣傳車，用高音喇叭奏著舊日本軍歌，呼喊著帶有反共、反華內容的口號，在街道上轉來轉去行進。日方警察當局採取嚴厲保安措施，在飯店外圍布置一層警戒線，並在飯店內通向我團成員所住房間的大廳走廊入口處，設置檢查站問詢進出人員。外出時，我團車的前后都有警車摩托車隊護衛，簡直像個國賓待遇。還有在各地的不少年輕僑胞，自願積極參加對我團的保安工作，令人欽佩。

在沖繩行進沿途的山坡上隨地看到馬蹄形墳墓，類似福建農村常見的。后來參觀當地的見聞、風俗習慣，感覺也有別於日本內地。這反映了沖繩復雜曲折的歷史，早在公元12世紀，沖繩就存在封建國家，琉球王國於1429年建立，15世紀至16世紀中葉有高度發達的商業，與中國、朝鮮、東南亞和日本進行貿易，尤其與大陸閩南一帶來往頻繁，包括懂得技藝的移民在內。中國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正是通過交往影響著琉球生活的每個方面。1879年，日本將琉球吞並，設沖繩縣。沖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為美國佔領，1972年歸還。沖繩琉球是在近代兼並到日本版圖上，並不是所謂“固有”概念的領土。

來回經香港4天，在日訪問19天，在中日各方協助下，我團圓滿結束訪問和比賽任務，於5月31日回到北京。這次訪問任務使我身心極度疲勞極度缺覺，回來后除吃飯外，整整睡了兩天，才恢復了元氣。

時間最長的一次任務是在1978年9月20日執行的。連續不斷的口譯時間，長達近11小時。我於9月8日至19日擔任中國田徑代表團及考察團翻譯訪日，19日該圖離開東京回國后，在機場與來自北京的中國奧委會代表何振梁一行，匯合加入談判團作日語翻譯。為充分發揮國際田聯組織領導來東京參加有關活動的機會，推動解決國際奧委會及國際田聯等組織中的“兩個中國”問題，9月20日中午開始，在岸紀念會館小會議室與日本田徑聯盟、日奧委會等日方有關組織領導進行了一系列會談。傍晚6點半到7點，接待日媒記者團採訪。回飯店后，晚上7點半到8點繼續與日田徑聯盟青木、安田及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村岡會餐，邊吃談有關問題。8點以后繼續與日方商談有關問題，直至近12時才結束。以上合計11小時的活動，均由我擔負日語翻譯。口譯即是腦力勞動，又是體力及嘴力勞動。行業一般常識規矩是，連續二個小時為口譯質量保証時限。我們會談三四小時的高強度連續作戰是常有的，但從來沒經歷過近11小時的高強度動腦動嘴的腦體力勞動任務。這空前絕后的體驗，使我下顎肌肉過勞酸疼一段時間，第二天中午吃法國蝸牛大餐咬得酸疼，僅享受其半分美味。1978年10月和1979年10月，國際田徑聯合會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先后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

1979年作者參加日本珠峰登山偵察隊任務在西藏留影

三、作為翻譯官參加日本珠峰登山偵察隊任務

隨著改革開放深入國門的更大放開，中國重新對外國人隊開放珠穆朗瑪峰(海拔8844.43米)北側的攀登。1980年5月，日本山岳會登山隊計劃攀登珠峰，為此，1979年9月至10月，該會派登山偵察隊到珠峰進行線路偵察，中國登山協會提供多方面有償協助。我作為翻譯官參加珠峰登山偵察隊任務（協助費32元/人/日），這即是環境艱險海拔高度最高（珠峰大本營5200米）的、又是發生一起遇難悲傷事故的翻譯工作。中國登協派張峻岩作聯絡官（32元/人/日），曾曙生、王洪寶、尚、尼馬扎西（藏族）、洛朗（藏族）等作高山協作員（29元/人/日），還在當地請了大本營廚師、勤雜工（16元/人/日）及牦牛（16元/頭/日）。

以齋藤諄生為隊長的日本山會珠峰登山偵察隊一行9人，於1979年9月15日飛抵北京（海拔43.71米），經成都（海拔500米）、拉薩（3650米）、日喀則（3836米）、江孜（4040米） 定日（ 4300米）等地，26日下午在絨布寺（5154米）以南幾公裡處安營扎寨，設立大本營（5200米）。隨后，抓緊用牦牛沿絨布冰川往上搬運物資，在6000米上下處設立幾個臨時前進營地，開展線路偵察活動。

在高山生活過程中，動作要慢節奏，不能快步行走，晚上要睡好覺。因為高山空氣含氧量僅為平地的一半，剛從平地上來的人都有或輕或重的高原反應。一般高原反應症狀在1-2天內就可消除。我在拉薩下飛機時走路似踩棉花，過一會兒開始頭疼，晚上吃安眠藥睡好覺，第二天就沒事了。到大本營時已經基本適應了。

高原上要按時吃飯吃足，以保証體力。飯菜用的都是罐頭和縮干蔬菜，當然不好吃，但也要吃夠。有幾次宰山羊改善生活，燉羊肉、雜湯滋補。有一次，張聯絡官用鮮肉作了烤羊肉串，極致美味。

高原上不宜老呆在大本營，要適當走走，活動筋骨。工作之余，有時走會兒附近的小山包，看看景色。絨布寺離大本營不遠。絨布寺地勢高峻寒冷，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廟，是觀賞珠峰的絕佳地點。該寺建於19世紀初，后因“文革”等歷史原因被毀，我們去時隻有破牆殘恆，在廟內小泥陶佛像散落一地，一片荒亂遺址（1983年寺廟進行了大規模修建，恢復了喇嘛法事活動）。西藏的珠峰等高海拔雪峰冰川，景觀是絕妙的壓倒性的美，氣勢逼人，使人感受到大自然神秘的造化，與內地名山秀麗的景色似乎不在可比的同一類別。

該隊偵察活動按計劃進行得較為順利。但正開始准備考慮撤營返回日程的時候，10月13日凌晨5點半左右，隊員中村從上面營地趕回來報告：12日下午約2時，在靠近章子峰的冰川北側坡面約6800米處偵察攀登時發生小雪崩，協作員王洪寶、尼馬扎西（藏族）、洛朗（藏族）和日隊員長谷川良典被卷入。王洪寶、尼馬扎西和洛朗三人滑墜冰裂縫，長谷川在冰裂縫口緣邊挂住后自力爬上，頭部胸部被嚴重擊傷，神志不清。中日雙方立即全力以赴開展收索營救工作。搜索幾天，仍沒找到滑墜裂縫的王等人。在基本了解情況后，10月16日，張聯絡官和我用吉普車趕到協格爾（4200米，離大本營最近約60公裡的唯一有郵政電話通訊的小鎮），往北京中國登山協會打電話報告滑墜冰裂縫遇難信息和情況。18日，在幾位日隊員的保架下，受傷的長谷川回到大本營，他雖肋骨折了幾根，但身體恢復較快。隨后幾天，日方隊員來回上前進營地撤營收拾，完成偵察收尾活動。在大本營東邊小山包的遙望珠峰的平地上，大家為三位遇難者用石頭壘起約1米高的瑪尼堆（石堆紀念塚）。堆前供奉香煙、糖果、糌粑等喜愛，以悼念寄托對死者的哀思（如今此地建成為珠峰公共墓地，祭拜著不少各國攀登珠峰成功和不成功的勇士亡靈）。10月23日，撤離大本營出發時，全員面向瑪尼堆，隊長致悼詞后默哀。

10月29日，我們回到拉薩。30日，在政府小禮堂舉行王洪寶、尼馬扎西和洛朗追悼大會，西藏自治區副主席、中國登山協會副主席喬加欽等約300多人參加。11月3日，我們飛回北京。4日至6日，日本登山偵察隊向中國登山協會匯報該隊珠峰偵察情況及遇難事故，並確認下一年日本隊珠峰攀登事宜，結算這次活動經費問題，並於7日飛回日本東京。第二年的1980年5月，日本山岳會珠穆朗瑪峰登山隊（隊長西崛榮三郎等41人）登頂突擊隊，分別沿北東山脊和北壁（初次攀登）路線先后於5月3日和10日攀頂成功。

1983年作者（右）在深圳中國南山留影

四、在深圳特區擔任工程師工作

1978年，我被評為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機關先進工作者。

“文革”結束，改革開放撥亂反正，國家百廢待興，港口工程建設事業亦日益發展，使我激發了回國初衷技術專業的使命感。1980年6月經申請批准，自願技術歸隊，調到交通部水運規劃設計院。對時隔十四年重新從事港口工程技術工作，我是有信心的。但說隔了這樣長的時間，從事技術工作，心裡明白是艱苦的，還是冒了相當的風險。

1981年10月，我被借調到交通部香港招商局的深圳特區蛇口工業區，后轉到中國南山開發公司，參加赤灣港第一座碼頭（萬噸級）規劃、可行性研究、設計和施工的組織管理工作，承擔業主工地代表。

赤灣位於珠江口東岸，深圳特區西部，毗鄰蛇口工業區，與香港元朗僅有深圳灣一水之隔。當時正值南海石油開發籌備階段，石油部提出為開發南海油田建設赤灣港的建議報告，並要求務必在1983年5月以前建成第一座萬噸級深水碼頭。經國務院批准，由招商局、石油部、深圳市等六單位組成中國南山開發公司，進行赤灣港和石油后勤基地碼頭的建設。

從規劃、勘探、設計到施工整個建設過程中，我們堅持“保質而快速”的原則，始終貫徹“主動配合，創造條件，積極協作，加快進程”的方針，敢於擔當，採用一系列靈活機動的突破性工程方式和措施。

尤其是工作一開始，便抓緊摸清赤灣全灣水下地質分布及特性，經反復研究，及早選定了碼頭港址，為節省投資加快工程進程奠定了決定性保証。在碼頭結構設計上，最終採用最大的六型鋼板樁加鋼筋混凝土面板叉樁承台結構，實踐証明此結構安全可靠、工期短，是最為適宜設計方案。國內外鋼板樁施工，一般先設導架后打樁，而這次施工單位考慮該水域條件較好，經探討同意採用板樁無導架施工方法，以使工期大幅度縮短，僅用50天（按常規需用3個月）按質量要求完成了有效寬度50厘米Ⅵ型鋼板樁471根的打樁施工，也沒有使用一根異形鋼板樁。前方回填施工，對板樁和石堤圍成約長200米寬60米小水域用東側岸邊沙吹填至施工水位，致使原安排水上作業的安裝拉杆和澆筑胸牆、后承台梁混凝土等上部結構工序，創造了干地作業施工條件，為縮短上部結構施工期起到很大作用。

主體工程得以於1982年11月15日開工，僅用7個月的時間，1983年5月底完工並簡易投產，此類結構碼頭施工期，創造了我國建港史上最快的紀錄，1984年4月，國務院批准對外開放。我作為建設單位的工程師艱苦奮斗，擔當責任，冒著相應的技術風險，為此獻出了最大的努力。

1979年，改革開放建立經濟特區實行特殊經濟政策，採用靈活的經濟措施和特殊經濟管理體制，堅持發展外向型經濟。深圳經濟特區的經濟快速發展，為全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做出了重要貢獻。

我在特區親身工作兩年，體會到經濟特區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成功的，經濟特區與內地相比，有著更為寬鬆靈活的管理政策，對人們意識形態的激發有著積極正面的作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發揚敢闖精神，開創新局面，創造成功業績，這是特區展現出的精神風貌。但同時也看到，它誘發了有些人的潛在負面意識，利用職權、鑽空子謀私利、貪污腐化、丟官坐牢等，屢見不鮮。在物質條件豐富和靈活管理的環境中，有了職權，職權越大，越能考驗黨員的堅定信念和廉潔自律的能力。

五、繼續參加大連大窯灣一期工程

1983年11月，深圳特區借調結束，我回到北京水運規劃設計院，隨即參加大連港大窯灣新港區選址可行性研究，承擔總圖設計工作。大窯灣離大連港15海裡，陸路距大連市50公裡。大窯灣新港區規劃1990年一期工程建設十五泊位，設計通過能力714萬噸。

1984年5月至87年5月，我繼續參加大窯灣新港區工程可行性研究，擔任總圖負責人，自1984年起，任命擔任港口室總圖組組長，1985年被評為交通部機關和在京單位優秀共產黨員。

1986年1月至9月繼續參加大連大窯灣一期工程初步設計項目，負責總圖設計並擔任項目第二負責人。1987年1月至5月，我繼續擔任該項目施工圖設計組第二負責人，負責總圖完成疏浚施工圖設計。1988年12月，大連大窯灣一期起步工程（4泊位）開工，於1993年9月竣工對外開放。

大窯灣新港區一期起步工程屬世界銀行貸款項目。1985年5月至1986年10月，世行對該工程進行了項目鑒別、預評估和評估。我參加了這一系列的世行項目組訪華談判接待准備工作。交通部還多次請我兼任翻譯，參加與日本有關政府部門、團體之間的港口工程事業合作談判和技術交流活動。

交通部從日本引進日立公司的輔助設計自動繪圖系統（CAD系統）計算機成套設備，第一階段1987年9月15日至12月31日赴日本培訓學習，我擔任副領隊兼翻譯﹔第二階段由日方派工程師負責指導該計算機系統安裝工作，1988年3月至 4月，我先后承擔在武漢第二院和北京水規院進行的安裝工作翻譯協調任務。同時我就抓緊時間翻譯了三本共約22萬字的該計算機系統的操作指南等手冊。

六、在中國僑聯工作

1988年10月自願申請，經批准離開水規院，經過一段折騰，於1989年1月就職到中國僑聯工作。1989年6月我被授予高級工程師職務任職資格。我到中國僑聯國外處后，考慮到以往中國僑聯與旅日僑界來往關系不夠充足，為增強我會與旅日僑界僑團的網絡聯絡關系，盡力策劃開展一系列接待活動和出訪工作。

我積極聯系我會虹橋旅行社與東京華僑總會華聯旅行社發展合作模式，定制即能體現客方路線日程活動要求又能節省經費的旅程，分別於1993年10月和1995年9月組織安排日本稻門山岳會（早稻田大學登山隊校友會組織）訪華團一行（我都應邀作為正式成員參加）先后訪問西藏等地和新疆等地。

我還編譯了《旅日中國人的基本情況》登載在《華僑華人歷史研究》雜志。通過那些年的頻繁交流活動，我會與旅日僑界之間加深相互了解，增強了同胞情誼關系網絡。

1991年6月，我被授予回國定居專家身份。1995年7月，我開始任職聯絡部副部長（副司級）。

1999年作者（右二）在三峽水庫展望台

七、退休后就職日本前田建設工業株式會社

我於1996年4月在中國僑聯提前退休，工程專業志向所驅，5月應聘就職日本前田建設工業株式會社北京駐在員事務所任顧問。該公司創建於1919年，是在日本著名的綜合性建設工程公司之一，在香港曾參加新機場等大型工程，在中國與中國建筑總公司等有關建筑公司組成聯營體，參與過廣東大亞灣核電站、福建水口水電站、海南島洋浦火電站等國家重點工程建設。后來，該公司分別與中國三峽工程總公司等有關建設公司分別簽署了有關技術咨詢協議合同，就三峽水電工程安全施工、中國高鐵軌道工程質量、上海地鐵隧道盾構機施工質量管理等項目，屆時派公司工程師來華長駐工地進行技術咨詢指導交流。我作顧問，主要調研了解中國全國各地大型基礎實施建設工程項目現狀和前景規劃，隨機提交建議報告。有時，陪同來自東京的公司領導或事務所所長到有關公司、工地兼作翻譯拜訪、進行工程技術交流或商談合作投標在華某項國際投標事宜。其中出差最多的工地是宜昌三峽大壩工程，有幸目睹當今世界最大發電容量（26台*70萬KW=1820萬KW）水電站從開工初期至發電開始幾個建設階段施工情況。通過這些出差考察和收集信息資料，進一步了解到我國各地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工程項目在蓬勃發展情況，我作為同行工程師深受鼓舞。我國改革開放實現高速經濟發展，其重要條件之一就是提前協調配套大型基礎設施工程建設。我作顧問受雇於日本公司，不過總體而言，在中國大地上以另一種不同方式，繼續為祖國大型基礎設施工程建設事業盡力。

另外，1998年8月至2000年8月，我在業余時間因老關系受托，為加深友情民情之誼，無償協助日本稻門山岳會（早稻田大學登山隊校友會），聯系中國登山協會和新疆登山協會，為推動實施2000年8月早稻田大學登山隊攀登新疆瓊米孜塔格峰（海拔6962M 未登頂峰）做了大量工作。一開始收集該峰有關情況及地圖開始，1999年5至6月初次偵察、同年10月二次偵察活動，2000年7至8月，該登山隊先后在京入出境住宿交通等事宜，我幫助聯系安排， 8月15日，大谷映芳等三隊員登頂成功。我將此經衛星電話互聯網新聞得知的消息傳達給中國登協，並在該隊回京時頒發登頂証書和會餐等聯系安排工作。

八、結語

我們祖國歷經“文革”，改革開放撥亂反正，開辟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道路，初步建立了一個適應經濟發展的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已經基本確立，我國經濟大踏步地走上世界經濟舞台。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國民福利得到很大提高，而且也使中國國際地位顯著提升。2010年，中國發展成為全球第二經濟體。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們沒有脫離實際，就是中國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物質經濟條件決定中國現在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我回國已50多年，能夠親身生活工作在祖國偉大的歷史變革發展時代，為做到一個真真正正的中國人深感欣慰和榮耀。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近代以來國人的理想和追求。中國夢的實現，任重而道遠。包括我們歸僑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以飽滿的精神狀態，開拓創新，為實現偉大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我們祖國勢必騰飛。

回顧回國以來經歷，從工程師轉換從事體育外事工作，接著回歸工程技術工作，主觀上努力跟隨我國改革開放前景和國家今后建設需要，為更能綜合發揮我的復合型專業知識、工作能力，走出工程經濟相結合的復合型工作，后來幾次工作轉換，都是先自願申請后組織批准的。轉換充滿著挑戰和風險，有時遇上了困難和曲折，但問心無愧。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我是退休多年的老黨員，繼續學習，強化“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努力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盡自己一份力量。

（作者李儉光系日本歸僑，曾任中國僑聯海外聯絡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