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漫畫家方成先生去世，享年百歲，我稱他“方伯伯”也已超過一個甲子。他與先父張高峰是總角之交，既是中學大學同窗，又是新聞界同行，有過半個多世紀的情誼﹔我自幼就知道他是父親最好的朋友之一，直至我也年近花甲，仍不時得到他的教誨。送方伯伯大行，記述我知道的二三事，以饗讀者並寄托哀思。
半個世紀的情緣
方成本名孫順潮，祖籍廣東中山，論起來還是孫中山先生的族人。方成的祖父很早就漂洋過海到美國謀生，父親在平綏鐵路（北平到包頭）局做職員，因此他出生在北平，一生除了小時候回鄉，讀大學在四川，短時間輾轉上海、香港外，在北京生活了80多年，說一口純正的“京片子”。
1933年，方成考入北平弘達中學，與同齡的張高峰成為好友。1937年，北平“七七事變”，華北淪陷，抗戰爆發，方成與張高峰分別南下，一個休學回鄉，一個從事抗日宣傳。方成1939年北上入川，到內遷樂山的武漢大學就讀化學系，張高峰1940年以同等學歷插班入讀武大政治系。好友重逢，分外親切，兩人雖不同系，但有共同的興趣愛好——演話劇、出壁報，再度同窗生活，並且同於1942年畢業。方成到距樂山不遠的五通橋黃海化學研究社工作，張高峰被重慶大公報派往中原做戰地記者。1944年中原會戰后，張高峰回到重慶負責川西報道。“黃海”是著名的“永久黃”化工實業團體，張高峰多次採訪，每次必去看望方成。方成保存至今在“黃海”的珍貴照片中，就有他倆與另一位同學張榮善的合影。1981年，張榮善從美國回來探親，三人歡聚，還特別以當年同樣的位置合影，成為跨越37年的一段佳話。
1946年，方成到上海重謀生路，起初在一家廣告公司做繪圖員，后來才走上以漫畫為終生職業的道路。當時，張高峰做大公報記者，方成說，“我的第一幅見報漫畫，就是經高峰推薦發表在北平新民報上，后來又推薦連續發表在上海大公報。《觀察》雜志主編儲安平看到了，聘我為漫畫版主編和特約撰稿人。”“方成”這個筆名也是那時開始使用的。“我媽姓方，‘成’字好寫，兩個字的筆畫都比我本名少得多。”方成的解釋就這麼簡單。
1949年，方成從香港回到北京，步入新聞界，與張高峰成為同行，聯系更密切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公報與人民日報宿舍都在永安路上，我們兩家僅一路之隔，甚至孩子上學都在同一學校，自然過從甚密。記得三年“度荒”時，家裡伙食有點改善，父親就會吩咐我們“去喊方成來。”（他似乎從不說“請”）
永安路的那段日子，是我父親與方伯伯來往最方便的一段時光。“文革”中，他們都未能逃脫厄運，彼此通信也隻能互勉保重。1972年，在河南五七干校“改造”的方成還專程跑到天津，看望下放農村插隊落戶做了農民的張高峰。說來詭異，方成下放的地方正是張高峰1943年寫披露河南大災的通訊《豫災實錄》的葉縣，大公報因此被罰停刊三天，張高峰也被當局逮捕。斗轉星移，30年后，方成又在此“遭難”，冥冥之中他倆真是一對兄弟。
“文革”結束，他倆雙雙恢復工作，雖然分處京津兩地，但書信往還，互通信息，從未間斷。彼此工作有需要時，必相互幫助、合作，有機會還要歡聚小酌。他們偶爾也會談談家事。1981年，方成回鄉探親，來信說，他那連面都沒見過的祖父被“摘掉”了“地主帽子”，村支書說他家的成分實為僑工，“但我已當了30年地主的‘孝子賢孫’，並挨了批也寫了不少思想檢查。”
我父親晚年多病，幾次住院。方伯伯知道老友在拼命般地寫作，每次來信都會叮囑他注意休息、保養，來日方長。隻要有可能，他就會到天津探視，兩人還曾抵足而眠，徹夜長談。1989年春，我父親病重，方伯伯又一次從北京趕來。他是父親生前見到的最后一位同窗好友。那天，我送方伯伯回招待所休息，他在路上談起與我父親的友情，感嘆好友命運多舛，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父親去世后，方伯伯又把那些話寫進了文章，可見情深意長。他寫道：
“我和高峰是莫逆之交。他交友是真誠的，而且是持久不忘的，他走到哪裡都會有朋友，都能夠找到幫手。對高峰來說，新聞事業和親友之情，是他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兩大支柱，······然而並不限於私情，他有強烈的正義感。說來慚愧，我缺乏高峰對友人那種拳拳不忘的深情。······高峰對新聞事業孜孜以求，萬難不變，至死不移的精神，在我國新聞工作者中是罕見的。······高峰的死，使我深感痛傷，難舍的是他那樣深情的友誼，加上對他懷才未盡，天不假年的惋惜。”
方成的藝術道路
方成最早畫畫是從中學時代開始的。父親說他上課時就喜歡在本子上畫“小人兒”，都是古典小說裡的人物。1935年他們參加北平學生“一二·九運動”時，他就負責畫抗日宣傳畫。方成畫漫畫起步於武漢大學。當時，武大的學生社團很多，也很活躍，演話劇、辦壁報是方成與張高峰共同的愛好。其中“黑白社”出的壁報，每期都有方成署名“利巴爾”的幽默漫畫，反映同學們的學習、生活情景，連宿舍裡跑老鼠、捉臭虫都“入畫”，在同學中影響很大。
鮮為人知的是，方成在黃海化學研究社四年，雖然工作是化學實驗，卻沒有放下畫筆，畫了不少人物肖像速寫，包括范旭東、侯德榜、孫穎川，現在都成了珍貴紀念。上世紀80年代，張高峰編撰《化工先導范旭東》一書，就是把方成當年為范先生畫的速寫做了封面。1943年11月間，馮玉祥先生到“黃海”參觀，方成當場畫了一張速寫送給他，馮先生說：“禮尚往來，我也畫一張送你。”遂畫了三個並列的辣椒，中間是綠色青椒，兩側是紅色長尖形海辣，並題詩曰：“紅辣椒，綠辣椒，吃起來味最好﹔大家多吃些，定把倭寇全打跑。”馮玉祥行伍出身，靠自學通文墨，能寫能畫，還是人們交口稱譽的“丘八詩人”。周恩來曾說：“丘八詩為先生所倡，興會所至，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在那首《辣椒詩》中，馮先生把抗日戰爭的艱苦比做吃辣椒，教誨年輕人，堅持下去就能打敗日寇。
上世紀80年代，我在方成家還看到那幅畫。他說：“‘文革’中我所藏的許多名人字畫都被毀了。由於這幅畫不大，夾在書裡沒有被發現，整理殘局時才找出來裱好，很怕被什麼紀念館知道后要去。也曾有人建議我寫文章和發表這幅畫，我都沒有照辦，因為它很珍貴，我實在舍不得送人。”后來，方成把自己的大部分收藏都捐獻給了家鄉的博物館，我想，也應該包括那張馮玉祥先生的畫吧。
抗戰勝利后在上海，方成主要畫連環幽默漫畫，單幅作品少，但風格開始逐步轉向諷刺，主題包括反對內戰，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他后來避居香港，就是因為國民黨當局迫害進步文化人士。在香港，他畫表現市井生活的四格漫畫，每天要跑出去觀察社會生活，發掘生動細節，觸發感想，融入作品，這也成為他后來藝術發展的重要基礎。
1949年，方成步入新聞界，主攻國際新聞漫畫，名噪一時。偶有諷刺作品，難免“引火燒身”，直至“文革”中被誣陷、擱筆。浩劫過后，方成的一幅《武大郎開店》成為當時轟動全國的漫畫佳作，從此再次進入創作高峰期，並且頻繁巡回辦畫展，開講座。他把國畫水墨技法引入漫畫創作，兼寫雜文、評論，后來更轉入幽默與諷刺的理論研究，不斷出版新著。這些成就多有介紹，不贅述。
人們不大關注的是，方成夫人陳今言曾任《北京日報》美術組負責人。她畢業於輔仁大學，學的是油畫，后來又學漫畫、版畫，還對工藝美術發生了興趣，是我國美術界少有的才女。當年永安路宿舍裡她制作的小工藝品曾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陳阿姨是大家閨秀，端庄賢淑，參加革命很早，為人剛正不阿，卻在“文革”中受到嚴重摧殘，身心俱疲。1977年夏天，粉碎“四人幫”不到一年，舒心的日子剛剛開始，她竟在上班途中突然發病，搶救不及猝然離世，年僅53歲。
養生“秘訣”與達觀心態
方成有一首打油詩廣為流傳，詩曰：“生活一向很平常，騎車畫畫寫文章，養生就靠一個字——忙！”這是他對自己生活的生動寫照。
熟悉方成的人都知道，他酷愛騎自行車。愛到什麼程度？說一件我經歷的事。2002年，方成84歲。一天，我給他打電話說，哥哥姐姐多年沒見您，我們准備一起去拜望。他說，你們不要跑，我騎車過去。你們報社的路我熟。（他常來我供職的報社參加漫畫評比、座談）我一再勸阻，但他堅持，說騎車也是鍛煉，還加上一句“上車就有座兒”。我笑著隻得依從。那天，方伯伯從金台路騎自行車到北二環安德路，和我們一起吃飯、聊天，其樂融融。其實，他走路也很快，記得他70歲時與我同行，我要加快步伐才能與之並肩，而我的年齡僅及他半數。
方成很忙，為什麼要忙？忙到什麼程度？上世紀80年代初，他與我父親聊天，說到訪問日本的感受，特別提到日本人的講求速度和效率。他說，“文革”耽誤了我們十年，少做了多少事情啊。我們這一代再也耽誤不起了，要抓緊時間做事情，還要從頭學習一些新的東西。譬如關於幽默與諷刺的理論問題，過去沒有人研究，我很感興趣。學點新知識，做點新事情，也是一種自我新陳代謝。后來，他給我父親的幾封信中也一再說起同樣的話題：“······兄多保重。我們雖然都是小人物，但也是國家財富之屬，多干一年是一年為后人多留些遺產。”我“每天從早晨六點多起床，到晚上十一點，除有人來或有非看不可的電視和必要的社會活動之外，幾乎都在工作，包括假日。”“人有了一點名氣，來找的人和事就多了起來，其實生活中最有意思的還是朋友間的情誼和鼓勵、工作中產生出對人民有益的成果。”“現在真得快干，加緊干了，時間太不夠用了。”為了快干多干，耄耋之年的他居然學會了用電腦寫作。
方成很達觀，也很坦誠。他住了20多年局促的宿舍，畫室不過十多平米，一張畫案佔據了至少四分之一的空間，加上小沙發、茶幾、餐桌，連地上都堆滿了書報、畫稿，給人印象亂糟糟。方成卻說，亂中有序，他自己能夠找到需要的資料。由於空間有限，寫作、畫畫常常要挪開許多東西以騰出地方，甚至打開折疊小餐桌才能落筆。畫室兼書房，連會客、吃飯，方成戲稱“多功能廳”。但他同時“聲明”：“我能隨遇而安，雖然心裡並未以此為樂——我還沒有那樣的涵養。”
大凡名人，多忌諱自己曾經不大“光彩”的事情。方成不然。譬如，有人說他當年從香港到北京，趕在開國大典前參加工作，獲得離休待遇，是“有覺悟”的體現。方成卻坦言，他本來是想回上海，結果輪船不能進港，靠朋友幫助又上了到北京的船，沒想到與許多民主人士同行，到北京后靠朋友很快找到工作，又“意外幸運”地參加了開國大典。他說，這是“趕巧了”。又如，說到自己“政治上不進步”，又不得不“講政治”，他對自己曾經與落難的朋友“劃清界限”，未能在他們困難的時候施以援手，一一道來，毫無隱諱，並說，“這些虧心、對不起親友的事情，在我心中一直是沉重的塊壘，使我終生不安。”
2011年元旦前夕，我去看他。見到老友的孩子，不免說起往事，每每引得大笑。他說，中學時自己的志向是當醫生，但投考燕京大學醫學院落榜，“老師說我智力測試不及格。”談到當年從“黃海”辭職，他說，若不是因為失戀跑到上海，我就成不了漫畫家了。說起自己92歲還能參加廣州亞運會火炬接力跑，他頗為自豪。我問他養生之道，答曰：一要活動，每天鍛煉﹔二是用腦，每天寫文章。又突然冒出一句：世界上假的東西都可恨，隻有一樣是好的——假牙，“沒有它我活不了。”我祝他長壽，他說，對，上不封頂！又是大笑。方成確實是幽默大家，而達觀與坦誠，是他心胸開闊，得以高壽的重要原因。
追憶方伯伯，思緒綿綿。想起當年他寫給我父親的祭文，就用其中的一段話作為結尾吧：“他悄然離去了，卻非無聲無息，懷念他的人不知多少！每看到他留下的發表在眾多報刊上的篇章，就會在人們心中浮起他那不知疲倦、長年奔波的身影，和幽默動人健談的風姿。他是令人難忘的。”（文、圖 / 張 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