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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寫作手藝人——《山楂樹之戀》編劇肖克凡訪談
2018年08月23日15:54  來源:中國僑聯

肖克凡初中時曾去天津自行車車胎廠學工勞動,16歲初中畢業后進工廠成為鑄造車間翻砂工,這些經歷讓一直深植大地的實力派作家肖克凡對中國工業人生有著深刻的理解。至今仍熟知自行車胎生產全部工藝過程的他,當初正是以《黑砂》《最后一座工廠》《最后一個工人》《堡壘漂浮》等一大批工業題材小說聲名鵲起,此外,小學五年級就成為天津“活地圖”的肖克凡還以津味文學見長,無論曾經的《天津大雪》《天津俗人》《天津大碼頭》,還是新作《舊租界》《蟋蟀本紀》《一個人的野史》,他的文學視線一直瞄准著小人物,貼近現實、貼近生活,“我本身就是個小人物,並不了解那些大人物的生存狀態。同時我就生活在世俗世界裡,也就隻能寫這些世俗生活了。”在肖克凡看來,創作首先是滿足自己,進而呈現給讀者,“文學對我的最大意義,就是我有話要對自己說,有話要對外界表達,所以我選擇了寫作。如果能夠比較廣泛滿足不同類別的滿者群,可能是那些偉大的作家吧,因為他的作品在人性層面與社會層面引發讀者普遍共鳴,魯迅就是這樣的。”

筆者:工人經歷對您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肖克凡:我當過六年工人、兩年技術員,那些年生活比較簡單,也沒有什麼頭腦。因為一個人生活在計劃經濟年代裡,國家已經把所有事情都計劃好了,一個小小的工人隻要按部就班工作就是了。當然,那時候內心也有理想,就是想上學想讀書,想多學文化知識,多增長見識,做個明白事理的人。回憶起來,八年工廠生活對我的人生觀產生重要影響,至今還有人說我身上有著工人的氣質。據說有的工人出身的作家,成名后不願提及自己的工人履歷,我認為這恰恰証明工廠生活對這樣的作家產生了重要影響。如果工廠生活影響不重要,干嘛要回避這段經歷呢。

筆者:您覺得“一個人的野史”對一座城市的記憶甚至一個民族的記憶有什麼特殊意義?

肖克凡:應當說沒有什麼特殊意義。它只是一個人的個人化記憶,如果必須說它有什麼特殊意義,可能是文學意義吧。因為《一個人的野史》這本散文集裡記載下的各類小情小事,歷史文獻與歷史典籍是不會去記載的。歷史教科書永遠是一副庄重面孔,而文學記載則是一副充滿各種表情的面孔,文學記載與歷史記載,這兩者是不同的。司馬遷的《史記》因文學性較強,便曾受到后代史學家的置疑。

筆者:您當過《山楂樹之戀》的編劇,在您看來,寫劇本和寫小說有什麼不同?

肖克凡:寫小說跟寫劇本相比,都是漢語寫作。如果說有什麼不同,我認為寫小說是個人行為,你想寫就寫﹔寫劇本則不同,如今是資本時代,就要由資方根據市場情況,需要什麼劇本就找人寫什麼劇本,基本商業化了。也可以說劇本是資本運作的產物,編劇顯現打工者的角色。小說與劇本還有一個區別,小說完稿就是成品,劇本只是影視工業的第一道工序,后面有導演,導演后面有制片人,由此說來編劇就是個重要工序吧。有些小說家寫劇本,對此性質不甚了了,仍然抱著劇本是成品的概念與投資方共事,於是就會產生矛盾。

筆者:有沒有靈感枯竭寫不下去的時候?看您常去各地採風,這對創作很重要嗎?

肖克凡:我的寫作早就不過多依靠靈感了,我是個寫作手藝人,因此不存在靈感枯竭情況,將來隻存在體力不濟的困境。回顧我的寫作確實遇到過瓶頸,究其根本原因是我不願意寫作了,對文學失去了信心。一旦恢復信心重新寫作,所謂瓶頸就過去了。我經常外出參加各類採風活動,有的活動跟文學沒什麼關系,但確實讓我增加了接觸不同生活領域的機會,也長了不少見識。至於這種採風活動對寫作有什麼重要作用,不好說。因為產生文學作品的過程比較復雜曲折,有的東西是蒸熟的,有的是煮熟的,有的是烤熟的,甚至難以說清楚所謂創作初始源自何處。記得多年前參加過天津日報引灤入津工程採風活動,活動結束既寫了應景文章,也寫了一篇受到文學同行好評的短篇小說。這麼看的話,採風對寫作還是有促進作用的。

筆者:那您寫出自己最期待的作品了嗎?還有什麼人物或故事是特別想寫的?

肖克凡:肯定還沒有寫出,很可能寫不出了。原因比較簡單,就是志大與才疏之間的差距。我不知道別的作家是否存在志大才疏的問題,在我身上肯定存在。我寫作多年至今沒有寫出自己最期待的作品,原因就是志大而才疏,力有不逮,寫作當然達不到自己的所謂目標。特別想寫的人物或故事,肯定有的,而且很多。我特別寫想的長篇小說,至少還有三四部吧,只是能力有限,恐怕難以完成胸懷大志的寫作工程。

筆者:要怎麼平衡“志大”和“才疏”的差距?

肖克凡:這個問題其實挺簡單的。志,含有理想成份。志大,或多或少有理想高遠的含義。具體到一個人身上,可能志向與才智難以統一,終生奮斗也難以達到理想目標,顯得很可惜。然而畢竟奮斗了,這個過程具有意義。尤其是寫作者,應當能夠面對不成功甚至失敗。

筆者:您平常的一天作息是怎樣的?每天的創作習慣是怎樣的?

肖克凡:我多年前就不再熬夜寫作了。據我所知,有些功成名就的大作家早就進入養生狀態,少有像路遙那樣拼命寫作的人了。我如果進入寫作狀態,大體是一天寫三四個小時吧,下午游泳。可以說沒有什麼創作習慣,因為我認為寫作是門手藝,手藝人是最普通的人,基本就跟別的行業一樣,干活兒,然后休息。當然,我也見過有的作家視自己為不同尋常的人,有著不同尋常的生活與寫作習慣。我不是那樣,有時遇到陌生人問我做何職業,我甚至羞於提及自己是個作家,因為如今作家這個職業的名聲跟以前的作家職業名聲,大不一樣了。

筆者:現在著書的門檻越來越低,越來越多碼字的人被稱為作家,有些經歷過文學神聖期的作家對此可能不太習慣,對您來說,作家的稱呼意味著什麼?

肖克凡:寫作的門檻越來越低,可能不是壞事吧。如果進入全民寫作狀態,說明中華民族文化與文明生活有了極大提高。文學在不同歷史時期或特殊歷史階段,都是文學,作家在不同時期的人品與文品的表現,決定了他的文學成就的高低,存世價值的長短。對我這類普通以寫作為職業的人而言,作家只是個職業稱呼。我出版一本書,就如同農民收一季庄稼,工人做出個合格的產品。當然,有些大作家不肯放棄時代寵兒的心理,這也是能夠理解的。因為這種大作家確實給當年的文壇做出很大貢獻,得到當時天之驕子的待遇。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家稱號對這種大作家是終生享受不盡的榮譽,如果把這種榮譽存進名利銀行,還可以連年支取利息。

記者:您會怎麼看文學無用論的說法?您覺得現在是文學最好的時代嗎?

肖克凡:文學有沒有用這個命題,好像隻有在當下具有討論的意義。因為我們處於一個追求“有用”而摒棄“無用”的時代。與金融和房地產相比,文學可能沒有半點用處。因為文學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精神需求,遠遠不及熱愛麻將桌的人群的億萬分之一。你喜歡文學,文學就有用,因為它與你的靈魂與精神生活有關。你不喜歡甚至反感文學,它就沒有用甚至令人生厭。如此設想,討論文學有沒有用,似乎就成了偽命題。當下是不是文學最好的時代?有個中國作家日前出席國際文學活動發表觀點,說如今是中國文學最好的時代。我印象裡這是個八旬老作家,如今是大數據時代,可能他老人家有比較周全的調查統計,所以敢於在國外發聲吧。我隻知道我處於自己最好的寫作時期,但我只是個案而已。

記者:作家經常沉浸在文學世界裡,還能接受日常的庸常嗎?

肖克凡:別的作家究竟怎麼樣,我不知道。我隻知道自己過的就是世俗的生活,而且特別世俗,去菜市場買菜有時還跟人家攤主講價,所以我不存在能否接受“日常的庸常”的這類問題。如果說沉浸在文學世界裡,那就是寫作的時候,由於我始終認為寫作就是自己的職業而已,所以排遣內心痛苦的能力還是蠻強的。我很敬重那些因文學理想絕望而自殺的詩人,但我只是個以寫作為手藝的人,我還沒有機緣認識真正意義上的純粹作家。

記者:您平常花在微信、微博上的時間有多少?會怎麼看現在年輕人手機不離手的生活方式?對於習慣快餐閱讀的年輕人您有什麼寄語?

肖克凡:我學會使用微信好幾年了,覺得它的通訊交流功能特別便捷,真方便。我也經常看微信,漸漸知道微信世界跟現實世界一樣,真真假假。現在年輕人離不開手機,那是因為手機有吸引力,而且已經成為生活方式。如果必須對年輕人有所寄語,我隻能說不要把眼睛看瞎就是了。手機這東西不錯,還有支付寶等等功能,挺好的,否則國家早就取消手機了。據說有的作家堅決不用微信以及微博,我特別佩服這類人。因為我做不到,我是個俗人,社會上時興什麼,我就跟著學什麼,從眾心理特別嚴重,自己也習慣這種生活了。還是那句話,我從來不認為作家是什麼與眾不同的人物,它就是職業而已。如今寫作從業者多起來,比如網絡作家,以及從前的自由撰稿人,他們提供快餐式作品,自然有人來讀,這就是現狀。好像也沒有官方要反對或禁止這種快餐式閱讀,那就閱讀下去吧。它總比什麼都不讀要好些吧。我還要送給年輕人的寄語是:“因為年輕,所以要珍惜時光。等你老了,一切都來不及了。”(文、圖 / 宇 浩)

(責編:段晨茜、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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