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環北邊的一個普通老居民區，叩開三樓那間一居室的房門，在狹窄的空間裡小心挪步，一間書桌，水泥地面，牆面斑駁，書桌、沙發、單人床，甚至窗口繪著竹葉的灰藍色窗帘、床上已然褪色的藍白格床單，讓人想起上世紀80年代的老舊模樣，熟悉而又遙遠。房間裡並不明亮，陽光透過僅有的一扇窗，洒在臨窗而坐的老人清癯的臉上，勾勒出深深的歲月痕跡。

很難想象，眼前這位坐在凌亂家具與書籍間的九旬老者，曾經執筆起草了截至20世紀90年代新中國大部分的重要文物法令法規。

很難想象，他面前書桌上的毛筆，哪一支曾經寫信給國家領導人……又有哪些文物、古跡因為這支筆而命運得以改變？

雖然一世無權、無財，但謝辰生在中國文物保護史上有著特殊的位置，若將他一生的經歷寫下來，就是半部新中國文物保護史。

鄭振鐸領進門的開局元老

謝辰生與文物結緣，是因為他有一個著名明清史專家的堂兄謝國楨，更因為他還是在學生時就成了鄭振鐸的助手。

他出生於書香門第，祖父嗜書成癖，《說文解字》《文心雕龍》《唐文粹》等悉數收藏。祖母善書能文，經常教孫兒念《唐詩三百首》《詩經》等。這樣的家學淵源，能培養出謝國楨那樣的著名明清史和版本目錄學專家，也就不稀奇了。而謝辰生幼年一直生活在堂兄謝國楨家，耳濡目染，自幼就愛好文史。

1946年春，謝國楨帶謝辰生赴上海購書。著名文物鑒定、金石、版本目錄學家徐森玉先生請謝氏兄弟吃飯，鄭振鐸先生也在。席間，得知鄭振鐸既要從事民主運動，還要接收敵偽文物，事務繁忙，急需幫手，謝國楨馬上向他推薦了謝辰生。而徐森玉先生當時任職於戰時文物損失清理委員會，急需人手，於是謝辰生分身兩處，編目、整理資料、校對……他協助鄭振鐸編輯出版《中國歷史參考圖譜》《蘊輝齋名畫集》《域外所藏中國名畫集》等典籍，還協助徐森玉編纂了《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錄》。

這段機緣，讓年輕的謝辰生有幸成為歷史的見証者——1947年，他受鄭振鐸委派，和朱家溍前往碼頭，接收王世襄從日本橫濱押運回國的107箱善本書，這些善本書是1941年鄭振鐸等人在上海為中央圖書館搶救，但在運往重慶途經香港時被掠至日本。他參與編纂的《中國歷史參考圖譜》，直至1951年才出齊全部24輯，是我國第一部大型歷史參考圖譜。而2012年，《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在編纂完成66年后首次公開出版，9卷3大冊收錄了15245件中國流失至日本的文物。當年負責此書工作的5人中，僅謝辰生一人健在。就這樣，謝辰生走進了文物天地的殿堂，從此再未離開。

1949年11月，鄭振鐸被任命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長。他把做秘書工作的謝辰生叫來北京，說：你搞文保工作吧，這事比研究更重要。

新中國成立之初，滿目瘡痍，百廢待興，文物保護最急迫的任務就是搶救飽經戰爭摧殘的文化遺產，進而迅速制定法規制度，阻止文物被盜、流失境外。作為國家文物局最早的工作人員之一，年輕的謝辰生被委以重任，他接受的第一項任務是起草文物保護法規。鄭振鐸先生交代他，先搞禁止文物出口、考古調查和發掘等幾個單項的法規，並對法規的內容和重點逐一指示，還把收集到國內的和國外的文物法規資料提供給謝辰生。在王冶秋、裴文中等領導、前輩的具體指導下，謝辰生開始了文物保護法規建設的開創性工作。

1950年，由他執筆起草的《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調查發掘暫行辦法》《關於保護古文物遺址的指示》等新中國首批文物法令正式頒發。

從此，謝辰生成為新中國文物法規制定的主要參與者和執筆人。

1956年，為配合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國務院頒布的《關於在農業生產建設中保護文物的通知》﹔1960年頒布的《文物保護暫行條例》﹔1982年頒布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皆出自他手。

用筆“救火”的見証者

清人黃仲則詩：“百無一用是書生”。被譽為“文物局一支筆”的謝辰生， 恰恰憑著手中的筆在文保事業的進程中發揮了實實在在的作用，也見証了新中國文物保護事業的悲歡與起伏。

老北京城的風貌發生變化是從上世紀50年代始，首當其沖受到影響的是北京的城牆。1959年的一天深夜，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突然打電話給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錢俊瑞，告訴他：北京城牆恐怕是保不住了，一旦北京城牆拆了，怕全國其他城市群起效尤，那會是個災難性的，一定要把西安城牆保下來！ 你們趕緊寫個報告……

錢俊瑞當夜即找到當時的文物局副局長王書庄，王書庄又立即找到謝辰生。謝辰生第二天早上趕緊找來羅哲文和陳明達，緊急整理出了一個材料，上報習仲勛，建議西安城牆不能拆。后來，西安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將城牆保護下來。 1961年，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中，600多年歷史的西安城牆赫然在列，成為中國現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

“文革”中，文物成為橫掃對象，故宮關門保安全，魯迅手稿面臨丟失與毀滅的險境，各地文保單位頻頻告急。謝辰生和同事們挺身而出，大聲疾呼要劃清文物與“四舊”的界限。他們給“紅衛兵”做工作：“不砸可以作為反面教材、歷史見証”﹔起草《文物保護倡議書》，還給當時“中央文革小組”寫信，呼吁中央制止各地對文物的破壞……經過迂回曲折的多方努力，終於在1967年5月，中共中央頒發了由謝辰生執筆草擬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令無數文物古跡免於滅頂之災。在那瘋狂的年代裡，挽狂瀾於既倒，需要怎樣的勇氣與努力！

“發個《意見》‘紅衛兵’就真不砸了？這麼聽話？”我問。

“那時人心齊，‘紅衛兵’聽話。” “中國對文物破壞最嚴重的時期不是文革，而是上世紀90年代之后。”謝老大聲地補充，“我說話難聽。”

“觀象台也是我們保下來的。”老人的語氣中洋溢著自豪，“當時領導都被打倒了，文化部已經不能正常開展工作，我和羅哲文等5個人組成立了志願行動小組，自己出錢去古觀象台拍照、測量。當然，羅哲文負責照片，他出的錢最多。”提到老友，謝辰生臉上帶著溫和的笑容。“我們以文物清理小組的名義寫了報告上交，后來報告得到了周總理了批示。最終在地鐵施工中實施了保護北京古觀象台的最佳方案——基礎工程不僅繞開古觀象台遺址，而且還由有關部門特別追加經費，用以加固古觀象台遺址的基礎。”

1984年美國總統裡根來華訪問。1月，外交部副部長韓敘召開會議，通知與會人員，決定將故宮午門作為迎賓場地。故宮博物院的單士元、歷史博物館的張夢雷、文物事業管理局的金楓等幾位專家，當即提出異議，韓敘表示將如實向中央反映。十幾天后，再次召開會議時，得到的通報卻是幾位中央領導同志已經去午門看過，拍了板。會上還布置了幾項工作：1、將午門城樓上的“午門”匾額換成國徽，在城樓上安裝照明設施﹔2、因午門前廣場不平，不能鋪紅地毯，要求在4月平整好﹔3、將午門前的東西朝房和東西闕門旁的部分房間交給外交部改作休息室﹔4、在午門前廣場要樹立兩個永久性的旗杆。（上）（ 文、圖 / 趙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