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廣明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載《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注釋從略

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量中國人進入俄國遠東地區，人數一度多至20萬—25萬。遠東地區與中國東北邊界線長達4300公裡，距歐洲部分的政治、經濟中心直線距離卻有6000公裡之遙。這裡的民族、文化等方面不同於俄歐地區，尤其是中國人聚居的濱海地區，其首府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在當時是一座具有典型“東方民族”特色的城市，1930年版蘇聯大百科全書第11卷，對此做了如下描述：“中國的搬運工、中國的店鋪、中國的小飯館和小戲院、奇特的中國帆船，所有這些賦予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太平洋的情調。”

然而1939年后，遠東華人幾乎消聲匿跡。時至今日，對此問題仍然缺乏研究，國內研究不充分，俄羅斯的研究不夠系統且存在誤讀。目前，雖然可以從俄文檔案和華僑回憶錄中找到這一事件的部分線索，但這些俄文檔案內容過於零碎，而華僑回憶錄所述僅為個人經歷，對蘇聯抓捕、遷移中國人及中蘇交涉等一系列問題缺乏整體性把握。僅憑一方材料，很難將這種涉及中蘇兩方的復雜歷史事件考察清楚。有鑒於此，本文同時使用中、俄雙方檔案，結合俄國學者現有研究成果，對1937年至1938年蘇聯抓捕、遷移遠東華人的過程和動因，中蘇兩國圍繞此事進行的交涉，以及遠東華人去向等問題進行考察。

一、遷移前遠東華人規模變化

19世紀60年代，當俄國從中國手中攫取烏蘇裡江以東、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之地時，由於清政府的長期封禁政策，那裡地廣人稀。在烏蘇裡江東岸地區大約有2000—3000名中國人，包括獵人、淘金者、採參者、逃人以及流放到這裡的罪犯，其中定居人口為341戶，872人。在黑龍江北岸的中國居民構成與烏蘇裡江東岸地區差不多，但人數更少，隻有在黑龍江和精奇裡江之間聚居著一些中國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於修建西伯利亞鐵路、海參崴港口工事的需要，俄國開始招募中國勞工，同時由於清政府實施“移民實邊”政策，這段時間俄遠東境內的中國人開始大量增加。1897年俄國進行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境內的中國人總數為57459名，亞洲部分為55138名，如果除去生活在中亞七河州的東干人，亞洲部分中國人數量為41008名，其中濱海州為30704名，阿穆爾州為7816名，薩哈林島為146名，東西伯利亞地區的外貝加爾州為2342名。很明顯，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遠東濱海地區已是旅俄中國人主要聚居區。至1910年，人數達111466名。當時，中國移民進入遠東有兩個主要途徑，一個途徑是越過中俄東段邊界進入俄羅斯遠東地區和東西伯利亞，另一個途徑是乘船從山東半島直接抵達俄羅斯遠東港口城市海參崴，這些中國人多數是貧苦農民，他們的籍貫地大多是山東、河北等省。由於入境中國人多為季節性打工者，不斷有人入境，又不斷有人返鄉，因而實際數量要遠比統計的人數多。一般推測在一戰前夕，俄羅斯遠東地區中國人的實際人數應在20萬—25萬人之間。

一戰爆發后俄國政府在中國招募大批華工，關於赴俄華工人數說法不一，根據李志學的研究，一戰期間赴俄華工總數約在40萬至50萬之間。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俄國爆發大規模內戰，華工中有6萬至7萬人參加紅軍，為蘇維埃政權作戰。不過，內戰期間遠東中國人數量銳減，這是因為蘇俄建立之初遠東政局動蕩，瘟疫大規模流行，旱災接踵而來，導致華僑紛紛回國。

內戰結束后，蘇維埃政權採取措施恢復經濟、安撫民心，遠東地區中國人數量亦隨之增加。新經濟政策的施行，為中國人在遠東活動提供了較大空間。蘇聯遠東地區缺乏勞動力，發展經濟需要移民流入。然而，在當時沒有多少歐洲國土上的居民願意前往條件艱苦的遠東。因此，這一時期蘇聯對中國人前往遠東打工並不排斥，他們是當地勞動力的重要補充來源。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有數量眾多的中國人前往遠東謀生，並對當地社會經濟生活產生很大影響。到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遠東中國人擁有超過50%的商業場所和大致相同比例的貿易額，他們的活動領域非常廣泛，涵蓋了初級工業品、衣服和食品。他們經營了小額雜貨貿易的48.5%，食品、飲料、煙草行業的22.1%，餐飲業的10.2%，在遠東商業領域充當重要角色。1926年蘇聯中央統計局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顯示遠東地區20世紀上半葉蘇聯遠東行政區劃名稱變更較頻繁，本文以援引資料的原文名稱為准。依然是蘇聯境內中國人的主要聚居地。其中“符拉迪沃斯托克區為43513名，阿穆爾區為8254名，哈巴羅夫斯克區為7235名，結雅區為3057名，尼古拉斯區為1989名，薩哈林區為679名，堪察加區為212名，赤塔區為4473名，斯列騰斯克區為2593名”。如果不包括赤塔和斯列騰斯克區，整個遠東地區中國人數量為64939名。同一戰前情況相似，這一時期入境中國人多為季節性打工者，不斷有人入境，又不斷有人返鄉，加之蘇聯統計部門能力所限，很多非法入境者在統計中被遺漏，中國人的實際數量應遠遠高於當時的統計數字。

從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由於蘇聯國內外環境發生重大變化，遠東中國人的境遇也發生了較大改變，中國人數量明顯持續減少。其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隨著全面“集體化”、“工業化”展開，新經濟政策結束，政府取締小商小販和私人企業，消滅富農經濟，將幾乎整個遠東經濟系統納入國有經濟制度下，這對從事工商、手工業的中國人營生造成很大影響，於是不少人在這一時期回國。二是與蘇聯憑証配給食品的制度，即與食品短缺有關。在1929—1934年這段時間，食品供應採用憑証配給制度，而不少中國人沒有固定工作和單位，他們是不被納入憑証供應食品的供給制度之內的。不過，導致遠東中國人數量減少的最重要原因是蘇聯關閉了與中國的邊境。“中東路事件發生以后，越過邊境不那麼自由了，但隻要有通行証、護照即可，手續也不麻煩。‘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全東北，這樣蘇聯同東北之間已不是中蘇關系，而是日蘇關系了。因而，邊界更緊張了……凡未經官方正式允准，並有官方証件而進入對方境內者，一律予以治罪。”“凡有組織的集體越境者，蘇方予以接待和安置，一般是安排到礦區勞動。對於零散越境者，因為他們的身份一時難以通過其他人相互証實，因而一概以‘非法越境犯’處理，流放到偏遠的地區。”到1934年，海參崴總領館轄區登記華僑人數為20894名，布拉哥總領館轄區為6639名，伯力總領館轄區為3650名，遠東三個總領館轄區相加總數為31183名。1937年初全蘇第二次人口普查時，蘇聯全境中國人數量為38527名，遠東地區為26607名（其中遠東邊疆區人數為24589名，雅庫特蘇維埃自治共和國為2018名），遠東仍是蘇聯境內中國人最大聚居地。與此前不同的是，遠東與中國東北邊境已被封閉，此時已不存在大量從中國越境到蘇聯遠東的短期季節性打工者。1937年的人口普查相比於1926年的普查，其結果雖然仍要比遠東中國人實際人數低，但此時由於已不必統計大量的流動人口，因而統計結果已經較為接近當時中國人的實際數量。

二、蘇聯對遠東華人的抓捕
　　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隨著蘇聯推行全面“集體化”、“工業化”，擠壓私營經濟，遠東地區的中國商販成了被打擊的對象。1929年“中東路事件”后，這種打擊越來越公開化，如“任意關閉華商，任意沒收華僑財物，強納苛捐雜稅等”。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因蘇聯內外部環境的變化，蘇聯政府越來越傾向於認為在與偽滿交界地區存在的大量中國人是不可控因素，將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對中國人的鎮壓政策此時已經萌生。1935年7月17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前往邊界區域及其居留之決議》，該決議規定：“凡邊界地域及邊界禁區，除該地區居民外，凡未得有內政部機關之許可者，不准前往﹔凡違反前往邊界地域及其居留章程者，應依蘇聯內政部特別會議之決議，處以1年至3年之徒刑。”1936年4月1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主要內容是建議時任內務人民委員部遠東邊疆區內務管理局局長的杰裡巴斯(Т.Д.Дерибас)清理中國人聚居的“百萬街”。另據中國大使館電文可知，從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蘇聯已開始分批驅逐中國僑民。

1936年5月，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開始在海參崴“百萬街”抓捕無証件外國人，搗毀犯罪窩點，但隨著打擊面不斷擴大，引起當地中國人恐慌，最終導致中國大使館出面交涉。不久前蘇聯與外蒙古簽訂《蘇蒙互助議定書》已引發中國不滿，蘇聯領導人不願因海參崴中國人問題而使兩國關系惡化，故採取措施緩和了這種情況。6月1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向遠東邊疆區下發指示：“要求（今后行動）更加謹慎，不要授人以口實，即讓人認為行動是針對中國人的。驅逐過程與外交人民委員部相配合，不晚於今年，完成清理‘百萬街’。”遠東地方當局在接到指示后，行動幅度略有收斂，轉而以打擊犯罪、檢查証件是否齊全等為借口，接二連三地發起各種規模較小的“清理”行動。面對這種頻繁的“清理”行動，不少中國人隻得乘船回國，1936年全年約有4000余人回國。不過，此時蘇聯尚不認為有必要對全體遠東中國人採取強制措施，並且准許中國人加入蘇聯國籍，條件是他們的工作態度要兢兢業業。

然而，隨著蘇聯國內大清洗不斷加劇，事情很快有了變化。1937年6月23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內務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葉若夫(Н.И.Ежова)聲稱，蘇聯充斥著“間諜、破壞分子”。很快00447號命令（《關於鎮壓前富農、刑事犯等反蘇維埃分子的行動命令》）在7月30日獲得政治局的批准，其中指示內務人民委員部“一勞永逸地結束反對蘇維埃國家基礎的卑鄙的破壞活動”。根據00447號命令，鎮壓目標按照威脅程度被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所謂最惡劣罪犯與富農分子，這類應立即逮捕並槍斃﹔第二類是不太活躍，但對蘇聯有敵意者，應在集中營或監獄實施監禁。7月17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頒布了關於建立沿邊境一帶特別禁區的決定。從1937年下半年起，開始對邊疆地區的“不可靠分子”進行大規模遷移和驅逐。其后，這種鎮壓涉及居住在蘇聯境內的一系列族群。

1937年底，蘇聯鎮壓矛頭指向遠東華人。12月22日，葉若夫向內務人民委員部遠東邊疆區內務管理局局長柳什科夫（Г.С.Люшков）下達絕密命令：“所有中國人，不論其所屬國籍，凡有挑舋行為或恐怖意圖者，立即予以逮捕。”次日葉若夫又下達了補充命令：“同時行動清除邊疆區所有中國人和其他人的窩點，請仔細搜查，拘捕所有窩主與到訪者。對他們進行偵訊。發現反對蘇維埃、間諜、走私活動以及刑事罪的已獲蘇聯國籍的中國人案件交由三人小組審理，並鎮壓第一類和第二類。外籍人員案件，經審判后驅逐出蘇聯。所有被司法逮捕的涉案人員，禁止在遠東地區、赤塔、伊爾庫茨克地區居住。”此后，從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3月底，遠東各地先后開始拘捕中國人，由於海參崴及其所在濱海州聚居的中國人人數最多，所以那裡的逮捕規模最大。大規模逮捕先后進行了三次，此外還有數次小規模的抓捕。

1937年12月29日夜至30日，濱海州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抓捕中國人的所謂“中國行動”。根據濱海州的資料，該州這次“中國行動”逮捕了853名中國人。濱海州之外其他地區也有抓捕行動：“伯力、布拉哥（即布拉戈維申斯克）各領事館報告俄遠東一帶有大批華僑被捕……伯力200余人，布拉哥百余人。”1938年1月12日至13日，布拉哥又有20余名華僑被捕。

1938年1月3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延長針對少數族裔中‘間諜、破壞分子’的行動到1938年4月15日”（其中就包括中國人）。同時還准許保持庭外審理案件的程序，且不受被逮捕者的國籍約束。就在同一天，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又通過了“關於投敵分子”的決議，決議稱：“外國情報機構的大量間諜和諜報機關的破壞網絡遍布蘇聯”，要求拘捕所有投敵分子，對於“那些確定直接或間接，越過邊界進入蘇聯的間諜、破壞分子和其他具有反蘇意圖者，交付軍事法庭審判，必須處決”，其余“轉交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會議，判處10年監禁”。2月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內務人民委員部在遠東相關問題》的決議，該決議要求在蘇聯與日本、朝鮮、（偽）滿、（外）蒙古等接壤地區，建立不同於蘇聯內地的特別制度。決議責成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將既沒有蘇聯身份証件也沒有外國護照的外國人從遠東邊疆區、赤塔州和布裡亞特——蒙古蘇維埃自治共和國強制遷移出去，逮捕任何涉嫌間諜、破壞或其他反蘇活動者且交由三人小組審理這類案件，不論其國籍如何，皆進行鎮壓。

1938年2月12日，在海參崴、烏蘇裡斯克、斯巴斯克逮捕華僑200余人，並且對被逮捕之華僑刑訊逼供，逼問所謂間諜之罪。2月15日深夜，又在伯力城鄉分頭按名逮捕華僑約百余人。中國駐伯力總領館聞訊后，“即行派員調查，此次被捕人之大半有照有票並有正式工作，地方官似任意濫捕”。

1938年2月下旬，進行了針對中國人的第二次大規模抓捕。抓捕首先發生在伯力，“內政管理局連夜派人分乘大汽車搜捕善良華僑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勢洶洶如擒大盜，變本加厲，勢必至拿罄而后止，聞前次被捕之華僑即將發往邊遠苦寒各地，罰充苦工……”“此次對待華人真狗彘不如，生殺予奪一任其便，我如不設法交涉制止，則遠東華僑恐將無噍類矣”，“搜捕僑民夜以繼日，並有工作時間將其逮捕者，蘇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蠻橫行為等於庚子年驅逐華人故事，淹斃黑龍江內，回憶慘史不寒而栗”。2月22日，相關的行動在海參崴展開，“本埠昨晚起又復大捕華僑，今晨尚在繼續進行中，僅當時不在家中者暫獲幸免，（華僑）群來領館哭訴，懇請寄宿館中，藉資庇托，……蘇方對我僑胞一再濫捕，以致群情惶駭，不可言狀”。

1938年3月28日至31日，在濱海州又發生了針對中國人的第三次大規模抓捕，他們“在大街上、在公交上直接抓人，連問都不問甚至都沒有（逮捕）公文……其中還包括了婦女和年幼的兒童”，“街口滿布崗位，挨戶搜索，鮮有能幸免，……僑民欲逃領館暫避，概被中途腰截，今日無一僑民來館，街市亦告絕跡，殆已一網打盡，僑民何辜遭此荼毒”。

據統計，僅濱海州的第二、三次大抓捕，所抓中國人即已達到2005人和3082人。另據海參崴總領館5月7日上報數據：“查本館轄區內僑民被捕者居十之七八，數在七八千人。”大規模的抓捕，讓當地監獄人滿為患，在審訊時往往還加以刑訊逼供，甚至折磨致死的情形也時有發生。辦案人員滿負荷工作，並在極短時間內對數千例案件結案，這段時間辦理的案件幾乎所有卷宗都是倉促編成的，指控也都是偽造的。從1938年4月27日到5月27日調查基本上結束，遠東地區被認定有罪的5816名中國人中，按第一類（處決）處理3123人，按第二類（處以集中營勞役或監獄徒刑）處理2693人。

據以上分析可知，自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3月底短短3個月之內，僅濱海州被抓捕的中國人就已達6000余名。在阿穆爾州，截至1938年6月22日遭到逮捕的中國人有1350人，在東西伯利亞的赤塔有1500名中國人遭到逮捕，在涅爾琴斯克（尼布楚）、巴列伊、石勒喀有超過300名中國人遭到逮捕。在哈巴羅夫斯克亦有數量不詳的中國人被捕。海參崴總領館轄區（大致相當於濱海州范圍）在1936年登記華僑總數為11403名，三次大規模抓捕中國人數量已超過海參崴總領館轄區上年度登記人數的一半。海參崴所在的濱海州聚居的中國人數量最多，約佔整個遠東中國人總數的一半，由此可以推估當時整個遠東邊疆區被捕中國人總數當不少於1萬人。遠東邊疆區內務管理局局長柳什科夫逃亡偽滿后公布：“在遠東地區有11000余名中國人被逮捕，8000余名中國人被驅逐。”1938年6月14日柳什科夫逃亡時，對中國人的遷移尚未完成，因而他提供的驅逐數目不准確，關於遷移具體人數，將在本文第五部分進行探討。其中被逮捕人數與推估數字基本吻合，証明柳什科夫所說的11000余名中國人被逮捕是可靠屬實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