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工，前往英屬殖民地南非，這一建議得到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的全力支持。

1903年2月，駐英公使張德彝致信中央，介紹了南非急需勞工的情況，他建議，向南非出口勞工，正是“千載不可得之的機會”。

組織勞工前往南非，對中英兩國來說，似乎是個雙贏的好事。

1902年，英國奪取了南非的德蘭士瓦及奧蘭治（Orange）兩個布爾共和國，納入英帝國。但英國人發現，這兩個殖民地經濟蕭條、社會動蕩。作為支柱產業的金礦，急劇擴張時面臨著巨大的問題：勞動力嚴重不足。價廉物美而且溫順的華工，成為他們的首選。英國人表示，願意為每名華工向中國政府繳納3銀元的招工費，這也被張之洞、袁世凱等人看成是創收的機會。

此時的大清國，則剛剛經歷了大動蕩，尤其直隸地區遭受了巨大的破壞，出現大量流民。動亂之后，《辛丑條約》的巨額賠款，分攤到全國各地，這導致了更為嚴重的橫征暴斂。向南非輸出勞工的建議，得到體制內改革者們的擁護，畢竟，有組織地進行勞務出口，既能解決“生齒日繁，疆土日蹙，同類相爭”的人口壓力、消除維穩隱患，又能創造新的財政增長點，這對執掌直隸地區、承受著巨大重建壓力的袁世凱，有著更大的誘惑。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領班軍機大臣兼外務大臣、慶親王奕劻，對此相當重視，他認為勞務出口“原為貧民辟一生路，無如各國苛例繁興，出洋工人往往受其苛虐”，如今南非急借此機會，落實對華工的保護政策，“自應照約妥訂專章，以資保護。”

英國人最初計劃在歐洲大陸招募勞工，但意大利、瑞士等國先后禁止英國人招工。大清政府認為這對中國的勞務出口來說，都是利好消息。為了防止英國人在中國私下招工，中央要求沿海各地嚴防死守，“遇有英人前往招工，應即設法暫阻”，其目的就是要迫使英國人與大清政府談判，這樣既能保証政府獲得那筆招工費，也能借此加強對華工的保護，果然，被用工荒困擾的英國政府，開始與中國官方進行談判。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官方主導的勞務出口，開始醞釀。袁世凱對此頗有期待，在中英談判開始后，他致電中方全權代表張德彝，要他“竭力維持，勿令中止”。

袁世凱認真算過賬。

“華工在南非立約承工，月得工資多則四五十元，少則十六七元，這與華工生計大有裨益。”考慮到此前華工好賭的惡習，這次可以實行“家屬留支制度”：由英國方面先行撥款，在國內建立專用賬號，按月直接撥付給家屬，沖抵華工在南非的工資。

英國方面提出的招工費，后來在《招工章程》中得到落實。

按中國實際出口華工63811名計算，清政府收取的招工費近20 萬銀元（折合人民幣2880萬元），袁世凱認為“此項經費為數尚巨”。這筆收入的分配，袁世凱建議“以六成解交外務部庫備充各項經費，以四成留存職庫，作為該局開支公費之用。”這得到外務部批准，並定為全國標准。勞務輸出省份上繳外務部的60%收入，后被統一轉移支付給京師工巡局，用於首都的公共建設。

袁世凱還提議，所派遣的華工每人每年向中國駐南非領事館繳納3 元的注冊執照費。如此，3年的勞務合同期間，63811名華工將總共繳納60 萬銀元（折合人民幣8640萬元）的注冊費，30%留作領事館辦公經費，30%歸直隸地方政府，40%上繳外務部。

而輸出華工，還可以給直隸地區間接帶來200萬銀元（折合人民幣2.88億元）的增收，有利於拉動地方經濟的發展。

經過如此計算，輿論上一些反對之聲，袁世凱也就不在乎了。如1904 年5 月《東方雜志》擔憂：“……不知此舉虧損國體，貽累同種，為至可嘆悼也。”在慶親王奕劻和袁世凱看來，正因為華工此前遭受的壓迫，這次才需要政府出面訂立合同，並設立領事機構，予以保護。

1904年5月13日（農歷三月二十八日）中英雙方簽訂《招工章程》。

6月30日（農歷五月十七），2025名中國“契約勞工”（indentured labor），在天津港登上了洋輪“伊克巴號”，啟航前往英國殖民地南非的德蘭士瓦(Transvaal)。

自此之后，多達63811名華工走進非洲，其中，除了1741人從香港啟程之外，其余都是來自袁世凱轄下的直隸地區，直接從天津港出發的有4137人，從秦皇島出發的有43258人，從煙台出發的有14675人。

（來源：人民網-國家人文歷史，2013-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