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和東亞語言與文化系主任的孔飛力（Professor Philip A. Kuhn）是西方中國史研究領域的權威。其主要代表作有：《近代中國國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和 《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 - 1864年的軍事與社會結構》（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等。孔飛力教授著述嚴謹，幾乎是每隔十年出版一本專著，但他的每一本著作都在學術界獲得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如1990年出版的《叫魂》，當年即榮獲“李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孔飛力教授也是美國藝術人文科學學院院士，獲得過包括古根漢姆學術研究獎在內的多種學術榮譽，是繼費正清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中國史研究大家。近10多年來，孔飛力教授非常關注海外華人問題的研究，不僅撰寫論著《故鄉：誨外華人歷史的再思考》（The Homeland：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和有關論文，而且開設了“海外華人”課程，指導博士研究生，致力於推動美國學術界對於華人問題的研究。為此，筆者借在哈佛作訪問學者的機會，專門拜會了孔飛力教授，請他談談他與海外華人問題研究的淵源及其對於此項研究的看法。

問：孔教授，在中國學術界，許多人都知道您是著名的漢學家、歷史學家，但他們對於您為什麼會關心和研究“海外華人”這一課題不太了解，您和王賡武教授及其他有華裔背景的學者、專家不同，您純粹是一位西方學者，沒有任何中國淵源，但您為什麼會對海外華人問題的研究產生興趣？對此，許多人都想知道：您怎麼會在您的研究領域中專門開辟有關“海外華人”這一內容？

答：因為我從一開始就是學習和研究中國近代史，研究從近代到現在的中國社會、政治和文化。同時也因為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海外移民史有很大的關系。海外華人史是中國近代史的一部分，不能分開，從明朝開始到現代，是一個完整的歷史過程。它的意思不僅僅指經濟條件，而且也包括政治變化，同時跟中國家庭歷史的演變都有關系。

2001年，我在北京中國社科院，跟各界同志們開會，他們問我，你現在研究什麼題目？我說，海外華人，中國移民史。他們沒有說什麼話，等了一兩分鐘，有一個跟我說，啊，這個問題很重要，他們以前給孫中山很大的支持，很多錢。我想，啊呀，如果隻有這麼一個條件值得去研究的話，那就很耽誤我的時間呀。其實，海外華人歷史正是中國近代史一個特別重要的部分，不僅僅是國父跟華人的關系，華僑捐助了很多錢——這只是其中的一個比較小的問題，重要的是，研究海外華人，可以了解中國人到移民海外的過程，他們為什麼會離開國家去移民，他們在海外的經歷怎樣、怎麼發財？或者成功，或者失敗。還有，別的民族為什麼有的時候會欺負華人，有什麼歷史緣故？海外華人和當地的居民、政府有什麼樣的關系？這些關系又怎麼影響到他們的前途？內容很多，它涉及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宗教學以及民族學和國際關系等等，所有這些學科都構成海外華人研究的一部分。因為海外華人的問題，需要從各個方面去考察，才會有助於分析事實，所以非常重要和值得研究。這是我研究海外華人問題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我覺得我們美國人都是移民的子孫，包括我在內，我們都是移民。我的祖父、祖母是移民。早在1840年，我的祖輩就移民到美國，他們分別來自德國和奧地利。可以說，我的家裡都是移民過來的。所以，我們美國人對移民史特別敏感，對別的民族的移民經驗有很自然的興趣，這是我們國家的特殊性和歷史性決定的。你看，中國人之中，差不多每一個家族都有外來省份的移民，上海人都是外來人，沒有本地人，北京也一樣。國內的移民和國際的移民有類似性。在美國，即使自己不是移民，那麼家庭中也一定有一個人是移民，這個經驗很普遍，所以很多美國人願意去學習和研究移民的社會、歷史和文化之類的問題。

問：您從哪一年開始在哈佛開設“海外華人”課程？這些年您教授這一課程，有什麼心得可以和我們大家一起分享？

答：我是在1993—1994年開設海外華人課程的。我想最大的體會是中國文化使中國移民形成幾個很有價值的特點，一個是家庭制度，一個是商業化，中國早期商業化的歷史和移民的歷史關系很密切。還有一個特點是在海外維持中國文化，這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中國移民在海外，它的融合過程，事實上很慢。你知道，中國人在泰國融合得比較成功，可是很多泰國的華人家庭仍然維持他們原來的中國姓，他們的個人行為和信仰都是非常中國化的，具有很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

問：杜維明教授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曾經提出“文化中國”一說，把海外華人納入這一范疇。對此，您怎樣評價海外華人與“文化中國”的關系？

答：文化中國不一定是哪個高級文人的中國文化，也是平民的中國文化。我懷疑有些人所說的中國文化是他們腦子裡的傳統的儒家學說，但我想中國平民和普通的海外華人不一定有這個想法。他們的中國文化也包括信仰，以前說迷信，但我們現在不說“迷信”這個詞，說“信仰”。普通老百姓和海外華人的信仰和海外高級文人、士大夫的信仰不一定一樣，所以文化中國應該包括很多種類的海外華人的文化，它不應該是一個純粹的儒學的文化觀察。

問：在北美、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唐人街是人們看到的一個有關海外華人的最有意思的象征，您怎麼評價它？

答：唐人街現象並不特殊，其實，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的聚居區。比如，在波士頓南部，意大利人集聚，可以說是一個小意大利﹔在芝加哥，有韓國城，規模也很大，此外，當地也有波蘭人的社區和商店﹔在紐約城，也有拉丁美洲人的各種小社區，很有意思。這是抵達美國的移民，在新的地方建成的跟他們故鄉相似的環境。事實上，不僅僅是海外華人建唐人街，其他各國的移民都有同樣的聚居區。它構成美國社會和歷史的一個特點。

還有，在巴黎，除了唐人街以外，也有阿爾及利亞人居住的地方。民族聚居，這個原因很復雜。打個比方，一個家庭移民到巴黎去，他們不知道怎麼應付環境，一定要到他們相熟的環境，聚到一塊，有他們買東西的商店，說家鄉的語言，銀行也是家鄉人辦的，各種服務比較方便，這是心理安定和社會安全的需要。當然，也有偏見的問題，一個阿爾及利亞人住在法國本地人的社區，他可能會遇到敵意，也可能受罪，因此，他不要對付這個障礙，而要尋找自己民族的環境。這種情形和在海外的中國人一樣，世界各地的移民都有共同性。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僑匯。歷史上海外華人的僑匯比較豐厚，但這個現象不僅僅存在於中國的海外移民群體中，墨西哥的海外移民也有這個現象。我最近聽說有一個經濟學家發現，墨西哥的僑匯在其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達到了30%，很了不得。這些移民每年將積攢的錢款源源不斷地寄回國內，說明世界各國的移民都有相似的經歷和經驗。

問：那麼海外華人移民是否有它本身的特殊性呢？

答：不是移民民族本身有什麼特殊性，而是接受國具有特殊性。比方說，接受國對移民的態度比較溫和，融合和居住就比較容易﹔如果接受國態度很對立和有敵意，那麼移民們的居住方式就會改變，他們會想辦法對付這個問題，諸如，不要得罪當地人，設法回避他們，不要和他們競爭等等。

問：近年來，在海外華人研究中，引進了跨國主義、離散者、網絡和社會資本等概念來分析全球化時代的移民浪潮。您認為這些概念在解構海外華人與全球移民現象之間的關系方面，是否有新的幫助？

答：當然有幫助，比如說“社會資本”的概念，我明確說那是“歷史資本（historical capital）”，它是幾個時代或者幾個朝代所累積的歷史經驗，以及人們怎麼樣通過這些經驗來對付現有的社會情況，這個是歷史的教訓，不是一個文化內部所擁有的特點。所以，歷史資本是一步一步地累積的，是過去時代經驗的傳承，是歷史智慧的總結，也是老百姓一個家庭、一個家庭一步一步學會的方法。用歷史資本的概念來解釋海外華人社會，比社會資本更能說明它的內涵，比如，怎麼會移民到海外，又怎樣在海外維護家庭的繼續存在等等，均屬於歷史資本的范疇。

至於社會資本，它強調關系，但是關系的概念是怎麼學會的，不是有人告訴他們關系怎麼重要，應該去學會，而是他們必須面臨和對付實際的情況，通過經驗把它逐步來學會的。從這個角度來講，歷史資本的含義更能說明問題。

問：您剛才提及，很多年以前，您的中國同行，對於海外華人研究並不熟悉。但現在中國的海外華人研究已經越來越熱，學者也輩出，您怎麼評價當前中國的海外華人研究現狀？您認為，未來海外華人研究的視野和方向應該落實在何處？

答：我想以前除了一兩個學者以外，沒有太多學者來注意海外華人問題的研究。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有幾個很好的學者，如，陳達、田汝康、溫雄飛、李長傅，他們做中國移民和海外華人問題的研究，不過人數不多，因為那個時候，國內還有其他的事情比較重要，他們必須去關注。不過，這幾十年來，特別是1979年以后，研究海外華人的潮流比較盛行。現在我從大陸和台灣的學者那裡收獲很多，沒有他們，我就沒法研究這個問題，比如廈門大學有一批非常有學問的人，庄國土、李明歡，這一類人對於海外華人研究的貢獻比較大，他們跟歐洲學者的合作，成果很豐富。

這幾年來，我覺得僑鄉的研究比較詳細，也比較有科學性。僑鄉的問題，從陳達的時候開始，已經變成重要的研究內容，而目前仍然有很多內容值得去研究，比如，溫州人為什麼到歐洲去發財，這個問題跟溫州本地的歷史一定有關系。此外，我覺得，海外華人的移民史跟中國國內的移民史關系密切。所以，從１７世紀到現代，國內移民史跟海外移民史，這兩個題目應該結合起來研究。也就是說，必須把國內的移民研究與海外的移民研究結合起來。有人說，也包括我，研究海外華人移民，應該研究在國內的各種機構及其各種行為，因為這些機構對中國去海外的移民有很大的訓練。不然，這些移民怎麼知道到海外、到別的國家去發財，或者是生存？這些方法都是在國內學習的，這些在國內學得的技術和經驗有助於移民在海外的成功。這些方法，一個是跟僑鄉維持聯系，一個是怎樣把錢送回家？這些老習慣，都是在國內的移民學會的。

海外華人未來的研究方向，我認為，不僅僅要關注大資本家和華僑社會的領袖，既所謂僑領，而且應該關注一般老百姓，即普通人。比如說，有一個大資本家，大概就有1萬個開小鋪子的人﹔而有一個開小鋪子的人，大概就有10多萬普通的勞動者。他們構成華人社會的基礎，所以，研究海外華人，不僅僅要去看陳嘉庚這一類的人，同時更應該去研究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這是一個新的研究趨勢。

問：您是否期望在您的推動下，有一天哈佛成為另一個海外華人研究中心？

答：我不敢當，我沒有這個雄心，希望它能自然形成。因為我比較老，如果我是三四十歲，我可能有一點願望和雄心，也可能用比較長的時間，去致力於發展這個學科的建設，不過我希望我的學生去繼續這個問題的研究。其實，在美國別的地方也有比較好的研究移民問題的大學，特別是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璣分校（UCLA），他們的研究就比我們發達得多，因為那裡有更多的亞裔移民。只是在美國東部，類似的研究機構比較少，所以我很佩服他們所做的工作。還有，在海外，新加坡的王賡武教授就比我們的學者有學問得多。也因此，迄今為止，在華人研究方面，我們哈佛不是最最發達的，我們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去做。

孔飛力教授雖然是國際漢學權威、著名學者，但他十分尊重每一位學生和學者，願意與他們平等對話，共同探討學術問題。許多他的學生以及和他有過交流的中國學者，都對他懷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崇敬和親切的感情，包括筆者本人。當筆者第一次見到孔飛力教授並向他表示想旁聽“海外華人”課程時，他欣然同意說：我們互相學習。哈佛的學生與筆者談起孔飛力教授時，無不滿懷敬意和感激：“他很客氣，我喜歡他。”一位對中國文化和海外華人研究產生濃厚興趣的墨西哥學生這樣評價她的教授：“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好的老師，他總是關心你、鼓勵你。當我告訴他，我做他的學生，可能會令他失望時，他對我說：永遠不會！”在哈佛，孔飛力教授對於中國學者的友好也是出了名的。孔飛力教授的智慧、仁厚、幽默和虛懷若谷的風貌，在你和他共處的每個場景都能感悟得到，而他對於學生的善待和平等，亦隨時體現：當學生做期末的個人陳述（presentation）欲展示幻燈片，而電腦又遇麻煩時，他一邊寬慰學生，一邊拿出手機致電學校的電腦工作人員過來幫忙解決﹔而當他講課之間有咳嗽時，學生會拿出自己的水瓶遞給他，他一邊道謝，一邊喝水，與學生沒有絲毫的距離感。據說，孔飛力教授有很多學生，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在美國以及在世界其他地區，他究竟培養了多少有志於研究中國問題和海外華人問題的學者，大概隻有孔教授自己知道。但相信，無論他們中的哪一位，說起孔教授，都會充滿敬意和欽佩。走在哈佛大學坎布裡奇的街道上，不經意之間，人們會指給你看：那位衣冠嚴整、精神矍爍的儒雅之士，就是世界第一流學府的第一流學者，而他的學問和品格，始終感染、鼓舞和影響著他身邊的學生和學者！

（來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

（作者簡介：吳前進，女，上海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海外華僑華人以及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關系問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