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日戰爭，在國際上屬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從國內走向國際，中國人由此登上世界大舞台。

地處偏遠的延安，在戰爭期間的1940年迎來了遙遠的客人。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到了陪都重慶，還要訪問延安，非要看看共產黨人是什麼樣子。接待海外來人總要有個機構，於是延安成立了“華僑救國聯合會”，中共中央增設一個“海外工作委員會”。外事工作要有高規格，委員會由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任主任，參謀長葉劍英任副主任。其實，由他們兩人來領導海外工作，不隻因為職位顯赫，還由於他們自身的獨特經歷——兩人都是雲南講武堂出身，那個軍校有許多海外學生，包括朝鮮的崔庸健和越南的武海秋，而且葉劍英是廣東梅縣僑鄉子弟，其四個伯父都在南洋謀生。

國民黨先有“海外部”

海外工作這種特殊機構並非共產黨首創，1925年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成立的中央機構就有一個“海外部”，海外部部長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彭澤民（其時中央機構的宣傳部代部長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毛澤東）。

國民黨當然重視海外工作，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有二十余年的海外求學與革命經歷，與僑領相交甚篤。中國許多沿海沿邊地區向來就有移民誨外謀生的傳統，清朝對太平天國的鎮壓導致大量中國人避難海外。華僑在海外經常遭遇種族

歧視和排華欺壓，心中不忘故國老根，掙了一點錢就要寄回故鄉。華僑是革命之母，革命起義的一些發起人是華僑，許多革命經費的贊助人是華僑，革命烈士中許多也是華僑。

海外部首任部長彭澤民是馬來亞華僑，曾創建了同盟會的馬來亞總支部。彭澤民1923年回國匯報海外黨務工作，受命創建海外部。彭澤民積極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與國民黨裡的中共黨人關系很好。海外部的秘書長許甦魂是共產黨員，還有30個朝氣蓬勃的年輕共產黨員加入海外部工作，其中有台共創黨成員楊春鬆，項南的父親項與年。國民黨海外部的工作非常活躍，在海外許多國家都有半公開的支部，在當地華僑中積極開展活動。

抗戰時期，海外華僑大約有七八百萬，舉世華僑一致堅決反對日本侵華。各地華僑搶著捐款助戰，歐洲、美洲、南洋三大地域的華僑組成多個團體，捐款13億，購買國債11億，捐了幾百架飛機。四萬多粵籍華僑回國參戰，中國軍隊的戰斗機飛行員有3/4是華僑。滇緬公路運輸缺乏司機，南洋華僑機工隊3219人參戰，其中1028人犧牲。

抗日戰爭催生共產黨海外工作

海外華僑是愛國衛國的生力軍，抗日戰爭爆發后，共產黨也更加重視海外工作。

中共早期的組織機構並無海外部，但是有不少黨員在海外活動。南洋各地散落著不少共產黨的種子。1927年國民黨分共，許多中共黨人逃避屠殺跑到南洋，雖然失去了組織聯系，但依然自發地在當地宣傳進步思想，有的還加入了所在國的共產黨組織。共產國際的規則是屬地管理，共產黨人在哪裡活動就受當地組織的領導。海南瓊海的共產黨員布魯暴動失敗，避難到新加坡，參加了馬共組織的罷工活動，遭到殖民當局逮捕后又被驅逐回國。

南洋各國大多是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日本來了要換主子，就連英、美、法、荷殖民當局也得支持抗日。於是，進步和抗日兩道洪流匯合，形成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

中共高度重視組織海外華僑的抗日活動，八路軍香港辦事處的華僑干部廖承志、連貫，負責海外華僑的聯絡。中央派出特別行動科的胡愈之到新加坡進行抗日宣傳，1926年在菲律賓入團的許立也在當地發起抗日組織。

許多海外華僑回國參戰，東江縱隊、瓊崖縱隊、新四軍等南方抗日部隊有大量華僑青年從軍。菲律賓華僑葉飛成為紅軍將領，澳大利亞華僑曾生、新加坡華僑庄田都成為著名戰將，印尼華僑女青年李林騎馬上陣，在山西前線英勇犧牲。

華僑一般文化程度較高，許多人成了宣傳抗日的文化骨干。《黃河大合唱》的兩個主要創作者都是華僑，詞作者光未然來自緬甸，作曲者冼星海是馬來亞華僑。

菲律賓華僑女記者黃薇回國採訪抗日，親歷徐州突圍，又從延安輾轉到了華北敵后，3個月行程數千裡，採訪了賀龍、聶榮臻等八路軍將領，還目擊了白求恩為傷員做手術。她又按照組織要求到重慶宣傳敵后抗戰，贏得國民黨元老林森和馮玉祥的稱贊。由於國民黨特務的迫害，黃薇又返回菲律賓，在日本佔領期間創辦了地下抗日報紙《華僑導報》。

菲律賓華僑庄焰1933年在海外參加革命，1938年在香港經廖承志介紹，從武漢一路走到延安。陳嘉庚訪問延安時擔任毛澤東和朱德的翻譯，中央海外工作委員會成立時任秘書。

國共合作的“僑線”

國內抗日依靠國共合作，南洋抗日也是國共合作。

菲律賓華僑王雨亭拋家舍業，帶大兒子維真回國抗日，大女兒王雙游和小兒子王明愛留在菲律賓搞地下工作。王維真在延安加入共產黨，成為新華社的筆杆子，而他的姐姐和弟弟在菲律賓加入國民黨“軍統”的地下抗日組織。

“軍統”閩南站站長張聖才，奉戴笠之命到菲律賓活動。途徑香港，張聖才找到八路軍的連貫，主動要求幫助共產黨搞情報。國民黨在菲律賓的海外組織多年公開活動，缺乏地下工作經驗，日軍進駐后就殺掉了九個領事官員。擅長地下工作的共產黨讓進步青年協助張聖才工作，王家姐弟就成了抗日電台的報務員和交通員。

在馬來西亞，共產黨領導的華僑為主的人民抗日軍、國民黨組織的華僑抗日軍、國民黨中央海外部和英國經濟作戰部合組的136部隊，三股華僑力量聯合起來，還有菲律賓本土人組織的人民抗日軍，聯合作戰，殲敵2000多人。

一條長長的“僑線”串聯了世界各國華僑共同抗日。日本軍隊所到之處，都有華僑游擊隊襲擾，日本帝國的“大東亞共榮圈”成了不可能實現的臆想。

中共領袖還在延安召開了“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朝鮮、日本和東南亞各國都有共產黨人出席，號召被壓迫國家和民族團結抗日。日本軍隊包圍了中國，包圍了延安，延安的秘密力量卻伸向海外，對日本形成反包圍。

緬甸的情況相當復雜，昂山將軍等愛國軍人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到中國尋求支持。日本利用當地人的反英心理，出兵緬甸，切斷了中國大后方唯一的對外通道滇緬公路。緬甸華僑黨員鄭祥鵬和王楚惠夫婦千方百計回到國內，繞過國民黨特務的封鎖抵達延安，其后又被派回緬甸，參與敵后工作。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傳播，華僑的身影也遍布各地。

美國共產黨有個中國組，徐永瑛、冀朝鼎等共產黨人回國后轉入中共系統。英國共產黨也有個中國組，有幾個東北籍貫的共產黨人特別適合對日情報工作，張為先潛回東北尋找抗聯，何鬆亭在平津負責聯絡，於炳然在重慶加入東北救亡總會，后採還成為國軍少將。

國際情報合作

二戰中，不僅有國內不同政黨之間的合作，還有中國與外國之間的合作。為了參與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從山溝裡走出的中共黨人，也得從事一些外事工作了。國際盟邦對日本的情報需求越來越多，中共也在探索對外情報合作。中共秘密戰線的工作內容從地下走上地面，從國內發展到國際。

海外來人，各有使命。共產國際遠東局隱身上海，領導東亞各國的共產黨秘密組織，東亞各國的共產黨人也就常常出入和居留中國。日本共產黨領袖岡野進（野坂參三）在延安，越南共產黨領袖阮愛國（胡志明）在桂林，朝鮮共產黨在中國的更多，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都是東北抗日聯軍將領。

世界列強都要把中國納入視線，上海號稱國際冒險家的樂園，也是國際間諜的天堂。在上海這個遠東最大的國際都市，咖啡館和舞廳也能買到情報。美國記者斯諾不安於採訪國民政府領袖，跑到陝北採訪共產黨領導人。一本《紅星照耀的中國》，讓毛澤東亮相世界舞台。

中共的對外代表周恩來，來到中國戰時首都重慶，面對形形色色的外國人——各國駐華外交官，有蘇聯的、英美的、德意法的，民間還有猶太商人、美國漢學家、大韓民國流亡政府人員……外國友好人士樂意幫助中國抗戰，於是中共就有了國際情報。中共提供了情報干部閻寶航為蘇聯工作，偵獲了德國袈擊蘇聯的戰略情報。日軍攻佔香港后，中共領導的東江游擊隊營救了被日軍關押的國際友人。英軍服務團和東江縱隊交換日軍情報，成功營救了89名英美戰俘。

中國東部沿海始終是戰略要地。戰爭初期，日軍控制了華北和華東，外來援助隻能通過東南沿海的港口進入中國﹔相持階段，美國轟炸機從航空母艦起飛轟炸日本，返航時隻能在浙江沿海降落﹔反攻階段，美軍計劃空降日本，起飛地點隻能在山東沿海。這些沿海地域也是日軍的攻防重點，國民黨部隊紛紛敗退，共產黨游擊隊建立了敵后根據地。

為了獲得中國沿海的戰略情報，美國開始尋求同中國合作，不止與國民黨合作，也與共產黨合作。中國戰區參謀長、美軍上將史迪威和朱德成了戰友，史迪威決心撥出武器裝備

給八路軍。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介石不高興了，開始排擠史迪威。史迪威要的是反法西斯作戰的勝利，才不顧老蔣的私欲權力。美軍派遣了兩個觀察組，包瑞德上校駐延安，歐戴義少校駐東江縱隊。袁庚領導東江縱隊的情報人員，為美國提供日軍在廣東沿海的軍事部署情報，保護美軍地面人員引導美國飛機轟炸香港日軍目標，還幫美軍找到了神秘的日軍“波雷”部隊，為美軍在敵后登陸提供情報。美國飛機轟炸日本返航時，被日機擊落，中共領導的浙東游擊隊從日軍追捕中營救了美軍飛行員，美方空投了情報電台給浙東游擊隊，以作答謝。

新中國建立后，中共在海外的“僑黨”組織停止活動，國家鼓勵華僑融入所屬國家，鼓勵華僑在當地永久生存。國務院設僑務辦公室，聯絡海外華僑和華人。退居台灣的國民

黨，則依然保有“海外分部”。有著國際合作經歷的袁庚，在1980年代創建了深圳的蛇口開發區，成為改革開放的尖兵。更有趣的是，當年國民黨海外部部長彭澤民的兒子彭湛東，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僑辦海外司司長。一門兩代，分系國共兩黨，都是負責海外工作。彭氏父子二人，也是海外工作變遷傳承的寫照。

（來源：《同舟共進》2016年1月，作者：郝在今，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