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總結說，在打破西方的外交封鎖上，新中國有三件法寶，一件是邊界問題談判，一件是經濟援助，還有一件就是“雙重國籍”問題的解決。前兩個法寶為人們所熟知，第三個法寶是怎麼回事呢？

落葉歸根還是落地生根？

近代，移民海外的華人越來越多，保護海外僑民的合法利益成為清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1907年，荷蘭殖民者勒令荷屬印度尼西亞華僑全體改入殖民地籍。為了護僑，清政府在1909年對抗性地通過了《大清國籍條例》。當時荷蘭殖民者奉行出生地原則，即以個人的出生地點來確定國籍，而清政府則奉行血統主義，即以親子關系來確定國籍，承認“雙重國籍”。其后，民國政府繼承了清政府的相關規定，均承認“雙重國籍”。

到了1946年，印尼政府頒布《公民法和居住法》，沿襲了荷蘭的原則。后來又規定，兩年內不聲明脫離中國籍的華僑，即“被動地”成為印尼公民。其他新獨立的南亞次大陸的民族國家也多是奉行此原則。於是，“落葉歸根”還是“落地生根”，成為一個問題。

華僑成為東南亞國家心結

新中國建立之初，東南亞的華僑有1000萬之多，且80％是二代或三代華僑。這些華僑多數從事商業，往往財大勢雄。作為剛剛擺脫殖民統治的民族國家，基於民族情緒，很多東南亞國家很難接受華僑的模糊身份。

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大肆渲染“紅色政權”威脅，導致東南亞一些國家認為“共產黨中國”的存在是一個威脅，一些報刊宣稱“華僑是中國對東南亞抱有帝國主義企圖的實証”，很擔心華僑是“紅色中國輸出革命的載體”。華僑問題因此成為一些東南亞國家的心結，那個時期發生的封閉華僑報館、社團、學校等反華、排華運動，與此不無關系。

建農場安置歸國難僑

當時對於華僑歸國，新中國採取積極態度，並主動斡旋接回遭迫害的難民。為安置他們，中國政府還撥出專款，在海南、廣東等地建設國營華僑農場。

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新中國邁入一個和平建設期。但當時西方國家千方百計孤立中國，美國在中國周邊構造了一個外交包圍圈，華僑“雙重國籍”問題成為它們挑撥中國和東南亞鄰國關系的手段之一。在這種情形下，中國決定先解決印尼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

中國放棄“雙重國籍”

1954年，印尼即將舉行大選，華僑的國籍問題成為其考量的重要問題。當時蘇加諾委托尼赫魯向毛澤東問候，其中就涉及華僑“雙重國籍”問題。毛澤東間接回答說，華僑問題“應該適當地解決，免得有些國家說我們要利用華僑搗亂。如果華僑保持僑民身份，他們就不應該參加所在國的政治活動﹔如果取得了所在國的國籍，那麼就應該按該國的法律辦事。”

解決華僑國籍的另一個推力是亞非會議，對於處於外交封鎖的新中國而言，這次會議是躋身國際舞台的機遇，但如果沒有大會發起國和舉辦國印尼的邀請，新中國與會將阻礙重重。而華僑“雙重國籍”問題是雙方交往和外交折沖一個很好的突破口。最終，會議期間，周總理以外長身份與印尼外長簽訂了解決華僑國籍問題的條約，根據這一條約，海外華僑在一人一國籍的原則下，自願選籍。

簽約之后，周恩來對華僑團體解釋說，“過去中國弱，那時雖也存在著‘雙重國籍’問題，但沒有人拿這個來制造國際間的糾紛。現在中國強起來了，有的國家就從中挑撥，說你們這樣的大國，有1000多萬華僑呆在海外，是不是想搞顛覆活動”，因此，“不論從我們國家的對外政策上，還是消除誤會、解除懷疑、改善我們兩國的關系上，都須解決這個問題”。周恩來鼓勵華僑，“能善於與人同化，才能和人家一道前進”。

中印（尼）協定解決了兩國間一個久懸未決的問題，雖然事后來看，在處理中有些方面過於簡單。但為同東南亞其他國家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范例，並在總體上使新中國有了一個外交突破口。正是在與東南亞國家的僑務談判中，一個睦鄰友好的局面在建國初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