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左派元老、愛國華僑彭澤民是廣東四會縣人，早年參加同盟會，從事革命活動，1925年回國后積極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他畢生追隨孫中山，長期與共產黨合作，堅持民主愛國立場，為祖國獨立、自由、民主奮斗一生，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也是深受廣大華僑愛戴的華僑領袖。

　　

　　他跑到孫中山遺像前痛哭一場

　　

　　1902年，23歲的彭澤民為生活所迫，漂泊海外，僑居馬來西亞。1906年7月，孫中山到吉隆坡，在華僑中宣傳革命，組織同盟會。彭澤民受其影響，追隨孫中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成為孫中山的忠實信徒。同盟會吉隆坡分會成立時，他被推選為該分會的書記。1919年10月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11月彭澤民等成立了中國國民黨芙蓉總支部。

　　1922年8月，孫中山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邀請中國共產黨幫助改組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然而，此舉卻遭到國民黨右派的反對。1923年3月，彭澤民從南洋回國，專程到廣州去謁見孫中山，一連幾次都被國民黨右派所阻撓。

　　孫中山得知后，特發給他一個特別通行証，並與他約定了具體時間。在數月之內，他與孫中山交談了國內政治、軍事及南洋黨務等多方面的問題。孫先生則向他詳細介紹了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彭澤民聽后，心裡豁然開朗。

　　從孫中山對三民主義的解釋中，彭澤民認識到，新三民主義與舊三民主義有著質的區別。在民族主義方面，過去隻提反滿，現在提出了反帝﹔在民權主義方面，過去只是抽象地提倡“自由、平等、博愛”，現在主張普遍平等的民權﹔在民生主義方面，過去隻有一個空洞的平均地權的政綱，現在則提出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具體辦法，承認“耕者有其田”，並謀求改善工農群眾的生活。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彭澤民在中國國民黨芙蓉總支部悼念孫中山的大會上，追述了孫中山革命的一生，表示要繼承孫中山的遺志，堅持三民主義，堅持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矢志不渝。9月，他被選為國民黨馬來西亞芙蓉總支部書記長。第二年，在廣州國民黨二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任海外部部長。

　　彭澤民回國后，目睹國民黨右派陰謀破壞孫中山三大政策的一幕幕丑惡行徑，特別是1925年11月23日“西山會議派”在北京西山孫中山靈前非法召開會議，公開提出取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的黨籍，解除李大釗、毛澤東等人的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職務，大造反蘇反共、反對三大政策的輿論，他的心情很不好。他對於分裂出一個國民黨右派十分擔憂，認為這對國民革命是一個很大的不幸。

　　他為此特地請教了毛澤東，毛澤東安慰他說：“從國民黨自身的歷史和結構成分來看，國民黨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我們雖不必以此為喜，卻斷不是什麼不幸的事。因為它並不足以阻礙中國的國民革命。”

　　毛澤東和他的談話，以及后來周恩來、吳玉章、董必武、陳延年、林伯渠等共產黨人與他的接觸，給了他極大安慰和鼓勵。他感到與共產黨人坦誠相見，思想融洽，政見一致。

　　5月17日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借口避免“黨內糾紛”，提出一個《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在國民黨省、市以上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

　　彭澤民首先發言反對，聲淚俱下地痛斥蔣介石的反動行徑。何香凝、柳亞子等國民黨左派也都起而響應，激烈反對。

　　在討論是否接受此案時，一連七天沒有結果。要求與會的共產黨員簽字接受，毛澤東沒有簽字，全會表決時也沒有舉手。

　　翌日，國民黨右派在報紙上公開辱罵彭澤民和何香凝、柳亞子為“三怪”，說他們身為國民黨，卻與共產黨站在一起。《整理黨務案》被通過后，彭澤民曾在孫中山遺像前痛哭了一場。

　　

　　援助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

　　

　　1926年1月，彭澤民創建了華僑協會。

　　這個大革命時期在國共合作旗幟下建立的第一個全國性的華僑群眾團體，在他的領導下，有力地支持了國內的革命斗爭。

　　1926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確定黨在現時政治上主要的責任是從各方面准備廣東政府的北伐。5月15日，彭澤民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遞交了《請迅速出師北伐案》。提案指出：“海外華僑邀來函電，請迅速出師北伐，以打倒帝國主義的工具——北洋軍閥，建立統一全中國之強有力政府，俾彼等在帝國主義鐵蹄下過生活者有所保証，彼等並願竭力為后盾，其情辭至懇切。我革命軍若猶遲疑不出，則海外華僑將由失望而灰心，由灰心而解體。再則，張、吳等軍閥承受英國等帝國主義之旨意，正向國民軍及湘軍進攻，我革命軍若坐視其亡，則國民革命危也，廣東革命根據地危也。”

　　他大聲疾呼，希望國民黨中央作出決策，立即出師北伐。在他領導下，海外華僑敦促國民政府出師北伐的熱潮此起彼伏，持續發展。

　　7月1日，國民政府發表北伐宣言。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正式誓師北伐。

　　北伐誓師之后，彭澤民領導愛國華僑，竭力支持北伐戰爭。就在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的翌日，彭澤民倡議在廣州召開了華僑援助北伐戰爭代表大會。

　　會議一致贊同國民黨中央海外部和華僑協會關於“聯合一致，為北伐后盾”，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把軍閥殺個淨盡，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的正確主張。會議決定：在廣州建立華僑北伐后援會，在海外各地設立華僑北伐后援會分會，統一領導和推動華僑支持和援助北伐戰爭的愛國運動。會議通過了《華僑北伐后援會簡章》，宗旨是“援助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以求中國之真正統一。”

　　根據大會決議，7月16日，彭澤民簽發了《海外部通告華僑組織北伐后援會》文件，指示海外各總支部、分支部立即行動，“創造民國之光榮、偉大事業，贊助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以期中國之真正統一、民族之自由平等”。據統計，在北伐戰爭期間，各國先后組織的華僑北伐后援會分會達500多個，會員約100萬人。至1926年底。華僑捐助北伐的軍餉，達100萬大洋，另有裝甲車、槍支彈藥、醫藥用品等。

　　海外華僑的北伐宣傳工作也積極配合，取得良好效果。歐美的華僑報紙、東南亞的華僑報紙許多都開設專欄，揭露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罪惡，報道北伐軍進軍的消息，論述北伐的意義。

　　在華僑北伐后援會的指導下，海外華僑組成了海外北伐工作團和華僑特別宣傳隊等團體，分赴北伐前線，拋頭顱、洒熱血，建立了不朽戰功。

　　1926年10月上旬，國民黨中央海外部和華僑協會聯合發起“華僑懇親大會”，邀請海外著名僑領和華僑代表回國觀光和視察。彭澤民任懇親大會籌備委員會主任。11月12日，華僑懇親大會隆重開幕，彭澤民主持會議並致歡迎詞。

　　

　　借鑒毛澤東經驗辦華僑講習所

　　

　　為培養華僑運動骨干，1926年10月初，彭澤民借鑒毛澤東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的經驗，提出創辦華僑運動講習所的建議，得到國民黨中央同意，並決定由他擔任所長。

　　華講所的辦學主旨是發揚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和方法，培養海外黨務指導人才，服務於華僑反帝愛國運動。

　　在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上，彭澤民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教學為革命斗爭服務的原則，他任命共產黨員張航先為教務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聘請鄧演達、郭沫若、惲代英、肖楚女、陳其瑗、許超循、甘乃光等擔任華講所兼職教員﹔聘請容保輝任華講所軍事訓練員﹔陳碧海任事務員。這一批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主體、具有較高政治理論素養和豐富實際斗爭經驗的教員到華講所任教，成為他辦好華講所的可靠保証。

　　1926年11月初，華講所在廣州華皋大道（現廣州軍區后勤禮堂附近）正式開學，招收學員80名。華講所課程包括理論教育、黨務教育、時事政治教育、業務教育等方面。

　　彭澤民還參照農講所的經驗，組織指導學生開展社會調查，把所學到的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結合起來。

　　華講所在其規模、影響上雖然不如彭湃和毛澤東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但它作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物之一，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國共合作培養華僑干部的一次實踐，卻有著積極的意義。

　　

　　與宋慶齡、何香凝等聯名討蔣

　　

　　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后，於1927年3月召開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彭澤民繼續當選為中央執委、海外部部長，同時又擔任國民政府委員。

　　在這次會議上，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彭澤民等同共產黨人聯合起來，挫敗了蔣介石要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圖，通過了旨在限制蔣介石個人獨裁的一系列決議。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逮捕和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隨后，廣東、江蘇、浙江等省也都相繼發生反革命大屠殺，白色恐怖頓時籠罩全國。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國民政府”，同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奉系軍閥同蔣介石相呼應，一時間，反革命的腥風血雨橫掃全國，無數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倒在了反動派的屠刀下：李大釗犧牲了，陳延年、趙世炎、肖楚女等犧牲了。國共合作毀於一旦。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號召人民起來打倒蔣介石。

　　在當時的嚴峻形勢下，彭澤民參加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4月18日在漢口舉行的會議。會上他毅然與宋慶齡、吳玉章、陳友仁、譚平山、鄧演達等一起，通過了關於蔣介石反革命罪狀的中央訓令及宣言，並作出了撤銷蔣介石職務的決定。

　　4月22日，他與毛澤東、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宋慶齡、鄧演達、惲代英等40名中央執委、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一起聯名發表討蔣通電，號召革命民眾“依照中央命令，去此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

　　第二天，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各期學生，召集武漢各界在閱馬場舉行討蔣大會，與會群眾近40萬人。彭澤民在大會上發表演講說：“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蔣介石竟勾結帝國主義﹔我們要解放農工，蔣介石竟摧殘農工。我們要革命，要擁護孫總理三大政策，非打倒蔣介石不可！”5月13日，彭澤民又簽署《海外部緊急通告》，號召海外各黨部、各華僑團體一致聲討蔣介石，肅清一切反革命派。

　　

　　同汪精衛的一場唇槍舌劍

　　

　　蔣介石叛變革命后，武漢汪精衛集團也蠢蠢欲動。6月10日，汪精衛赴鄭州與馮玉祥、唐生智舉行會議。以后，馮玉祥又赴徐州與蔣介石會談。幕后的交易表明：蔣汪攜手，寧漢合流，反共反蘇，國共兩黨的全面破裂，如在弦上，已經到了就要攤牌的最后時刻。

　　彭澤民聞風，心急如焚，立即找汪精衛，問：“外傳國共分家，可有無此事？”

　　汪強辯說：“不是我們要分人家，乃是人家要分我們的家！”說著，從抽屜裡拿出一份電文，遞給彭澤民看。電文上寫著“須即成立工農革命軍”、“速成立軍事裁判委員會”、“實行土地收歸國有”等。

　　彭澤民閱畢說：“我看此電文沒有分家的意思！”

　　汪精衛迫不及待，大聲叫道：“你何糊涂至此！你是國民黨人嗎？你看這電文不是要消滅國民黨嗎？組織工農革命軍不是完全要聽共產黨支配嗎？成立軍事裁判委員會不是要我們自己殺自己同志嗎？土地收歸國有，不是要實行共產嗎？”

　　彭澤民聽了，並不以為然。他不緊不慢地說：“我認為不至如此嚴重。先生要明白，現在是兩黨合作，凡事盡可共同磋商，不可兩相疑忌！否則，將何談合作？”

　　汪精衛怒不可遏，罵道：“你是本黨老同志，尚且如此！難怪許多人說你‘叛黨投共’了。”

　　彭澤民義正詞嚴地說：“我只是遵照孫先生的旨意在做國共合作之事，叛黨的不是我，怕另有人在。”說完即起身告辭。

　　汪精衛叫住他：“你先別走……”

　　彭澤民停住腳步，回過頭來，不等他說話又問：“聽人講寧漢兩方將要合作，此話是否屬實？”

　　汪精衛矢口否認：“此乃傳言，並無此事。”

　　彭澤民說：“若有此舉，則中央威信掃地！懲戒的墨跡未干，又與叛者合作，國民黨的前途不堪問了！”。

　　彭澤民說完，汪精衛暴跳如雷。

　　彭澤民毫不屈從，對汪說：“我與你20多年同志，向來言無不和。先生今此之見，我絕不贊同！若先生堅持如此，我以為切切不可，我是一個海外華僑，政治經驗遠不及先生。我自知力薄識淺，不夠有為，不能協助！隻有將一切職務告辭，重返南洋，不復留此有累先生了！”說罷昂首離去。

　　1927年7月14日，汪精衛以國民黨中央名義，秘密召開反共會議。凡兼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均不得出席。

　　會上，汪精衛宣布與中共分裂，彭澤民起而反對。他說：“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是孫總理遺留給我們的。總理新亡，你們便變更他的政策，我不同意。”

　　散會已是深夜12點。為了讓共產黨人作好應付突然事變的准備，彭澤民即速把汪反共、背叛革命的情況密告了吳玉章、林伯渠。隨后，又通知海外部的共產黨員和愛國華僑，讓他們立即轉移，並發給每人100塊大洋做盤纏。

　　15日，汪精衛公開反共，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

　　彭澤民也離開武漢，奔赴南昌。

　　

　　南昌起義后隨軍出發

　　

　　汪精衛控制的武漢國民政府公開宣布“分共”后，共產黨從合法變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轉入地下。歷史的進程，陡然發生逆轉。彭澤民感到非常痛心，當他南下南昌時，劉伯承在瀘順起義以后，也來到南昌，他們住在一起。當時，中共中央決定在南昌武裝起義，以武裝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彭澤民積極參與了起義的准備工作。

　　1927年8月1日凌晨2時，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在南昌率領國民革命軍賀龍、葉挺部兩萬多人起義。

　　上午9時，在原省政府西花廳，彭澤民出席了前委召開的有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參加的聯席會議。會議選舉產生了革命委員會，彭澤民被推選為革命委員會委員。翌日，聯席會議發表宣言，明確宣布要繼承北伐革命沒有完成的事業，反對帝國主義，打倒新舊軍閥，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同時發布了對蔣介石、汪精衛的通緝令。

　　《南昌民國日報》發表了《中央委員會宣言》，署名有宋慶齡、惲代英、吳玉章、毛澤東、彭澤民等22人。這一以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的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共同署名的、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名義發表的宣言，義正詞嚴地揭露了蔣介石、汪精衛兩個反動集團的一系列叛變行為，指出：南京和武漢的國民黨黨部與政府“已成為新軍閥之工具，曲解三民主義，毀棄三大政策，為總理之罪人，國民革命之罪人”。

　　南昌起義使國民黨反動派的各個集團大為震驚。蔣介石、汪精衛立即調兵遣將，進行“討伐”。在敵我力量十分懸殊的情況下，起義部隊於8月3日至6日，先后撤離南昌，向廣州進發，准備到東江地區利用那裡的群眾革命基礎，依靠海口取得國際援助，組織力量，重新北伐。

　　從南昌到東江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大路，經吉安、贛州、韶關、廣州進入惠州地區﹔另一條是小路，取道臨川、會昌、尋鄔進入嘉應州地區。當總指揮部決定走小路時，劉伯承擔心彭澤民的身體，勸他乘車走大路，彭澤民說：“我的身體很好，與部隊在一起，還能做點事。”

　　8月5日，鬢發斑斑的彭澤民隨軍出發了，他不騎馬不坐車，隨軍南征，直至海豐。一路上，他精神奕奕，一面為部隊做動員，鼓舞士氣，一面為傷病員治病。他的夫人鄧冠梅則為病人煎藥。他倆為戰士服務的精神，令人欽敬，在部隊中傳為佳話。

　　當年，聽過他講話的蕭克老將軍曾回憶說，大軍進至宜黃，總指揮部召開連以上軍官會議，惲代英、郭沫若講話后，台前出現了一位須發微呈斑白略有老態的人。

　　蕭克說，當時台下頗為驚異。我雖然在北伐及武漢政府時期，聽到過這位華僑老革命家的大名，並知道他在國共合作時期曾任國民黨海外部長，但沒有想到他是須發微斑的人。在談及蔣介石、汪精衛狼狽為奸、反共清黨的罪行時，他怒不可遏。尤其在講到一個月前汪精衛主持召開“清黨”緊急會議，要清除共產黨的時候，他激憤地說：“清黨！清黨！清他們的狐群狗黨！”彭老的話給了我這個青年人多大的振奮啊！那時氣候還很熱，大家聽了他的講話，好像來了一陣清風，令人心爽。

　　軍事失利后，彭澤民偕同夫人步行50多天，由江西經湖南進入粵東。為了避免敵人的搜捕，白天潛伏在農民家裡，晚上行路，經歷了千辛萬苦，最后轉到香港。

　　在香港，他以中醫為掩護，仍致力於民族民主革命工作。他曾對鄧演達說：“孫中山逝世后，蔣汪相繼背叛革命，上層分子中趨炎附勢者，大有人在，個人孤掌難鳴，雖滿腔熱血，也無可洒之地。”他念念不忘革命，以行醫為貧苦同胞和革命同志做了大量實事。

　　1931年8月，鄧演達在上海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他得知后，憂心如焚，毅然冒著生命危險（蔣介石曾經通緝過他），隻身奔赴虎口上海，與孫夫人商討營救鄧演達。

　　11月鄧演達被害，他悲憤不已，賦詩痛悼：“不為君吊為君歌，革命犧牲算什麼，一死能留天下法，愧他（指蔣介石）冠帶自峨峨。”

　　1933年，彭湃夫婦在上海英勇就義，他們的長子彭仕祿在海豐也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並叫嚷要斬草除根。彭澤民又四處奔走，全力營救彭仕祿出獄，並幫助彭湃的親屬到香港避難。

　　

　　身在海外不忘救國救民

　　

　　大革命失敗后，彭澤民繼續反對國民黨反動派，被國民黨通緝並開除黨籍。但他始終沒有屈服。抗戰期間，他站在愛國民主運動的前列，在海外進行民主救國活動，積極支持和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救國救民的偉大事業。

　　1935年日本侵佔東三省后，向華北發動了新的攻勢。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號召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抗日救國。遠在香港的彭澤民熱烈響應，他和章伯鈞等一道，以民族解放為己任，將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易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並通過《臨時行動綱領》。綱領指出：“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政權和幾十萬紅軍的存在是一個為世人所震驚的事實”，強烈要求蔣介石政府恢復大革命時期的聯俄、聯共政策，共同抵御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1936年在寇深禍急關頭，為堅持作狂瀾逆挽之謀，盡匹夫之責，彭澤民在香港轉而致力於華僑抗日救國運動。他發表了《怎樣動員華僑》一文，主張給華僑以參加政治的機會，鼓勵他們成立各地抗敵后援會，動員華僑參加抗日戰爭。1938年5月，彭澤民創辦《抗戰華僑》刊物，向海外僑胞宣傳抗日救國思想，發動華僑和港澳同胞捐款捐物，支援新四軍。

　　1939年1月，他以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名義發表通電，聲討汪精衛通敵賣國的行徑。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彭澤民與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發表聯合聲明，嚴厲譴責國民黨旨在發動反共內戰的罪行，要求“撤銷剿共部隊，解決聯共方案，發展各種抗日力量，保障各種抗日黨派”。

　　1946年5月23日，彭澤民接到周恩來的來信，信中說：

　　“澤民先生惠鑒：久違雅教，馳系時深。自日寇投降以后，舉世和平民主之局大體已定，而前途曲折困難尚多。目前東北在當局武力統一方針之下，已演成大戰，全國內戰危機嚴重已極！人民權力自由到處遭受極大剝奪！扭摶危局端賴全國民主力量之一致努力，庶下促使當局改變政策，和平民主乃有實現之望。時局如此，至望先生與華南民盟暨景然賢初諸先生大聲疾呼，號召社會人士共同反對內戰，力挽狂瀾，無任企盼。恩來與敝黨代表團已於5月23日遷抵南京寓國府路梅園新村17號，尚祈不時賜教，以匡不逮，是所至禱。”

　　他不辜負共產黨對他的信任和希望，從此奮筆疾書，一連在《華商報》上發表文章38篇，揭露蔣介石發動內戰的罪行。

　　1946年10月10日，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的內戰打起來了，彭澤民懷著悲憤的心情發表了《僑胞應如何祝國慶》一文，大聲疾呼，立即停戰，實行民主！

　　由於他與共產黨的密切合作，蔣介石反動政府對他更加仇恨。1946年11月，國民黨特務將他從行駛的有軌電車上推下去，當場摔掉兩顆門牙，右臂骨折。

　　彭澤民極其憤怒，但毫無懼色。70歲的他以樂觀的革命精神賦詩自勉：“老來何必傷遲春，古木春歸又出芽。世界滄桑問幾許，認清猿鶴與虫沙。”

　　1947年2月，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彭澤民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成為該黨主要負責人之一。

　　1948年5月1日，毛澤東致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鈞儒，提出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5月5日，在香港的彭澤民代表中國農工民主黨，同民革、民盟、致公黨等民主黨派負責人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名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共五一號召。

　　是年12月26日夜，彭澤民與李濟深、朱蘊山等20多位同行者，登上前蘇聯油輪“阿爾丹”號，航行11個晝夜，到達東北解放區。

　　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翌日，彭澤民即與章伯鈞等代表中國農工民主黨發表書面談話，表示擁護。22日，彭澤民又與55名民主人士聯名發表聲明，庄嚴宣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5日，彭澤民與李濟深、沈鈞儒等35人進入北平。

　　在全國政協一次會議上，彭澤民被推選為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他以無比激動的心情在大會上發言說：“我們的事業是前人未曾做過的光榮偉大的事業”，“新政協之所以能夠誕生，不能不歸功於中國共產黨和英勇善戰的人民解放軍。”他在回顧農工民主黨的歷史后表示，完全擁護《共同綱領》和政協及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他代表中國農工民主黨表示，從此之后，“要立下宏願，要永遠跟著共產黨，積極參加實現共同綱領的工作。尤其要在行動、工作和態度作風上，表示我們擁護的誠意。”

　　在人民政府中任職他最開心

　　

　　在人民當家做主的政府中任職從政，是彭澤民一生中最開心的時期。

　　1950年夏，淮河流域發生嚴重洪災。毛澤東特派彭澤民擔任中央慰問團團長，率團赴豫皖災區慰問。回京以后，他向黨中央和毛澤東詳細匯報災情和救災的情況。毛澤東很快發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指示。

　　1952年7月，彭澤民受命代表毛澤東率中央少數民族訪問團赴東北、內蒙慰問少數民族。他深入到林海鄂倫春、朝鮮等民族村寨和內蒙草原的蒙古包，送去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深切關懷。

　　1953年，他作為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親自出征，赴東北和中朝邊界地區與國內外著名學者一道，共同調查美帝國主義投擲細菌彈的罪証。他一面徒步上山下山作現場觀察，一面和許多証人談話，並對聚集攏來的居民發表斥責敵人細菌戰罪行的演說。他們在遼寧寬甸縣發現的敵人投下的一個橢圓形的細菌彈殘骸，后被國際科學委員會確認，成為敵人進行細菌戰的滔天罪行的鐵証。

　　毛澤東知道彭澤民對中醫很有造詣，幾次同他商談改進和發展中國醫學問題。他從事中醫幾十年，尤其精於張仲景的中醫理論，並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所談意見，情真意誠，言詞中肯，受到毛澤東的贊賞。毛澤東說：“中醫是我們的國寶，但也不能搞一條腿，要搞兩條腿，中西結合。”要他注意從事中西醫學術交流的工作。

　　1953年11月，彭澤民參與籌組的中華醫學會中西醫學術交流委員會舉行了成立大會。

　　翌年9月，他與毛澤東又談起發展中醫的問題，他說：“中醫是我國人民幾千年來與疾病作斗爭的經驗積累，有著豐富的內容，如果用科學方法加以研究和整理，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今天中國醫藥人才還很缺乏，團結廣大中醫的問題更顯得重要。”毛澤東對他的見解十分贊同。

　　他把珍藏的中醫理論家陳伯壇研究張仲景醫論的專著，交給中央衛生部刊行，供更多的人研究。他在書后寫道：“余既慶先生畢生之學得以流傳，尤為中國醫學燦爛發展之前途而稱頌無已。”

　　晚年，彭澤民念念不忘台灣早日回歸祖國，亟盼祖國統一大業早日實現。1955年他為《華僑日報》題詞：“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而努力”，就表達了他的這一心願。

　　1956年10月18日，彭澤民病危。

　　在入院之前，他自感病情嚴重，但他看到祖國的無限風光，又充滿著革命的樂觀主義情懷。

　　在病床上，他給自己寫了一副挽聯說：“大局方興，忍言歸去？生機活潑，何用悲為！”

(來源：《炎黃春秋》，2001年第7期，作者：章定龍 彭潤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