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周刊》恐怖襲擊事件正在使歐洲各國反思：近年大量穆斯林移民涌入歐洲，究竟對歐洲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碰撞產生什麼作用？對歐洲社會結構造成何種變化？對歐洲移民政策和歐盟未來發展方向產生什麼影響？“文明沖突論”再次浮上水面。其實仔細分析這些年來歐洲社會的變化，深層次原因要比簡單的“文明沖突論”復雜得多。

歐洲外來移民大多數信仰穆斯林

讓我們觀察歐洲人口結構變化對社會的影響。西歐國家自冷戰結束以來，當地人口出生率一直居歷史最低位。聯合國統計數據表明，如果沒有來自中東和非洲的移民，到21世紀中葉，歐洲人口將減少一個億。歐洲國家普遍發達的社會福利制度是外來移民不斷增加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而且歐洲的移民大多數信仰穆斯林。如今整個歐洲已經有2000萬穆斯林人口，佔法國人口的8%，英國和德國的5%。外來移民急劇增加，一方面是人口和社會原因，另一方面是由歐洲與原殖民地千絲萬縷的關系以及歷史上排擠猶太民族的恥辱決定的。在歐洲政治舞台上移民與種族問題往往糾纏在一起，成為歐盟與歐洲各國政治的“禁區”碰不得，一談到限制移民就會被指責為種族歧視。2005年法國巴黎持續數周穆斯林少數族裔的騷亂，就是這一矛盾的集中表現。

宗教沖突日益凸現

當今國際政治中，“全球宗教復興”和“宗教的政治覺醒”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已成為跨地區、跨國界問題。全球化是宗教的“放大器”和“催化劑”，使宗教對國際關系、全球治理以及各國政治的影響不斷擴大，不僅被認為是國內政治的延續，更成為地緣政治中各國加以利用的資源和平台。

目前，在歐洲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肇事者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基地組織的分支，二是來歐洲外來移民中的穆斯林極端勢力。這一事件所暴露的不僅僅是法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內部不同宗教的沖突，還演變成為“暴力性民權運動”乃至種族之間的“武裝沖突”。

《查理周刊》恐怖襲擊事件后，法國民眾討論最多的是，法國歐洲裔與穆斯林少數族裔的緊張關系最終會不會發展成為“武裝對抗”。如果確實如此，這種狀況比2001年美國“9·11”恐怖襲擊給整個社會造成的沖擊還要糟糕，還要危險。

其實，宗教在地緣政治中常常展現出“貌不驚人”卻深遠的軟實力。各國政治和國際政治生態如果不去關注宗教的作用和影響，那麼后果可能不堪設想。以超級大國美國為例。美國21世紀初在伊斯蘭世界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和全球范圍的反恐戰，並試圖以西方民主模式來改造伊斯蘭世界。但它忽視了伊斯蘭教對中東和南亞地緣政治的影響和伊斯蘭內部派別的世代紛爭，結果陷入泥潭，欲罷不能。

現在，利比亞、伊拉克、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社會結構被撕裂，國家治理能力喪失殆盡，極端宗教勢力日益坐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美國對中東的戰略所引發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裡曼等許多美國學者都對美國“改造中東”的戰略表達過極大的疑慮和擔心，擔心觸發宗教和文明的沖突。結果不幸被言中！

文明沖突超越宗教

讓我們放寬視野，從人類不同文明如何相互借鑒、避免沖突的角度來思考歐洲目前面臨的困境。

現實情況是，地緣政治和經濟因素已無法全面解釋當前全球宗教性地區沖突和所謂“認同戰爭”頻發的地區格局。歐洲發生的宗教和種族矛盾就是在“身份認同”上出了問題。法國、英國、德國人並沒有真正“認同”外來穆斯林移民的“歐洲人”身份。有74%的法國人在民調中表示穆斯林族裔移民“不適合法國社會”。移民問題已成為歐洲各國民粹主義政黨如日中天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穆斯林族裔移民則因為難以融入主流社會、歐洲社會普遍信仰缺失、物欲橫流，也不願“認同”其移居的歐洲社會。

這種文明之間的“認同”差異和分歧本應通過社會調節、協商和融合來消除。但是事與願違，穆斯林極端勢力的恐怖暴力與歐洲堅持新聞自由乃至對其他文明價值觀的包容與尊重不夠，終究釀成法國《查理周刊》的悲劇和恐怖事件。國際社會一致譴責恐怖勢力的暴行，這毫無疑義是十分必要的。不管以什麼理由從事恐怖活動必須予以制止和打擊。然而，世界各國也在反思：這與文明沖突究竟有沒有關系？不同文明之間需要相互容忍和尊重，這點是否還做得不夠？

宗教政治化與全球化同步發展

現代國際制度建立了一整套國際規章制度來確保國家主權，不承認挑戰國家主權的跨國意識形態。西方國家的“政教分離”就是執行該制度的結果。現在全球宗教政治化或政治宗教化傾向在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浪潮推動下來勢迅猛。宗教團體支持的政黨或宗教政黨選舉獲勝，非政府宗教組織在國際上日益活躍。東西方各種宗教全球化、政治化、極端化成為信眾“身份認同”重要標志。

西方國家往往以民主自由為理由，要求其他文明對其“頂禮膜拜”，並以西方自己界定的“人權標准”等價值觀來衡量他國的“民主”程度，美國每年發表國別人權報告就是典型的例子。有學者甚至稱，爭奪世界新秩序的靈魂斗爭已經發生。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卻不願接受各種文明平等而有差異的客觀事實。這種雙重標准很難為世界其他國家所接受。

目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保守勢力持續增長。基督教在西方佔主流，並在拉美和非洲全面擴張，呈南北發展態勢。伊斯蘭教從西亞北非向東延伸至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形成東西方向“弧形圈”。這種“南北與東西”的描述形象道出了當前全球地緣宗教環境概貌。

要把宗教納入全球治理范疇

無論西方還是發展中國家，宗教群體和組織作為非國家行為體的傳播和聚合能力都不小，將宗教納入全球治理考慮的范疇既有必要，也需要認真研究以下一些問題：

一是宗教正反兩面性。2011年以來中東出現的“阿拉伯革命”以及隨后中東社會支離破碎、“伊斯蘭國組織”等恐怖勢力蔓延，說明外部勢力干預是重要原因，但地區宗教極端勢力是動亂內因之一。同時，宗教組織在世界各地扶貧濟困，在地區沖突中斡旋調停，成功案例不少。

二是宗教擴張性。宗教本質上有傳教訴求和擴張性。無論是早年歐洲人口對外大遷移，還是上世紀中期以來發展中國家向歐美反向大遷移，世界移民歷史與宗教擴張和傳教有密切聯系。由人口遷移引發宗教沖突例子很多。中東問題久拖不決就是其一。

三是宗教虛實兼顧性。宗教既有“影響力”又有“動員能力”。宗教信仰對信眾思想和行為影響大，而且宗教組織嚴密，有較強動員能力。有的宗教組織機構網絡遍布全球，在環保、發展、救援等領域是全球治理重要力量。

四是宗教“放大器”與“導火線”作用。宗教在沖突中既作為“放大器”推波助瀾，也時常成為沖突“導火索”。如伊斯蘭“弧形帶”、中東“什葉派新月地帶”。

人類進入21世紀，不同文明之間的融合、借鑒、碰撞時時刻刻在世界上發生，因此文明對話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日益凸現。

(作者何亞非為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摘自《中國新聞周刊》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