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一個僑務資源大國，華僑華人遍布於世界各地，是溝通中外、傳播文化的橋梁和紐帶。我國“僑務公共外交”這一概念是在2011年10月召開的全國僑務工作會議上首次明確提出的。它是指在政府主導下，涉僑機構和公眾通過信息傳播和文化交流等方式與海外僑民和歸僑僑眷進行交流和溝通，在影響他們的同時，又通過其中介作用，將真實而生動的中國形象以中華文化的視角向國外社會進行介紹、說明和推廣，從而消除誤解、增進了解或促進合作。立足於這一新興的理論和視角，結合《風雨人生》等一手資料，考察抗戰時期中共尤其是毛澤東與斯諾、黃薇等人的會見及相應的信息傳播活動，可以發現，盡管當時他們心目中或許並沒有公共外交或僑務公共外交這樣一個專門術語和概念，但已進行了類似的外交實踐，而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中共開展的具有現代意義的公共外交活動，是從抗日戰爭時期開始的。周幼馬認為，這一外交始於1936年7月16日，這是因為毛澤東在這一天會見了美國記者斯諾等人，並向他們闡述了紅軍的抗日救國聯合戰線等問題（周幼馬：《毛澤東、斯諾與“公共外交”》，《縱橫》2010年第4期）。斯諾通過訪問陝甘寧邊區，寫了大量的通訊報道，有學者認為，《西行漫記》的出版正式標志著中共公共外交的開端（劉國華，周嬌：《〈西行漫記〉——公共外交的典型案例》，《理論建設》2011年第1期）。劉國華等學者對此作了進一步闡述：“採取媒介手段，向公眾尤其是國外公眾展現自己的形象，坦陳自己的主張，從而引導公眾的判斷，以至對別國的外交政策產生影響，是中國共產黨一種有效的對外宣傳形式。”（劉國華，張青枝：《〈西行漫記〉：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的一個典范》，《黨的文獻》2011年第3期）

實際上，結合公共外交的幾種方式來看，這一形式屬於整合傳播，融合了人際傳播、大眾傳播和組織傳播多種形式。《西行漫記》的傳播成功，首先在於作者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注重事實的真實性，“不論是訪問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等人的談話，還是報道中共的方針政策，或者採訪具有歷史價值的素材，都力求准確”（張注洪：《論〈西行漫記〉的國際影響》，《國際政治研究》1990年第3期）。除了向世界人民真實客觀地介紹了延安和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情況及其抗日主張之外，斯諾還在《西行漫記》裡賦予了一種道義期望，強調，“世界上沒有力量能夠在亞洲恢復以前的農奴制度，也不能夠在地球表面抹去亞洲和半亞洲國家人民群眾的英勇的民主政體”（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330頁）。

中共早期代表性的公共外交活動除了毛澤東會見斯諾（斯諾營造國外公眾輿論）之外，還有一則非常典型卻往往為人們所忽視的例子，即毛澤東會見華僑記者黃薇，黃薇通過卓有成效的工作營造有利的華僑華人及外國公眾輿論，體現了僑務公共外交的鮮明特點。

黃薇，福建龍岩人。1932年考上明治大學。在日期間積極參加留學生的進步活動。“七七事變”后，她懷著抗日救國的滿腔熱情，毅然回到祖國。1938年4月，黃薇作為一名華僑記者，以新加坡《星洲日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參加武漢新聞界組織的記者團前往徐州抗戰前線採訪。1938年6月，世界學生聯合會代表團赴延安，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安排黃薇隨團前往採訪。

黃薇到達延安后，受到毛澤東的多次接見。她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是在一個聯歡晚會上。毛澤東給黃薇的感覺是，這個共產黨領袖非常隨和親切，深受百姓擁戴。7月下旬，毛澤東在晚上十一點多鐘接見黃薇和其他兩名記者。這次會談中，毛澤東高度贊揚了廣大華僑的愛國精神。他還指出，“華僑同胞身在異國，但他們同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祖國的興衰，同他們的境遇緊密相關”（黃薇、龔陶怡：《風雨人生：黃薇、龔陶怡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頁）。

在后來的一次宴會上，毛澤東問起黃薇他們來延安后的感受。黃薇認為，延安雖然生活艱苦，卻是個新型的社會，在這裡大家上下平等，同甘共苦，每個人都顯得健康活潑，輕鬆愉快。最后黃薇要求留在延安學習和參加革命事業。面對黃薇的請求，毛澤東建議她還是做記者更好，“當記者也是學習，作為一個華僑記者，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向海外僑胞作宣傳報道，使他們了解祖國的情況，增強抗戰必勝的信心，這個工作很有意義，這也是為祖國抗戰做出的貢獻”（《風雨人生：黃薇、龔陶怡回憶錄》，第54頁）。

雖然留在延安是黃薇由衷的心願，但她還是遵照毛澤東的意見，開始了華北敵后採訪的歷程。黃薇先后採訪了八路軍著名將領聶榮臻、賀龍、蕭克、左權，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模范縣長呂尊周以及英勇隊長毛支等人。1939年2月到8月，她以親身見聞寫成百余篇敵后通訊，先后在《星洲日報》和《星洲晚報》等報刊上連載。這些通訊或者報道共產黨領導群眾英勇抗戰的事跡，或者揭露日本法西斯令人發指的戰爭罪行等，在海外僑胞當中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如黃薇寫的報道《見到賀龍師長》（發表於《星洲日報》），不僅生動介紹了賀龍的生平及其全家30余人都被國民黨殺害的事跡，而且還客觀真實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戰、為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而奮斗的決心。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樣一個沒有政治派別的華僑記者之手，將晉察冀邊區這些共產黨人真實而生動的形象傳播到海外，比黨報記者的報道力量更大，更讓人信服，也更有利於塑造中國共產黨的海外形象（宋素紅：《女性媒介：歷史與傳統》，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193頁）。

1941年9月，黃薇由香港來到菲律賓，她以記者的身份與當地華僑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龔陶怡編著：《黃薇紀念集》，中國致公出版社2004年版）。次年，為了揭穿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和欺騙宣傳，“華僑抗日反奸大同盟”推出了地下抗日報紙——《華僑導報》（趙振祥等：《菲律賓華文報史稿》，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頁）。組織委派黃薇負責《華僑導報》的編輯工作。黃薇和她的同事們一起，就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冒著生命危險出版和發行這份報紙，一直到馬尼拉光復，堅持了整整三年。為了促進中菲人民之間的互相了解，《華僑導報》還特意推出英文雙周刊《新中國評論》。

《華僑導報》及時地報道中國和世界各地的抗戰形勢，介紹解放區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展生產、推行民主改革的情況，還經常轉載毛澤東等人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論聯合政府》和《改造我們的學習》等。這對於澄清華僑華人和菲律賓社會當時的思想混亂、加深華僑華人（也包括當地群眾）對中共的認識以及樹立抗戰勝利的信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時，菲律賓的廣大民眾和華僑華人，深受日本帝國主義軍事淫威的逼迫，以致有人形容夜裡聽到日本憲兵的靴子聲都嚇得打哆嗦，可是在黃薇與《華僑導報》等的大力宣傳和鼓舞之下，許多海外的優秀兒女毅然決定回國，積極投身到火熱的抗日戰爭中去，成為堅定勇敢的無產階級戰士（王穎：《歸僑女記者黃薇》，《海內與海外》1996年第9期）。馬尼拉光復之后，華僑抗日反奸大同盟在《三年奮斗史》中對《華僑導報》發揮的重要作用與影響作了這樣一個總結：“《華僑導報》的出版，使整個抗反同盟在宣傳工作上，在組織的鞏固和發展上，在同敵奸作各種斗爭上，都起到了極其重大的作用。”（《風雨人生：黃薇、龔陶怡回憶錄》，第173頁）

（作者黎海波,中南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光明日報》2014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