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曾一度完全禁止亞洲移民入境。1924年起實行的配額制度按照國籍分配移民數目，直到1965年才廢除。自此之后，美國的移民政策表面上看起來更加關注移民的學識能力以及與美國公民的親屬關系。然而布朗大學與麻省理工大學的兩位研究者近日在《美國社會學評論》學刊發表的論文指出，美國就業市場上很可能存在基於國籍的不平等——不過，這種不平等並非來源於個人偏見，而是來源於統計信息。
過去，關於勞工市場分層的研究大多關注雇主的決定與偏好，而研究者指出，政府的角色對於外來勞工待遇的差別至關重要。在美國，外國人要想通過工作辦理移民，大多要先向勞工部申請勞工証，而這一申請過程不存在正式的國籍配額限制。因此，研究者分析了美國勞工部受理和批准外國移民勞工証申請的過程，試圖解答兩個重要問題：第一，勞工証的批准是否與國籍相關﹔第二，更重要的是，如果存在國籍上的不平等，其原因究竟是什麼？
這就涉及到關於歧視的兩種理論假設：統計歧視與偏好歧視。在這一研究的情境下，“基於統計的歧視”指的是對於不同國籍的申請者，審閱者傾向於通過該國申請者的整體情況來做出決定﹔而“基於偏好的歧視”則指的是審閱者對不同國籍的申請者抱有偏見和刻板印象，因此不能一視同仁。在審閱者手中缺乏詳細的申請者個人信息時，這兩種歧視假設做出的預測結果是一致的，即申請通過率會與國籍相關。而當審閱者能接觸到足夠詳細的信息之時，兩種假設的預測結果相反：在統計歧視理論之下，申請通過率應當與國籍無關，因為當個人信息足夠詳細之時，審閱者不再需要依賴群體信息做出判斷﹔而在偏好歧視理論之下，申請通過率將依然與國籍相關，因為申請者個人信息對於審閱者的固有偏見影響不會很大。
因此，要想區分這兩種理論假設，就需要確定審閱者能否接觸到申請者的詳細信息。
通過美國勞工部公開的數據庫，研究者下載了自2008年6月到2011年9月接受的全部外來移民勞工証申請資料，包括來自190個國家的198,442名申請者通過68,240家公司提交的申請。同時，研究者還對勞工部40名有權限對申請進行審閱的工作人員進行了訪談。
結果表明，在排除了職位高低、工資水平、職業領域以及申請時間等因素的影響之后，申請者的國籍仍然對申請結果有顯著影響。若以加拿大申請者為參照組，那麼在同等條件下，亞洲申請者獲得批准的幾率比加拿大申請者高出13.3%，而拉丁美洲申請者獲得批准的幾率則低23%﹔非洲和中東申請者的獲批幾率分別比加拿大申請者低21.1%和16.9%﹔所有效應在統計上顯著。若嚴格按照國籍來看，所有亞洲國家的申請者也都比加拿大申請者更容易獲得批准，其中印度、韓國和台灣申請者的國籍效應在統計上顯著﹔所有拉丁美洲國家的申請者都更難獲得批准，其中墨西哥人受到影響最大，其獲批概率比加拿大人低35.1%。
在勞工部的審閱過程中，一部分申請者的資料會被抽查並要求提交更加詳細的信息。因此，研究者利用這一程序將申請者區分為信息有限的“未抽查組”和“信息更詳細的抽查組”，用以分辨國籍歧視的真正成因。結果發現，當申請者被抽查並提交更詳細的個人資料之后，國籍對申請批准與否的影響在統計上不再那麼顯著了。事實上，在所有被抽查的申請中，僅有日本和韓國的申請者依然佔有一定優勢﹔拉丁美洲申請者則不再有明顯劣勢。研究者認為，這可能是由於被抽查的申請原本批准率便較低，這降低了審閱者對亞洲申請者的偏好程度，從而導致了國籍影響的不顯著。
在勞工部，負責審閱未抽查組和抽查組的工作人員分屬不同部門。在深度訪談中，研究者發現，未抽查組的審閱者面對有限信息，更傾向於參考申請者的國籍做出決定，例如有些人會將歐洲申請者視為來自“友好國家”，而對中東申請者保持警惕。相反，抽查組的審閱者能夠拿到更多關於申請者和雇主的相關資料，因此也顯得不那麼關注國籍，同時也對自己的判斷更有信心。
該研究的結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統計歧視假設，即勞工証申請中的國籍不平等很可能是審閱者在信息不足的情況下參照了各國申請者的總體情況而導致的。無論如何，這一研究指出了美國勞工部在勞工証批准過程中存在實質性的國籍不平等現象。研究者建議，勞工部應該盡可能要求所有申請者提供詳細資料，並在審閱過程中隱藏申請者的基本信息甚至姓名，以盡可能降低國籍歧視帶來的影響。
劉冉
政見觀察員 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系在讀博士生
參考文獻
Rissing, B. A., & Castilla, E. J. (2014). House of green cards statistical or preference-based inequality in the employment of foreign nation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6), 1226-1255.
http://cnpolitics.org/2015/01/employment-of-foreign-nation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