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最近在其網站上透露，該大學東方語言系下的瑞典-中國合作文化交流項目，即孔子學院，在2014年年底合約到期。斯德哥爾摩大學將不會和中國國家漢辦續約。孔子學院將在今年6月30日關閉。對於該項目不再續約的原因，斯德哥爾摩大學解釋是瑞典和中國已經有了足夠多的渠道滿足文化交流的需求，依靠孔子學院進行文化交流的方式已經“過時”。但是該大學名譽校長維丁又向瑞典媒體透露，“在大學體制裡某些學院受到另一個國家資助的情況是有問題的”。

這一句話道出了該大學孔子學院關閉的部分原因。孔子學院是中國國家漢辦的非盈利性機構。而國家漢辦則是中國國家教育部下直屬的事業單位。孔子學院的經費來源有一部分來自政府預算，另外一部分則來自境外合作高校（具體金額由雙方談判確認）。這一點使孔子學院不可避免地帶有國家色彩。實際上這種國家色彩其實並不總是特別濃厚。參與斯德哥爾摩大學孔院項目的還有中國的復旦大學。但是無論怎樣淡化孔子學院的官方色彩，它仍舊被一些境外人士認為是一種輸出意識形態的國家工具。

對中國的既定偏見

雖然斯德哥爾摩大學孔子學院在網站上介紹自己的時候一再聲明，該學院的目標是“致力於中文教育，並通過各種課程、講座、論壇和出版行為來引發（當地人士）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但是從它開設伊始，就不斷傳來各種不同的聲音。首先是孔子學院建立之初，不得不從命名本地化考慮，小心翼翼地命名為“北歐孔子學院”，后來過了一段時間才把“北歐”一詞去掉。在建成三年后的2008年，斯德哥爾摩大學裡曾經風傳要將孔子學院遷出校園，未果。在2013年，維丁校長因孔子學院被認為是“自由原教旨主義者犧牲品”還專門進行過解釋。但是這一切並未改變歐洲第一所孔子學院被關閉的命運。
在孔子學院在海外的迅猛發展當中，過去五年裡有六所大學關閉了設在本校的孔院，原因多是各種無端的猜疑。西方從學術界到媒體對於中國“軟實力”推廣行為的懷疑和敵意看起來極難改變。

好在除了斯德哥爾摩大學之外，瑞典還有三所大學設有孔子學院。由此看來，瑞典的孔子學院所承擔的漢語教育、文化交流並不會因為斯德哥爾摩大學孔子學院關閉而受到太大影響。由孔子學院承辦的年度“漢語橋”世界中文比賽也不會有瑞典籍漢語愛好者缺席。此外，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做法也並非瑞典官方的政策。中國和瑞典的文化交流項目依舊頻繁。就這個意義而言，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渠道的確很多。作為1000萬瑞典人所擁有的最好的大學，斯德哥爾摩大學是否願意扮演文化交流的推手，那是它自己的選擇，但是文化交流和溝通並不會因為一個大學的決定而被終止。

其他國家政府文化推手如何運作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歐洲第一家孔子學院的關閉仍舊值得中國重新思考跨國文化交流的模式。在西方已經形成了一定的思維定勢的情況下，如何讓對方理解中國文化、提升對中國的興趣，這一點應該提升到公共外交的層面上進行討論。

從2004年開始建設孔子學院，截止2014年12月，國家漢辦10年裡在126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475所孔子學院（其中歐洲39國159所）和851個孔子課堂。國家漢辦計劃在2020年在全世界開辦1000所孔院，以滿足全球超過一億正在學習中文的人口需求。毫無疑問，孔子學院將會成為中國擴展軟實力的重要途徑。正因為如此，它才必須以靈活和實際的方式應對可能出現的問題。

首先，官方身份是孔院的軟肋，但並不是最致命的軟肋。孔子學院一直被認為是與英國文化協會、法語聯盟、德國歌德學院、西班牙塞萬提斯學院等西方跨國文化交流機構作用相當的非盈利組織。有意思的是，上述這些文化交流機構其實和孔院一樣帶有或多或少的官方色彩。例如英國文化協會就聲明自己預算的四分之一來自政府。按照中國相關的法律法規，英國文化協會被歸入英國駐華外交機構的一部分，而不是非盈利性組織。塞萬提斯學院亦明確自己和西班牙駐華使館有密切的工作聯系。筆者自己則參加過歌德學院組織的採訪考察活動，赴德邀請函卻是德國外交部發下來的。

不過，中國的孔子學院的運作模式跟上述的文化機構略有不同。英國文化中心到塞萬提斯學院的這些機構的運行模式以項目推廣、交流為主，起到引導中介的作用。它們可能會單獨開設一些語言課程，但是跟所在地的大學無關。在中國的大學當中可能會有很多類似XX學院協助開設課程、研究所、研討會等，但是一般情況下不會有中國某大學歌德學院或者塞萬提斯學院。而孔院的運行模式則是通過和當地的教育機構合作，直接在當地大學當中建立孔子學院。由於背后的政府色彩濃厚，多被認為是政府項目。這在西方大學裡普遍濃厚的自由主義空氣中顯得不易兼容。因此，如果確實想要推廣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吸引力，孔院應該改變自己充當直接推手的角色，轉變職能，以文化中介的身份為國與國之間的文化學術機構溝通做出貢獻。

退一步來說，在大學授課和各種學術講座當中，孔院在課程設置也需要有一定的靈活性，要有針對性地向對中國感興趣的人士提供各種有說服力和影響力的內容，而不是像國內某些課程那樣充斥著僵硬說教。由於中國自近現代以來的歷史問題異常復雜，僅僅在教學當中是否使用簡化字和繁體字問題上就曾經引起一部分國外學者的無端批評。在各種政治爭端，尤其是涉及領土問題的時候，“一刀切”不容分辯的觀點並不能讓絕大部分人信服。因此在課程內容和教學方式上，做決定前應該進行充分的溝通，甚至應該和當地的華人社區、大學學術圈以及和文化交流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建立某種定期的溝通機制，不能閉門授課之后就萬事大吉。

在過去幾年裡，相對於官方外交而言的公共外交正在中國蓬勃興起。大量民間智庫出現，各個大學與國外學術機構的交流日益頻繁。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孔子學院的出現正當其時，而且還遠遠不夠。不論是在俄羅斯還是在以色列的街頭，筆者都曾經被當地人攔住“陪聊”以鍛煉他們的中文口語。這和20年前筆者在國內街頭四處尋找外國人聯系英語口語相比簡直是歷史的顛覆。在中國日益具有吸引力的今天，中國不但需要孔子學院作為公共外交手段，還需要有更多的民間的、非官方的機構以及人士在各個層面上為國家形象添磚加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以后出現孟子協會、孫子研究所和玄奘交流中心都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中國還需要在類似層面上採用多樣化多格局的手段。

作者：孟秋,《中國經營報》2015年1月17日，http://www.cb.com.cn/economy/2015_0117/11081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