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 年1 月24 日，一個偶然的機會，詹姆斯·馬歇爾（James Marshall）在加利福尼亞美洲河（American Rive）發現了金片，自此揭開了華人遠渡重洋“淘金”的序幕。然而，19 世紀60 年代，隨著金礦逐漸枯竭、橫跨東西大陸的鐵路竣工和頻繁發生的暴力排華事件，越來越多的華人放棄原來的住處搬進舊金山唐人街。“在唐人街之外，沒有其他住所會收留華人。”“在唐人街，華人可以更為輕鬆地呼吸”，“邪惡的聲音消失在遠方，在這裡，到處都是中國人的面孔，令人興奮。”顯然，唐人街為許多華人在異國他鄉提供了一個安全的避難所。

1906 年4 月18 日5 時13 分（舊金山當地時間），舊金山灣區發生了約7.8 級地震，地震隨后引發了蔓延全城的大火，造成超過3000 人喪生、約22.5 萬人失去家園、超過4 億美元的財產損失、7.5 萬人被迫離開舊金山。可以說，在2005 年卡特裡娜颶風襲擊美國之前，1906 年舊金山這場由地震引發的災難是美國本土遭受的最大的自然災難。城市遭受如此之大的災難，位於城市中心的唐人街也難幸免，巨大的災難致使唐人街幾乎成為一片廢墟，大量華人無家可歸。然而，災難給華人帶來巨大損失的同時，也給華人帶來了少許寶貴的機遇。雖然國內外學界關於1906 年舊金山災難對唐人街和華人社會的沖擊有不少論述，但因研究主題所囿，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地震對唐人街的破壞和大量華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未對災難客觀上給唐人街和華人社會帶來的機遇進行分析。為彌補這一遺憾，筆者依據舊金山中英文報紙、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數據和華人回憶錄等資料為基礎進行分析，試圖通過更為廣闊的歷史語境，相對全面地探討重建后唐人街的面貌發生的變化、災難對華人地域人口分布的影響及華人獲取美國公民身份等問題。

一、破舊立新：地震后唐人街的改造

1906 年4 月18 日，一場突發災難襲擊了舊金山，致使45 萬城市人口中有20 多萬人無家可歸，28188 座建筑物受損，城市中心和商業區幾乎成為一片廢墟。4 月18 日上午，當地震剛剛停息，由於少數居民使用損壞的火爐生火做早飯，導致數十處住宅著火，再加上城市過多使用木材建造房屋，零星小火迅速蔓延成為大火災。大火很快從卡尼街蔓延至唐人街邊緣。下午4 時，唐人街也注定在劫難逃。晚上8 時，大火開始沿著加利福尼亞街和沙加緬度街蔓延，街道兩側的建筑物劇烈地燃燒。直至4 月20 日上午，唐人街的大火在燃燒了3 天之后才被熄滅，此時，唐人街幾乎成為一片廢墟。4 月22 日，《奧克蘭論壇報》報道：“東方人居住擁擠的地區，所有的木材建筑物完全消失，唐人街幾乎成為一片廢墟。”4 月22 日，上海《申報》也對這次災難對唐人街的破壞進行了報道：“唐人街及日本人寄居之處，亦遭毀壞。”4 月26 日，舊金山影響最大的中文報紙《中西日報》（Chung Sai Yat Po）頭版對唐人街進行了報道：“昨月二十六，下午四點余鐘，大火殃及華埠。晚八點，沙加緬度街和加利福尼亞街各處陸續燒到。二十七朝十點左右，而華埠盡成灰燼。”災難發生后，大批華人被迫離開家園，前往舊金山灣區附近城市避難，其中奧克蘭是大部分華人首選的城市。

災難過后，華人紛紛回到唐人街原址，希望迅速重建唐人街。然而，由於這次地震引發的大火造成唐人街成為一片廢墟，並迫使大部分華人離開了舊金山，這對一些排華分子來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們再一次企圖將唐人街從城市中遷走。“一些舊金山的白人，幸災樂禍地慶祝唐人街的消失。”“災難給舊金山的未來帶來了三件好事情，其一就是唐人街的搬遷。”甚至《中西日報》也認為：“西人之議遷華埠，已非一日，今經此次火劫，又有機可乘，其不能不遷也必矣。”事實上，舊金山政府也確實多次計劃搬遷唐人街，從獵人點（Hunter Point）到要塞角（Fort Point）和古魯馬（Colma），雖然每次計劃搬遷地點的失敗原因各不相同，但大都因為華人的努力爭取和唐人街可以為市政府貢獻大量的稅收而作罷。最終，市政委員會經過多次商討之后，被迫於10 月1日同意華人在唐人街原址重建家園。渴望重新回到家園的華人，一經政府同意便立即日以繼夜地著手重建工作。經過華人的不懈努力，整個唐人街地區於1908 年完成重建，這比整個城市的重建提前了1 年。

雖然政府官員同意華人在原址重建家園，但也堅持要求華人必須改善唐人街的衛生環境。事實上，19 世紀90 年代唐人街的整改運動就已展開，但由於各種原因，整改運動的效果相對不明顯。1906 年的地震和火災卻意外地給唐人街整改提供了機遇，這場災難幾乎毀滅了唐人街的一切，唐人街的重建工作必須要從頭開始。實際上，華人也確實有必要改造唐人街，在災難過后的最初一段時間裡，因為唐人街過去骯臟的環境，政府拒絕華人在唐人街原址重建家園。4 月26 日，《北京日報》轉譯俄國《警衛報》的消息：“美國政府去年屢擬將華人遷出埠外，謂華人聚居之地污穢惡劣，非人類所居，實為我美國之玷等語。近聞美國政府又復提議此事，實行之期當不遠雲。”災后，華人領袖和唐人街報社多次發表言論鼓勵唐人街進行全面整改。5 月5 日《中西日報》頭版發表評論，予以鼓勵：“此后華埠如能恢復，則有除舊更新之氣象，烏可不因時改良，除其招侮之原因，使成一文明之區域乎？試即其宜改良者，略列之如左。宜掃除偶像，以人為萬物之靈﹔宜除械斗煙賭等事。”《中西日報》於7 月、8 月發表數篇社論反復重申，華人必須改掉那些有損唐人街名譽的惡習。此外，華人領袖還多次呼吁全體華人必須丟棄那些不文明的習慣和風俗。

經過華人領袖和《中西日報》的大力宣傳，重建后唐人街的整改總體上是成功的，雖然華人舊有的惡習沒有得到徹底扭轉，但相比之前已大有改觀。自19 世紀中葉華人來到北美大陸后，賭博一直是華人備受指責的惡習，直到1906 年災難發生前，這項惡習在唐人街也沒有得到有效控制。然而，災難過后，華人會館決定採取措施逐步消除賭博，以此來提升華人的道德品質。在公眾的壓力下，一些重要的華人會館要求於1907 年停止所有的賭博。隨后，華人六大公司（The Chinese SixCompanies）發布正式聲明，禁止華人賭博。失去了華人會館和六大公司的支持，賭場便很難在唐人街生存，如韋弗利居住區（Waverly Place）和一些黑暗的小巷一直是賭場活躍的地點，現在卻不得不搬離唐人街。雖然賭場搬離唐人街造成一段時間內華人會館收入大幅下降，但由於消除了唐人街污穢的環境，一些為東方文化魅力而來的旅游者很快又增加了唐人街的收入。可以說，唐人街賭場的整改較為成功，既消除了唐人街的賭場又沒有大幅度減少會館的收入，以前唐人街黑暗陰森的賭場很快便成為人們對老唐人街的一種記憶。

由於19 世紀90 年代基督教布道團在唐人街強制取締妓院，以及20 世紀初華人男女的比例達到了初步平衡，20 世紀初唐人街的華人妓女人數相比之前已大量減少，甚至唐人街的白人和日本妓女比華人妓女還要多。1906 年地震過后，以唐納蒂娜·卡麥隆（Donaldina Cameron）為首的基督教布道團決定徹底消除妓院這種不道德的場所。基督教布道團經常突襲華人妓院去營救那些無辜的女孩，然后教給她們一些生活的基本技能和知識，直至她們可以完全獨立生活。一些華人會館在公共輿論的壓力下，也決定開始逐漸減少經營妓院，以此來提升唐人街在白人社會中的形象。總之，震后唐人街的妓院再也不像震前那樣公開和受歡迎了。

19 世紀末，聯邦和加州議會制定了數個法律來禁止吸食鴉片。因此，20 世紀初唐人街吸食鴉片的現象已較為少見。然而，隻要華人會館繼續違法開設鴉片煙館，華人吸食鴉片的現象將永遠不會消失，而且華人在唐人街吸食鴉片的現象自19 世紀中葉開始就一直備受白人社會的指責。為徹底改變唐人街和華人的形象，重建后的華人會館決定逐漸減少鴉片煙館，直至徹底拋棄。災后，中文報紙每天大量刊登關於藥物戒毒的廣告，同時，鴉片改教所和治療集會開設在唐人街的主要街區。

此外，1906 年5 月，一些華人會館商討重建唐人街寺廟的問題時，大部分會館希望拋棄這種美國人眼中的“封建迷信”。例如寧陽會館等在唐人街重新開張商鋪時沒有建立宗祠。唐人街從來沒有像此時對這種褻瀆神明的態度可以被忍受，這種拋棄神祠的行為，意味著華人會館開始放棄千年以來的封建傳統。在唐人街重建過程中，華人六大公司在斯托克頓街（Stockton）新建的房子內，為唐人街兒童建立學校來代替重修宗祠。1909 年1 月3 日《舊金山紀事報》報道，以前濫用在建立鍍金神像上的錢，現在投到青年一代的教育上。雖然此后一些寺廟在唐人街重新修建，但唐人街的商人卻開始逐漸拋棄神祠。

最終，經過華人會館的大力整改，重建后唐人街的賭場、妓院和鴉片館大量減少，而且華人領袖和美國評論家對唐人街的整改結果較為滿意。1907 年4 月18 日《中西日報》報道：“我們服裝的風格已經發生變化和簡化，人們越來越多地傾向於選擇舒適和時尚的衣服。許多焚火燒香的儀式被廢除，隻有少數人相信封建迷信，唐人街重建的速度遠遠超過了西方人重建家園的速度。唐人街變化的証據在這裡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美國評論家在唐人街重建后慶祝道：“大火清除了老唐人街的老鼠、罪犯、妓院和其它諸多不良惡習。”華人學者劉伯驥也對重建后的唐人街進行了描述：“地震后，華埠全區重新建筑，一二年間，建成高樓大廈，略帶東方色彩，街道比較寬敞，華埠面貌，比地震前截然兩樣。”誠然，1906 年舊金山地震和火災致使華人遭受了諸多苦難，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場災難也意外給華人帶來了一個機遇，重建后的唐人街擺脫了其糟糕的聲譽，迅速成為一個光明、清潔、繁榮的華人社區，唐人街的歷史也由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二、開枝散葉：華人地域人口分布的變化

自1848 年“淘金熱”興起，大量華人開始集聚舊金山。美國聯邦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880、1890 和1900 年分別有21745、25833 和13954 名華人生活在舊金山。雖然在浩繁的聯邦人口普查裡有明確居住在舊金山的華人數字，但由於種族歧視、暴力排華、華人的隱瞞和白人官員的無能等原因，實際生活在舊金山的華人人數要遠遠大於聯邦政府普查的數字。1900 年，托馬斯·特納（Thomas Turner）為美國工業委員會進行了一項對太平洋沿岸各州的中國和日本勞工的調查，他發現共有2.5 萬名華人生活在舊金山。1903 年，梁啟超估計舊金山的華人約為2.7 —2.8 萬名，舊金山是美國華人最多的地方。如果從19 世紀70 年代到20 世紀初，舊金山華人的人口數量假定在3 萬名左右，那麼在19 世紀70 年代其佔全美華人的比重超過17%，在20 世紀初則達到25%。顯而易見，舊金山華人是美國最大的華人群體，而且唐人街聚集著大量的華人。

地震和大火造成舊金山市中心幾乎完全被毀，加上城市受災人數眾多和長期以來的排華情緒，災后舊金山政府提供給華人的救助物資非常有限，致使成千上萬的華人災民被迫離開家園，前往舊金山灣區附近的城市避難，這明顯改變了此后數十年間舊金山灣區華人的人口分布狀況。如美國聯邦人口普查所示（表1），自1882 年美國實施《排華法案》后，美國和加州的華人數量都在急劇下降，1900 —1910 年間，美國和加州的華人數量分別下降了20% 和21%。然而，根據美國聯邦人口普查所示（表2），舊金山周邊的阿拉梅達縣（Alameda）、馬林縣（Marin）和聖華金（San Joaquin）的華人在1900 —1910 年間卻各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尤其是阿拉梅達縣的華人從1900 年的2211 人激增到1910 年的4588 人，增長了108%﹔馬林縣的華人從1900 年的489 人增長到1910 年的555 人，增長了13%。但距離舊金山較遠的郡縣的華人人口數量仍在大幅度下降，如聖克拉拉（Santa Clara）、洛杉磯（Los Angeles）等。由此可見，當災難發生后，大部分受災華人選擇前往灣區附近的城市尋求避難，而且灣區的阿拉梅達縣是華人集中選擇避難的地方。

那麼，阿拉梅達縣的哪些城市是華人熱衷選擇避難的地方？是否有許多華人前往東部或者中西部避難？據《奧克蘭論壇報》報道，舊金山地震發生后大量華人來到奧克蘭，奧克蘭的華人人數從地震前的1000 人迅猛增加到4 月22 日的2 萬人。另有研究顯示，災難過后約2000 名華人選擇定居在奧克蘭。在這場災難中，加州的裡士滿（Richmond）、夫勒斯諾（Fresno）和斯托克頓（Stockton）雖然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但仍有約1000 名華人災民前往這些地區。此外，災后的第一年，約有1500 名華人災民前往中國避難。與此同時，根據聯邦人口普查（表3）和當時的交通狀況及華人的經濟狀況可知，災難過后，前往美國東部避難的華人較少，少數富有的華商前往美國中西部城市避難（如芝加哥），而大部分華人前往灣區附近的城市（如奧克蘭、伯克利和斯托克頓）和西海岸城市（如西雅圖）避難，並在當地尋找工作和定居。尤其如表3 所示，奧克蘭的華人從1900 年的950 人迅猛增加到1910 年的3609 人，人口激增了280%﹔伯克利的華人從1900 年的154 人激增到1910 年的451 人，人口增長了193%。由此可見，華人的遷徙舉動，部分影響了此后數十年間美國西部華人的人口分布狀況。

自19 世紀50 年代末期開始，加州開始頻繁出現排華事件，白人排華分子經常歧視、襲擊華人。而且在地震過后的前幾天，華人屢屢受到不公平對待，這些都使得華人對白人極為不信任。災難期間，華人逃離唐人街的過程不是慌亂、毫無目的，而是以家庭、鄰居或朋友為單位聚集在一起逃離唐人街，而且前往避難的目的地，往往是有朋友或者華人居住或者是之前較為熟悉的城市。有親歷者回憶起他們離開住宅時的情形：“大火發生的當天，我的家庭、雇員和住在我們樓房裡的鄰居，我們結伴一起離開住所，當晚露宿在唐人街附近的一個公園。”還有華人家庭露宿在舊金山的普雷西迪奧（Presidio）救援營地時，他們經過商議后，共同集資支付了前往瓦列霍（Vallejo）的船票。這個城鎮的小華人社區之所以被選中為避難目的地，是因為他們先前較為熟悉那裡。與此同時，舊金山灣區的華人捕魚碼頭和捕蝦營地也是吸引災民的地方，他們會向北前往馬林縣或向東前去裡士滿的捕蝦營地。舊金山灣區東部的裡士滿社區是一個知名的華人飛地，故而許多華人前往那裡尋求避難。利蘭·金回憶道：“那時候的裡士滿除了捕蝦營地，幾乎什麼都沒有。灣區有許多捕蝦營地，在裡士滿至少有30 個。當然，那時候裡士滿到處都是中國人。”此外，華人在避難中還經歷了排華分子的歧視和排斥，甚至少數華人心理幾乎達到崩潰狀態，試圖自殺來結束痛苦的生活。

三、因禍得福：華工獲得美國公民身份

1882 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宣告結束了自1848 年“淘金熱”開始的大規模華人移民。盡管面對美國大門對華工關閉的處境和美國社會對華人的種族歧視，但由於在美國辛勤工作可以獲得更多財富，大量中國人仍舊渴望移民美國，許多華人試圖通過各種合法或非法途徑進入美國。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從中國乘船至加拿大或墨西哥，然后通過陸路偷渡進入美國，需要面臨重重生命危險﹔而以商人身份進入美國，則需要許多証明文件和資金証明，這對於當時大部分貧窮的中國人來說是幾乎不可能的。所以，通過購買一個假身份証明（即“紙兒子”A）進入美國是一個相對明智的選擇。舊金山州立大學華裔歷史學家徐元音（Madeline Yuan-yin Hsu）教授稱“‘紙兒子’是華人逃避《排華法案》一個最為復雜的機制”。1868 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聯邦憲法修正案第14 條第1款規定：“凡出生或歸化於合眾國並受合眾國管轄之人，皆為合眾國及其居住州之公民。無論何州均不得制定或實施任何剝奪合眾國公民之特權或赦免之法律。”此規定及1898 年“黃金德案”B的判決都為在美華人取得美國公民身份提供了法律支持。

在1906 年大火災中，舊金山政府檔案館被徹底燒毀，當地民眾的出生証明文件也被大火付之一炬。災難過后，華人紛紛借助這次機會，前往市政部門聲稱自己是在美國出生。根據當時的法律條款，任何當事人，隻要有兩位証人（中國人作証也被接受）証明其出生在舊金山，就會重新獲得出生証明並得到美國公民身份。由於大火焚毀了所有舊金山民眾的出生証明，政府部門無法証明這些華人是否出生在美國，加上華人花錢“賄賂”証人，因此許多華人獲得了美國公民身份。

那麼，究竟有多少華人通過這一途徑獲得美國公民身份？根據現有資料很難做出精確的統計，但數量絕對不可低估。因為一旦華人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后，他們根據美國公民身份所確立的血統原則，立即為自己在中國出生的子女和妻子申請美國公民身份。於是，他們每次從中國回來后向移民局謊報說，自己在中國生了兒子，獲得一個“空頭”，這種空頭變成華人的一種“生意”，“出售”給那些需要出國的同鄉。“1906 年地震對許多中國人是一個巨大的機會，他們偽造証明，並宣稱自己是在美國出生。然后他們返回中國，攜帶四五個兒子回來，他們可能會賺一點錢，但不多，這些攜帶的人是他們的兒子或者侄子或者親戚。”根據美國商務勞工部長的年終報告，1904 —1908 年間，每年在美國港口接受入境的土生華人公民總數分別為656、634、915、929、1609 人。美國移民歸化局統計顯示，在1906 —1910 年間，每年中國人申請進入美國的人數分別為2732、3255、4624、6395 和5950 名，其中以美國公民和商人家庭成員名義進入美國的人數增長最多。1909 年，美國移民局注意到“中國人的第二代移民正以這樣的數字推進，事情變得比以前更為嚴重。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利用了這種說法，他們用欺詐手段制造了美國出生的証明。”

此外，20 世紀初舊金山華人中女性的人口數量相對較少，適婚華人女性的數量則更少。根據聯邦人口普查的結果，1900 和1910 年舊金山分別有13954 和10582 名華人，其中華人女性有2136 和1347 名。依據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華裔歷史學家譚碧芳（Judy Yung）教授對舊金山15歲以上華人女性婚姻狀況的統計顯示，1900、1910 和1920 年已婚女性分別為941、619 和596 名﹔單身女性分別為424、208 和224 名。而在當時種族歧視的社會環境下，華人男性與白人女性通婚的數量鳳毛麟角。由此可見，華人人口自然增長的數量十分有限，大部分華人是通過“紙兒子”途徑進入美國的。

然而，當美國移民局認識到“紙兒子”現象逐漸增加時，移民局立即開始對進入美國的所有華人嚴格檢查，加以限制。1910 年開始運行的舊金山天使島候審所，就是一個檢查站，其主要用途就是拘禁和審查新入境的亞洲各國移民。華人從中國港口一路歷經艱辛，剛一進入美國便立即被送往天使島聽候審訊。天使島的候審人的待遇與囚犯差不多，華人在裡面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候審華人的男宿舍擁擠不堪、空氣污濁、光線昏暗。華人的膳食質量很差，不堪入口，每人每餐的伙食費隻有8 美分。即便如此，華人還要經過極其繁瑣、嚴格的檢查和審問，美國移民官在審問華人時總是千方百計找茬，目的就是限制和拒絕華人入境。在此過程中，不少華人沒有通過檢查和盤問，其中也有人因進退兩難、走投無路而在候審所自殺身亡。有的人在自殺前吟詩訴怨，難友們把他們的遺詩刻在板壁上，數十年日積月累，書刻留念的詩篇竟有百多首。

即便一些華人順利通過嚴格的審查進入美國，他們也不得不永遠放棄自己的真實姓名，許多人被迫永遠生活在謊言中，這給他們以后的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心理陰影，他們一輩子都在被發現、被驅逐的擔心中度過。譚碧芳教授的父親譚葉精，1921 年進入美國時，花錢買了一個文件，謊稱自己是加州中國商人的兒子楊庭順。他被移民局在天使島關押了34 天，經過反復盤問，直到移民局排除嫌疑才放行。譚碧芳說:“我的父親一生都在思念故鄉，希望落葉歸根、認祖歸宗。但是他不敢，他始終生活在天使島的陰影中，直到去世也不敢公開說自己姓譚。”許多美國華裔移民都有著與譚葉精一樣的經歷，他們為了逃避檢查，不得不放棄真實姓名，花錢買一紙公文充當美國公民的“紙兒子”。

華人曾為美國西部早期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自1882 年美國實施《排華法案》后，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暴力排華事件的頻繁發生，大量華人離開美國尋求其它生存道路，導致美國華人的總數迅速銳減（表1 所示），華人的人口結構也開始老化。然而，1906 年舊金山地震卻意外地給華人提供了機會，華人利用智慧，巧妙地繞開了《排華法案》對華人移民的限制，獲取了美國公民身份。華人利用“ 紙兒子”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的策略，雖沒有扭轉美國華人總數下降的趨勢，但在一定程度上相對減緩了下降趨勢，部分改善了華人日趨老化的人口結構，使華人社會趨於穩定，這對華人個人、家庭及整個華人社會帶來了長遠影響。

四、結語

本文重在論述1906 年舊金山災難摧毀了華人家園，災難給華人造成巨大的物質和精神傷害的同時，也給華人帶來了少許機遇和變化。首先，災前唐人街一直以污穢的外貌和骯臟的衛生環境存在於白人的印象之中，然而，災后華人領袖和會館決心借助這次機遇，對唐人街進行全方面的整改。經過華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和斗爭，重建后唐人街的面貌煥然一新，以前唐人街黑暗陰森的賭場、妓院和鴉片館很快成為人們對老唐人街的一種記憶，唐人街開始逐漸擺脫其臭名昭著的聲譽。其次，災后由於舊金山政府當局對華人有限的救助和政府長期以來對華人的歧視，大部分華人不得不離開唐人街前往灣區附近城市避難。華人的遷徙舉動，改變了華人高密度聚集在唐人街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此后數十年間美國西部華人的人口分布狀況，為華人在美國的廣泛分布奠定了基礎。再次，由於地震引發的大火徹底摧毀了舊金山政府檔案館，舊金山民眾的出生証明全部被大火付之一炬。一些華人借此機會，獲取美國公民身份，巧妙地繞開了《排華法案》對華人移民的限制。華人採取“紙兒子”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相對減緩了華人人口下降的趨勢，使華人社會趨於穩定。然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些機遇不是舊金山政府當局和白人社會白送的，這背后實際上與華人的智慧、勤勞、堅忍和努力緊密相連，如果沒有華人的勤勞、努力付出，這些稍縱即逝的機遇隨時都會煙消雲散。

在歷史研究中，美國華人不應該僅僅作為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注腳而出現。華人曾為美國西部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但他們在美國史研究中卻相對容易被忽視。筆者研究這段塵封的華人歷史，旨在認識並表達1906 年舊金山災難，一方面給華人造成了巨大損失，使得這一時期成為美國華人移民史上最黑暗的一頁，銘記排華時代華人最痛苦的經歷﹔另一方面，災難又給華人社會帶來了少許機遇和變化，但這些機遇和變化是在華人勤勞努力、堅韌頑強的付出下獲得的，災難改變了部分華人和唐人街的歷史命運。與此同時，這段塵封的歷史也再一次証明，沒有先輩們的苦難、斗爭和犧牲，就不可能有后來者的成就和輝煌。這也恰恰是歷史研究的意義所在，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形塑著我們的當下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