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類學家弗裡德曼提出的漢學人類學范式不僅長期主導了漢人社會研究，也對海外華人的研究范式產生了深遠影響。著名人類學家李亦園曾指出，海外華人社會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實驗室，可以通過實地調查了解中國文化以及中國人的社會組織在本土以外的環境下是如何適應與發展的。換言之，李亦園將東南亞華人研究置於漢學人類學的理論框架下，將海外華人社會視為中國社會的延伸。但也有學者持不同看法。葉春榮認為，不應隻將華人社會看作是孤立於當地社會之外的漢人社會來研究，而應將其放在當地文化脈絡之下來了解。后來李亦園亦有反思，認為這一類研究沒有把華人社會放在華人所處的現代國家體系與全球化背景中進行思考。著名漢學家孔飛力也指出，海外中國移民的遷移史本身不僅是中國史也是世界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海外華人社會的三大支柱之一，海外華人社團組織一直以來是學界關注的重點，也通常是學者開展海外華人社會研究的基點和抓手。受到漢學人類學范式的影響，不少學者將海外華人社團視作中國鄉土組織在異地“移植”、重建和復制的組織形式。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弗裡德曼與孔飛力。弗裡德曼結合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田野調查以及相關文獻資料，提出中國漢人宗族組織的理論范式。孔飛力也指出，海外華人試圖通過宗親會、會館以及廟宇等組織建立其在移居地的“小生境”，並以此維持與家鄉文化、社會以及經濟上的通道。后續研究者基本將華人社團組織放在這種理論框架下討論。但也有學者指出，海外華人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必然受到所在國社會政治和本土化的影響，后者又與國際政治和經濟環境密切相關。

適應機制的解釋在討論海外華人社團組織功能時十分盛行。宋平在考察菲律賓華人社團組織時指出，社團組織具有社會功能、經濟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認同功能。李明歡則將當代海外華人社團的功能劃分為協調海外族群的內部關系、協調華人族群與居住國社會的關系以及協調華人族群的國際性聯系網絡。李明歡曾以荷蘭華人社團組織為個案，討論這些社團為華僑華人抵抗來自主流社會的族裔歧視、拓展經濟網絡以及凸顯歐洲華人群體可見度上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曾少聰指出，社團不僅能夠加強華人族群內部的聯系和整合，協調華人族群與居住國社會的聯系、加強世界華人之間的聯系，還能促進華人族群與中國的聯系。周敏則在與同化論對話的基礎上指出，社團組織有助於華僑華人團結互助，幫助移民個體實現社會適應。跨國主義理論興起后，有不少學者也關注社團組織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功能變遷，在跨國理論的框架下討論當代海外華人社團在促進跨國主義實踐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

在少數對海外華人社團內部沖突及其產生的負作用的討論中，比較常見的解釋是認為受到祖籍國政治狀況的影響。從清末開始，改革派的梁啟超、康有為與革命派的孫中山先后到東南亞與北美宣傳各自的主張，保皇派與革命派在海外華人中各有擁護者。而后國共內戰，海外華人社區又分裂成親共派與親國民黨派。對當代華人社團沖突的討論也延續上述敘述框架，認為其根源是建國前遷移海外的老移民與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出國的新移民在政治立場上的差異。這種說法不僅在學界很普遍，還被各個相關行動者（新老移民、僑領、祖籍國官員等）在不同場合重復表述，使人們忽略了其他解釋的可能。

實際上，上述研究依然沒有完全擺脫漢學人類學范式，傾向於將海外華人社會及其社團組織看作是僑鄉社會及傳統組織的延伸，認為社團組織的內部運作及由此而產生的沖突依然與其對祖籍國的政治傾向有著密切關系。這種解釋路徑由來已久，但這種路徑依賴在討論海外華人組織尤其是當代華人社團時略顯不足。筆者認為，在確立這種解釋之前應該考慮兩個因素：首先，在檢驗二者的因果關系時應考慮其是否存在共變性。如果是政治立場的原因，那麼新移民與老移民的沖突應該一開始就顯見。以北美華人社團為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涌入北美華人社區，新老移民的沖突並不明顯，當時傳統華人社團大量吸納了來自大陸的新移民就是例証。其次，確立因果機制之前應該考慮競爭性解釋的存在。新老移民之間的沖突有可能是政治立場差異導致的，但也有可能是因為彼此已經產生了沖突所以相互指責對方“素質不高”並以此攻擊對方的“政治立場”。這樣似乎就沒有辦法僅依據利益相關者的話語表述進行判斷。

筆者認為，華人社會首先是所在國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討論華人社團組織除了要考慮祖籍國因素外，更要將在地區域的變量考慮進來。基於此，本文試圖結合區域社會結構、在地文化系統以及祖籍國的視角，以美國四邑籍華人社團為例，探討當代華人社團沖突的表現與原因。為了克研究對象的語言表述對分析可能帶來的干擾，本研究將採用參與觀察為主、半結構訪談為輔的田野調查方法。

對任何一個移民個體來說，其遷入移居地后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是適應與融入當地的生活。特別是對新移民來說，其遷移的動機主要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機遇，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經濟條件。因此，不管基於什麼原因，新移民與已經立足的老移民（這些老移民還與他們有著地緣或者親緣的關系）發生沖突看起來並不符合其“適應需求”。但為什麼新老移民會發生沖突，以至於演化成為各相關行動者所意識到的“社會事實”？這需要從海外華人社團組織所處的區域社會結構入手。

（一）   華人社會結構變遷與新成員加入

早期的美國華人社會主要由來自廣東四邑地區的移民所組成。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排華案。為了抵抗主流社會的歧視與排斥，華人退至唐人街，建立起自己的社會組織（地緣性社團如同鄉會、會館，親緣性社團如宗親會、同姓氏社團），形成了早期唐人街社會結構的基礎。20世紀40年代初，由於中美成為同盟國以及美國華人在二戰中的貢獻與優秀表現，《排華法案》被廢除，華人及其后裔第一次有機會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二戰結束后，冷戰格局形成。國際政治因素深刻影響了四邑籍華人社團的發展。此時的社團沖突主要來源於經濟利益糾紛和爭奪社區權力等，由政治立場差異導致的華人內部沖突雖存在，但並不構成主流。

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系正常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中國再次打開國門希望融入世界。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量來自四邑地區的新移民沿著親屬網絡來到美國，使原有社團內部的權力結構發生了一些變化。新移民來之前，社團的財權與決定權均掌握在具備一定經濟實力且對社團貢獻巨大的老移民手裡，這些老移民也被稱為“僑領”。老移民的政治認同呈現多元化趨向，其中有部分移民仍然認同於台灣當局。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國力增強以及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許多老移民也轉變了思想觀念，但大部分還是持“兩邊走”的態度。而新移民到美國主要出於經濟原因，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著強烈的認同與歸屬感。應該承認，新老移民在政治立場上是存在差異的，而且這種差異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時仍然十分明顯。但就當時的情境而言，這種政治立場的區別並未導致雙方的沖突，這與很多研究者的論斷有出入。如果二者之間存在沖突，那麼，新移民到美不久就應該成立自己的社團組織而非加入老移民創立的社團組織。根據當時的歷史資料及口述史顯示，新移民社團在20世紀80年代初很少，反而大多數老移民是十分積極地邀請這些新來的親戚朋友加入傳統社團組織的。

為何此時政治立場的差異並未導致二者沖突呢？筆者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從華人社區所處的宏觀社會結構來說，《排華法案》廢除后，華人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種族性屏障也隨之瓦解，很多華人第二代迅速融入美國社會，有些經濟條件較好的第一代移民也搬離唐人街。傳統華人社團面臨著青黃不接的窘境，新移民的到來為這些社團彌補了人員不足的缺憾。其次，從華人社團內部結構來看，四邑籍新移民是依靠親緣與地緣紐帶來到美國，尤其最早一批來到美國的新移民基本是老移民的直系親屬。因此，即便存在政治立場的差別，但這點並未對血脈相連的新老移民之間的關系造成沖擊。

（二）  社團權力結構變化與日常沖突

雖然新老移民一開始並未產生沖突，但隨著日常性交往與接觸的深入，雙方之間的矛盾開始凸顯出來。以坪縣地域性社團組織為例。許多新移民來到洛杉磯唐人街后，為了尋求熟悉的家鄉感，很多人經由家人、親戚（大多是老移民）的介紹加入了由老移民所成立的坪縣同鄉會。剛開始幾年，由於新移民資歷尚淺，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社會聲望都不足以對把控社團運作的老移民構成威脅，雙方基本上相安無事。幾年后，新移民李國勝被選舉為坪縣同鄉會副主席。李國勝為了壯大新移民隊伍，培養“自己人”，比如推薦新移民周光貴、司徒錦標等人競選同鄉會副主席。一時之間，同鄉會有好幾個副主席都是新移民，這進一步加速了新移民的進入。新移民在坪縣同鄉會等傳統社團中的地位開始逐漸凸顯出來。盡管在族裔聚居區內，新移民的地位仍無法超越老移民，但社區權力結構的變化開始引發了很多原本“掌控朝局”的老移民的不快。一些老移民開始覺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脅，越來越不願意將自己創立下來的“半壁江山”拱手讓給新移民。以周金漢為代表的老移民開始通過各種方式排斥李國勝等新移民，比如使用自己人架空這些新來的“副主席”。憤懣之下，李國勝就帶著幾個副主席離開社團，並揚言：“我再也不回來了。”1990年，李國勝、司徒錦標、周光貴等新移民自己成立了新的組織—淡江聯誼會，旨在為新移民謀福利，為其解決工作及生活困難。至此，坪縣的地緣性社團分裂為兩個社團組織（它們之間的沖突將放在后面論述）。許多四邑籍地域性社團幾乎都在前后差不多時間分裂成兩個或幾個社團。

從上述個案可以看出，新移民的進入對社團內部原有的權力結構造成沖擊，新老移民沖突的根源在於爭奪族裔社區內部的權力位置，而與政治立場的差異並無直接關聯。對於生活在族裔聚居區的個體來說，他們所要面對的是瑣碎的日常生活，而非有關國家認同、政治立場等“宏大敘事”。社團內部沖突在20世紀50—70年代時可能還披著一層“政治話語”的外衣，但進入21世紀后越來越呈現為一種“去政治化”的日常性沖突。這與上文所述的宏觀結構性因素變遷密切相關。美國掃除了華人融入主流社會的結構性障礙，個體可以在族裔聚居區外獲取資源實現社會融入，即便是新移民也可以依靠親屬或主流社會的其他機制（如教育）來適應。這與早期四邑移民必須加入社團、依靠族裔資源實現在地化存在很大差異。上述變化導致當代美國華人社團原先的經濟與社會功能被極大削弱，成員（無論是老移民還是新移民）對社團與族裔社區的依賴程度以及華人社團對成員的控制能力急劇下降。有不少老僑團已經變成了“老人俱樂部”：無論是社團內的老移民還是新移民，都是上了年紀的退休老人，他們平常在社團的活動更多的是娛樂、聊天，這導致社團內部即便存在沖突，也越來越趨向於日常化的表達。

新老移民之間沖突的產生不僅受到所在國社會的結構性因素制約，而且其沖突的日常呈現也與當地文化脈絡密切相關。四邑籍華人社團的日常運作既與華人文化有著密切淵源，也深受美國民主制度文化的浸染。

以往對海外華人社團運作模式的討論主要側重於其對華人社會組織的復制與模擬，卻忽略了這些社團是所在國非政府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美國為例，華人社團作為當地注冊的非營利性組織，其運作模式無疑受到在地文化的影響。這些社團組織的章程基本上大同小異：凡有關社團日常事務的內部決議需經理事會議（通常每月或每兩月一次）甚至是會員大會（通常每年一次，世界性聯誼社團可能會三年一次）討論並由投票結果決定，參會人數與票數均有規定。會議通過有效議案后，缺席者或會議中途退席者也需服從，不服決議者將被開除會籍。由此可見，“程序民主”作為美國民主制度中的核心要素深刻影響了美國華人社團的日常運作。從筆者的田野觀察來看，這樣一套深嵌於當地制度所形成的文化規范已經被社團成員所內化，約束著其意見表達、決議實現與內部交往，很少有違反者。凡有異議者隻能提議修改章程，但各社團歷次的章程修改主要是一些細節問題，基本原則並未改變。新移民剛來美國時並不熟悉這一套深受當地區域脈絡浸染的非制度文化，發生沖突一般以“新移民另立組織”為結果。但新移民漸漸發現這套社團運作體系有助於其提升在社團乃至華人社區的話語權，這也進一步導致其在社團內部形成與老移民對抗的力量。下面將以一個宗親會為例，討論這種文化系統是如何影響新老移民的沖突呈現的。

上文提到的周光貴從淡江聯誼會會長退下來沒多久，就被周氏宗親拉去參加吳周蔡翁的宗親會—明德公所。周光貴來美國前是退休公務員，憑著自己從政多年的組織才能，很快被推選為明德公所的主席，任期滿后轉為元老。他沿襲當年李國勝在坪縣同鄉會的做法，積極招攬吳周蔡翁四姓的新移民。而曾經與李國勝、司徒錦標以及周光貴等眾多新移民有恩怨的老移民周金漢不僅是坪縣同鄉會的元老，也是明德公所的原主席，在公所內享有很高的聲望與地位。新老移民的沖突從地域性社團延伸至宗親會上來。筆者在洛杉磯進行田野調查時，參與觀察了明德公所的一次內部會議。會議的首項議題是討論社團下屬的獎學基金會的資金能否轉由公所支配：

主席宣布首項議題后准備投票。周光貴說：“要先討論一下，不要馬上投票。”主席說：“好，那要不大家先討論一下？”首先是周金漢發言：“現在公所的收入很短缺，基金會本來就是公所的一部分，所以歸公所支配會更好。”管理基金會的負責人反對：“當時設立基金會的時候，已經是和捐款的宗親承諾說公所永遠不能夠動用獎學基金會的錢……”周金漢說：“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們現在通過一個法案，就是說緊急時候公所可以用獎學基金會的錢，這樣這筆錢只是在緊急時刻來用。緊急時刻就是地震了、火災了，遇到天災了，這個公所沒有了。不是說公所想要拿這筆錢，說不定公所發展得很好，根本就不需要這筆錢呢，是不是？只是說在緊急的時候，公所可以動用這筆錢。大家都誤會了，不是公所想拿這筆錢，而是以防萬一。而且你說這個承諾永遠不動用，是誰簽字的，我都不知道的。說實話我就沒有簽字，我可以不認的。”這時會場一些老移民支持周金漢的想法，但基金會負責人則堅持己見，會場氣氛陷入僵局。這時周光貴開口了：“問題就是即使訂了這個法案之后，如果碰到緊急情況，你主席敢用這筆錢嗎？”周光貴將目光看著主席，主席識趣地回說了句“不敢”。周光貴繼續說：“即使是有這個法案，出現了緊急情況，有誰敢馬上就動用這筆錢？不是也要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嗎？”周金漢說：“到時才召開緊急會議那就來不及了。”周光貴說：“再怎麼樣緊急，也隻能是開了會決定這筆錢能不能用。”這時婦女部負責人也說：“確實是這樣，如果確實有緊急情況，那到時再說。”獎學金基金會負責人也緊接著說：“對啊，現在不緊急來討論這個問題干嘛，等到緊急之后才討論，現在討論根本沒有辦法決定。”這時會議的風頭開始變化，大家似乎覺得周光貴的說法比較合理，一番交頭接耳后，主席一看形勢，就說：“那麼要不這個事情暫時擱置，等到以后才來討論這個問題？”大家也覺得是這樣。支持公所管理獎學基金會的周金漢以及他旁邊的元老一看大家都似乎不是很支持這個決定，也覺得沒必要再固執下去。

從上面的情境我們可以發現，社團決議程序對於周光貴提高其在社團的影響力具有很大的積極作用。首先，由於存在著討論與投票的環節，周光貴的辯論才能凸顯出來。比如他提出需要先討論再表決，為行使話語權留下空間。其次，主席願意遵照周光貴的意思，同時公所內部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這一方面側面証明周光貴在公所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証實“討論”作為一種必要程序是為社團成員所普遍認可的。第三，持異見者最終也同意公所按照大多數人的意見執行，說明參會討論對於社團成員而言本身就是一種集體表達，雖各持不同觀點，但大家共享了參與的過程，這種參與使個體獲得一種成員感，盡管可能他的意見並沒有被最終採納。而新移民的社會經濟背景使其在深受當地文化系統影響的社團運作中“如魚得水”。很多實際參與社團活動的新移民多為退休后來美的干部或教師，他們的語言表達與組織能力更強，在靠“辯論”的社團決議中極富煽動力。這在社團有關外部交往的決議中更為明顯：

會議第二個議程是討論淡江聯誼會（新移民社團）想要來明德公所唱歌。其中一位元老先發言:“如果說他們是以明德公所的宗親來我們公所那肯定是沒有問題，但問題是他們是以淡江聯誼會的名義，這不是亂套了嗎？”這時周金漢說：“我們公所隻能夠是我們五姓的宗親過來，不能夠讓其他姓的過來這邊的，他們淡江聯誼會找不到會所就過來我們這邊。那如果開了這個口，其他的社團沒有會所的也跑來我們這邊。”……周光貴這時說到：“其實就當是我們明德公所的宗親請朋友過來玩一下可不可以？我們當時的前輩為了團結華人，不受外人排斥，才成立了這個公所，宗旨就是為了我們華人能夠團結起來，一致對外。我們現在也不要忘了我們的祖先當初有多麼艱辛才在這個異國他鄉生活下來，所以我們現在更要把這個社團發展壯大，不要自我封閉，多和其他社團交流，這樣才會越來越興旺。這個社團要有人氣才會興旺，多讓朋友過來走走有什麼不好呢！”大家一看這麼說了，覺得沒有什麼理由反對。最后主席一看見這個勢頭，就說“要不這個事情我們就定下來，還要不要投票？”其中幾個贊成的人說不用投票了，主席看了一下周金漢，周金漢也說那就不投了吧。主席最后說好吧，那就這麼決定了。

與往常不同，會議最后並沒有進行“投票”，目的是為了維護周金漢等老移民的“面子”。因為如果真的投票，贊成的票數很可能壓倒反對票數。面對新移民借助社團運作背后的文化邏輯實現權力位置的提升，周金漢等老移民則以自己對社團購置會所、日常運作的資金支持與貢獻作為建構合法性資源的基礎，試圖繼續維持在族裔社區內部的主導權。但周光貴認為周金漢“一言堂”的做法很霸道且無理：“他也不喜歡你那些人（指新移民）進來，所以我們今天就逼得他沒話講。你霸道就回坪縣同鄉會霸道，在我們這裡（指至德公所）不行。”但即使是周光貴口中“霸道”的周金漢還是違心接受了決議結果。

在上述沖突中，我們找不到有關“母國政治傾向”的蛛絲馬跡。新老移民共享著相同文化系統，潛在的沖突“政治化”傾向在當地文化脈絡下日趨消解。

受所在國移民政策以及海外華人發展進程的影響，第一代移民仍然是目前美國華人社會的中堅力量，因此，相比其他地區尤其是東南亞的華人組織來說，北美華人社團與祖籍國的關系更為密切。當我們將海外華人社會及其組織置於在地區域脈絡下探討時，仍然不能忽略中國的影響。下面將探討祖籍國因素是如何與當地社會結構與文化系統互動，共同影響了新、老社團之間的沖突的。

隨著由新移民成立的社團增多，其與老移民的沖突從社團內部延展至新老移民社團之間的競爭。老移民社團擁有固定的會所甚至是產業，具備舉辦各種慶典活動以及接待各界人士的穩定場所與雄厚財力。但很多老移民社團中的很多人年事已高，而移民的第二、三代又不願意參加這種“老掉牙”的活動，參與社團日常活動的人數日趨減少。新移民社團由於成員均為新移民，人數眾多，凝聚力較強，每次活動都是濟濟一堂。但由於經濟實力很弱，新移民社團沒有固定會所。大多數新社團每次聚會隻能設在酒樓，被戲稱為“大食會”。

新老移民社團之間的競爭除了受到上述因素影響外，還與祖籍國政府的支持與認可有關。以淡江聯誼會和坪縣同鄉會為例。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坪縣同鄉會是唯一一家坪縣地域性社團，歷史悠久、實力雄厚、具有固定接待場所，因而一直是接待中國各級政府官員的主要承辦方。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省各級地方官員多次到訪洛杉磯，均是由坪縣同鄉會代表坪縣各級社團接待，包括設立歡迎晚宴、陪同參觀洛杉磯等。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坪縣同鄉會的接待能力與組織能力急劇下降，每次前來接待的社團成員都十分少。這點讓有些官員感到“十分沒面子”。2010年，坪縣縣委書記計劃帶團訪問洛杉磯。在以往接待中均扮演“配角”的淡江聯誼會想趁此機會爭取接待權。聯誼會有些成員是退休的公務員，經過他們的多方呼吁，坪縣地方政府決定將此次接待權交由淡江聯誼會舉辦。坪縣同鄉會得知此事后，向淡江聯誼會交涉，希望淡江聯誼會將接待權“交回”同鄉會來舉辦。淡江聯誼會當然“不會把到嘴的肥肉拱手讓人”。最后，由於組織不力、人員不足等原因，坪縣同鄉會最終以參加者而不是組織者的身份參與這次的接待宴會。這也使淡江聯誼會在此次爭奪合法性中取得了優勢地位。

近年來，新移民社團由於成員人數眾多，組織能力強，領導及成員與母國聯系緊密，祖籍國國家、省、市領導人到訪逐漸轉由新移民社團接待。老移民社團為了繼續保持其在社區內的地位，通過各種話語表述貶損新移民社團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任多家老移民社團主席與元老的黃錦權已經八十多歲，是洛杉磯唐人街內最有名望的僑領之一。他開的餐館是各個社團（也包括淡江聯誼會在內）舉辦活動的首選之地。一進餐館就可以看到黃錦權與許多美國以及中國大陸與中國台灣政界領導人的合照。談到對新移民社團的看法時，他露出一些鄙夷的神態：

他們可能就隻有幾個人成立起來的，比如說三四個人、一兩個人就成立起來，然后就印名片，拿著這個頭銜回去，看有什麼好處拿。如果中國知道的話，可能就不接受，但是如果不知道的話，也是一樣接待的。這是他們的做法，我們也管不著的。我們跟他們也有來往，溝通都沒有什麼問題的，他們想那樣做，我們也管不了的，不是由他咯。我們老僑團是不同的，成立了很長時間，都有自己的會館，還有自己的資產啊，收入啊。所以你去支持的話才有底氣，要不你拿什麼去支持那些政客啊。不像那些新移民的社團，他們經常說要開個會了，就到酒店來開。你說什麼同鄉會啊、聯誼會啊，在哪裡？根本就是個空的，只是印在卡片上的。

從上面兩個社團競爭的個案以及黃錦權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新老社團的沖突不是因為彼此的政治支持對象不同，而是在爭奪誰更具有“合法性”，所謂“合法性”的標准就是和祖籍國關系的密切程度。老移民指責新移民假借社團名義獲得祖籍國的接待，“辜負了祖籍國的信任”。而在新移民眼裡，老移民以及傳統社團“兩邊走”的態度以及“牆頭草”的形象，使得他們的合法性根本無法與新社團媲美。許多新移民對於自己“一邊倒”的態度頗為自豪。

新老移民在相互指責時似乎涉及了祖籍國政治，這讓研究者很容易得出“政治立場導致社團沖突”的判斷。實際上，無論是新移民還是老移民面臨的都是在移居地的日常生活，他們希望通過與祖籍國的跨國網絡實現在“強勢客文化區域”的適應與融入。新老移民社團的合法性競爭只是日常性沖突在跨國政治領域上的延伸，但導致的結果卻是沖突的“去政治化”與“日常化”。

海外華人及其組織研究長期受到漢學人類學范式的影響。這一方面增強了人類學對海外華人社會的關注程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研究的瓶頸與路徑依賴。筆者認為，對於海外華人社團的研究早應該走出將其看作是漢人組織延伸的窠臼，考慮海外華人社會所在區域的結構與文化變量對於海外華人社會及其組織的影響。

筆者認為，首先，宏觀社會結構變遷制約著當代華人社團沖突的產生。二戰后，美國掃除了華人融入主流社會的結構性障礙，移民及其后代能夠繞開族裔社區及其組織實現融入。在上述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下，華人社團隻能依靠吸收新移民解決成員斷層問題。同時，華人社團的適應機制被削弱，娛樂功能凸顯。前者導致新老移民在社團活動中為爭奪權力位置而產生分歧，后者則使這種沖突遠離國家認同、政治立場等“宏大敘事”而趨於日常化。其次，在地文化系統影響著新老移民之間沖突的日常呈現。華人社團的日常運作不僅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也深嵌於美國的民主制度文化中。新移民借“程序民主”尋求權力位置的提升，老移民則試圖維持社團的主導權。沖突潛在的“政治化”傾向在上述文化脈絡下日趨消解。最后，祖籍國使新老移民社團的合法性競爭進一步“去政治化”。移民及其社團試圖憑借與祖籍國保持跨國聯系來重構合法性與實現地位表達。但新老移民社團之間對於合法性的爭奪只是其日常性沖突在跨國政治領域中的延伸，其目標更多是出於社會適應與經濟需求而非“政治站隊”。

本文並不否認新老移民在政治立場上的差異，以及母國政治對於海外華人社團發展的影響，這在上面的個案中均有體現，但這些並不能有力証明“政治立場導致沖突”這一論點。當代美國華人社團的沖突在區域社會結構、在地文化系統與祖籍國因素的制約下，呈現為一種“日常化”與“去政治化”的趨向。而被研究者及相關行動者反復述說的“政治立場”更多是對立雙方相互指責的“話語表述”，並不構成社團沖突的主要原因。

社團組織是海外華人社會的縮影，立足於在地區域脈絡下的社團組織研究對於海外華人社會研究跳出原有的漢學人類學范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當然，本文主要探討的是處於“強勢客文化區域”的華人社團的情況。而在“弱勢客文化區域”的華人社團則受制於當地社會結構與文化脈絡，可能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向：比如東南亞華人社團在所在國民族國家意識高漲的歷史情境下趨向本地化、公共化，而這些國家的華人新移民相對北美要少，社團組織很多都要求成員必須具有所在國公民身份或居留權。因此，新移民進入傳統華人社團的比例不高，導致在東南亞華人社團內部沖突主要不是來自新老移民，即使有新移民組成的社團，也與傳統社團的矛盾不多。因此，不同區域下的社團比較研究就顯得十分必要，這對於思考不同社會結構與文化脈絡下的華人社會及其組織具有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