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人群體是中國國際形象傳播的一個重要窗口。他國民眾關於當地華人的認知，總是與其如何看待中國密不可分。近年來，隨著海外華人數量的增長，華人在海外居住國范圍越來越廣，華人群體對於中國形象在海外傳播的意義也越來越大。華人形象研究成為中國形象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華人群體在他國的形象，在宏觀層面，有助於我國在對外文化傳播領域，有的放矢地針對對象國制定差異化傳播策略﹔在中觀層面，對於我國政治文化機構、中資企業等更好地在對象國開展工作和業務，能夠提供一定的借鑒﹔在微觀層面，有利於華人作為個體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

中國和德國互為彼此在亞洲和歐盟的最大貿易伙伴。近年來，中德兩國也積極促進雙邊人文交流。同時，德國華人數量大幅增長，成為在德亞洲移民中最大的族裔群體。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最新發布的統計結果，2015 年，德國華人A總數達到14 萬之多，比2014 年增長了近3 萬。

目前國內關於海外華人形象研究的成果中，以涉及美國華人的成果佔絕對多數，關於歐洲華人形象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關於德國華人形象的則更是稀少。筆者在中國知網中輸入主題詞“德國華人”，得到相關論文僅260 篇左右。這些論文的研究視角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德國華人歷史研究（德國城市的華人史或留學史、華人移民歷史演變與構成）﹔二是現當代德國中國移民群體研究（技術移民、華人跨國身份認同）﹔三是旅德華人作家作品分析以及對當地華文媒體的觀察。

目前國內公開出版的研究德國華人群體的專著也是屈指可數，主要涉及華人在德國的社會整合與分化以及跨文化交流情況。200 多篇論文中，聚焦或部分涉及德國華人群體形象研究的論文不足20 篇。這些研究成果，視角相對單一，主要集中在自我形象層面，即從中國視角觀察華人。而像《2007 年德國“黃色間諜”案解析》在他形象層面觀察德國人如何看待華人的，則數量更少。而華人群體的他形象研究，對於我國國際形象的海外傳播，恰恰不可或缺。

這種相關研究成果不足、視角單一的現象，無論與在德華人數量、德國在歐盟乃至世界上的重要性，還是與中德經貿往來以及人文交流的強度和深度，都是極其不匹配的。德國學界也鮮有關於華人群體的研究成果，因此有德國學者稱德國華人群體為“不顯眼的少數群體”。德國華人群體形象研究可謂學術研究迫切需要的一個重要課題。

華人題材的德語影視作品是研究德國人眼中的華人群體形象的重要平台。電影和媒體是反映文化現象的重要渠道，形塑了人們對於政治、文化、歷史、身份等各種問題的看法。電影作為獨特的媒介形式，不僅提供消遣和娛樂，也具有傳播社會價值的功能。尤其是高收視率的影視作品，因其傳播范圍廣，能夠影響德國公眾如何看待華人和中國﹔另一方面，影視作品是以德國社會關於華人和中國的現有認識為基礎，通過對其進行藝術加工和戲劇化操作而形成的，因而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影片集成式地凝縮了德國公眾眼中的中國形象和華人形象的一個或多個側面。

本文選取在德國具有高收視率和影響力的三部華人題材的電視電影故事片，即《死亡的中國男人》（Der Tote Chinese，2008）、《中國公主》（Die Chinesische Prinzessin，2013）和《酸甜鄰居》（Nachbarn Süß-sauer，2014），依托跨文化交流領域和傳播學的相關理論，對影片中集中呈現的關於華人和中國的具體刻板印象以及在文化、經濟和政治等領域的框架性認識進行分析和提煉，進而獲悉德國公眾眼中的華人形象和中國形象，並據此提出相關建議。

德國媒體基於議程設置功能，在華人形象和中國形象建構方面，對於德國公眾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因為媒體是德國公眾獲得有關中國和華人信息的重要渠道。這裡說的德國媒體既包括新聞媒體，也包括影視媒介。研究表明，這兩種媒介所建構的華人形象和中國形象之間具有高度的關聯性，即華人題材的影片與德國媒體涉華報道之間關聯密切。

（一）《死亡的中國男人》與華人偷渡問題

《死亡的中國男人》屬於德國知名偵破系列片《案發現場》（Tatort），講述的是法蘭克福機場酒店發生的一起與偷渡有關的謀殺案。死者是一名秘密從事人口走私交易的華人。酒店的華人女翻譯因獲知其父母的死亡與死者的蛇頭生意相關，蓄意報復謀殺。在德國刑警開展偵破工作的過程中，來自中國的大批偷渡者逐漸浮出水面，他們過著隱匿的地下生活，居住和工作環境惡劣，為了償還虧欠蛇頭組織的巨額費用，日日在工頭的監督下辛苦工作，或者在中國同鄉帶領下非法打工，並且時刻擔心被德國警察發現。

該片的內容設置以及對華人群體形象的塑造，與德國新聞媒體中的華人形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媒體報道中一再出現的諸多內容，如德國/ 歐洲境內有不少非法偷渡過去的華人、蛇頭組織生意興隆、偷渡客在偷渡途中喪命、為了償還債務不得不像奴隸一樣拼命干活…… 這些關於華人群體的刻板印象，在該影片中都有所體現。此處以德國主流媒體《明鏡》周刊和《時代》周報的報道為例。

據《明鏡》周刊《不死的中國》一文報道：“長居簽証的數量常年穩定不變。沒有人來，沒有人走，沒有人死去。現在又有新人來了，但依然沒有人死亡。”該文的主題是羅馬華人社群的“不死之謎”：探究當地華人死亡之后尸體的去向，起因在於當地有很多可怕的傳言，比如“埋在工廠邊的花園裡”或者“被餐館拿來做湯”。

《時代》則稱：“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華人在布達佩斯走完他們的人生歷程。十幾年來，不管是自然死亡還是被謀殺，這些人的尸體都不見蹤跡。據警察所知，當地沒有華人墓地。死了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只是死者生前用的護照會由另一個中國移民繼續使用。”

《明鏡》的另一篇報道講述的是中國偷渡客的情況：“58 名來自中國的偷渡者悶死在前往英國的途中。如今歐洲各國應該加大力度聯合打擊高度專業化的蛇頭組織。”“那些在偷渡前隻能支付部分費用的人，到達目的地之后需得靠打工償還余款。”

《死亡的中國男人》中甚至出現直接照搬《不死的中國》一文的內容，足見德國影視媒體所建構的華人形象和中國形象與德國新聞媒體涉華報道之間的關聯程度之高。影片女主角主動和德國刑警談起這個話題：“都說羅馬的中國人是不死的。這說的其實不只是生活在羅馬的華人，而是所有中國境外的華人……三十年來我們大約有2 萬名同胞在羅馬生活，但卻一次葬禮都沒有。沒有人死亡……人口數量穩定不變。”對方問及老去的華人到底去哪兒了，女主角回答說：“很簡單，年輕的取代年老的。”這與《不死的中國》一文的猜測完全一致—沒有任何証據的猜測。

影片表現的中國非法移民的生活，與媒體報道的內容也完全一致：不是勞動奴隸就是非法勞工，過著隱匿的地下生活。該影片的結尾設計是，德國刑警解救出集裝箱中的中國偷渡客。這與曾經在德國引發轟動的新聞事件存在關聯— 58 名中國偷渡客在前往英國的途中悶死在貨車的貨箱中。

這些刻板印象存在於多部華人題材的德國影片和歐洲其他國家制作的影片中。它們通過這種方式一再被重復和証實，進而頑固地流傳於德國/ 歐洲社會中，想要消解它們是極其困難的，所需時間自然也相當漫長。這也是我國在實行對外文化宣傳和國家形象傳播時面臨的實際困難之一。

（二）《中國公主》與對中國的政治偏見

同屬《案發現場》系列的《中國公主》，圍繞一名女性華人藝術家被謀殺的案件展開。她是一名異見分子，因擁有皇室血統被稱為中國公主。德國警方起初懷疑中國國安人員是凶手，動機是中國內政原因，因為女主人公死前欲召開記者招待會，要將所謂與中國少數民族有關的証據公之於眾。結果真凶是她的華人助理，因為當地的華人黑幫組織“三合會”也想得到這些証據，為此對相關人員展開追殺。該華人助理為了保護懷孕的未婚妻，應允幫助三合會拿到“証據”從而殺害女主人公。

《中國公主》和德媒涉華報道之間同樣具有一定的關聯性。比如，影片的配角之一是一名被關塔那摩監獄釋放的維吾爾族青年。而相關事件在德國曾一度成為熱點新聞，並引發規模較大的討論。影片設計這一角色出現，顯然是受到新聞事件的影響。

在德媒涉華報道中，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一直是一個重要議題，並且相關報道中充斥著對中國的各種政治偏見。從影片角色設定可以看出，《中國公主》的故事同樣是在對華政治偏見框架中展開的：持不同政見的華人藝術家、從關塔那摩監獄釋放的維族青年、持外交官身份的中國國安人員等。對華政治偏見背后的深層原因在於中德兩國的政治制度差異。影片的另一情節也反映出這種政治偏見：中國國安人員為了讓德國商人配合其工作，利誘和威逼兼施。相似內容在《明鏡》2007 年刊登的《沙粒原理》一文中曾有出現，該報道稱歐洲境內有很多華人受中國國安指使從事間諜工作。該文的發表對德國華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擾。

影片中還出現了華人黑社會組織“三合會”。研究表明，在美國電影中，邪惡殘忍的黑社會組織也是華人群體形象的特征之一。可見，西方不同國家的華人群體形象有一定的共性。“華人黑社會”在德國媒體涉及華人群體的報道中經常會出現，比如稱華人聚居區處於黑社會統治之下，或稱黑幫是華人群體犯罪行為的幕后推手—德國媒體多次質疑那些客流量低的中餐館和店鋪是華人黑社會組織洗錢的渠道。

（三）《酸甜鄰居》與“中國威脅論”

《酸甜鄰居》是極少的專門以中德人際互動為內容的影視作品。該片以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國威脅論”和德國人對中國的恐懼心理為大背景，講述了一個剛剛移居德國的中國四口之家，在工作和學習等各方面都勝出其德國鄰居一籌，進而引發兩家矛盾的故事。

劇中中國家庭的父親在光伏行業工作，剛入職就取代德國鄰居兼同事布呂克先生被任命為經理﹔中國家庭的母親在德國高校任教授，而德國母親是一家小花店老板，並且前者成功吸引德國鄰居們一同飲茶、打太極，其中也包括德國母親的閨蜜們﹔中國家庭的兩個孩子在各方面完勝德國鄰居的孩子，他們不僅學習成績好，而且中國兒子取代德國兒子成為籃球隊隊長，中國女兒搶走了德國女兒的男朋友。鑒此種種，德國家庭的成員一致認為受到來自中國鄰居的威脅，並奮起迎戰。影片塑造的中德兩個家庭的鄰裡關系和矛盾，折射出德國社會對於中德兩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發展變化的觀察。影片情節設計與德媒中長期存在的“中國威脅論”高度相符。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中國崛起，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始終居於德國媒體涉華報道議程列表上。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升，報道密集度也越來越高。中國光伏產業的發展近年來在德國媒體中成為重要議題，起初德媒質疑中國光伏工業的創新能力，后逐漸變為認可中國在光伏領域達到世界領先技術水平，對中國這個同行業競爭對手既敬重又忌憚。這一議題以及對中國企業的態度轉變，在《酸甜鄰居》中也有所反映：企業管理層認為，對於公司發展而言，新來的中國同事遠比為公司服務多年且做出過貢獻的德國員工更重要，因此將之前內定的經理職位交給中國父親。

對三部影片的橫向分析表明，一方面，德國媒體在華人形象和中國形象建構方面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和議程設置功能﹔另一方面，影視制作團隊很了解德國新聞媒體涉華報道議程和德國社會廣泛流傳的有關中國和華人群體的各種刻板印象。制作方在影片中使用這些元素，可以迎合德國受眾的現有認識、品味和期待。而與中國和華人相關的新聞熱點事件在影片中成為母題或者背景因素，能夠依托新聞事件的轟動效應，獲得受眾更高的關注度和現實感﹔關於中國和華人的眾多議題或者刻板印象在影片中聚集出現，則可以取得更好的戲劇化藝術效果，使影片的觀賞性和娛樂性更強。

從縱向對比看，三部影片所建構的華人形象和中國形象，除了諸多共同存在的刻板印象之外，最大的差異之處在於，影片中華人主角的身份發生了鮮明的變化：從非法偷渡的移民、流亡藝術家，到在事業和學業方面都成功和自信的旅德華人﹔與此相應，影片所呈現的對中國的整體認識框架也在發生變化，即越發關注中國的經濟發展，並認識到中國的重要性。隨著中國的國力發展和國際地位提升，德國電影對於華人形象和中國形象建構的這種變化，未來勢必會繼續保持下去。

這三部影片以華人在德生活為題材，涉及到德國社會關於中國文化的認知，因而都包含多項被德國人視為典型的中國文化元素。

根據特姆彭納斯（Trompenaars）的文化洋蔥模型（見圖1），文化像洋蔥一樣是分層次的，外圍層面是人們能直接感知到的文化元素，是相對顯性的﹔而處於文化內部的是價值觀等隱性元素，是無法直接感知的。位於最外層的是人造物品（比如語言、服裝、建筑、食物等可直接感知的物化符號），中間層是規范與價值（比如關於“好”與“壞”，“對”與“錯”的集體界定和區分），核心層是絕對預設（關於人類生存問題的基本預設）。

依據文化洋蔥模型，可將影片中的中國文化元素分層歸類如下：

（一）人造物品層面的中國文化元素

三部影片都植入了眾多的中國元素，其功能在於突出影片中華人生活環境的中式特點。這些元素多為德國公眾熟知、往往被視作具備典型的中式特征，比如《酸甜鄰居》中的中國家庭生活中到處都有中式烙印，包括家具（中國古典風格）、燈具（龍紋圖案）、茶具（青花瓷）、著裝（旗袍和唐裝）、食品（漢字包裝）等等。《中國公主》中，“三合會”的辦公場所和倉庫裡滿眼都是中國式物件，比如龍形狀的飾物、紅燈籠、京劇臉譜以及中國食品。《死亡的中國男人》中也有拼貼中國元素的場景設計：中國偷渡客的孩子在玩游戲時，手裡提著紅燈籠或者寫有“福”字的燈籠，並且有孩子穿著演出服玩舞獅。這些被視作具有典型特征的中國元素會使大多數德國民眾聯想到中國。華人題材德語影片中的中式元素的集合，在某種意義上，可看作德國人眼中的中國形象或華人形象的物化圖譜。

位於文化最外層的這些中式元素，對於中國文化圈之外的人而言，是中國文化中最易直接感知到的元素。根據所屬范疇不同，又可分為四類。

1. 飲食類：比如白酒、茶、月餅、動物內臟類食物、米飯、被視作典型中餐味道的酸甜口味。

2. 語言和文字（包括普通話和中國地方方言）：影片中說漢語的不僅是華人角色，也有德國人模仿說中文的橋段。漢字也經常作為中國元素出現。

3. 傳統中國元素如紅燈籠、龍、舞獅、太極拳、武術、旗袍，以及歷史人物孔子、孫子。

4. 源自中國的植物：竹子在兩部影片中都作為典型的中國元素出現。在《中國公主》中，挂滿屋子的竹杆和紅燈籠是展會現場最醒目的裝飾﹔在《酸甜鄰居》中，竹子被塑造成中國文化的代表—對抗代表德國家庭園藝文化的蘋果樹。

（二）規范與價值層面的中國文化元素

1. 中國人姓氏置前的行為規范

影片都涉及到中國人將姓氏置於名字之前的行為規范。德國的人名規則是名在前、姓在后。有的影片有意識地將這個文化差異設計成戲劇沖突：《酸甜鄰居》中，當德國男主人獲悉中國姓氏置前規則時，便改以這種方式向中國鄰居介紹自己和家人。相比之下，《中國公主》中對華人角色的稱謂是非常混亂的。比如德國警察多次稱呼華人助手為“玉堂（音yu tang）先生”—“玉堂”是名，而非姓。德語基本規則是對於關系較近者直呼其名，而對於關系較遠者則稱呼對方為某某先生/ 女士，即“姓氏 先生/ 女士”。所以這位警察稱其為“玉堂先生”，應是誤將“玉堂”當做姓氏。但此處很難界定，這到底是因電影制作方不了解中國姓氏置前的規則所致，還是其為了突出中德文化差異有意設計的戲劇沖突。

2. 中國人的家庭觀念

影片都強調中國人的家庭觀念—集體主義文化特征的表現之一。《死亡的中國男人》中，男主人公一心想去美國看望妻兒，因此不惜非法偷渡，不惜偷走死者的護照和機票，欲冒名頂替飛往美國。《中國公主》的男主人公則為了保護懷孕的未婚妻，鋌而走險犯下謀殺罪行。《酸甜鄰居》中的中國家庭為了陪伴老人，一再推遲赴德行程，直至老人離世，並將老人骨灰帶到德國。

3. 高權力距離

三部影片都或多或少都突出中國文化的高權力距離特征。權力距離指社會成員對於權力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具有高權力距離特征的文化更傾向於接受等級化的制度結構。《死亡的中國男人》中，當德國刑警欲在酒店吸煙被前台勸阻時，說了一句“我跟您打賭，中國警察肯定不管在哪兒都是想抽就抽！”《酸甜鄰居》中，在秩序管理局人員執法時，中國父親強調自己身居要職，期待借此得到特殊照顧。工作人員予以拒絕，稱其職業身份在中國或許會令他享有特殊地位，但在德國絕無可能，因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因藝術創作的需要，同時也為了更好地迎合德國受眾的欣賞口味和預判，這些影視作品中都充斥大量關於華人和中國的刻板印象。這裡說的刻板印象又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他定型看法，即德國人關於中國和華人的刻板印象﹔第二類是自定型看法，即在涉及中國和華人的方面，德國人關於自己的刻板印象。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刻板印象。

（一）中國有很多人、全世界有很多中國人。A比如，《酸甜鄰居》的場景：德國家庭討論新鄰居是哪國人，兒子堅稱新鄰居是中國人，理由是全世界有13 億中國人，因此新鄰居來自中國的幾率極高。《死亡的中國男人》中也有類似的場景：德國刑警表示，這起中國人死亡案件對於他和同事而言簡直就是噩夢，因為僅在中國生活的就有十多億中國人，所以想要弄清楚死者的身份難度極高。

（二）中國人/ 亞洲人作為個體對於德國人而言毫無辨識度。《死亡的中國男人》中多次出現此類論斷：德國刑警需要傳喚與會的中國人，但是他們和酒店經理都無法通過面孔辨識傳喚對象，於是不得不求助於中文翻譯﹔男主人公偷了死者的機票和護照，並且由於語言不通根本無法與機場工作人員交流，但卻可以順利辦理登機手續，沒有引起任何人懷疑。實際上，在影片之外，德國人也經常表示他們沒有能力識別個體亞洲人，換言之，亞洲人對他們而言長得都是一個樣。區分來自不同亞洲國家的人，對德國人而言也是一個難題。在《酸甜鄰居》中，中國父親一再被迫為其中國人身份抗爭：他不是被當成日本人，就是被說成是越南人。在《死亡的中國男人》和《中國公主》中，德國警察在偵破工作初始時，都強調死者是亞洲人，因為他們不能確定是不是中國人。德國人認為自己無法區分亞洲各國人的自定型看法，從影片中飾演“華人”角色的演員並非都是中國人，而只是亞洲人—越南人、日本人、泰國人等等，亦可見一斑。比如有位駐德記者如此描述他參演德國電影的經歷：“亞洲工廠寫進劇本，中國人不夠越南人湊。”

（三）中國人不會發舌顫音“R”。三部影片中都可以觀察到該刻板印象，其中尤以《中國公主》最為突出：女主人公稱呼姓“Borne”的德國醫生為“Boene 教授”，比正確的發音少了一個“R”。醫生指出其發音錯誤，並補充說他的全名中有好幾處舌顫音。制作方為了迎合德國公眾關於中國人不會發舌顫音的刻板印象，通過情節設計使其凸顯出來。該片中的其他華人角色也大多不會發舌顫音，比如華人助手和中國外交官員。《死亡的中國男人》中的男主人公和死者也都不會發舌顫音。這個刻板印象在德國社會傳播很廣，甚至德國還流傳一則笑話，講的是一個中國人把自己會發舌顫音當成馬戲節目銷售。需要指出的是，影片中也有德語地道、會發舌顫音的華人角色。

（四）中國人喝白酒、中國人什麼都吃。德國人認為中國人不能喝酒，因為身體裡缺少代謝酒精的酶。《酸甜鄰居》的情節凸顯出該刻板印象：中德兩個家庭一起飲酒，兩位中國父母一飲而盡，而德國母親被中國白酒之烈嚇了一跳，同時她此前關於中國人不能喝酒的認知也受到了挑戰。《死亡的中國男人》中，影片開頭就是死者生前和幾位華人在酒店喝白酒談生意，而后又和另一位客人一起喝白酒。

在德國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中國人什麼都吃。四條腿的，除了桌子﹔天上飛的，除了飛機，其他的中國人都敢吃。關於中國人飲食習慣的刻板印象，在華人題材的影片中幾乎是必選情節。《酸甜鄰居》中，中國人的飲食習慣和中德飲食文化差異，是一個重要話題：德國鄰居不僅談及中國人有怪異的飲食習慣，比如吃狗肉、蛇和老鼠，而且還懷疑中國鄰居送的飯菜是用自家寵物狗的肉做的，因此兩家矛盾激化，大打出手。《中國公主》中有這樣一幕：德國醫生在“三合會”的倉庫發現冰箱裡有大腸。而現代德國社會一般是不食用動物內臟的。

（五）瞇縫眼和大鼻子。影片中多次出現“瞇縫眼”（Schlitzaugen）一詞，該詞反映了德國社會關於中國人相貌特征的刻板印象之一。多年來，瞇縫眼、長辮子、頭帶越南式斗笠等元素構成德國漫畫作品中的中國人形象的基本特征（來源於滿清時期的中國人形象）。這種漫畫形象被廣泛接受和使用，在德國新聞媒體中也可以見到。現今依然有中餐館使用該漫畫形象做食品外包裝的圖案。與之相對應，德國人稱自己為“大鼻子”（Langnasen），這是他們對自己在中國人眼中的外貌特征的定位，屬於自定型看法。需要強調的是，“瞇縫眼”一詞是貶義的、甚至帶有歧視色彩。

（六）中文是天書。德語中有一句俗語叫“Ich verstehe nur Chinesisch”，這句話字面的意思是“我隻懂中文”，但實際表達的是“我一句都聽不懂”。言下之意，中文像天書一樣，是無法理解的。在三部影片中，中文都被說成是陌生的、有異域色彩的、極其難學的語言。比如，《死亡的中國男人》中有一個場景：當一名德國刑警說話沒有得到任何同事的回應時，他說道：“難道我說的是中文嗎？”從德語中將中文等同於天書的這種約定俗成的表述方式，已經不難想象，中文長久以來在德國人眼中是何等難懂和陌生。

在《死亡的中國男人》和《中國公主》中，偵破工作都因為涉及中國人，語言溝通受阻，而被視作有額外難度。兩部影片中，德國警察都很難找到中文翻譯協助他們工作﹔而且中國人的名字也讓德國人頭疼：不知道怎麼讀，也很難記住。

影片中還有德國人模仿說中文的橋段。《酸甜鄰居》中，一名德國學生即興模仿成龍電影裡關於北京烤鴨的一段台詞，不過他表示並不知曉是什麼意思。《中國公主》中，德國醫生說了一段中文，並且還出現女主人公教其練習四聲的情節。實際上，德國流傳一種小游戲：使用沒有任何含義的象聲詞“Tsching Tschang Tschung”（音：青嗆窮），假裝在說中文。《中國公主》中，德國刑警記不起涉案中國外交官的名字時，氣惱地用“Tsching Tschang Tschung”來替代。

（七）勤奮的中國人。德國新聞媒體建構的“中國人勤奮”的刻板印象，在影片中也有所體現。《酸甜鄰居》中，中國家庭的孩子學習刻苦，周末要上多個興趣班，而德國孩子甚至上課時也不認真。中國父母搬入新家不足24 小時便已進入工作狀態，而同一時段德國父親在看電視，母親在觀察中國鄰居。《死亡的中國男人》中，中國偷渡客們像奴隸一樣辛苦勞作，以償還虧欠蛇頭的費用。

（八）華人黑社會組織的存在。德媒關於華人社群的報道中，屢屢出現華人黑社會組織：質疑客流量小但堅持開門營業的中餐館和店鋪是黑社會洗錢的渠道﹔將中餐館和華人聚居區發生的犯罪行為與黑社會聯系起來。2007 年德國小鎮齊藤森（Sittensen）的一家中餐館發生謀殺案，未等德國警方發布任何信息，德媒便紛紛猜測是華人黑幫所為。《明鏡》這樣寫道：“大家都在猜測凶手的身份。這顯然是有組織的犯罪，會不會是中國犯罪團伙‘三合會’呢？”《漢堡晚報》稱：“三合會、華人黑幫組織、強制收取保護費：齊藤森的中餐館發生了令人震驚的七重謀殺案之后，這些詞一下成了高頻詞匯……猜測疑凶是華人黑社會組織的聲音越來越高。”

《中國公主》中“三合會”作為重要的角色出現，足以証明德媒所建構的有關華人黑社會組織的刻板印象在德國社會傳播之廣以及兩種媒介之間的高度關聯性。

華人題材的影視作品是集中反映德國公眾如何看待華人群體及其母國中國的重要媒介。這些影片中密集地展示了德國社會關於華人和中國的多重刻板印象。影片為了突出與華人相關的中國文化特色，拼貼式植入一系列對於德國人而言具有典型意義的中國文化元素，其中那些屬於人造物品層面的文化元素集合，可以視作德國公眾眼中的中國形象和華人形象的物化圖譜。通過華人題材的影視作品，這些中國文化元素和關於中國和華人的刻板印象，以集成式、形象化和娛樂化的方式，一再被重復、証實和傳播，進而影響德國受眾對於中國和華人形象的感知與建構。因此，想要消解頑固存在的關於中國和華人的刻板印象，實非易事。不過，國家形象和族裔形象並非鐵板一塊，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德國公眾眼中的華人形象和中國形象已經開始發生變化。這從前面所分析三部影片的縱向對比中可見一斑。

華人群體形象是中國國際形象的重要符號建構。塑造傳播全面的積極的華人形象，有助於維護良好的中國形象。為此，我國須在海外傳播方面掌握一定的主動權，盡量延伸到目標受眾群體中去。針對德國社會關於華人和中國的頑固刻板印象，我國媒體可加強在德國影視領域的存在，根據德國受眾的欣賞口味和觀影心理，推出中國視角下的中德跨文化交際題材作品，講述華人在德國遭遇這些刻板印象的故事，或者向德國受眾介紹他們身邊的優秀華人事跡，從感性層面推動德國社會重新感知華人和中國。同時，鑒於新媒體的強勁勢頭和得天獨厚的海外傳播優勢，可以利用海外社交平台設置專門交流議題，有的放矢地引導德國受眾討論並修正關於華人和中國的刻板印象。建構良好的華人群體形象，當然更需要華人尊重當地習俗，注重文明修養，優化自身行為。在德華人應主動了解德國社會關於華人和中國的刻板印象，避免違背德國社會習俗和價值觀的行為，並積極融入當地社會，努力成為傳播中華文化的使者。在個體行為優化之外，華人社群組織、中餐館、中資企業等也應發揮組織作用和行業力量，一方面積極參與當地事務和建設，為當地發展做出貢獻﹔另一方面各司所長，協同消解華人和中國的負面刻板印象，積極傳播中華文化。這不僅有益於提升我國在德形象，也是華人在德長期生存發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