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精英層”中國新移民因能夠釋放更大的紅利而備受中日兩國青睞，同時，也引起學界較多關注。筆者以往的研究表明，精英層採取積極扮演市場中間人和文化中間人的行動策略。一方面，善用“經濟共享理念”，通過創新跨國商業模式、搭建中日經貿合作平台，拓展與日本地方政府及各業界人士的交往，試圖建立穩定的互促共贏關系。另一方面，重用“文化共享載體”，通過在日本各地創造“春節祭”等中日共享的品牌活動，使日本民眾在享受中華文化盛宴的同時，通過面對面的交往加深對中國人的了解和信任，推動日本社會以開放、包容心態接納外來族群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異質性。精英層憑借其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經濟資源等優勢，為中日兩國間友好交流與合作搭橋引線，不僅帶動著整個在日中國人社會的立足與發展，也建構了日本城市文化的國際化色彩。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正是通過創建融合友誼與功利雙重目的的各類“社會團體”來廣結中日人脈、爭取主流社會的認可與遷入地公共資源、實現集體維權及個人社會經濟地位提升等，進而獲得自身心理需求與利益訴求的滿足。

那麼，族群引領者以外長期在日工作和生活的“大眾層”中國新移民，尤其是處於族群底層或邊緣的弱勢成員，又是採取哪些有效途徑來獲取社會支持並適應日本社會的呢？關注新移民大眾層日常實踐中的社會交往，對進一步全面把握在日中國人生存狀況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擬通過實証研究嘗試填補目前國內華僑華人學界關於這方面的研究空白。

施特勞斯提出“社會性世界”（sociol world）的概念，將其定義為“由交際網絡連接起來的一系列共同活動及關系的綜合。”昂魯進一步闡述，社會性世界總是在不斷地創造以其自身社會為中心而呈現出層次分布的關聯性結構﹔處在社會性世界的個體內在地被要求不斷尋求和建構認同，“文化自覺”被推到新的高度並轉化為行動，進而改變個體的生存境遇。從連接網絡的關系屬性來看，中國新移民社會網絡大致分為“正式社會關系網絡”和“非正式社會關系網絡”兩類。正式社會關系網絡是基於作為主體成員的精英人士之共同利益、共同志趣等共同目標，以正式華僑組織為基礎，通過有章程、有一定規模的族群活動建構的交際網絡。非正式社會關系網絡是族群成員間相互聯系的最基本方式，雖然這種相互聯系較弱，但能給成員提供更廣泛的信息支持，使個體在范圍更大的交往互動中，形成群體情感和身份認同。筆者認為，社會性世界的概念可用來分析以族群歸屬感為軸心結合在一起的、不受公開的地理范圍和成員名單所界定的中國新移民網絡型社區，即由精英層社會性世界（以族群社團為紐帶的組織化正式社會關系網絡）和大眾層社會性世界（以嵌入當地的族群設施機構為據點的個人化非正式社會關系網絡）結合而成的族群共同體。

船津基於帕克對“城市是一種心理狀態”的看法，提出“象征性世界”的概念，並闡述“與其說人們住在社區本身的物理環境裡，不如說住在有關社區的心象中”。水上也指出，少數族群社區的形成不一定以城市空間裡某個地域邊界明顯的飛地存在為必要條件，關鍵因素在於成員間的網絡建構、與母國的關系維系以及自他意識的確立。余英時強調，移民離開自己的文化本土，縱使在物質上空無所有，在精神上仍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源，憑著這些文化資源，移民才能在新土重建基業。筆者認為，象征性世界視角適用於解釋非集居型中國新移民建構的跨越國家和地區疆界的“精神家園模式”族群空間。可以說，象征性世界的構筑在一定意義上是源於族群成員在經歷母國文化與居住國文化的沖突與抉擇后，對母國文化身份認同的保持與肯定。

在關於日本老華僑的研究中，張玉玲認為，老華僑通過創造“象征性文化”（symbolic culture）來維系民族認同。王維指出，紅、黃顏色的燈籠，中華街牌樓，獅子舞和龍舞等符號聚集在一起，作為象征中華文化的標識，表現了華僑的族群性。可見，文化是記憶與意象的來源，需要通過具有一定象征意義的符號表達出來。筆者於2008 年至2016 年在日本名古屋、大阪、東京等大都市的多次田野調查表明，在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以及中國政府對華僑華人保護政策日益加強的背景下，面對日本地域社會實質性融入難和主流文化的排外性，中國新移民在適應過程中不斷創造出滿足其非同化嵌入式生存發展需要的新文化象征符號。如，視覺性象征符號有中餐館、中國物產店等商業設施﹔儀式性象征符號有春節祭、中秋明月祭等中國節慶活動﹔解釋性象征符號有華語教會宗教設施﹔育成性象征符號有中文補習班等教育機構。一方面，這些象征符號展示的文化元素（色彩、語言、飲食、服飾、出版物、音樂、藝術等）營造出一種與家鄉相仿的文化環境，構造出共有的母國印象﹔使散居的中國人在人生地疏、語言隔閡、風俗習慣迥異的外部環境中，基於共同的文化根脈和歷史記憶獲得熟悉、信任、心安的內部環境，從而強化了自我群體在文化和身份上的歸屬感。另一方面，文化具有整合功能。彰顯民族文化特色的外顯性（視覺性和儀式性）象征符號，不僅是不同階層、不同年齡層的在日中國人形成“共有文化認同”和黏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social capital）的重要節點，也是中國新移民與日本民眾以文化交流為紐帶，實踐日常互動與民間交往的“共享活動空間”。筆者發現，近十年來，中餐文化（中餐館）和中國春節文化（春節祭），尤其受到日本各地越來越多的認可和接受而得以存活發展。這一來証明了中國文化軟實力在世界范圍內日益增強，二來反映了日本民眾在跨文化空間的反復實踐中與具有異質特征的中國新移民相互妥協，孕育了良好的“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向實現日本地域社會“異質共存”不斷邁進。

無論是文化祝祭等儀式化非日常活動場地，還是商業設施、宗教設施、教育機構等日常活動場所，都成為中國新移民構筑由社會關系網絡連接的“社會性世界”和以文化元素為精神紐帶的“象征性世界”的族群據點。社會性世界和象征性世界的形成和維系，有助於新移民在心理上將居住地生活與故土銜接起來，緩解地域文化沖擊，避免在新的陌生環境中意志消沉甚至淪落犯罪，是其適應主流社會的“過渡空間”和有效方式。郭星華認為，文化決定社會成員的互動方式和行為方式，是確定和研究一個社會或組織的重要依據和適當手段。象征符號作為新移民的文化載體，是族群各層面社會關系網絡建構的關鍵性因素。特別是對於文化適應壓力大（日語水平偏低、對日本大眾傳媒接觸較少、不熟悉或不接受日式生活習慣及行為方式）和社會適應有困難（難以加入當地社交團體參與公共活動、少有日本朋友）的弱勢成員來講，共有的文化載體是其建立可以提供信息和情感支持、消解孤獨感和思鄉情的非正式社會關系的網絡節點與精神寄托。因此，以中國新移民運營的各種設施機構為窗口，解析族群成員在日常實踐中的個體間社會交往與精神互動，有利於更全面、深刻地了解大眾層移民的生活狀況。

綜上，筆者認為，當今中國新移民已經擺脫“鄉村共同體式規范”的束縛，並突破主流同化的瓶頸﹔他們依附於社會性世界和象征性世界，逐漸構建起以族群社會關系網絡為渠道，既輸入並保存原文化，又創造並輸出新文化的“文化象征社區”。奧田早先指出，新一輪的中國移民潮促使華人社區由傳統飛地向以社區活動和自發性團體為節點的都市型民族社區轉變。令狐萍通過美國聖路易華人社區的案例分析提出文化社區理論，對於理解沒有地理聚居地，而以社會交往形成的華人社區有很大啟發。文化社區特別適用於解釋職業上和經濟上已融入主流社會、生活水平在中層及以上的專業人士，出於更高階段的文化和政治需求而形成的華人社區。然而，在日本，中國新移民的立足與發展起步較晚，他們需要逐步適應一個缺乏移民政策的非移民國家，目前尚處於摸索階段。文化象征社區正是應新移民在夾縫中謀生存、求發展的情感和經濟需求而生，成為包括精英層和大眾層在內的族群成員適應日本生活的一個多層次族群保障體系，其主要功能與文化社區有所不同。本文中，筆者將“文化象征社區”定義如下：一種以文化認同為紐帶，以象征符號為載體，由滿足各階層族群成員不同層次需求的正式社會關系網絡與非正式社會關系網絡互補互促、共同結合而成的，具有黏合性（對內）和橋接性（對外）特征的去疆域化族群歸屬空間。

筆者曾通過考察華僑組織和文化祝祭活動，圍繞精英層的正式社會關系網絡和文化象征空間的建構展開討論，故在此不再贅述。本文基於對中國新移民創設的商業、宗教、教育等族群設施機構的實地調研，綜合運用參與觀察法、訪談法和個案研究法，結合非正式社會關系網絡和文化符號等社會學理論概念，以“文化象征社區”的形成作為切入點，試圖揭示大眾層（弱勢成員）移民在日本的生存實態。

布雷頓認為，少數族群社區制度的形成有四個階段：一是在私人層面上將朋友關系網絡組織化階段﹔二是宗教性、教育性、相互扶持性公共組織建立階段﹔三是報紙、廣播等傳媒建立階段﹔四是教會、學校等滿足生活需要的各種設施建立階段。近年來，遍布日本各大城市的中餐館、中國物產店、華語教會、中文補習班等中國新移民設施機構不斷完備，作為具有象征意義的族群羈留點和文化載體，不僅發揮著“網絡節點”的功能，而且培育了族群意識，成為族群成員守望相助的“精神支柱”。族群設施機構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國新移民由於內因（文化失調、角色沖突）和外因（被標簽化、機械整合）導致的一些生存適應問題，扮演著中國人族群與日本主流社會之間的“潤滑劑”角色。

（一）商業設施—中餐館、中國物產店的創辦及其功能

日本多個城市大街小巷中紅、黃色招牌上用中文標識的中餐館，中國物產店是中國新移民在主流社會的“他者”中確定自我存在感的族群印記，它們既靠文化支撐，又傳播著文化。首先是中餐館。上田指出，分散居住的少數族群常以同胞經營的餐館為據點集會，建構表達母國文化的象征空間、強化用母語交流，從而再次確認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語言身份，在維系族群關系網絡的同時，滿足個人在感情上和心理上的需求。據筆者調查，20 世紀90 年代以前，日本的中餐館經營者以老華僑居多，而現在，中國新移民開辦的中餐館比比皆是。常見的有東北、四川、上海、廣東和北京菜館，最近幾年也出現內蒙古、新疆、雲南等中國少數民族菜館。這不僅便於來自不同地方的中國同胞在各種中國菜系中感受家鄉氣息，也增加了更多同胞間相識的機會。一位在日中國人定居者談道：“中國菜雖然自己在家能做，但還是會時常跟家人或朋友到中餐館吃飯。餐館裡的民族風裝飾擺設、炒菜的炝鍋味兒、熱鬧的中文對話、耳熟能詳的中國音樂等，讓我感到格外親切，有種‘身在日本、心回中國’的感覺。在這裡，無須擔心當地人不悅或質疑的目光，釋放了潛意識中被壓抑的情緒。”由此可見，中餐館不單單是個吃飯的普通場所，更是一種凸顯“中國元素”的特別空間，可以喚起在日中國人對故鄉的記憶與懷舊情結，使個體在精神層面實現從居住國跨越到母國的“原生文化實踐”，進而在心理結構上重塑“自己是誰、屬於哪裡”的身份認同，尋回作為主體的自我。

其次是中國物產店。據筆者觀察，中國物產店的主要業務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販賣中國的商品（食品、書籍、挂歷、電影和電視劇DVD、工藝品和禮品、裝飾用品），以及針對中國籍人士的特價國際飛機票和打折國際電話卡等﹔二是提供服務，如中文視頻聊天、中日文系統安裝、專業電腦修理、空調安裝、當地機場接送等﹔三是傳遞信息，如免費提供在日華人創辦的多種中文報刊、當地華人圈舉辦聯誼活動的宣傳單及房屋出租、店鋪轉讓、招工招聘等信息。一位物產店的中國人常客說道：“我家附近的物產店很有人氣，來店的除了在日定居的各行各業華僑華人，也有赴日務工人員和留學生。老板是個東北人，顧客人脈圈很廣，還幫我引薦過一份不錯的兼職工作呢。”可以說，一方面，物產店裡熟悉的物質環境和文化元素的呈現，以及商品、服務、信息的提供，使置身異國的同胞在個人意識上超越國界而與祖國和家鄉緊密連結，緩解了扎根在心底的思鄉情。另一方面，物產店是一個以個體經營者為中心，通過族群緣、文化緣不斷向外延伸、擴展非正式社會關系網絡的場域。即經營者不僅通過社會關系網絡把各種資源有效組合在一起而達成商業目標，同時又扮演著向社會支持有限的其他族群成員提供生活、工作相關信息資源的中間人角色。此外，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許多物產店逐步推出商店網站、QQ 群、臉書（Facebook）商戶、微信群等新型線上社交平台。一來有利於提高商家對店鋪最新信息的傳播速度和廣度，通過長期持續地維護老顧客、挖掘新顧客來維系族群內的人脈圈、生意圈﹔二來便於先后赴日的新移民之間利用靈活開放的網絡平台交換交流各類信息。因此，中國物產店作為族群羈留點，通過打造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族群共享空間，孕育了同胞間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可能性，促使一種“弱連帶”的非正式社會關系網絡形成﹔而這種弱連帶不僅能促進信息有效傳播，還可以幫助新移民應對異國陌生人社會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增強自身對所屬文化和族群的歸屬意識。

總之，中餐館、中國物產店都是兼備生活、文化和社會功能的公共場所，既在族群內部發揮作用，也向地域社會開放市場。一方面，為中國顧客提供與潛在同質成員的邂逅並相識相交的機會，培養中國新移民對族群共同體的情感認同與心理依賴，促使族群精神歸屬空間即“文化象征社區”形成﹔另一方面，也為日本顧客打開體驗中國文化、了解中國人生活習俗的窗口，大大增加了中國新移民與日本市民通過“文化橋梁”展開良性互動與理性溝通的可能性。

（二）宗教設施—華語教會的創立及其功能

華語教會是散居當地的中國移民用來宣泄和滿足“與同胞交流、保護和維護中華文化”渴求的重要場域之一。筆者在日調研時發現，華語教會以宗教信仰為紐帶，聯系著廣大在日本中長期生活、工作和學習的中國人信徒，並建立起“兄弟姐妹關系網”。因低收入者居多，成員之間形成以互信互幫、互惠利他的伙伴意識和親密關系為基礎的個人化非正式社會關系網絡，成為大眾層弱勢成員的重要社會資源。華語教會中族群成員的在日身份多種多樣，主要分為高級知識分子、留學生、技能勞動者和國際婚姻女方四類群體。以下結合定居型中國新移民的三個典型案例進行分析。

筆者認為，諸如G 夫婦這種“知識分子型”中國新移民，大多是抱著提高生活質量、實現個人價值最大化的心態踏上異國土地的。然而，一些人進入價值取向迥異、內外意識分明的日本社會后，可能難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日本人做知心朋友，或者無法在資源有限的激烈競爭中獲得充分展現自身人力資本價值的工作機會，其社會地位實際上下降了。首先，價值取向的斷裂會帶來孤立感和無助感﹔其次，當個體長期屈居在與其能力不相適應的角色上時，這種反差會挫傷其主觀能動性，造成心理困惑、自我迷失以及對未來無法把握的弱勢感。在這種情形下，華語教會的存在，一方面為像G夫婦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提供了發揮知識、智力資本優勢以及組織協調能力的平台，增強其價值感和成就感﹔另一方面，也滿足了他們渴望與志趣相投的同伴交流、交往的心理欲求，排解了生活上和工作上的精神壓力。

由此可見，華語教會是充滿關愛尊重、包容平等的族群成員情感訴求與信息溝通場所。良好的團契關系幫助像C 先生兄弟倆這樣的弱勢成員緩解了在日生活的各種不安與苦痛，最大限度地減小了他們與主流社會的摩擦，也為減少非法行為、維護當地社會的穩定做出了貢獻。

筆者從知情人士處得知，中國東北地區有許多為日本人提供服務的國際婚姻介紹機構。婚介所在東北邊遠農村尋找合適對象，經過多次面試選定女方，再由日本人親自面試，決定人選。這種婚姻沒有感情因素，所以通常不順利。在訪談中，筆者進一步了解到，華語教會中這樣的中國女性不少，她們多在國內經歷過一段不幸的婚姻，年齡偏大，在國內難有再婚的機會。而來到日本后，卻面臨著語言關、中日文化差異、日本家庭認可這三大關卡。通常在語言關，很多人就失敗了。她們沒有學習日語的途徑，與日本丈夫溝通困難，時常遭受惡劣態度對待。再加上生活環境、文化的不適應以及與日本家庭的矛盾隔閡等，往往造成生活的不幸。這種情況下，華語教會作為一個“大家庭”，成為像N 女士這樣的國際婚姻女方尋求精神撫慰和救助的精神歸屬空間。在熟悉的母語世界裡，她們可以無障礙地與同胞順暢交流、互相鼓勵，並在聖經學習心得、日常生活體會的長期分享中增進互信、促進友誼。

綜上可見，文化失調、角色距離、被標簽化等因素，容易導致新移民弱勢成員出現社會適應障礙。而華語教會主要功能表現為四方面：一是依靠基督信仰，安撫精神、安定心靈。二是不設加入門檻，向所有遭遇挫折、困難或煩惱的族群成員開放“商談窗口”。三是調整弱勢成員的社會心態，為帶動新移民在日本主流社會健康生活、積極工作的心理動力發揮正向作用。四是熟悉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營造，有利於成員（家長和孩子）保持民族性，增強歸屬感、認同感和滿足感。例如，有的華語教會專門設有兒童主題房，裡面擺放適合兒童閱讀的基督教書籍等。當家長在大廳禮拜學習時，其子女在裡屋接受志願者的中文學習輔導、基督教基礎知識中文講解及中國傳統兒歌和游戲的教學。每周末午餐時，族群成員都會分享各自帶來的中式家常飯菜，加上家長和孩子的聊天聲、嬉笑聲，構成母語文化環境和族群網絡空間，形成有連帶感和凝聚力的“文化象征社區”。

（三）教育設施—中文補習班的創設及其功能

廣田等指出，移民在遷入地創辦的“語言學校”或“民族學校”，是其后代在定居過程中追溯和確認自我身份的重要機構，也是重要的文化據點、社會據點以及信息集中和擴散的公共場所。筆者認為，新移民一代對自己的語言文字有特殊的天然感情，母語是粘合族群整體的紐帶﹔同時對於新移民二代來講，掌握好本族群語言文字是繼承、傳播族群文化的首要條件，學習母語是一種文化意義的尋根。因此，中文補習班的創設在新移民一代和二代身上都發揮著重要功能。

第一，中文補習班是促使新移民二代保持民族語言與文化、樹立祖籍國身份認同意識的獨特存在，對於緩解華裔教育困境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經筆者調查發現，許多中國新移民家庭為了消除子女融入日本社會的障礙、讓其生活之路更順暢，將子女送進日本學校就讀。然而，隨著新移民二代的當地化進程不斷加速，倘若父母不付出相當大的努力，其子女對中國傳統文化習俗的傳承就變得越來越難。由於新移民一代和二代的成長環境與教育背景不同，對父母的思維方式、基本生活習慣、人際關系狀態不能理解，出現叛逆的孩子屢見不鮮。兩代人之間越來越大的鴻溝嚴重影響了家庭溝通，傷害到家庭關系。當下，新移民二代的母國語言與文化教育問題令人堪憂。據筆者分析，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新移民一代日益關心和支持中文補習班運營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對子女母國文化歸屬意識的極其淡薄感到深深的危機感，擔心子女陷入身份迷失的“邊緣處境”。一位中文補習班學生家長談道：“對子女根親意識的培養必須從小時候抓起。他們隻有了解祖國、掌握中文、習得中國傳統文化習俗，長大后才不會因一無所知而失去對自我身份認同的判斷和選擇能力。”二是認識到家庭教育不能完全替代學校教育。正如石井指出，家庭教育主要以教養、禮貌等廣義感性教育為主，而學校教育則以系統、集中學習知識和技能為核心。可見，創設中文補習班可以說是一種實現世代之間中國人身份相繼的“文化再生產”，讓中國元素漸漸在新移民二代心中生根發芽。此外，中文補習班的公共場所設置也為新移民二代創造更多與相似背景和經歷的同齡伙伴相識並建立友情的機會，使他們在相互良性刺激下更好感受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的樂趣，培養中國文化觀。

第二，中文補習班也為新移民一代提供一個分享信息、加強交流、溝通感情和建立信賴關系的平台。筆者調查發現，中文補習班裡玩得不錯的幾個孩子的母親之間以及有交往意願的家長之間都會互換手機號，或者創建QQ 群，通過個體間反復的信息傳遞與情感互動，形成弱連帶網絡的“家長幫”。一位留學生出身的中國女性新移民談道：“起初到中文補習班是為送孩子來學習，沒想到自己的朋友圈也不知不覺豐富起來。過去我很難接觸到同樣關心國際婚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等問題的中國朋友，現在從家長圈裡認識了許多可以分享話題、聊天談心的人。有時我們會帶上孩子約出來一起吃飯、游玩，或者交流一些在日生活便利信息。”像被訪者這樣從留學生身份轉換到日本人配偶身份的中國新移民，因生活在日本家庭裡，所以對當地的法律、日常行為規范等容易了解，與主流社會發生糾紛的可能性較小。然而，由於自己被局限在日本家庭的小生活圈內，難以獲取更多的信息資源，與其他中國人社會交往的機會也少，而個體人格長期遭受壓抑可能會使其生活滿意度大大降低。“家長幫”非正式社會關系網絡基本上是同一地位層次的中國新移民，基於共同價值觀、情感需要、興趣愛好等結合而成並不斷擴展。其功能在於：首先，用母語交流思想、按照中國人自己的方式相處，可以釋放內心的壓抑，有助於找到自我存在感和族群認同感﹔其次，對低收入中國女性新移民來講，參與非正式社會網絡的女性比隻倚重家庭網絡的女性擁有更多社會、經濟資源。

總之，以中文補習班為橋梁形成的“家長幫”弱連帶網絡，能幫助弱勢成員度過難關、適應地域社會環境的變化，這無疑增強了成員的族群意識和對族群社區的歸屬心。

本文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首次提出“文化象征社區理論”並進行詳細闡述。揭示了無論是精英層的中國節慶活動創造，還是大眾層的族群設施機構創立，保持文化再生產、表達族群性，對於重塑各階層族群成員的“歸屬空間”，增強認同感、凝聚向心力等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也是中國新移民“文化象征社區”得以存續和發展的必要條件。

第二，通過解析大眾層非正式社會關系網絡建構，闡明以“象征符號”（新移民運營的中餐館、中國物產店、華語教會、華文補習班）為載體的“文化元素”匯聚、呈現及傳播，對於族群成員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個體間相互作用下參與到各類社會支持網絡，起到關鍵性的紐帶作用﹔同時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各階層新移民在主流文化沖擊下保存民族文化的需求。

第三，厘清傳統觀念中對海外中國人“扎堆抱團”行為的認識誤區。一些西方國家往往臆斷中國人的扎堆抱團是與當地社會格格不入的表現，甚至導致違法犯罪、影響治安。本研究表明：首先，中國新移民在特定的物理場所定期或不定期會面而形成的族群網絡場域和文化空間，不僅可以緩解由於日本政府移民政策供給缺陷造成的精神苦悶，從而調節生存適應心態，提升在日本的學習、工作效率和生活滿意度，也為減少處於族群底層或邊緣弱勢成員的越軌行為、維護地域社會穩定起到正向作用。其次，族群羈留點對傳統和現代中國元素的不斷創新與輸出，逐漸滲入日本社會，既拓展了日本民眾接觸異質文化的渠道，也促進日本城市文化加快實現多元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