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主辦的“2016年第三屆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國際雙年會”於2016年5月28-29日在吉隆坡舉行，來自新加坡、印尼、日本、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台灣以及馬來西亞的學者、馬國各報媒體記者近百人參加大會。本次國際雙年會的主題是“現代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與中國因素”，會議收到論文37篇，其中17篇作者為馬來西亞本土學者。

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董事主席周素英女士在開幕禮致詞中說，自2012年以來，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國際雙年會一連三次成功召開，是國際與區域華人研究中相當少有的常設性國際研討會。她認為鑒於中國提出具有國際戰略意義和作用的“一帶一路政策”，以及馬中兩國貿易達千億美元之事實，馬來西亞華人如何通過與中國關系密切的歷史文化紐帶之有利條件，為華社和國家搭建溝通兩國政治經貿乃至文化教育之交流，營造三向雙方長期的合作與伙伴關系，是馬來西亞華社不可回避的重大學術課題，必須要給予高度正視與認真探討。她指出本屆研討會將特別聚焦中國崛起及其強大國力對馬來西亞與華人社會的重大影響與作用。

香港大學黃紹倫教授和馬來亞大學黃子堅教授分別作了兩場主題演講。黃紹倫教授在《香港1949：新中國和海外華人之間的樞紐》主題演講中指出，新中國成立后處理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因為香港具有特殊的價值，即作為新中國聯系海外華人的重要樞紐作用：首先是資金上，香港是新中國取得僑匯的主要通道﹔其次人才上，新中國渴求的科技人才大多透過香港從海外投奔祖國﹔其三是意念上，新中國從香港輸出思想，對亞洲的民族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三大政策考量雖然在新中國建國初期實施效果不一，但是也充分反映了香港作為海外華人網絡中樞的強大韌力和難以取代的地位。黃子堅教授在《方言認同與馬來西亞華人研究》的主題演講中指出，馬來西亞華裔社群對身份認同的態度變化從本身的方言認同轉化為大一統的華族認同，因為當代方言認同雖仍保留但已趨減退，而華人通用語已由漢語替代方言。黃教授闡述了方言認同在不同時代的發展與變遷，華社及政府如何扶植華裔社群的方言認同﹔他認為華社對方言認同採取堅定的護衛方式，而政府則是利用方言認同為華裔族群的辨識指標之一﹔他認為早期的英殖民政府及隨后的馬來亞∕馬來西亞政府，通過承認同鄉會、義山、華校等的合法地位，建構了一個華人族群的辨別框架，因此在官方人口普查中，華人方言群類別的設定，進一步把華人以方言認同的形式封裝鞏固。他指出，方言認同在當今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同樣重要。

在為期兩天的研討會期間，論文提交者分十個場次進行了分組發言與討論：關於中國與東南亞華人問題，李冉（馬來亞大學）的論文《The Localization of China'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Malaysia》以華為和中興兩家電信公司為例分析了中國跨國企業在馬來西亞的本土化問題﹔Tham Siew Yean（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和Andrew Kam Jia Yi（馬來西亞國立大學）在論文《Malaysia-China Trade: Old Routes, New Routes and New Hopes》中探討了隨著新絲綢之路倡議的提出、馬來西亞與中國雙邊貿易模式的因素、性質以及這種雙邊貿易前景的評估和挑戰。關於華團與中國關系，林開忠(台灣暨南國際大學)的論文《從潮客到客家認同：戰后檳城大埔同鄉會的探討》和利亮時(台灣高雄師范大學)的論文《華人內部的關系：以吉隆坡客潮的族群互動為例》，分別以檳城、吉隆坡的潮州和客家為例探討了在檳城大埔同鄉會和潮州會館裡的潮州人與客家人之間的分合關系。關於馬中關系，廖小健(暨南大學)論文《中馬關系與馬來西亞華人》，分析了中馬關系的發展尤其是在中國倡導“一帶一路”互利互惠的新時期馬來西亞華人將繼續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趙海立（廈門大學）的論文《中國對外政策與華玲談判》，闡述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對外政策的轉變與華玲和談對馬共的影響﹔林子慧(暨南大學)論文《二十世紀新中國外交政策對馬來西亞華教發展的影響研究（1947-1996）》，分析了20世紀新中國外交政策對馬來西亞華教發展的影響，認為馬來西亞華教必須坦誠接受馬中外交行為和馬來西亞政治大環境的制約。關於移民與認同，王國璋（香港中文大學）的論文《為什麼留下來？——比較台北、香港、上海、新加坡四大“華人城市”的馬華專才移民》以訪談為主嘗試比較分析台北、香港、上海、新加坡四個城市的馬華專才的移民動機、生活現況及他們對相關政策的評估和對馬來西亞國家認同﹔關啟匡（馬來西亞嘉庚學堂）的論文《從中國南僑到海外華人的離散建構——論陳嘉庚、林連玉的兩種經驗》，比較分析了林連玉與陳嘉庚的兩種不同“離散”經驗，以此檢視“離散”理論的詮釋框架﹔宋燕鵬（中國社科院）的論文《20世紀初極樂寺與中國文人的交往及其形象塑造》，從歷史學角度對20世紀初的檳城極樂寺如何適應大時代的轉變在與文人交往中建構自己的社會網絡，認為通過極樂寺能看到檳城華人社會在20世紀初的調適與轉型。關於中國與僑務，巫秋玉（中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在論文《20世紀50年代中國對馬來亞歸僑安置政策研究》中探討了20世紀50年代馬來亞歸難僑分38批被遣送回中國，中國政府對他們採取的“好好安置難僑，不使其流離失所”、“按籍安置，主要面向農村，有技能者量才錄用”以及組織歸難僑“生產自救”等安置政策方針，認為中國政府對無家鄉可歸難僑採取創辦華僑農場集中安置的方式，為安置難僑、歸僑工作創造出了一種具中國特色的、行之有效的安置途徑。賀艷青（馬來亞大學）的論文《冷戰時期中國在馬來亞金融機構與中國的華人華僑政策》透過中國銀行和中國保險公司等中國金融機構在馬來亞聯合邦獨立之后經過調整和改變，考察中國政府調整海外金融政策和金融機構所反映出來的僑務政策變化。關於文化與藝術以及馬華文學與中國情結，謝靜國（台灣東吳大學）的論文《我們是一家人：從茜拉檢視中國軟實力》，透過馬來西亞歌手茜拉在中國歌壇的發展檢視中國軟實力，認為茜拉作為一個文化符碼蘊含了中馬之間國際關系、經濟利益和文化傳遞的復雜意涵﹔許瑛紛（馬亞西亞民間學者）的論文《“Chinese Dance”——擺渡於中國舞與華族舞之間》，以馬來西亞華族舞蹈為研究對象探討華族舞如何擴為何在范疇。觀念與風格上有別於其始祖——中國舞，認為從馬來西亞華人的社會變遷可以探索出其傳統文化的建構如何使華族舞逐漸地從中國舞的框架蛻變與轉型、甚至形成拉鋸的局面﹔林臣順（馬來西亞森美蘭芙蓉慕莉華師范學院）的論文《六十年前的中國因素：姚拓的南來及其文藝思想》探討姚拓及友聯諸子離港南來馬來亞的主客觀因素，以及其思想意識如何貫徹到他參與編輯的《學生周刊》和《蕉風》兩刊物的內容與風格上。

在研討會閉幕禮上，大會籌委會主席潘永強博士總結了兩天學術研討會的成果，充分肯定參會學者對與主題相關的議題進行深入的探討和廣泛的交流，同時也指出研討會在一些問題上仍有缺憾，比如沒有學者專門論述中國因素對目前馬來西亞政治、馬華社會的影響，中國電視、電影與新媒體對馬來西亞的影響等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