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華人移民數量龐大，情況也很復雜。老一代移民、中生代移民和新生代移民間（一般而言，可以把2008年以前，以技術移民為主體的一代，稱作“中生代大陸移民”﹔2008年以后，以“投資移民”為主體的一代，稱為“新生代大陸移民”），存在類似國內不同年齡段的“代溝”，而經濟類移民和技術移民的差異也相當大。不同類型的中國移民，交際圈不同，生活方式各異，對當地社會、對故國，特別是對新生活的融入也不盡相同。本文就作為對華人移民國外生活觀察的一個側面吧。

高離婚率引起關注

加拿大華裔的“融入”呈現明顯的“兩頭差、中間強”的特色。

所謂“兩頭差”，指二戰前移民的“老僑”中尚有許多世代居住華埠、以漢語（多為地方方言）為主要語言的華人。在溫哥華、多倫多等地，都有一些“老僑”至今不能熟練使用英/法文，很少邁出唐人街﹔而2006年以后來加的許多大陸新一代投資移民，則習慣於居住在華人集中的新興城鎮、社區，過著“中國化”的生活，融入的積極性相對較低。“中間強”，即二戰后、大陸投資移民大規模進入前的這一批華裔移民，“融入”的主動性最強，效果也最好，中國大陸中生代移民也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批。對他們而言，“融入”意味著更便利的生活和社交、更好的工作及收入，意味著能在更廣闊的天地裡安居樂業，他們也被稱作“走出唐人街的一代”。

但在另一個方面，背景不同、生活方式和生活狀態各異的中生代中國移民，卻有著高度的相似性：就群體而言離婚率偏高，因家庭矛盾而導致的突發事件屢有報道。2014年5月4日，又一起中國移民家庭倫理悲劇在卑詩省列治文市發生：41歲的吳建華當著年幼女兒的面砍殺妻子，並迫使女兒逃出家門，引起社會震驚。當地非政府機構——中僑互助會行政總裁周潘坤玲表示，尋求壓力疏導、憤怒情緒管理和家庭支援的華裔移民家庭個案近年來呈上升趨勢。

近年來許多加拿大傳媒和社會團體日漸注意到，高離婚率已成為加拿大華人移民的一個普遍現象。這種情況引發了當地一些社會學家的議論。曾幾何時，亞洲移民家庭是加拿大社會中醒目的“高穩定家庭”，許多“老僑”和配偶分離多年，團圓后依然可以穩定生活，白頭到老，這曾被當作“東亞現象”加以討論。如今大陸移民的婚姻狀況，和其他族裔橫向比較，不能說特別突出，但以華人素來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將家庭穩定和睦當作生活、事業前提和保証的傳統衡量，就顯得有些突出了。

這究竟是為什麼？

周潘坤玲曾經表示，移民初到新環境，經濟狀況不穩定，加上華裔家庭常常秉持“家丑不外揚”原則，不願向他人傾訴苦衷，尋求幫助，往往導致壓力在家庭內部積郁，一旦處理不好，就容易一時爆發，造成家庭矛盾，甚至釀成悲劇。

但問題似乎並非那麼簡單。

“角色轉變”是顆定時炸彈

移民對於一個家庭、一對伴侶來說，等於換到一個新世界從頭來過，以前的人際關系、相處之道都要重新調整。不僅如此，移民前與移民后，夫妻二人在社會、家庭中的地位、角色也變了，同樣存在著適應、磨合的問題。這一切，都容易造成家庭關系的緊張，倘處理不好，便會引發矛盾，甚至導致婚姻破裂。比如有一對定居多倫多的夫婦，20世紀90年代初公派來加拿大，后轉為移民，原本在國內時，丈夫學歷高，收入和職位都比妻子好得多，但移民后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妻子原先是大學英語教師，英語聽力、口語都不錯，很快就在當地政府辦的ESL（為母語非英語學生開設的英語教學課程）學校當上了教師﹔丈夫掌握的卻只是“啞巴英語”，加上自我定位太高，又不肯下決心重新深造或改行，在要求“本地經驗”、“本地資質”的加拿大找工作時便處處碰壁。賦閑在家，難免胡思亂想，加上心態不好，就更容易出問題。

有一次，妻子上班時發現忘帶教材，就讓家中的丈夫送去。丈夫到學校后，見妻子和白人同事親切交談，且“動手動腳”（其實不過是當地同事間很自然、正常的互動），當時覺得受了極大刺激，當場發作，拂袖而去。

這原本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倘發生在正常氛圍，溝通下一般就能釋然。但對於這對移民夫婦來講，尤其是丈夫處在因自感失落的狀況下，情況便嚴重得多。到了后來，這位丈夫心平氣和的時候越來越少，也變得不願見人，甚至難得出個門，看見熟人還會馬上折返﹔對妻子，更是動輒找茬發火。最終這對原本在國內相敬如賓的夫婦，卻走到了離婚這一步。

可以說，移民后融入陌生環境的吃力和家庭成員間融入程度的落差，加上新環境下本就難免的工作、生活和精神壓力，把夫妻間的問題放大了。角色的轉變是顆定時炸彈，如排解不得法，原本的小麻煩就可能釀成大問題。相反，倘夫妻間相互包容，互諒互讓，且對自己能有充分認識，許多家庭矛盾自然而然會消弭於無形。

同樣在20世紀90年代末移民多倫多的內蒙古夏寶根（化名，下同）夫婦，移民前，丈夫是下崗再就業的雜貨店老板，妻子是中學英語教師，兩人的收入、社會地位差異不大，但移民后妻子很快找到穩定的工作，夏寶根卻因為英語能力差，總也找不到合適的活。但夏寶根夫婦很快調整了自己的情緒，進行了“男主內、女主外”的“友好分工”，太太上班掙錢，先生一面專心讀書，一面打理家務，照顧孩子。他們的關系隨著第二個孩子的出生而改變：加拿大是福利社會，妻子生育后可以帶薪休假一年，丈夫則在這一年裡找到了一份車衣工的工作，這番夫妻家庭角色換位，讓彼此間互相體諒到對方原先的辛苦，感情變得融洽。

加拿大的生活有許多不同於中國的特點，比如12歲以下孩子必須受到全天候監護，中小學放學早（下午兩點半左右），人工費用高昂，托兒不便，等等，對於有學齡兒童的家庭而言，意味著需要將更多時間、精力用於工作以外的事務。習慣了雙職工家庭和讓老人、幼托代為照顧子女的大陸移民，初來乍到往往很不適應，容易產生煩躁情緒，甚至相互埋怨。隻有家庭成員間彼此包容，才能共同適應嶄新的環境和社會。

距離不僅僅產生美

都說“距離產生美”，但這個定義卻未必適合在加拿大的大陸移民家庭。

作者陶短房考駕照時，結識了一位東北來的駕駛教練，熟悉之后會聊一些家庭瑣事。這位教練在國內時在事業單位工作，順風順水，收入高，也很受尊敬。妻子有高學歷，但工作不理想，便力主移民“換個活法”。教練雖然同意移民，但一切辦妥后卻舍不得丟下好工作，磨蹭了三四年才移過去，和妻子在卑詩省省會維多利亞團聚。此時妻子已快修完博士學位，並找好了工作，兩人分離太久，彼此間已經很不適應。這位教練稱，他“拿到工卡當天，妻子就把打印好的協議離婚備忘錄丟在他面前”，最終兩人隻能“友好分手”。

加拿大和中國是兩個差異巨大的社會，這種差異不僅僅體現在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福利制度、社會面貌等大的方面，更體現在許多細小的方面，倘若夫妻雙方適應新環境的起點不同，適應過程中很容易產生落差，並形成難以調和的矛盾。

如今是信息社會，電話、網絡聯系可以達到“天涯若比鄰”的密切程度，且新一代移民的經濟條件遠好於“前輩”們，太平洋間常來常往也不會特別心疼。但時代變了，社會節奏更快了，“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分離幾個月的夫妻，也可能變得相互“不認識”，或對彼此所處的氛圍、環境感到不自在。身邊的新移民朋友中，“空中飛人族”（夫妻有一方留在國內）家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家庭不穩定的情況也更多一些。這種“距離問題”並非僅指地理間的距離，心與心的“看不見的距離”倘被拉開，問題有時更嚴重。相反，倘若夫妻間能始終注意提醒自己，更多將移民后的生活當作“一家人共同的事”去考量，就能有美好的收獲與回報。

如早在1986年就抵達加拿大自費留學，后來轉為移民的北京人陳伯翰、鄭思燕夫婦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們在國內就是大學同學和戀人，早就共同規劃了未來--一起自費留學，今后在北美發展。來加拿大后他們雙雙進入著名的溫哥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攻讀統計學碩士、博士學位。溫哥華物價水平、生活指數很高，夫妻倆壓力很大，但他們一致商定省吃儉用，勤儉度日，咬牙盡快完成學業。博士畢業后兩人雙雙留校任教，成為令人羨慕的移民學者。

任何家庭都會有矛盾，這對移民學者夫婦也不例外。兩人都是學統計的，善於理財和計算，當年美元匯率高，美國大學同樣的教職，實際收入要比加拿大多50%左右，陳伯翰希望南下美國尋找發展，而鄭思燕則安於現狀不願挪窩。一些移民家庭正是因為這種事業發展上的分歧出現裂痕，甚至一拍兩散，但他們卻不同，做丈夫的見妻子不同意並不勉強，而是靜靜等候。6年后，妻子終於覺得丈夫的考量是對的，兩人雙雙移居美國華盛頓州，在當地大學任教，事業和家庭都有了圓滿的收獲。

同患難不易，共安樂更難。移民家庭因為環境的變故，往往會比國內家庭脆弱得多，遇上風吹草動便容易出現危機，且一旦危機出現，往往因為缺乏宣泄渠道，而導致遠較國內嚴重的后果。

時代不同了，“從一而終”的思想早已被淘汰，每個人都有權利去選擇新的、屬於自己的生活。但“家和萬事興”，家庭的穩定，對每個家庭成員而言，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移民家庭大多上有老、下有小，事業、生活面臨重要關頭，且身處異國他鄉，配偶不僅是最親近的人，甚至是唯一的密友，情緒和壓力的宣泄對象。家庭的和睦穩定，對每個家庭成員而言，都具有積極意義。

在移民這種特殊的環境下維系家庭，最重要的是“包容”和“適應”——不僅要努力包容、適應對方，更要包容、適應嶄新的生活、社會與環境。

　　 （作者陶短房、青溪，原載於《同舟共進》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