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華僑李賢萍用自己設計印制的“李賢萍用箋”寄給故鄉父母的僑批。

在帆船時代，經營僑批的水客又稱“走水”，一般為老洋客，多是在中國與東南亞之間浮海販易的“商人”。由於有的水客兼營招募華工，相較“新客”或“新唐”(剛離鄉的中國人)而言，又被稱為“客頭”。

　　《福建日報》報道，為了便於管理數量日漸增多的僑批，水客首先設立了幫號和戳記。這些蓋上水客名字的戳記和手寫幫號，成了后來僑批信局運作機制建立的基礎。

　　“阿全寫信”的口訊

　　1921年，同安錦宅村人黃開物收到陳贊珍寄來的僑批，由水客徐和德帶批。僑批封的背面蓋上“徐和德帶信”和“交完”並寫了幫號，這是一個僑批從海外寄款到家鄉的單向運作流程。

　　許多華僑不識字，閩南民間早年流傳“阿全寫信”的故事，講述石獅蚶江人阿全出洋謀生，托林來帶100元和“口訊”給發妻阿珍，他在紙上畫了8隻狗和7座寺。林來返鄉后僅給阿珍50元，阿珍馬上指著畫說，不對!八九(狗)七十二加四(寺)七二十八，是一百元啊!林來隻好補足百元。

　　“‘阿全寫信’反映出福建海外華僑最早是通過委托水手、返鄉親友利用季風時節捎帶銀款和批信回家的。”福建社科院研究員鄧達宏說，這“信”已具有信、匯合一的“僑批”形式。

　　 僑批封“竹報平安”圖案

　　事實上，隻有憑著良好的個人信用和人脈關系，水客這種個體經營僑批方式才得以從17世紀延續到信局經營為主的時代。最初的水客，具有豐富的跨國經驗，熟悉海外和家鄉的情況，經常來往於兩地間，對出入海關的各種手續了然於心，海外華僑便托其攜帶家書和錢款給國內親屬。水客利用托帶的錢款就地採辦海外特產，回鄉后以物易款再分發僑批，從中獲利，隨著帶錢帶物的數量與次數增多，生意做大，自然就成了一門職業。

　　整個僑批、回批運作流程由水客一人完成，謂之“走單幫”。其銀信經營多為“一條龍”服務，既可攜帶物品、書信、貨幣(大銀、鷹銀)，也可傳口訊，且能深入窮鄉僻壤，收攬銀信，登門派送僑批，很受鄉人歡迎。

　　19世紀末，出國華僑人數激增，匯款回鄉數量大漲，很多水客抓住了商機，后來發展成為僑批局的經營者。

　　水客帶來異域情趣

　　水客帶批運作周期較長，往往一兩個月才能來回一趟。1867年，英國人開始在曼谷、香港、新加坡之間開辦郵政業務，部分僑批業者開始通過郵局寄遞僑批。

　　在后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僑批往往以總包的形式寄往中國，即按總包內的僑批數量和規定郵資，貼郵票於總包封上，而總包內的僑批則不貼郵票，因此在僑批封並沒有郵局貼郵票、蓋發出地郵戳等郵寄信息。

　　不過，“通過僑批信局的僑批隻能寄款不能寄物品，而通過水客的僑批既能寄款也能附寄物品。”泉州華僑歷史學會副秘書長劉伯孳說，在20世紀初僑批信局主導菲律賓與福建之間匯兌市場的情況下，依然存在水客經營僑批的一定空間。

　　在馬尼拉經營恆美布庄的黃開物，托付水客的僑批除寄款外，還附寄了椰油、金玳瑁梳、番餅、童子毛紗襪、鳘魚油、芽柄刀、正白銅湯匙、洋吹琴、日本花布、放足皮鞋、燕窩、雪茄煙等舶來物。例如，丁未年(1907年)元月十八，托一位叫“正潤”的水客帶送“龍銀4元、什布1大包(白水鉺4.2丈、色水鉺1.2丈、白吧力條、零布3件)、玻璃瓶2個、童子鞋拖1對、金銅鳥仔1匣、日本扇1支”。

　　在那個物資交流相對缺乏的年代，水客除了跟僑批局一樣帶來生活費用外，還給僑眷帶來了家鄉購買不到的日常用品和藝術品，令他們的生活充滿了異域情趣。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僑批封隻寫“母親大人收”，沒有確切的收件人名或地址不詳，一般郵局是無法投遞的，而僑批局的“編列專用號碼”，水客們的“兩地熟”，均能為之妥為投送。

　　“利以義制”的文化內涵

　　1936年，一封從印尼巴厘島寄往安溪的僑批中，內信使用的是峇厘合益公司制作的便用箋，箋頭印有中文和荷蘭文兩種文字，體現了兩種文化的融合。

　　印著“廣告”頭像的私人信箋，也成了華僑直接傳播東南亞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一種載體。1936年，石獅籍菲律賓華僑李賢萍將自己設計印制的僑批信箋寄給家鄉父母，信箋上方印有他個人頭像，頭像上面是弧形排字“福建晉江縣永寧區銀江鄉”，頭像下面標有“李賢萍用箋”字樣。

　　由水客和信局轉駁的僑批封，相當數量採用的是“紅條封”，象征“吉祥平安”。1928年以后，香港永發公司開始印制僑批美術封，在“紅條封”的基礎上加以改進，中部印著不同圖案的山水畫。

　　這些美術封，目前見到的有“玉堂富貴，白頭永昌”“戴仲岩春日攜雙柑斗酒”“風塵三俠”“雙人騎白鹿”“彭澤高蹤”“鴻雁來儀”“故園鬆鶴老無恙”40多種題材。思古之幽情，往往引發了僑批經手者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向往和熱愛。

　　僑批不僅記錄著家庭瑣事、敬老扶親、慈善公益等內容，也記錄著不同時期重要事件對當時社會的影響。1928年5月3日，日軍制造“濟南慘案”，激起華僑同仇敵愾，除陳嘉庚領導的籌賑運動外，在5月12日菲律賓怡朗的僑批封上即現抗日歌戳印：“奉勸諸君要記得，東洋貨色習不得。如果買了東洋貨，便是洋奴賣國賊。”箋頭印有“勿忘國恥”。

　　到了1931年“9·18事變”，用戳印來表現愛國熱忱，更達高潮，“你買日貨，日人賺你的錢，便造子彈來殺你和你的同胞，你該當何罪”……在上世紀30年代出現的系列抗戰戳印，當中3號字豎排戳印“矢志救國，徹底抵制日貨。臥薪嘗膽，誓雪此仇方休。團結起來，共同為國捐軀，勿貪小利，勿作亡國奸商”，共40字，是目前僑批封上所見最長的戳印之一。

　　愛家愛國、救國救民，這些凸顯了海外華僑的高風亮節，而深受傳統道德文化影響，建立在“人格誠信”基礎上嚴密的管理制度，形成了福建僑批業獨有的商業網絡運作模式。

　　創辦於1898年的泉州王順興信局，其曾經啟用的四種批銀戳記，當中一款為“泉城新門外王宮鄉王為針偕弟為奇/在泉辦理郵政分局並收垊信逐幫繳/回所有分送信項概用大銀無收酒資/寓垊新街尾新路異文齋門牌第79號”，“垊”指菲律賓馬尼拉，“無收酒資”就是不收小費，折射出童叟無欺的價值取向。

　　“利以義制”的僑批經營理念，體現出“人無信不立”這一共同的文化根源。省檔案局局長丁志隆認為，僑批檔案彰顯了孝悌、信義等中國傳統文化內核，見証了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之間持續不斷的交流與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