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証旅日粵僑奮斗史的橫濱中華街，如今游人如織。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交往源遠流長。然而，過去一個多世紀裡，兩國關系走過一段曲折而崎嶇的歷程。在大時代的風雲背后，隱沒著一個常年不為世人注目的群體：旅日廣東華僑。他們曾經是東西文化的使者，對中日兩國的維新與革命功不可沒﹔也曾遭遇地震與戰亂的創傷，卻能在每次災難過后浴火重生，書寫一頁頁奮斗傳奇。
隨著時代的變遷，日本廣東華僑華人洗盡鉛華，落地生根。然而，廣東僑團生命力依然勃發，先人創辦的百年僑校仍在鑄造新的輝煌。在橫濱，廣東同鄉會、廣東會館俱樂部、要明鶴同鄉會、中山鄉友會、山手中華學校、關帝廟、聘珍樓……每一個名字的背后都蘊藏著廣東籍華僑華人的傳奇。南方日報記者一行在橫濱街頭路標的指引下，收集粵僑的記憶片段。
尋蹤
粵人商號曾在橫濱遍地開花
走進橫濱這座蔚藍色的港口城市，清涼的海風穿梭於大街小巷，游人時時刻刻感受到海洋文明的氣息。這裡是日本近代國門開放的起點。1854年，美國佩裡艦隊“黑船來航”讓日本打開國門。這段歷史的第一位中國見証人，是廣東南海人、擔任美國艦隊翻譯的羅森。某種程度上，他促使日本人開眼認識世界，也為國人寫下了近代第一部日本游記——《日本日記》。
“乘風破浪平生願，萬裡遙遙若比鄰。”羅森在贈與日本友人的詩中如此表露心跡。實際上，當年懷抱同樣志向的粵人，並非隻有羅森一人。日本“安政開國”后，不少廣東商人穿越萬裡波濤而來，在長崎、橫濱、函館、神戶等港口扎根，成為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華僑群體。
是什麼原因讓粵商忽然活躍在東洋舞台之上？“廣東人不僅在中國，在整個東亞地區同樣得風氣之先。”橫濱開港資料館研究員伊藤泉美表示，當時不少廣東人受雇於歐美商社與使館。憑借對西方文化的精通，他們向日本輸出現代的建筑、油漆、印刷技術。一時間，粵商開設的各種商鋪在橫濱遍地開花。
粵僑人數不斷增加，“嶺南會所”“廣東會所”等粵僑社團組織在日本各地紛紛成立。日本廣東華僑研究者、暨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副教授羅曉紅告訴記者，清政府在長崎設立領事館前，這些會館成為粵僑與日本政府對外事務交涉的重要途徑，起到“民間使館”的作用。現存的明治初期長崎官府外事公文檔案中，不少蓋有“嶺南會所”或“廣東會所”的大紅印章。
然而，隨著日本國力的增強，日本當局開始對華僑進行排擠，粵人不得不退往裁縫、廚師和理發師等“三把刀”行業。1923年，關東大地震給橫濱華僑生計帶來毀滅性打擊。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后，大量僑胞舉家返國，廣東華僑人數銳減，其余僑胞隻能在戰火中淒惶度日。昔日繁榮的橫濱中華街也在1945年美軍的大轟炸中化為一片焦土。
“那時，我們差不多天天都在逃難，一隻雞蛋都要三個人分。”談及往事，廣東要明鶴同鄉會事務局長嚴華新不忍回首。接二連三的天災人禍，將先賢們留下的足跡幾乎涂抹得無影無蹤，但在日僑胞並未放棄對生活的信心。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作為戰勝國的僑民，華僑終於吐氣揚眉。
他們從焦土裡重建家園，迎來了新生。
特點
創辦全世界第一所近代華僑學校
廣東籍華僑華人在日本，曾書寫了華僑教育的濃重一筆。其中，橫濱山手中華學校經歷的世紀滄桑，可謂一部濃縮版的近代華僑教育史。僑校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98年成立的橫濱大同學校，它堪稱全世界第一所近代華僑學校。
橫濱山手中華學校的門牌，見証著歷史的滄桑
1895年，孫中山在橫濱倡議成立華僑學校。而大同學校的創立，得到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協力。首任校長是康有為的高徒徐勤。“時值‘戊戌變法’失敗，流亡日本的維新志士都將中國實現不了的理想，寄托在大同學校身上。”橫濱山手中華學校校長張岩鬆介紹。
大同學校以救國救民為宗旨，設有國語、英文、算術等9個科目，還首創男女同班制度。這些先進的教學理念，影響到世界各地的華僑教育。大同學校早期的兩任校長鐘卓京、林慧儒就按照這一模式，在馬來西亞創建了數十所華僑學校。
但好景不長，關東大地震后，校舍盡毀的大同學校，與華僑學校和中華學校合並為“廣東小學校”，后稱“橫濱中華公立學校”。二戰期間，校舍又在空襲中化為灰燼。1952年，戰后重建的橫濱中華學校，卻由於師生支持新中國而遭到軍警鎮壓，校舍被強行霸佔，師生流離失所。
“華僑在日本生活不易，但每次災難過后，他們連自己都還沒恢復元氣，就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先把學校重建起來。”張岩鬆表示，校舍遭無理霸佔后，師生到華僑的家裡、店鋪裡繼續堅持愛國民族教育。一年后，中華學校在山手町另覓新址，並於1957年更為現名。
今天走在中華學校的校園裡，耳邊不時傳來《東方紅》的鈴聲。窗明幾淨的課室、好客有禮的學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從小學一年級起，學生就要接受中日雙語教學。校方每年還會組織回國參加夏令營、冬令營和中學畢業旅行活動，增進同學們的民族歸屬感。“多掌握一門語言，讓我們看問題更全面。”身為中華學校校友的朱銘江如此說。
中華學校的學歷至今尚未得到日本政府承認，但良好的校風竟吸引到不少土生土長的日本學生前來報讀。2008年5月，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訪日期間，特意參觀了山手中華學校。
幾經世事變遷，華僑教育與廣東社團之間的緊密聯系一直沒有中斷。記者觀察到，不少教室門前都挂有廣東同鄉會、要明鶴同鄉會的銘牌。“我們辦學經費的缺口一直全靠華僑們捐資。”張岩鬆說。退休教師、廣東同鄉會副會長符順和雖年逾古稀，仍堅持自設補習班，為華僑教育發揮余熱。
目前，全日本的全日制華僑學校隻有5所，在日華僑華人卻多達80萬。幾代人積累下來的精神遺產，如何在新華僑的手中“接棒”，正在成為新的挑戰。張岩鬆說：“我們與橫濱華僑同樣堅信，華僑子女的‘根’永遠屬於中國故鄉，有了教育，中華文化的血脈就有傳承的希望。”
傳承
九旬老人在日傳授粵語逾30載
在日本的廣東華僑華人雖然命運多舛，但其堅忍不拔的意志、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更是驚人。戰后，不少廣東華僑社團得以重建。1965年成立的“廣東同鄉會”就是其中一員。
同鄉會坐落在東京僻靜的日本橋濱町，門面很小，隻有不起眼的一方招牌，裡邊卻是“五臟俱全”。令人驚奇的是，在會館開設廣東話班的老師何子嵐竟是一位九旬老人，他在日本從事粵語文化推廣工作已有35年。
手中的粵語教材是何子嵐多年來的心血之作
面對記者的來訪，老人精神矍鑠，侃侃而談。何子嵐道出了自己的傳奇身世：他是番禺望族沙灣何氏之后，父輩與同盟會會員也有不少淵源。不過，最讓老人自豪的，卻是他在日本先后招收的6000多名粵語學生：“一門中國方言能在日本如此受歡迎，簡直是一個奇跡。”
上世紀80年代，成龍的功夫電影風靡東瀛。時任朝日中國文化學院教席的何子嵐，憑借敏銳的觸覺把握先機，設館授徒，連續十余年座無虛席。何子嵐為記者展示自己手書的教案：“當時市面沒有現成的粵語教材，教程的注音字母和插圖都要親力親為。”何子嵐還從粵菜菜譜中歸納出一套日語命名法，被不少廣東餐廳的日本員工奉為經典，推動了粵菜文化的傳播。
與東南亞華僑華人的規模相比，廣東華僑在日本只是一個“少數派”，但廣東同鄉會的成員一直在穩步增長。從創會之初的百余人，發展到如今的300多人。廣東同鄉會會長陸煥鑫告訴記者，新華僑的學歷水平正在不斷提升，醫生、教授、IT人才的加盟，為粵僑群體帶來新的血液。
廣州姑娘毛健子是一位新華僑。出身舞蹈專業的她，曾為家庭一度放棄自己的愛好。然而，為了在日本傳播中華文化，她毅然重新穿上舞鞋，發起“金小百合舞蹈工作室”。目前，她積極推動“世界中華太太大賽”日本賽區的活動宣傳，得到各地同鄉會的支持，“我們要靠自己的實際行動，增進下一代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我們必須接納更多的新華僑，他們是會館未來的生命所在。”廣東同鄉會副會長朱銘江表示，同鄉會的模式雖然傳統，但作為淳朴鄉誼的紐帶，受到新老僑胞們的歡迎。旅日粵僑近年還成立了橫濱中山鄉友會等新團體，探索以更多元的方式增進僑胞對故鄉的了解。
“現今廣東同鄉會應發揮傳承廣東文化的作用。”羅曉紅認為，盡管過去會館的功能正逐漸被商會及各種業緣、學緣組織所取代，但隨著新華僑群體年齡的增長和閑暇時間的增加，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廣東同鄉會的價值，將會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粵人行蹤
吳桂顯：捐5000萬元資助家鄉學子
過去老華僑的知識水平不高，然而“讀書”二字一直縈繞在他們心頭。一旦有了積蓄，他們總會想方設法捐資助學。廣東同鄉會前任會長、橫濱山手中華學校前任理事長吳桂顯，就是一個典型代表。
吳桂顯是生於橫濱的第二代華僑，祖籍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年少時，他曾回國讀書，度過一段難忘的時光。然而，為協助父親養育弟妹，身為長子的吳桂顯，不得不輟學回到橫濱。他的好學上進之心卻一直不曾停止。
上世紀70年代，吳桂顯再次踏足中國大陸。“中國與日本之間隔著一片大海，香港與內地卻隻有一橋之隔﹔從日本到香港隻要幾個小時，然而，由於手續繁復、交通不便，從香港回中山卻要走上半個月之久。”回憶起當年漫長的返鄉路，吳桂顯遺孀吳柳東滿是感慨。
“當時，家鄉的孩子沒有學校，隻能拿著書在街上讀，一下雨就跑回家躲雨。”鄉親們物質與精神上的貧困，深深刺痛著老華僑的心。“回到日本，他就不願意再喝咖啡了。他說：在國外喝一杯咖啡的錢，在國內就可以資助一位學生。”吳柳東成回憶道。
吳桂顯夫婦在日本經營餐館為生，每天起早貪黑地忙碌著。每當遇見來自中國的貧困留學生，吳桂顯都會慷慨解囊。為了給家鄉籌建大學，他竟不惜變賣家當。在家鄉籌建孫文學院(后改名為中山學院)期間，吳桂顯就以2000多萬元人民幣的價格，賣掉了自己在東京的商用房地產。
據不完全統計，吳桂顯一生為家鄉教育捐資超過5000萬元，先后捐助中山中專、華僑中學等10多所學校興建校舍、改善辦學條件，還成立了“吳桂顯教育基金”。截至2008年，獲得基金獎勵的師生超過2000人。盡管如此，他的生活卻儉朴得令人難以想象：他在橫濱的兩層小樓隻有80平方米，朽蝕的門窗、駁落的牆壁、還有手動調頻的14寸彩電……無不道出主人生活的清貧。
“我們過去並不十分理解父親，直到回國以后，才發現他做了多麼令人震撼的事情。”吳桂顯之子吳健一說。2001年，吳桂顯病逝，他的精神仍在激勵后人前行。吳桂顯的妻子、兒女現在每年仍舊身體力行，回國支援家鄉的教育事業。
城中探粵
粵僑捐款重修300年古寺
有300多年歷史的聖福寺，藏身在長崎玉園町一隅，隱約傳來久遠的唐風漢韻。寺內同時祭祀關聖帝君、天后聖母和觀世音等神祇。據了解，聖福寺建於1677年，與興福寺、福濟寺、崇福寺並稱長崎“四大唐寺”。這些“唐寺”多為旅日華人的鄉幫自治組織捐建。日本開放門戶后，長崎廣東人為該寺重修捐款，聖福寺也因而被稱為“廣東寺”，香火鼎盛一時。寺裡還保存有《重建廣東會所碑記》石碑。
“食在廣州、食在聘珍”的條幅，流露出百年老店聘珍樓的自豪感
橫濱關帝廟凝聚兩岸情誼
關帝廟是橫濱中華街重要名勝之一，也是嶺南文化對外傳播的大舞台。橫濱關帝廟始建於1873年。據說，日本找開國門后的首場粵劇演出就在此處舉行。現在每年關帝誕舉行期間，這裡舉行的舞龍、舞獅表演與民俗巡游，成為橫濱中華街“夏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在過去一個多世紀裡，橫濱關帝廟命運多舛，曾在關東大地震與二戰中兩度被毀。1986年，廟堂再次因大火焚毀。為拯救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中國海峽兩岸僑胞打破多年隔閡，廣泛組織募捐。嶄新的關帝廟於1990年宣告竣工。
在今天的關帝廟內，漢白玉欄杆、參道、石級由中國大陸公司承建，而屋脊的琉璃瓦、正殿及牌樓的木雕、室內裝飾則來自台灣。該建筑工程榮獲神奈川建筑競賽優秀獎。橫濱關帝廟是兩岸炎黃子孫血濃於水的見証。
守護故土情思的百年義庄
在橫濱鱗次櫛比的居民樓間，一片名為“大芝台”的高地俯瞰著這座港口城市。高台上的中華義庄，長眠著數以千計在異鄉故去的華人遺骨。一座地藏王廟坐落山腰，古老的牌匾在鏤金門楣的映照下熠熠生輝。
地藏王廟建於1892年，由旅居橫濱的華商集資建成。寺廟風格具有典型的嶺南建筑特征。據介紹，地藏王廟的建材主要從廣州船運而來。經歷兩個甲子的風雨洗禮，堂內供奉的地藏王菩薩坐像，以及佛龕、帷幔、燭台、花燈等，依然光潔如新。這裡還是橫濱現存最古老的一座近代建筑物。上世紀90年代初，地藏王廟被評為橫濱市“有形文化財”。
每年清明，中華義庄都會迎來祭掃潮。這裡不但寄托著華僑們對先人的追思，也守護著屬於旅日華人的共同記憶。
人在他鄉
訪廣東同鄉會副會長、聘珍樓總務部課長朱銘江
為中日交流搭建“舌尖上的橋梁”
日暮時分，橫濱中華街“聘珍樓”的金字招牌尤為醒目。這座建於1884年的粵菜名樓，百年間在廣東華僑手中幾度流轉。對朱銘江來說，招牌背后不但蘊藏著嶺南飲食文化的靈魂，更銘刻著他的家國情懷和鄉土記憶。
與許多旅居橫濱的粵僑家庭一樣，朱銘江的家族與餐飲行業結下了不解之緣。80多年前，朱銘江年僅16歲的父親迫於生計，從廣東鶴山顛沛流離來到橫濱。在戰火紛飛的歲月裡，他飽嘗辛酸，努力研習廚藝，經營名為“鴻樂”的夫妻店，數十年如一日，廣受街坊歡迎。
在朱銘江的回憶中，每年十月一日，“鴻樂”的門前都會按時升起五星紅旗慶祝國慶。“這一天，周邊的日本鄰居都會來向父親道喜，就像過年一樣。”他說。中日建交后的第二年，朱銘江第一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多年不見的親人相擁而泣的情景，在他幼小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至今記憶猶新。
參加廣東同鄉會舉辦的青年夏令營回國參觀后，朱銘江默默許願：將來隻要是與“中國”有關的工作都要去應聘。或許冥冥中與粵菜有不解之緣，聘珍樓向他招手。幾十年裡，從跑堂的服務生做到總務部課長，他初心未改，從未離開聘珍樓一步。
聘珍樓立志用粵菜征服日本食客的味蕾。他們講究就地取材，用日本食材做出廣東味道，同時結合藥膳理念進行創新。聘珍樓人氣不斷提升，從平民百姓到名流顯貴紛至沓來，感受百年老店的純正粵味。一些日本廚師也慕名前來拜師學藝。“食在廣州，食在聘珍”，東京聘珍樓的書法條幅裡流露出滿滿的自豪感。
朱銘江的弟弟也繼承了“鴻樂”的文化基因。他與日裔妻子開了一家廣東餐館，取名為“鴻”。直到現在，朱銘江和家人仍然每人手執一本中國護照，“它時刻提醒著我是一個中國人”。
學人論粵
羅曉紅(日本廣東華僑研究者、暨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副教授)
日本粵僑兼備儒家文化與契約精神
廣東華僑生性勤懇忍讓，不事張揚。早期赴日廣東華僑大多是商人、歐美商社或領館雇員，其中也有一定數量的專業技術人才，文化素質相對較高。日本廣東華僑身上既傳承著東方儒家文化忍讓務實的秉性，同時兼具西方契約精神。這一性格與近代嶺南人得風氣之先不無相關，也與日本明治初期的社會風尚相適應。
廣東華僑恪守仁愛之訓，好行救濟之事。1923年關東大地震，神戶廣東同鄉會出錢出力，幫助大量受災橫濱粵籍鄉親到神戶避難或返鄉。1995年阪神大地震，包括廣東華僑在內的神戶華僑，成立地震對策本部進行互助自救。災后數日，神戶南京町餐飲商戶在店鋪受損、斷煤氣斷水的條件下，免費為災民提供食品，這些義舉使華僑華人贏得了日本社會的廣泛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