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過一陣鑼鼓，接著便是西皮原板的過門兒，他安靜地等在側幕裡，鬢邊那支純金嵌蜻蜓眼掐絲簪子忽然閃出一點幽光，映襯之下，旁邊的點翠額子則顯得沉靜素雅。借著后台微弱的光線望過去，大朵大朵的五彩織錦雀羽紋飾像花瓣一樣涌在他的旗裝上。倒是臉上那一寸寸施著油彩與粉黛的肌膚，朦朧暗啞間，幾乎要滲出一點粉嫩來。

唱了一輩子戲的馬玉琪今年已經80歲，1939年出生的他，更願意按照中國傳統的算法計算自己的年齡。舞台上，歲月並未在他身上留下太多摧頹的痕跡，雖然發絲已經斑白，但跑起圓場來，腳下仍像飄起來的綢緞一樣自如輕快。而舞台上的那些衣裝道具，也引來人們的頻頻贊嘆，畢竟演出《梅玉配》這樣一部骨子老戲，不是誰都能拿出那樣名貴的行頭來的，清朝的鏤空金絲扣、戰國的瑪瑙玉石，價值不菲的點翠……甚至為做一件夠“派頭”的旗裝，他不惜“毀”掉一匹江南織造或緙絲的老料。

心疼麼？馬玉琪不覺得。“料子織出來不就是供人穿用的麼？”他說，要物為人役，而不是反過來。讓許多人小心翼翼的古物，在他這裡回歸到被造時的初衷。

從世家子弟，到葉盛蘭弟子，再到出走大陸、響名港台的京劇演員、收藏家，馬玉琪的一生並不平淡，起伏之間，就像旗裝上那些交疊的緙絲，與這個時代碰撞勾連，交織出一片片瑰麗生動的圖案。然而，對於人生中的那些精彩也好、失意也罷，他很少留戀，在得到與失去間，浪跡萍蹤，只是無論走到哪裡，母親說的那句話總會縈繞在耳畔——

何處青山不道場，此心安處是吾鄉。

舊時王謝

馬玉琪原本姓柳，單名一個“寶”字。

若不是八歲時發生那場變故，他不會隨了母姓，改名玉琪。

馬是馬佳氏的漢姓，馬玉琪的外祖父，便是清朝度支部大臣馬佳紹英。

溥儀在自傳《我的前半生》裡，對這位老臣的描述是“恭順”，馬玉琪從未見過這位既真實又虛幻的長輩，對於他的全部印象，都來自於母親和親戚的回憶，還有手邊那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的《紹英日記》。日記中的字細瘦工整，記載了這位遺老在庚子善后、溥儀大婚、宣統退位等歷史節點中的點滴細節。“怹負責財政，每天都要為朝廷的各種開銷籌錢，最后就是活活累死的。”站在家中外祖父的小像前，想起這位伴隨清廷走完最后一程的老人，馬玉琪不禁感慨。

外祖父娶的是道光皇帝堂兄弟的女兒，這讓“家裡走動的親親友友，不是王府的，就是王府的”。王府禮數多，外祖父常感嘆：“王府的親，結不得，太累！”

不過，等到馬玉琪出生時，家中最鼎盛的風光已經過去，外祖父故去14年，大門上的朱漆早已斑駁得失去了往日的光鮮。

“雖然外面打仗，亂七八糟的，但家裡的做派啊，生活方式啊還在。不管男女，不能隨隨便便的，想斜腰拉胯地那兒一站？不行。”

最讓他難忘的，是彼時的請安，作為滿族女子素日見面的常禮，電視劇裡那些請安在他看來濫竽充數。“場合不同、身份不同，請安也有不同。平日裡，舅媽見著我姨兒，一邊含情脈脈地看著對方，一邊口裡叫著姐姐蹲身下去，那安請的可漂亮了！沒有人能比過她去！”

最終，76歲時，馬玉琪將這個心心念念的片段復刻到了《梅玉配》中，巧笑、抬腕、翻手、扶額，粉黛裝扮下，他情誼款款地復活了那段隱藏在歷史深處美而端庄的記憶。

不過，馬玉琪覺得，一個家族真正的氣質並非來自可見的外表，那道分界線似乎應該在骨子裡，一種關於人格的自持。

像講別人家的故事一樣，他講起了當年家中的那場變故。

那一年，母親31歲，帶著幾個孩子遠赴上海尋找久別的丈夫，找到時，卻發現他已“抱琵琶另彈別調”。“那位女士說，不知我父親已經結了婚，會離開的。母親說，別，我看你們很好，我跟他雖然能夠復合，但就好像一隻打破的碗，再復合也會有道裂痕，心裡是個陰影，他既然能這麼久不回家，就說明沒有把我和孩子放在心上。”

“我退出。”這是母親那天留給父親的最后一句話，語氣裡沒有一點波瀾。

最終，他們跟隨母親回到了北京。這位前清侍郎家的格格、英文流利的大學畢業生、拉扯著三個孩子的母親，就這樣，與丈夫離了婚，在那個相對保守的年代，這個決定並不容易。她的臉上充滿平靜，一夜之間，似乎什麼都沒有變，只是那個八歲的小男孩，名字被母親從柳寶改做了馬玉琪。

此間少年

母親的性格，大約會成為孩子的影子。學戲的主意是馬玉琪12歲時自己拿的。

“小時候，母親抱著我去吉祥看戲，台上的演員插著四個旗兒，戴著大犄角翎子，拿著槍，‘鏘鏘鏘鏘’，好威風！我就想，有一天自己要能登台，得多好！”於是，1951年，他瞞著家裡，偷偷報考了戲曲學校。

和解放前的科班不同，那時已經廢除了打戲，可撕腿練功什麼的仍是苦得沒商量。

有人因此退了學，馬玉琪沒想過離開，能萬眾矚目地站在當中間兒，是他內心不可言說的蜜糖。

“我們那時沒那麼多誘惑，得空就練私功，晚上沒人出去玩，你看我今年80了，跑圓場還能不輸年輕人，嗓子也沒壞，秘訣沒有別的，一個字：練。”

彼時，楊秋玲很喜歡這個小師弟，常常帶著他去看戲。一次，學校辦元旦晚會，他倆偷偷溜出來，跑到長安大戲院看張君秋彩排《望江亭》，“沒座兒，我倆就擠在打字幕那兒看，那會兒張君秋還梳大頭呢”。馬玉琪記得，那天回來路上，天空忽然飄起鵝毛大雪，清靈靈的世界裡，姐弟倆興奮極了，冰涼的雪花兒打在臉上，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聊著戲，一路從西單跑回了陶然亭。

第一次見到葉盛蘭時，馬玉琪15歲。他未想到八年后，竟然會拜在這位京劇大師的門下。在馬玉琪的回憶裡，葉盛蘭的脾氣並非像傳說中那樣火爆，“非常溫和的一個人，沒見怹發過脾氣，可能是反右，把怹性格磨平了”。

“除了戲外，我們有很多相同的愛好，字畫、扇子，還有養熱帶魚。”1957年后，還在戲校上學的馬玉琪成了葉盛蘭家的常客，“大概覺得我見過一些世面，不會杵窩子”，那時，隻要葉盛蘭出門看戲訪友，一定叫他陪同。上世紀60年代，京劇坤生張少樓在劇場看到他們師徒，問葉盛蘭：“一定是您的得意弟子吧？”葉盛蘭笑著說：“得意的，得意的”。

馬玉琪常常提起的，還有那些太平花下的春日。“反右”之前，每年四五月他都會被表姐叫著，去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家做客，“春天，院兒裡的太平花開了，老太太會做一次賞花宴，請大家吃鰣魚賞太平花，老太太說，‘男女同桌吃飯是我首創’，怹穿得很精致，90多歲了，還描眉打鬢，穿旗袍，踩繡花鞋”。

那時，映著正盛的太平花，馬玉琪總要穿著長衫裊裊給大家唱一段昆曲，記憶裡，微風拂過，香落滿身。

畢業時，馬玉琪選擇了鞍山，“其實不是北京留不下”。彼時，梅蘭芳正想給梅葆玖挑一個小生搭檔，姚玉芙一眼相中了他，但最終，他還是婉拒了邀請，和同學跨上了去鞍山的火車。

“我的想法很簡單：一來，幾個同學搭幫過去，有文有武，行當齊全，開鑼就唱﹔二來，北京大師太多，名角兒如雲，我們小輩登台的機會不會太多。”

“誰不願意留在北京，可去外地，你可以插翎扎靠戴尾，在北京，就剩跑龍套了。”

他不認為自己有多大的理想，只是覺得，不管天涯海角，隻要能找一個地兒，有戲台，有觀眾，讓他做一個過足戲癮的演員，就很好了。

自在天真

一天下來，貼身的水衣子濕了又干，干了又濕，馬玉琪心裡甭提多高興了。

感覺有唱不完的戲，在等著這個風華正茂的青年。

“一到鞍山，我們就排了《西廂記》《花田八錯》《大破天門陣》、全本的《玉堂春》，我自己還唱了《群英會》《羅成叫關》《轅門射戟》。”

他說，那時成天活躍在舞台上，感覺有使不完的力氣，“生活特別的充實，帶著洗臉盆、肥皂、搓衣板，全國巡演，住后台，住劇場，裝台拆台都是演員全體上。《白蛇傳》一天演三場，光‘搶背’一天就得摔三回”。

由於業務水平出眾，1960年，馬玉琪在鞍山京劇團每月掙到了84塊錢，還有“每月兩斤肉、兩斤糖、半斤油、兩條甲級煙、水果隨便買”的副食待遇。“和市委領導一標准了，團裡有這種待遇的，隻有五人。”

很難說這不是嫉妒的源頭。幾年后，轟轟烈烈的“十年動亂”開始，插翎戴尾的葉盛蘭在北京被打倒，他這個遠在鞍山的徒弟也被趕下了舞台，兩人都淹沒在了無休無止的“交心、批斗”中。一個掙得不如馬玉琪多的女演員指著他的鼻子說：“你啊，過去就是太舒服了！”

原來太舒服是錯，后來，馬玉琪被下放到盤錦一個叫“干魚溝”的地方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那一年，他剛好30歲。

想起這個人的嗜戲如命，本以為那會是一段屬於苦澀的回憶，他卻出乎意料地說：“這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三年”。

“一望無際的藍天，恬淡自然，往返走15千米路才能到鎮上，一路上少有人煙。一到晚上，萬籟無聲，周圍的人都非常朴實、充滿善意，那些動物對人充滿依賴，感情很深。很有田園的味道。”

詩一樣的回憶，詩一樣的情感。當時，這個有著舊官僚家庭成分的年輕人甚至覺得，就是一直這樣過下去也很好，沒有政治壓力，沒有妒忌排擠，周圍的人都很友善，村裡的老鄉管他叫小馬，下鄉的知青管他叫老馬，在這兒，他學會了騎馬、養鵝、養鴨，知道怎麼育苗，怎麼把豬養大。

“演戲有演戲的樂趣，下放有下放的樂趣。我的人生秘訣就是‘向前看’，人生不平坦，不如意事八九，可是我都能對付，沒有恨天怨地。”

那時，離“干魚溝”不遠有一片海，忙完農活兒，他常常會一個人坐在海邊遠眺，海風咸腥地吹在臉上，他想“我一定會去香港的，一定會到海那邊去的”。海浪隆隆地一次又一次地拍在礁石上，就好像心上這個不斷重復著的決定。（上）（文/圖   楊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