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以后，民眾愛國熱情高漲，或是直接奔赴前線參軍抗日，或是后方宣傳募捐支援抗日……而大多數民眾隻能通過后者聲援和支持抗戰。而在1941年的香港，特殊的地緣環境、特殊的人員群體，在宋慶齡個人感召下孕育的“一碗飯運動”充分展示了香港民眾的家國情懷。

“一碗飯運動”最早由美國醫藥援華會、婦女賑濟中國難民會等團體於1939年首倡，在美國人民和華僑中籌措捐款,購買藥品和醫療設備，以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並確定每年舉行一次。這個運動的取名受《史記·淮陰侯列傳 》中“漂母飯信”故事的啟發，漂母接濟了困頓中的韓信，施恩不望報，運動以一碗飯為名藉以表示美國援華為一種純摯的同情與道義上的支援。正因為如此 “一碗飯運動”，就是每人用“一碗飯”的費用支援中國人民抗日斗爭。“一碗飯運動”獲得了美國各階層人士的廣泛響應。舊金山唐人街更是萬人空巷，廣大僑胞紛紛慷慨解囊。第一屆“一碗飯運動”就獲得20 萬美元的捐款。此后 ，“一碗飯運動 ”擴展到英國 、 加拿大、南美洲等許多國家，影響甚大。

初步醞釀

西方的“一碗飯運動”引起了時任保衛中國同盟主席宋慶齡的密切關注。因為這種獨特的募捐方式操作起來簡單可行，並且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宋慶齡認為，這種募捐方式同樣可以在香港推廣，一方面可以募集到資金，另一方面可以激發香港150萬同胞的愛國救亡熱情。在這個背景下，1941年5月初香港成立了“一碗飯運動”委員會。

該委員會由宋慶齡擔任名譽主席，香港立法局華人首席議員羅文錦為主席，香港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的夫人克拉克為副主席，而且香港華商總會負責人任要職。經研究，委員會決定發售餐券1萬張，每張2元港幣。餐券的價值本可享受幾道菜肴，但認購者隻能持券到提供贊助的餐館吃炒飯一碗，這種差額盈余將交給中國工業合作社作為救濟西北難民的基金。

“一碗飯運動”的消息傳出后，在香港引起極大震動。5月25日，港九地區的酒樓、茶室、茶居、西菜、飯店5家商會共同召開會議，討論推行“一碗飯運動”的具體方案。第一位捐助者是威靈頓街麗山餐室的老板溫梓明，他首先致函“一碗飯運動”委員會，表示願意捐飯500碗，並定名為“救國飯”。在他的帶動下，英京酒家、樂仙酒家、龍泉茶室、廣州酒家、漢商酒家、天燕餐館、小祇園、金星酒家、金門酒家、南京飯店、北極餐室、怡安茶居等13 家酒樓、餐室紛紛響應，捐飯數達10000余碗，隨著運動發展到高潮，捐飯數達到1.47萬碗。

參加開幕式的既有克拉克夫人、廖夢醒等“一碗飯運動”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也有林培生、 郭泉等工商金融巨子﹔既有鄒韜奮、陳翰生等文化藝術名流，也有中國紅十字會主席林可勝等愛國仁人志士﹔既有海外各界愛國華僑，也有港英當局支持。特別是英軍駐華陸軍總司令賈乃錫少將、海軍司令哥連臣、 輔政司史美夫人等都出席了開幕典禮，經統計參加開幕式的中外著名人士共150余人。

宋慶齡發表即席演講，闡述了開展“一碗飯運動” 的非凡意義。她指出：“一碗飯運動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濟被難的人們，並且是要節飲節食，來表示犧牲的意思，這是我們做人的美德，無論中外，無論古今，都是值得贊揚的。”她強調香港的“一碗飯運動”，“更含有一種深長的意義，因為這次捐款是要幫助工業合作社去組織及救濟難民、傷兵，這是鞏固生產陣線，是生產救國，是幫助人們去幫助自己，是最妥當的一種救濟事業”。因此，“一碗飯運動”是“值得提倡”的。保衛中國同盟名譽書記克拉克夫人也發表演講，呼吁國際人士支援中國抗戰，贊助“一碗飯運動”。 她說：“我們設想一下，能讓中國難胞百分之四十死於飢寒交迫之下嗎？伸出諸位地仁慈的手吧！去援助水深火熱的人們！”

在“一碗飯運動”成立典禮上，宋慶齡的一番舉動將開幕式推向高潮。她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忍痛割愛將自己珍藏多年的孫中山的遺物如墨寶、紀念品及其他文物當場義賣，作為向 “一碗飯運動”的捐款。受此影響，出席開幕式的人們蜂擁而上，踴躍搶購，片刻之間就將這些珍品、便函搶購一空，大會氣氛由此推向高潮。

宣傳動員

“一碗飯運動”在以宋慶齡等為主要領導的委員會號召下，獲得如此良好的開端，香港各界人士均採用不同方式支持和響應“一碗飯運動”。文藝界採用演出、繪畫展覽的形式，新聞界則採用文章報紙宣傳的方式，他們將“一碗飯運動”大張旗鼓地宣傳動員起來。特別是由保衛中國同盟資助創辦的香港《華商報》還專門出版了由何香凝手書刊名的“一碗飯運動特輯”，成為 “一碗飯運動”的宣傳陣地。

在這塊“宣傳陣地”上，先后刊登社會各界名流關於“一碗飯運動”的奔走呼號。克拉克夫人這樣說：“買一張一碗飯運動的飯券不僅是做一件慈善的事，還可以使中國的難民有工作，能生活——幫助他們吧……”

為了動員更多的人參加一碗飯運動，特別是將下層人士的愛國情緒借“一碗飯運動”激發起來，7月10至11日香港中央戲院連續兩天免費放映表現美洲華僑支持祖國抗戰的記錄片《愛國獻金運動》。 除了立體形象的有聲電影宣傳外，“一碗飯運動”組織方還以演說、茶話會、展覽會等多種形式，反映侵華日軍的殘暴、戰區難民的慘狀及中華民族抗戰的成績。7月底，為了擴大宣傳效果，還特別印制了各種精美的宣傳畫和標語，遍貼香港碼頭、車站、街道及娛樂場所，街上隨處可見勸銷飯券的人們。

劇烈高潮

在社會各界的大力宣傳影響下，香港餐飲界對“一碗飯運動”表示熱烈擁護。他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各飯店、酒樓、茶室的業主踴躍捐贈炒飯，截至8月1日，捐助數已達14700碗。

1941年8月1日，計劃進行三天的香港“ 一碗飯運動”正式拉開帷幕。當天早上出版的《華商報》在顯要位置刊登了宋慶齡為開展“一碗飯運動”所作的“日寇所至，骨肉流離，凡我同胞，其速互助”親筆題詞。

8月1日的香港街頭有別於往常，顯得格外熱鬧，以“為祖國無家可歸的難民請命”“大家來吃愛國飯”等為代表的標語和口號貼滿的大街小巷，在車站、在碼頭、在商店、在娛樂場所，甚至當時公共交通工具上都是各式各樣的“一碗飯運動”的宣傳標語。更吸引眼球的是一隻特制的大碗模型在眾人的簇擁之下出現在街頭，他們高聲大喊著“多買一碗飯，多救濟一個難民”的口號，在香港主要的大路街巷穿行，把本已深入人心的“一碗飯運動”推向了新高潮。

活動的當天， 香港民眾紛紛上街購買飯券，更多的家庭是傾巢而出吃“愛國飯”“救災飯”。他們或是扶老攜幼，或是呼朋引伴，無論家境如何，都以能夠資助抗戰、救濟祖國同胞為榮。截止到8 月3 日，各酒家銷出的炒飯數量總約6000—7000 碗。

豐碩成果

截止8月底，原來計劃售出2元港幣一張的餐券2萬張，很快就超過了預期目標，“一碗飯運動”取得了圓滿成功。1941年9月1日，由宋慶齡親自主持的“一碗飯運動 ”閉幕式在英京酒家舉行，會上她表示“一碗飯運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