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市大唐西市博物館露天展場，可以看到唐王朝長安西市留下的深深車轍。那條車轍，那道痕，靜臥在鋼化玻璃下數米深處。安詳，無語，卻不由得人浮想聯翩。

這條車轍，象征絲綢之路的起點，是古長安城蛛網般街道的一段，連結著大唐帝國的城市鄉村。周邊，裊裊炊煙，小小村落﹔遠處，鬆柏雁塔，巍巍城廓。

這條車轍，可曾有戰車走過？“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長安，僧侶西行，過客匆匆，詩人吟哦。那條車轍，記憶最多的或許是：使節相望於道，商旅不絕於途﹔喧鬧的集市，熙來攘往的人流……

這就是長安大唐西市，歷史上又稱“金市”。

大唐西市，始建於隋代。

史載，自漢朝建都長安約800年后，隋文帝楊堅嫌城池狹小，飲水咸苦，不宜人居。遂於開皇二年元月，令富有巧思的建筑大師宇文愷主持，在距老城東南21裡的龍首川創建新城。第二年三月竣工，命名為大興城，第三年遷都於此。

大約30年后，隋煬帝又組織民工10萬人，增高大興城牆。新城的宮城居北，皇城在南。宮城的東、西、南三面為居民區。居民區，又稱坊，共設110坊。外郭城南設東西兩市，每市各佔2坊之地，600步見方。市內由井字形街道將兩市分隔為九區八門。東市被命名為“都會市”，西市被命名為“利人市”，為唐朝的商業繁榮奠定了基礎。

長安，是當時最大的商業都會。集市內商旅薈萃，店肆林立，“四方珍奇，皆所聚集”。

市場建設在隋朝時還拓展到了洛陽。

隋煬帝繼位后在長安不到一年，便遷居洛陽。宇文愷又奉命主持了洛陽的建設。洛陽新城位於舊城之西，建設歷時10個月，於公元606年初完成擴建。洛陽地理位置適中，水陸交通便利，加之隋煬帝在擴城之初即命遷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命“江南諸州，科以上戶入東都住”，“河北諸郡送工藝戶陪東都，三千余家”。大批豪族富商、手工業者遷居洛陽，使東都人口達到了20萬以上。洛陽建有豐都、大同、通遠三個市場，分處於該城東、南、北三地，其中以東邊的豐都市最大，佔地2坊，周8裡，通門123000余肆。“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樓延閣，互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隋煬帝時期的洛陽，一度成為當時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商業之發達凌駕於長安之上。

宇文愷不僅設計並建設了長安及洛陽的城與市，而且還主持了大運河的開鑿、長城的修筑，為唐宋的興盛打下了基礎。但是，在煬帝揮霍奢侈的役使下，蒼生卻遭大難，其中，僅開鑿運河就發動民工360萬人，死亡者十有其四，“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床”。萬城空虛，千村湮滅。終因煬帝的荒淫殘暴，役民無度，使隋王朝在風起雲涌的農民起義中走向衰亡，成為僅存在了37年的短命王朝。

大唐西市被稱為“金市”，始於唐朝。

唐太宗李世民君臣認真總結了隋朝短命速亡的經驗教訓，認識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在治國理政中努力做到“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眾衣食有余”，出現了我國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時期，農商並重，不僅農業發展、人口增加，而且社會安定、商業繁榮，為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之間架起了橋梁。

疏浚運河，勸課農桑，促商興貿，四海歸心。唐王朝結束了漢末以來400年的分裂狀態，至開元天寶之際，已建成“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江南，北至單於府”的大一統的穩定局面。其繁榮程度正如杜甫在《憶昔》詩中所寫的：“憶昔開元全盛時，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天寶初年，京兆府共36萬戶，196萬人，大部分居於長安。京師長安城中有百萬人口，是全國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長安在隋朝基礎上擴建，建成東西18裡多，南北逾15裡，周圍達67裡，面積約70平方千米的京城。

長安城內街道寬闊平坦，道路兩旁綠樹成蔭。商業集中在東西兩市，兩市分設在皇城的東南和西南，市內有108坊，東西兩市各佔2坊之地。每坊300余步見方，住四五百戶，每市面積約1平方千米。市場面積佔全城面積的3.5%。

朱雀大街將長安分為東西兩部分，各有居民52坊。由於大明宮、興慶宮坐落在長安城東部，為上朝方便，官僚貴族都住在朱雀大街以東各坊。而富商大賈以及波斯等西域各國商人隻能住在朱雀大街以西各坊。這些國內外富商多數在城西南的西市就近開業，因而西市的商業比東市要繁榮，多從事國際貿易，所以，西市又有“金市”的美稱。詩仙李白在《少年行》中贊譽金市曰：“五陵少年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據宋敏書《長安志》記載，東市“街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聚”。西市“店肆如東市之制。長安縣所領四萬余戶，比萬年為多，浮寄流寓，不可勝計”。商賈相聚，“多歸西市”。

東西兩市商業行業門類眾多，很多都是前店后鋪。除了絲綢、茶葉、藥材、食品、服裝、器物、雜貨等數百行各類百姓生活必需品外，還有金銀珠寶等各類高檔裝飾品、奢侈消費品。長安金銀珠寶店多為中亞、西亞商人所開。市內有不少波斯人開設的邸店——“波斯邸”，既存貨物又住客商。

唐朝都城長安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遷客騷人，多會於此﹔南來北往，萬商雲集。開放包容的盛唐，四方來朝，聚集的胡商更多。造就過聲名遠播的長安首富竇乂及來自中亞稱霸一方的昭武“九姓胡”商。人們買完東市買西市，從此，“買東西”便成為國人家喻戶曉的詞匯。李白詩雲：“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之后，便是連綿不斷的戰亂。以農耕經濟為主的歷代封建王朝，其京師不斷東去，南下，再也沒有回到這個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八百裡秦川。留給后人的隻有那深深的嘆息和無盡的遐想：

“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詩仙醉臥之地，可是“胡姬”開店的金市？

1000多年以后，武昌的槍聲結束了封建帝制，南湖的星火翻開歷史的新篇，睡獅已然醒來。

“一帶一路”已經成為復興中華、影響世界的大戰略。以大唐西市命名的企業集團成為了絲綢之路源頭的著名企業。董事局主席呂建中是位秦川漢子，他立志“以商促文，以文興商”，正沿著那道千年車痕開啟的長安大道，一路播撒絲路花雨，唱起了新時代的信天游。

目前，我國億元以上的商品交易市場已超過5000家，成交額超過了10萬億元，潛力與成長性首屈一指的。“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作者為商務部原副部長、第十一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