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現在，葉爾夏特還會夢見白沙瓦的那棵菩提樹，門外的警笛聲呼嘯而過，那棵菩提樹就在那裡，樹枝穿過冰冷的鐵絲網，飄落下一片象征頓悟的樹葉。
白沙瓦位於戰火紛飛的巴基斯坦。當神秘古老的中東地區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還是一片危險禁區時，29歲的葉爾夏特已經先后兩次到達那裡。一路上，他跟隨《侶行》團隊冒著生命危險記錄下了沿途的人和故事，用真實的鏡頭呈現出了那些動人的眼淚和歡笑。
“生活中的選項有很多，很多人都會為名和利去瘋狂，在這樣一個浮躁的大環境下，有機會進入一個和你完全不搭界的環境中行走、體驗，講述他們的故事，這不是一件很榮幸的事嗎？它們迫使我思考，應當如何去生活。”
能夠包容你的地方
和大多媒體人一樣，葉爾夏特習慣熬夜。和他商量採訪時間，得知上午能睡個回籠覺，他高興地在微信上連發了四個笑臉。下午我趕到時，他已經坐在了那裡一一比約定時間早半小時。
像電視上看到的那樣，葉爾夏特留著圓寸頭，戴著一副黑色的粗框眼鏡，擁有一張長著單眼皮的北方人面孔。他的目光沉穩，言談舉止間，1988年出生的他看上去有著超越同齡人的靠譜和穩重，這像極了他在《侶行》中留給人的印象。
《侶行》是國內知名的一檔戶外探險真人秀節目，由探險家夫妻張昕宇、梁紅打造，他們是著名的探險達人，曾創下過“北極求婚，南極結婚”的記錄。葉爾夏特作為策劃人之一，加盟了第三季的拍攝。那一次，他們要耗時7個月，穿越中東16國，經過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跨過兩河流域，走過全世界80%的戰爭國家。
事后，有媒體形容那是一場“不要命”的旅行。為了能安全穿越其中一些戰亂國家，探險家夫婦將兩輛奔馳G500改裝成了防彈汽車，並配備了扎胎釘、煙幕等各種措施防止被追擊，而在有些地區，團隊甚至“並不多余”地穿戴上了防彈背心和頭盔。
那一年，葉爾夏特27歲，除了行程策劃，還負責整個行程的探路兼翻譯。
葉爾夏特出生在北京，骨子裡不安分的他，身體裡流淌著哈薩克人的血，他的父親是著名的哈薩克族作家艾克拜爾·米吉提，按照哈薩克人的習俗，他的全名便是“葉爾夏特·艾克拜爾”。
父親是出色的作家，從小的耳濡目染讓他酷愛寫作，十多歲時，文章就被收錄進范文叢書《老爸的光頭》裡。這一次，因為“真正接觸到了那個環境，有說不完的話”，他寫了18萬字的旅行筆記。
不過，這些幕后工作不為觀眾所知，在這部播放量超過3億的真人秀裡，大家對葉爾夏特最深的印象，就是他隨時隨地准確而生動的中英翻譯一一在阿富汗，他將一位女導演形容為a shining woman（閃耀的女人），在這個女性地位低下的國家，她是唯一一個敢開汽車、戴墨鏡、用手機、甚至拿起攝像機的女人。
和葉爾夏特並肩作戰的，是一支十分年輕的隊伍。前線的8人團隊中，除了38歲的張昕宇、36歲的梁紅兩位老將外，其余成員大都是二十來歲的小伙兒，他們中間，有負責航拍的無人機飛手，有負責攝影的機械師、有負責安保的兵器愛好者……直到現在，這些經歷生死的好兄弟仍保持著緊密聯系。
“這麼長的危險旅程，會擔心團隊過於年輕嗎？畢竟第一集裡，有人上來就丟了護照。”
“為什麼一提到年輕人，就質疑呢？說句冒犯的，大一點的人還未必走得下來呢。”葉爾夏特笑笑，“永遠不要把一個人想象成標准化配件﹔應該允許他有缺點，但哪怕隻有一個優點，這人就非常了不起。”
“這才是人，人是真實的。”他說。
真實的現場，讓人產生一種向往
在哈薩克語裡，“葉爾夏特”的意思是“快樂的小男孩”。
傳播學畢業后，這個快樂的男孩遇見的最大快樂，就是進入央視新聞評論部。在那裡，他遇到了啟蒙老師水均益。
這位1991年就赴前線報道過海灣戰爭的央視著名記者，葉爾夏特將他視作精神上的父親。
2012年11月，為紀念伊拉克戰爭結束十年，新聞評論部計劃做一個重返伊拉克的節目，葉爾夏特被叫去整理素材。坐在編輯機前，他反復翻看那些當年的採訪鏡頭，震傻了，心裡涌起一股小男孩對烽火和冒險的天然向往，“鏡頭裡的現場似乎有魔力，特別吸引人”。
“我要是能去就好了。”他想。
一天，策劃會結束后，水均益突然叫住他，半開玩笑：“怎麼樣，要不要去一趟？”葉爾夏特一驚，磕巴兒都沒打：“好啊，為什麼不！”下了一層樓，停下來，水均益又問：“你想一下，真的決定去嗎？會不會覺得危險？”他再次使勁點頭：“沒問題！”
“那時特別興奮，因為小，興趣旺，水老師就像點火一樣，不斷把我的興趣點起來，讓我朝著對的方向走。”
后來，水均益在自傳《益往直前》中提到了相中這個小伙兒的原因：“我特別推薦了《環球視線》節目組的一個年輕同事葉爾夏特，他剛參加工作沒幾年，做節目卻很有想法，電腦多媒體什麼的玩得特別‘溜’。我認為這些新生代新聞人擁有新技術、新視野，是‘重返團隊’的新力量。”
要拍的，是一個五集系列片，叫《伊戰十年》。葉爾夏特負責資料搜集和外聯，一扎就是三個月。
“每天都在碰選題和拍攝點，情報員似的，排兵布陣，要把所有的信息收集齊，了如指掌，細致到街道的每一個拐口在哪裡”。
《紐約客》《華盛頓郵報》，以及BBC新聞、美國國家檔案館網站、各大高校檔案館網站……此時，一切可能的信息源全都成了獵物，像拼圖一樣，葉爾夏特將散落在各個媒體和故紙堆中的信息拼在一起，提煉線索，“比如，什麼時間地點抓的薩達姆？誰去抓的？這個老兵還在不在？幾十年來的新聞線索，全得去找，要重新挖掘這段歷史。”
最終，這段關於薩達姆被捕的內容，片中呈現了幾個版本：美國官方的、伊拉克官員的、伊拉克民間的。不同聲音，內容相去甚遠，然而，它們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講述者都斬釘截鐵、言之鑿鑿。這種信誓旦旦足以讓每個聆聽者相信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
所以，聽到的是否就是事實？人們開始反思世上所謂的“真相”。
葉爾夏特說，最讓他引以為傲的，是經過他和同事的不斷努力，時任伊拉克總理馬利基、時任美國駐伊大使居然同意了他們的採訪，那是他前后死磕了三個月的結果，“等於一場修行”。
修行的過程，還包括學習如何去挖掘故事，如何在宏觀新聞命題下尋找微觀的線索，“有時僅僅是資料上的一句話，錯過就過去了”。
一次，他無意中看到《華盛頓郵報》一篇特稿，寫的是薩達姆被捕后，記者在距離他藏身點不到50米的一家烤雞店裡的見聞，直覺告訴他，趕忙聯系當地向導，找到這家烤雞店。
最終，策劃通過，拍攝團隊離開薩達姆老家提克裡特前，他們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光顧底格裡斯河畔的這家小店。日落黃昏，河水從身旁流過，水均益在這裡做了一個意味深長的串場：1960年，復興黨革命失敗時，被舉國通緝的薩達姆在寒夜游過了這條河，活了下來。40年后，同樣是這條河，再次陷入危機的他沒游過去，而是躲在了河的這邊，最后被捕。
“一個政治人物命運的終結，用一條河，一家烤雞店就折射出來了……”站在底格裡斯河畔，葉爾夏特聽著水老師的講述，覺得很感慨，而這些細微的線索又是他找出來的，一想到這兒，他又隱隱有些興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