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師艾薩克·斯特恩與李德倫在北京合作的那台音樂會上，我們看到了1979年斯特恩初次訪華時拍攝的紀錄片《從毛澤東到莫扎特》的片斷，看到斯特恩給年輕的中國音樂學子授課時，李德倫在旁敏捷地兼任了翻譯的角色。那時的李德倫，已在考慮著中國交響樂事業的建設這個重大的藝術課題，也是在那一年，他給當時的一位文化部副部長寫了一封長信，闡述了自己對交響樂的認識、交響樂在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對樂隊建設的建議，期望引起文化主管部門的關注。他始終認為，交響樂藝術是高度發展的現代工業社會的產物，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產物，也是人類藝術創造力的驕傲。交響樂最能拓展人們的想象空間，交響樂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普及交響樂，是為了人類精神境界的升華，這個工作，需要大家一起來做。
本著這一觀念，李德倫把自己的晚年都扑在了交響樂上。
北京音樂廳的重建，歷時三任文化部長，黃鎮、周巍峙、朱穆之，這三任部長，都是李德倫去游說的。
北京交響樂團，陷遭“撤消”，是李德倫給市長寫信、向副市長面陳，才得以保留。這個樂團走向成熟的每一步，都凝聚著李德倫的心血。
廣州星海音樂廳的建立，離不開李德倫的建議。
廣東、山東、廣西、山西、新疆、河北、陝西、青島……多少省市級交響樂團的成長，都得到過李德倫的指導。
自發成立的“指揮家學會”和參加學會活動的指揮家們，不會忘記這個學會的發起者是李德倫，不會忘記如春天年年如期而至的聚會。
湯沐海、譚利華、余隆、邵恩、張國勇、曹丁、李心草，這些當今馳騁樂壇的指揮，哪個能忘記李德倫對他們的教誨？
一個少年樂團的存活，他都會記挂在心。
一份地市級樂團印制精美的節目單，他都會念念不忘。
交響樂音樂會的票價太高了，他呼吁：要降價，大樂團也要為普及交響樂做工作，要有低價位的學生票。
擔任過海政歌舞團樂隊首席的蔣雄達創辦了一個少年室內樂團，請他出任顧問，他不僅為之題詞“永葆赤子之心”，還親自揮棒指揮。
旅英小提琴家薛偉在北京演出受到不公正待遇，李德倫公開表示了對薛偉的同情。
我在李德倫家遇到一所高校的人來接他去講交響樂，問他去過那所學校嗎，他說：去過三次了。
1996年，我動議並開始著手為李大爺編一本書。他聲稱從來不寫文章，但幾十年來，報刊上還是有不少以他名義發表的文字，在我看來，有一定的歷史價值。他不在意這些文章，起初也不同意編書，我繼續申述自己的理由：您寫賀老（賀綠汀）的，寫黃佐臨先生的，寫沈湘的，都有很多他人不知的內容，書編出來不是給您看，是要讓更多的人接近交響樂，讓交響樂影響更多的人。偏在那時，“不寫文章”的李大爺，為了中國交響樂團的首演，自己動筆寫了篇《多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我借機再勸：您是近80歲的人了，留點東西給后人，一點不過分。他同意了，我進入匯編的工作，沒想到事情做起來，他竟比我還投入、還認真、還不留情面（無論是對我還是對他自己）。我在編《交響人生》那本書的幾年中，體會過李大爺的嚴厲和不近人情，后來漸悟：那也是他人格魅力的一部分。
我收集到的以李德倫名義發表的所有文章，他至少看了三遍校樣，或自己動筆修改，或口述於我，或決定取舍，或冒出新想法。一本書編了將近五年，坦率講，編到后來，我已不抱多大希望了。2000年秋天，家父病重住院，李大爺已在醫院住了數月，我經常在協和、隆福兩個醫院間穿梭。李玨阿姨打來電話問：“你在忙什麼？老李要跟你講話。”李大爺接過電話：“你知道河南的宣傳部長叫什麼名字嗎？我前兩天碰見他，他說聽過我的講座。我想叫你幫我給他寫封信，河南還沒有交響樂團。”我心頭一熱：老爺子，誰像您這麼操心交響樂啊！趕緊握下父親的手，就趕到協和去了。見了面，李大爺又說：“先幫我給深圳的宣傳部長寫封信，深圳的少年樂團維持不下去了，要幫他們呼吁一下。”珠海有人為已故女鋼琴家顧聖嬰編一本書，來採訪李大爺，整理成文字后，他不太滿意，又讓我按他口述的意思整理了一遍。說這些時，他已插了管子，從家裡帶來的校樣逐篇分開，都放在桌上。我看出他累了，不敢再說什麼。李玨阿姨知道他已沒有精力再看一遍了，對他說：你就放心讓蔣力去編吧，李琦催著要看書稿呢。
李琦是李德倫的高中同學，也是他加入“少共”的介紹人，后來成為黨史專家，官至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離休不離崗的李琦住在紅霞公寓，距協和咫尺之遙，他惦念著老友，每周都讓小保姆把“大參考”送到李德倫的病榻前。他看了書稿，不僅予以充分肯定，還寫了序言。2001年4月17日，李琦約我去他家取稿，他怕我認不准他的筆跡，執意要念一遍：“我和李德倫相識已經67年了……”老人沒有念完這不到2000字的序，念著念著，他突然默不作聲，頭也沒有抬起來。我以為他念累了，或是要平靜一下激動的情緒。扶了他一把，才發現他的身子已經僵硬。心梗，連搶救都來不及了。送走了李琦老人，我立刻去了協和醫院，在走廊裡遇到李大爺，坐著輪椅。我握住他厚厚的大手，不知該說什麼，隻能悄悄告訴李玨阿姨剛發生的事情。李玨阿姨怔怔地說，這可怎麼辦？不能告訴他，他的老朋友團伊玖磨（日本指揮家、作曲家）去世的消息還沒敢讓他知道呢。
我在編《北京音樂廳通信》時，常接到李德倫的電話，一個錯字，一個音樂技術性的概念錯誤，他都會毫不留情地指出來。聲音低沉嚴厲，令我無地自容。電話挂上沒兩分鐘，又響了，仍是那渾厚的聲音：“還是我。我是音樂廳的顧問，有弄不明白的事，你就問我。”那份寬厚更讓我承受不盡。音樂廳開先河聘大學生做領位員，報名者爭先恐后，因為學生們意識到這與到肯德基打工不同。李德倫應邀來給學生們講交響樂，我做主持，先說自己的感受：“我聽李先生的講座時，就是你們這個年齡，如果沒有李先生的啟蒙，我現在不會做這份工作。”1998年發大水時，我在北京劇院組織賑災義演，打電話問李大爺能不能來指揮一個樂章，他說：需要我來，我就來。觀眾買票時還懷疑：李德倫80多歲了，他真的能來嗎？真來了，他指揮的是貝多芬《命運》中的樂章，是他喜愛的樂章，是我第一次聽到他指揮這個樂章，也是我做學生時聽他講過的樂章。在我看來，《命運》已不是貝多芬的私有財產，《命運》中的精神含量闊大無邊，《命運》已融入李德倫的生命，交響人生，人生交響，生生不息。在追思李德倫的音樂會上，又聽到《命運》的旋律時，我怎能不熱淚盈眶？
上世紀60年代初，中央樂團的老團長李凌在一篇文章中說到李德倫的指揮藝術：偏於熱情、豪放、粗獷、遒勁。這種風格，和他的愛好、習染、個性、氣質很有關系。他的性格比較外露，明朗、爽直，因而反映到藝術上，也每每帶有熱情、果敢的特點。
我看到的是最后十年的李德倫，與李凌所言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我覺得生理的和心理的原因都有。指揮800人組合樂隊和山東青年交響樂團時，他身上還有一股老當益壯的雄風，有豪放、遒勁的影子。再后來，漸漸出現了走向簡約和內斂的趨勢。這時的李德倫，已不在意指揮動作的戲劇性，也不刻意強調什麼，甚至很難見到他伸出手指去提示樂隊的某個聲部。我還聽樂隊的老人說，李德倫告訴他們：如果我指錯了，不要停頓，也不要含糊，照樂譜繼續奏。我理解，他是在有意淡化指揮的個性色彩和權威地位，力圖讓指揮的詮釋融入到作品的演奏中，使之完整、完美，一氣呵成，渾然天成，而不在某一處（譬如指揮家的肢體語言）凸顯異彩。
我聽李德倫指揮北京交響樂團的“柴六”時，就感慨良多。那次的上座率特別差，大概不過200人，對樂隊和指揮恐怕都有副作用，而李德倫的狀態並沒有因此而滑坡。在我聽來，他帶動樂隊奏出的效果，傳遞出的作品深度，從精神內涵上講，都是國內樂團難以企及的高度。我想這有兩個原因，一是他的留蘇經歷，二是他與樂隊中大部分人共同的文革經歷，這兩個經歷是理解老柴和演好這個作品的重要基礎。一曲終了，觀眾竟是在瞬間的沉默之后才爆發出相當熱烈的掌聲。看得出李德倫在掌聲中向觀眾謝幕時還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中。三次謝幕，觀眾欲罷不能，他說：今天來的觀眾雖然不多，都是知音，我們就破例加演一首。這個曲子很沉重，演完之后樂隊的情緒很難馬上調整過來，一般是不再加演的。
我相信，聽過這場音樂會的那些人都不會忘記那天聽到和見到的一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