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國，受夠了列強的深重欺壓。究其根底，除去政治上的原因，實業的落后也是顯見的。帑庫漸虛，日近竭罄，國力因之虧弱，武備因之弛懈，民生因之艱窘。維新變法者認清了時勢：遵舊而不思圖新，政務必不能興，軍務必不能飭，財務必不能裕。實業乃可作為政治的基礎，來促成國家的發達。

“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洋務派，識度弘遠，不為故步所域，鄙夷頑固的守舊勢力的淺狹之貌，把眼光投向異邦先進的制造技術，決心將其學到本國來。李鴻章看得較明白，說：“竊謂西洋制造之精，實源本於測算格致之學，奇才迭出，月異日新。……若不前赴西廠觀摩考索，終難探制作之源。”目接身親，悉心考究，方能窺門見徑，握得科技密鑰。如此續派前往就學，“以儲后起之秀，而備不竭之需”，亦為理政鴻猷。清廷遂遣令一批批秀杰之士，不顧道裡遼遠，涉歷風濤，出洋游學習藝，見識外面的世界。選調留學，遣派考察，委任出使，廓開一時局面。有遠略而志慮恢大者，在內心發了誓：祖先四大發明那樣的創舉，有待今人的繼蹤，工業文明終會在東方開出成功的花。

歷史的變局中，徐建寅遵時而出。他的力量也微小，也有限，卻和民族運命、家國前途攸關，扮演了文明變遷中的歷史角色。故而后人每提起他，輒稱道其功。

化學家、兵工學家，是徐建寅擔著的兩個身份標識。光緒五年之夏，他領過朝廷所授駐德國二等參贊的職銜，搭乘“揚子”輪，出吳淞口，經香港，過西貢、新加坡、克倫巴、亞丁，進紅海，穿蘇伊士運河，駛入地中海，行抵西歐，對德、英、法諸國的工程技術詳加考察。此行的見聞，裒錄成集，便有《歐游雜錄》一書的印行。

在這書裡，徐建寅的考述，延伸著一條清晰的線索。觀察的細密性、技術的純粹性與敘載的真實性，給當時的中國制造業提供了新鮮經驗。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讓外來的營養滲入自身的血液，使瘠瘵的肌體強健。

徐建寅的無錫同鄉薛福成，認為西方諸國“以其器數之學，勃興海外”（《變法》），“數十年來，何其良工之多也”。他認定，鐵路之火車、江河之輪舟，以及煉鋼鐵、制槍炮、造鋼甲、做魚雷、研火藥之工，都亟須國人學習，“中國果欲發憤自強，則振百工，以預民用，其要端矣”（《振百工說》）。徐建寅應該是受到薛福成思想影響的。在歐洲的時日裡，他著眼的正是制造技術與工藝流程。在德國柏林，放槍院中試后膛槍，查驗制造槍筒的英法鋼材質量﹔印書廠中觀鑄造鉛字﹔機器廠中觀汽機鍋爐結構﹔熟鐵廠中觀打洋槍機件﹔自來水積水池前，觀從遠處高山引水的方法﹔測器院中觀燥濕、陰晴、風雨、寒暑各種測器﹔油燭肥皂廠中觀生產過程﹔玻璃廠中觀造瓶、燈罩與火泥罐之法﹔觀星台上觀子午儀、經緯儀、赤道儀、自記風雨寒暑等器，明了此台對於考天度、驗氣候、察颶風、測羅經變差的作用。汽錘廠、煉鋼廠、掉鐵廠、軋鐵廠、鑄鐵廠、鍋爐廠、木樣廠、火磚廠、官瓷廠、儀器廠、光學器廠、電機廠、假石廠、玻器廠、煏炭廠、棉藥廠、箍桶廠、制皮廠、火藥廠、鉛字廠、銅殼廠、砂輪廠、水雷廠、熔煉廠、淘洗廠、硫強水廠、漂白粉廠、刻石板印地圖廠、皮匠坊、農器會、化學房、油畫房、琢磋刀房、煤井，均體察得細。對於流水線的管理模式、制造環節的崗位配置、薪金的計算估定，了然在目。工序、產量、效率乃至秘法，也一一記在心上。法國裡昂的染絲廠、巴黎的千裡鏡廠和石灰廠，英國倫敦的船池、棧房、書院、博物院與蘇格蘭鋼廠，先后參觀。多行業、多門類、多工種的技術考察與研習，打開了一個新的眼界，心胸因之拓寬。奠定中國近代工業的技術基底，是他的夢。

上述的記述文字，客觀、平靜，體現了技術眼力的專與精。他是一個化學家，柏林的格致化學器具店，他怎能不到﹔他是一個兵工學家，德國的毛式槍廠、軍器博物院，都是特意關注的。在福裡得裡炮台的水雷庫，他詳看千枚魚雷如何存儲、轉運、修擦，以及兵房、戰壘怎樣排布砌筑﹔在克虜伯炮廠，車彈外光之法、炮彈加外銅箍之法、炮門嵌底磨光法，他細細地記下來。為中國代造的二十尊“十二生之炮”他也見到了，“外面俱已敷白漆”。視線觸著的一刻，徐建寅的心情應該不平靜。克虜伯制炮廠、西門子電機廠、伏爾鏗造船廠這三大軍工企業印下他的履跡﹔戰艦、炮台、火炮這三大制造和工程技術進入他的述錄。一切雖然充滿技術性，而懷著報國熱情寫下它們，徐建寅的內心一定燃燒著火焰。

《歐游雜錄》的所記，有兩件應該引起注意，因為這簡略的幾行話，竟和此后發生的甲午戰史相關。

其一，十一月初一日：“七點鐘，訂定伏耳鏗造鋼面鐵甲船合同，價六百二十萬馬克。寫合同款式，盡照德海部章程。”初八日：“二點鐘往伏耳鏗廠，查驗定造之雷艇鋼料。”翌日參加一艘新船下水儀式，徐建寅舉杯致詞，善頌廠主：“今我中國擬在伏耳鏗廠訂造一船，足証我國與德國交誼之厚。尤願伏耳鏗廠用心制造，成此利器，俾中國將來武備之聲名揚溢四海，而以此船為始基，則該廠之聲名更顯。俾我儕承辦其事者，亦與有榮焉。”

其二，十二月初五日：“與伏耳鏗廠定造第二號雷艇，價六萬五千馬克，另折九扣。”初九日：“伏耳鏗廠承造鐵甲船訂合同，彼此畫押。”

這兩艘同型的裝甲戰列艦建造告竣，李鴻章為之命名，一曰“定遠”，一曰“鎮遠”。時人謂其可列於當時“地球一等之鐵甲艦”之林。徐建寅無疑是協理駐德公使李鳳苞經辦此事的最得力者。

數年后，配備克虜伯主、副炮的“定遠”號，龍旗獵獵，成為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的旗艦。黃海海戰中，裝甲堅厚的它，炮口指向日艦，發出第一炮。“鎮定二艦，當敵如鐵山，鬆島旗船，死者如積。”林紓的《不如歸序》這樣說。真是以慷慨之句狀其勇武。

“定遠”“鎮遠”“經遠”“來遠”“致遠”“靖遠”“濟遠”“平遠”等艦組成的北洋艦隊，奮死迎敵。正值盛年的徐建寅，得知戰況的一刻，該是何種心情？甲午之役后，奉光緒帝之旨，他到天津等地查驗船械，又赴威海巡視戰敗情形。艦陣雄列的北洋海軍，轉瞬戰力竭罄，光景過眼，隻剩得一腔憂憤。

實業真能救得了國家嗎？這不單是沉痛之問，更是歷史之問。

徐建寅被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調至漢陽，湖北全省營務交由他總辦。庚子國變，諸敵侵華，外國斷了向中國供應火藥。徐建寅在江漢之濱的龜山下辦起鋼藥廠，試制無煙火藥，以解近旁的槍炮廠之需。他“日手杵臼，親自研煉”，其事告成。他也是在廠裡拌藥時突遭機爆藥轟而殞命的。唐浩明的歷史小說《張之洞》摹繪當時場景，特別有所感。其句是：“隻見他頭上血跡斑斑，半張臉被炸得已不成樣子，右手右腿不知去向，就像半個血人似的躺在冰冷的洋灰地面上。”連張之洞都驚得叫了一聲：“天哪！”襟抱忠純的徐建寅，和甲午之年在滔滔黃海上殉國的北洋將士，一般肝膽。

出使兩年，徐建寅以技術專家的眼光，觀摩他國生產工藝，把一部《歐游雜錄》留在世上。筆筆記下的皆是有功用的文字。對於當時的中國，這些足可信賴的內容，具有實操意義，帶來提升技術實力的可能，加快了近代工業的發展進程，並使在猶疑中開啟封閉之門一角的古老帝國，在陌生的世界面前呈示新的姿態。

世事遷流。一個舊時代的人，身影飄然遠去，消逝在時間的波濤中。今人能夠從薄薄的書頁上，看到投向現實的歷史光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