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報告將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列為構成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這是當代中國為人類社會發展描繪的壯美藍圖，是中國為引領世界走向和平共享新時代而編撰的中國方案，是中國為化解當今世界紛繁多元矛盾而貢獻的中國智慧。眾所周知，伴隨著勢不可擋之全球化的進程，當今世界不同國家之間雖然政治制度、經濟水平、文化傳統存在諸多差異，但各國的相互依存度卻已超過既往任何時代，如何求同存異、相互尊重、共謀發展，無疑是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共同願景。以包括千百萬華僑華人在內之國際移民群體為特殊視角，回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共同命運，探討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時代意義，具有重要的實踐與理論意義。

一、遷徙、碰撞與效應

人類漫長的歷史發展，歷經由氏族、部落、部落聯盟、國家、國際組織等多種形態的演變，形成了近代以來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如馬賽克般的“人們共同體”拼圖。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在人類社會早期，與當時物種生產的需要相適應，人們共同體基本以血緣為聯結紐帶。其后，物質生產以至於精神生產領域的分工合作在凝聚人們共同體中所發揮的作用與日俱增。隨著分工日趨多元，合作日趨頻繁，不同的人們共同體之間相互溝通、交流、交換的重要性同樣與日俱增，人口的遷徙流動及連鎖效應於是日趨顯現。

民族國家形成對原先自由遷徙的最大影響即在於國家邊界成為跨國流動的屏障，換言之，國際移民正是在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並躍居國際政治舞台的行為主體之后方成為國家間不容輕視的問題。如果說早期人類跋涉遷移主要是受阻於地理屏障和氣候差異的話，那麼，近代以來，國家政治邊界、族群利益沖突就日益成為影響移民跨國流動的主要社會障礙，與此相伴而生的，則是移民在移入地可能遭遇的諸如主權當局的排斥性政策，或民間存在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排外性心理。正因如此，當我們回溯人類社會發展歷程時，我們看到正是一代又一代移民篳路藍縷，方使人類文化從有限的發源地擴展到幾乎遍及整個地球的所有宜居區域，然而，我們同時也不能不看到不同社群在遷移與定居過程中圍繞生存空間而發生的種種碰撞與沖突，不少甚至導致你死我活的殊死爭斗。

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事例，大權在握的一方既招引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移民為其所用，卻又無視移民的基本權益並且無情壓榨以牟取暴利。從北美開發歷史上慘無人道的非洲黑奴販運，到殖民時代在東南亞種植園礦山中備受奴役的契約華工，都在歷史上留下了血跡斑斑的移民血淚史。19 世紀橫貫北美大陸之太平洋鐵路的修建，更是一個移民貢獻被抹殺甚至被糟踐的案例。其時，數萬來自中國的華工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既用古老的工具一鍬一鎬開山筑路，也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破解一個又一個筑路難題，“以血肉之軀鋪就了通往美國西部的戰略大通道，創造了當時的工程奇跡，帶動了美國西部大開發”。可是，這些鐵路華工不僅在筑路時遭受不平等待遇，而且在鐵路完工不久即遭遇美國政府當局排華法令的直接迫害。為維護一己私利而制造人們共同體之間溝壑的歷史教訓深刻而痛心。

二、調適、融合與拓展

兩次世界大戰令人類蒙受重大災難，也使人類從中深刻認識到建立國際層面溝通平台以求合作共贏的必要性。時至今日，人類發展已經進入到這樣一個關鍵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創造了使人類在物種生產、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過程中開展世界規模協作的基本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成立的聯合國及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等都是以這些條件為前提而發展起來的，同時又為之推波助瀾。然而，與此同時，人類所面臨的全球性問題也日益尖銳：從可以將人類毀滅 N次的核武器、可能使經濟發展乃至人類生存都難以為繼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到對世界秩序造成巨大破壞的恐怖主義，不一而足。正因為如此，我們既看到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也看到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回溯歷史，沒有正常的人口遷徙流動，就不可能打破近親繁殖的限制，不可能造就基於分工協作的商品市場，也不可能實現精神生產領域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現實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與世界范圍內人口的遷徙流動息息相關。如果不打破人口流動的自然屏障，那麼，人們共同體3仍然隻能是基於地域范圍的共同體﹔如果不打破人口流動的社會屏障，那麼，人們共同體仍然隻能是基於傳統國家的共同體﹔如果不打破人口流動的心理屏障，那麼，人們共同體仍然隻能是基於傳統民族的共同體。

事實上，伴隨著全球化不可阻擋的歷史進程，全球國際移民從數量到影響力都呈現空前增長的趨勢。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人口司最新公布的統計數據，截至 2017 年底，全球國際移民人口總量已經達到空前的 2.58 億，是 1970 年移民總量 8450 萬的 3 倍，國際移民佔同期世界總人口之比也從不足 2.3% 增長到了 3.3%，國際移民從絕對數量到相對比例均超過既往任何時代。數以億計人口大規模跨國流動的直接結果，就是將眾多不同種族、不同文化、處於不同發展水平的人群推進到生活於同一屋檐下。由此，無論外來移民或當地原住民之主觀意願如何，他們都身處共同的生活環境，面對相互攸關的利益交集，客觀上都在推動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國際移民對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生態形成的全方位影響正淵源於此。

因此，從移民學的角度看，“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一個理想范式不僅在實踐中適應了上個世紀以來國際移民日益增長的大趨勢，而且在觀念上高屋建瓴，是引領國際移民政策制定及學術研究方向的指南。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能否正確處理移民和移入地原住民的關系，不僅關系到一個地區能否實現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而且可能影響到經濟盛衰、民族興亡、文明存廢。今天，“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作為共識多次載入聯合國文件。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應當是移民自身、相關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奮斗的目標。

三、參與、受益與貢獻

從移民的角度看。雖然移民動因迥然相異：或被迫或主動，或因貧困、災難不得已而為之，或系個體刻意追求而主動為之，但是，他們在翻山越嶺、漂洋過海、櫛風沐雨、披荊斬棘的人生旅途中，都因為在客觀上帶動了不同文化之間的流通而為不同地域、不同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建設做出了特殊貢獻。而且，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不僅投身移入地的建設，而且反饋祖籍親朋，其中並涌現出一批批超國家的杰出人物而得到不同國家民眾的共同敬重。例如，被菲律賓人民尊為國父的何塞·黎剎是一位中國移民的后裔，其高祖柯儀南於 17 世紀中葉離開家鄉中國福建晉江羅山鎮蹈海南洋，登陸呂宋島娶妻生子，安家立業，世代繁衍，與當地民眾攜手共建這片富饒的“艷陽之土”，這顆晶瑩的“南海之珠”。作為柯氏家族在菲律賓的第五代精英，黎剎為菲律賓人民的自由平等民主書寫吶喊，直至英勇捐軀。黎剎犧牲百年后的今天，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和中國福建晉江分別建有兩座外觀相似的黎剎全身塑像，共同紀念這位為人類的自由和平獻身的偉人。另一位在中國家喻戶曉的鄭成功，本人出生於日本，其父親鄭芝龍祖籍中國福建，母親則為日本平戶人士。在中國，鄭成功因收復、建設寶島台灣的豐功偉績而被尊為民族英雄、開台聖王。在日本，平戶人民則因其英勇善戰而尊其為“東亞英雄”。自 2010 年起，平戶確定每年 7 月 14 日在當地舉行鄭成功祭祀活動，正如平戶一位地方官員所言：“中國人不會忘記他，日本人也記得他。正是像他這樣的人物連接著兩國，讓彼此的友好關系源遠流長。特別是像日中關系現在這種嚴峻和關鍵的時期，我們更需要這樣的人物。”古往今來，正是許多如同黎剎、鄭成功這樣懷有造福人類宏誓大願的移民及移民后裔，以他們超越種族藩籬的業績為我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樹立了光輝的樣板，留下了寶貴的思想資源。

從國家的角度看。世界各國在處理移民問題上已經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寶貴歷史經驗。事實証明：就移入方而言，不考慮外來移民的自身特點和意願，片面地（甚至是強制性地）要求移民完全同化於所在國文化之中，勢必導致他們的反感甚至反抗。反之，若只是單純強調尊重外來移民的固有文化，又可能導致他們被阻隔於所在國的主體民族之外，傳統人們共同體的邊界難以消解。就移出方而言，不考慮已經遷徙植根甚或已經入籍其他國家的公民在身份及意識上發生的變化，仍然執著地要求他們完全效忠和服務祖籍國，無疑乃強人所難，其結果可能事與願違﹔另一方面，倘若看不到移民心中深藏的鄉愁，不關心移民對家鄉、故園的心理訴求與合法權益，則有可能削弱民族國4家應有的凝聚力。就此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解決移出與移入國之間可能存在的上述矛盾開拓了新的思路。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都應強調雙方或多方的對接與共識，協商與合作，共贏與共享。當我們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視點來審視我國的僑務政策時，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諸多經驗教訓值得記取與分享。文革期間，中國國內公民因海外關系遭受歧視和迫害，不少國家的華僑華人群體也因為所在國與中國之間的非正常關系而受到不公正對待，境遇艱辛，壓力重重。然而，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切實履行僑務工作“三有利原則”，充分發揮華僑華人的優勢作用，既為中國改革開放吸引了可觀的資金、技術和智力，也使華僑華人在當地國獲得了更為良好的生存環境，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重視和贊譽。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而不同，求同存異，正是國家間處理移民問題的有效原則，也構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學理基准要素。

從國際組織的角度看。不論是聯合國還是作為其分支的各種專門性組織，不論是基於共同地域或共同語言文化的各種共同體，都可以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宗旨之下找到更多的對話和協商空間。如果說“文明沖突”之類論斷令人覺得對抗不可避免的話，那麼，“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昭示世界走向和諧的可能性。隻要有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接受和貫徹“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念，並為貫徹這一崇高理想而努力付諸實施的話，那麼，世界各國就更有條件妥善解決各種全球性問題，化解各種重大危機。在全球層面上以國際移民為關注與工作對象的國際組織主要有：“國際移民組織”、“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難民署、聯合國社會經濟事務部人口司等，其中尤以“國際移民組織”與國際移民問題最具直接關聯。國際移民組織成立於 1951 年，以“促進有序、安全、正常和負責的移民和人口流動”為宗旨。該組織目前已經有包括中國在內的 169 個成員國和 8 個觀察員國。尤其是進入 21 世紀以來，在聯合國及國際移民組織的推動下，2006 年由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主持，召開了第一屆全球政府間的“國際移民與發展問題高級別對話會”，該次高級別對話會決定自次年即 2007年起，每年一屆在不同國家舉辦“全球移民和發展論壇”，就影響全球的國際移民問題進行國家間對話與研討。時至 2017 年，該論壇已經在比利時、菲律賓、希臘等國連續舉行了 10 屆，每屆會議均有百來個國家派出高層代表團與會，同時也有大批關注國際移民問題的民間團體和個人參加圓桌會議，以全球共同發展為目標剖析國際移民流動的現實問題，探討各國政府如何有效保障國際移民權益。2016 年 9 月 9 日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了《關於難民和移民的紐約宣言》。該宣言強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移民為包容型增長和可持續發展做出的積極貢獻，這種貢獻使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加美好。”該宣言同時也指出：國際移民問題“具有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人道主義和人權方面的跨界影響。這些都是全球現象，需要全球對策和全球解決辦法。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自管控這種流動。”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也明確提出世界各國應當共同“促進有序、安全、正常和負責的移民和人口流動，包括執行全球規劃和管理完善的移民政策。”國際組織將國際移民問題提交到全球層面加以關注，而國際移民的大量流動也將世界各國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進而促使世界各國在共同探討移民問題的進程中增進相互了解與共識。

總之，縱觀國際移民在民間、國家及國際組織等不同層面形成的連鎖反應，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在當今這個紛繁多元的世界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漫長與必然。“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觀念性的想象共同體，又具有實踐中的過程共同性。正如習主席在 2017 年達沃斯論壇主旨報告中所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美好的目標，也是一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實現的目標。”包括華僑華人在內的國際移民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參與者，他們已經並且還在繼續証明在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共同願景的歷史進程中，移民作為主動參與者業已構成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而且，他們也能夠在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成為受益者，乃至成為卓有成效的貢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