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大航海時代，西方國家的戰船巡行世界各大洋，憑借的是堅船利炮，移民成為殖民的重要手段，往往伴隨著征服與戰爭，建立了以號稱“日不落帝國”為代表的殖民體系。而此時在東南亞篳路藍縷的中國移民，選擇的是向西方殖民當局臣服，小心翼翼地在夾縫中尋求生存。即使如此，華人依然遭到殖民當局的猜忌，多次遭受群體性殺戮。而“苦力貿易”中漂洋過海的“豬仔”更是命運多舛，以血淚鑄就了美、加太平洋鐵路，拉丁美洲留下他們的汗水和屈辱，最終以美國“排華法案”為代表的排華風潮很快蔓延。此時，“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隻能成為華人的夢想。

進入20 世紀，不同宗教、種族、國家之間的割裂、沖突、戰爭在整個世界無處不在。戰爭無論是對國際移民來講，還是對華僑華人而言，都帶來了深深的痛苦。從列強對殖民地的瓜分戰爭到貿易爭端，從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烈厮殺到冷戰時代的兩強爭霸，從世界多極分化到局部戰爭頻發，華僑華人或身處其中深受其害，或被殃及池魚，利益受損。特別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戰爭給他們帶來的空前災難，成為不能忘記的歷史。日軍佔領東南亞期間，隨意拘捕、虐待、殺戮華僑，肆無忌憚地掠奪他們的財產。進入新世紀，世界各地的局部戰亂時有發生，華僑華人生命與財產損失並不鮮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持久和平”對華僑華人來講，更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期盼。

在當今時代，華僑華人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參與者，首先就需要與當地社會和諧相處、和睦相融。華僑華人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轉變，就是與當地社會融合的過程。歷史上多個國家曾發生的排華事件特別是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暴力事件，至今仍是籠罩在華僑華人頭上的一道陰影，一些國家對華僑華人效忠問題的疑慮還仍是被常常提起的話題。如何更好地增進當地社會的理解，消除疑慮，遠非一日之功。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將有利於華僑華人住在國的族群和解與和諧，使各國民眾都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受益者。

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國際間交往的便利性增強，聯系方式快捷，空間距離的障礙對時間效率的影響已經大大降低，直至20 世紀前半葉，仍需要幾十天、幾個月的交通航行，現在幾天甚至幾個小時就可以完成。這種便利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國際移民數量快速增長。據國際移民組織發布的2018 國際移民報告，國際移民的估計數量在最近45 年的時間裡不斷增加，2015 年居住在非出生國的人員的估計數量為2.44 億，比1990 年多了差不多1 億（1990年這一數字為1.53 億），是1970（8400 萬）的近三倍。

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間移民，已經成為世界上一種常見的生活、工作、學習方式。移民與祖（籍）國的關系、與住在國的關系更多地體現在文化、宗教、習俗、生活方式、思維觀念等方面的交融、對峙甚至沖突。2015 年，歐洲因接納敘利亞戰亂難民而爆發了難民危機，對歐洲社會產生了嚴重沖擊。歐盟內部就接納問題產生嚴重矛盾和分歧，難以實行共同移民政策﹔歐洲社會因此問題開始撕裂，難民造成的治安與騷亂問題導致民眾的反移民情緒大增，尤其連續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時刻觸碰著歐洲各國民眾敏感的神經，社會、人身的不安全感助長了民粹主義思潮蔓延，極右翼勢力趁機崛起，影響歐洲各國政局的穩定。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后，相繼頒布旨在阻止非法移民和難民進入美國的“建牆令”和入境限制令，收緊移民政策。一時間，難民、移民似乎成為國家穩定的炸彈和社會發展的絆腳石，逆全球化思潮已經轉化為一些國家的具體政策。

中國整體實力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對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這種改變不僅使一些西方政界人士不適應，也有一些國家的民眾不適應，在心理上不平衡、在心態上不甘心，對中國排斥、逆反甚至反感、攻擊，“中國滲透論”“中國威脅論”等話題不斷被炒作，一些人惡意指責華僑華人為中國的間諜。同時，針對華僑華人的反洗錢、灰色清關等在多個國家不斷有所行動，不少無辜華商損失慘重。

歐洲難民危機，一方面使人們對造成難民潮的戰亂、動蕩深惡痛絕，更加迫切期盼建設持久和平的世界，同時也對如何安置、管理難民以及引發的社會沖突、政策爭議、決策矛盾深深思索。重視國際移民現象特別是解決、化解難民問題，本身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國際移民更加容易從跨越國界、民族的角度來審視、呼喚如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解決國際移民增長過程中帶來的各種問題和妥善處理難民問題，需要的是平等相待而不是居高臨下，是相互欣賞而不是相互貶損，是彼此包容而不是相互排斥，既要體現開放包容，又要實現普遍安全，以超越時空束縛的整體意識、全球觀念、多元思維，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才能有利於各國長遠利益、有利於國際格局的穩定。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始終將華僑華人眾多作為自己發展的重要資源和機遇，鄧小平指出，“中國與世界各國不同，有著自己的獨特的機遇。比如，我們有幾千萬愛國同胞在海外，他們對祖國作出了很多貢獻。”這個“機遇”當時比較突出的意思是，海外僑胞資金優勢明顯，具有遍及世界的商業網絡，在改革開放之初，在中國產品走向世界、吸納大量投資的過程中，華僑華人功不可沒。也正是因為華僑華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作用明顯，也使某些媒體的宣傳導向和一些政府領導出現認識上的誤區，把這個機遇當成是單向的，也就是說，更多地是從國家發展的角度來講華僑華人對祖（籍）國的貢獻，講國內建設對華僑華人的需要﹔而從華僑華人的角度講，實際上中國的改革開放也為華僑華人的事業發展提供了廣闊舞台和空間，華僑華人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也就是說，華僑華人的投資既有利於中國現代化建設，也有利於華僑華人自身事業發展，這個機遇是雙向的。同時，華僑華人事業的發展，並不是以損害住在國利益為前提。大量的現實情況是，華商的投資及商業行為客觀上或多或少地促進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華僑華人事業成功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又對住在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有了更多貢獻。

早在1995 年，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就提出了僑務工作要有新的觀念、新的思路：在“對投資者有利、對所在國有利、對中國有利”的“三有利”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僑”的優勢，深層次、寬領域、全方位地開展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為現代化建設服務，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國際經濟接軌鋪路，為世界和平和發展作出貢獻。應該講，習近平同志的這個思想，已經孕育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萌芽，充分說明華僑華人不僅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寶貴資源，也是住在國經濟社會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力量。華僑華人也將以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契機，更好地與當地民眾友好相處，融入住在國社會，贏得更好的發展環境。

改革開放之初，國內建設亟需資金。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下，各地政府把招商引資放到幾乎是壓倒一切的位置，華僑華人的資金優勢彰顯，僑務工作在各地得到了高度重視。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國內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各地吸引投資的渠道增多，僑資的優勢相對也不再突出，海外高層次人才越來越得到重視，更多的地方政府在僑務工作方面已經從引進資金為主，轉向以引進人才為主。但是，人才工作已經不是僑務部門、僑聯組織與其他部門相比較的優勢，組織部門、教育部門、統戰部門、技術開發區、企事業單位等等均可間接、直接與海外人才聯系，並相應做好引進工作。也就是說，各省區市一般隻從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來考慮如何用好海外僑胞這個資源，以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為主。當經濟發展、投資驅動對僑資的需求減弱時，一些地區僑務部門、僑聯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就被邊緣化，致使在很多省區市的僑務部門被撤並到外僑辦。總體來看，這是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一定水平之后，地方政府在工作布局、職能調整、機構設置等方面選擇的必然結果。

華僑華人遍及世界各地，在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的地位作用不言而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條件下，僑務工作如何定位、職能如何調整、機構如何改革和設置，都需要從原來主要服務國內建設轉到主要面向國外，放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背景下來考量，需要從國家層面加強頂 層設計，以大外交、大僑務的思路統籌謀劃、協調推進，以更好地發揮華僑華人公共外交、民間渠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