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束長生（1967 —），男，巴西聖保羅大學東方語言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中國現代當代史、中國——巴西關系史、巴西華僑華人。
本文選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釋從略。
巴西與中國雖然相隔遙遠，但由於歷史原因，巴西曾是中國移民的目的地之一。二戰后，巴西的中國移民也始終沒有中斷。然而，由於資料缺失、語言障礙等原因，有關巴西華人的研究仍屬薄弱環節。有鑒於此，筆者擬借助自身的研究優勢，就巴西華人研究相關情況進行梳理，並對巴西華人人口進行統計分析，為進一步研究奠定基礎。
本文主要學術貢獻有兩點：一是首次對巴西華僑華人研究的文獻做了全面梳理和綜述，特別是介紹了巴西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二是對目前巴西華僑華人的人口數量做了初步估計。由於筆者接觸面所限，沒有機會查閱台灣最近開放的“外交部”1909 —1996 年的檔案文獻，特別是中南美司的檔案，在綜述上難免挂一漏萬。在人口統計數據方面，由於資料的稀缺，也存在漏洞，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巴西華僑華人研究文獻綜述
由於巴西華僑華人的人口總數比較少，距離中國又很遙遠，加上一些歷史原因，有關巴西華僑華人研究的文獻不是很多。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在巴西以及中國大陸和台灣等地陸續出版了一些有關巴西華僑華人研究的學術論文、傳記、回憶錄、文藝作品等。因為學術論文數量較少，筆者把巴西華僑華人、駐巴西記者和外交官撰寫的傳記、回憶錄、散文、隨筆等也算作文獻資料，畢竟這些著作內容真實、豐富，有較高的參考價值。筆者把現有文獻分成四大類，做一個簡單介紹。
（一）巴西葡萄牙語文獻
1.1970 — 2000 年，巴西葡萄牙語文獻的研究重點是19 世紀中國人移民巴西的歷史
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巴西陸續出版了一些重要的學術論文，對19 世紀巴西華工史做了相關研究。據筆者所知，就職於巴西聖保羅博物館的瑪利亞·若瑟·愛麗亞斯（Maria José Elias）可能是巴西最早研究華工和華人移民的學者。1970 年，愛麗亞斯發表了論文《華人移民研究簡介》，對19世紀巴西華工和中國移民做了開創性研究。她詳細分析了19 世紀巴西精英社會關於輸入華工用以替代非洲黑奴問題的爭論，提供了一些關於運輸華工的船隻和抵達巴西的華工人數等信息。愛麗亞斯的研究成果被后來的學者廣為引用。在她之后，約瑟·羅貝爾托·特謝拉·萊齊（José RobertoTeixeira Leite）對19 世紀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對巴西社會和巴西藝術的影響做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其著作《中國在巴西：中國人對巴西社會和藝術的影響、印記、反響及其留存》對於研究早期中國移民在巴西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巴西裔美國學者杰弗雷·萊塞（Jeffrey Lesser）重點介紹了在巴西民族形成過程中，圍繞輸入非歐洲移民特別是日本和中國移民引發的有關巴西種族屬性的激烈爭議。羅杰裡奧·迪鎮（Rogério Dezem）綜合以上幾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對19 世紀巴西精英圍繞“黃種”移民問題所進行的辯論做了專門研究，分析了巴西社會的種族主義偏見。
2006 年，巴西學者法比奧·但塔斯（Fábio Lafaiete Dantas）研究了1879 年巴西訪華使團的歷史檔案，探討了有關巴西和中國關系的起源。有關19 世紀巴西中國移民史研究的最新參考資料是著名歷史學家卡爾洛斯·穆拉（Carlos Francisco Moura）於2012 年出版的兩本書。第一本書《劉式訓——1909 年出使巴西的全權大使》追蹤了清朝特使劉式訓1909 年出使巴西的一些活動，該書提到劉式訓在1909 年訪問巴西時，曾接見了兩個住在裡約的華僑，其中一個名叫沈阿陸（Afonso MaiaSen-Alô），是一家小旅館的老板。第二本書《十九世紀初來巴西的華人和茶業種植》詳細研究了1808 — 1825 年巴西從澳門輸入中國茶農的歷史。兩本書的參考價值都很高。
2.2000 年以來，巴西葡語文獻開始關注巴西華僑華人的生活方式、經營模式和華社的文化特征
2008 年，聖保羅天主教大學丹尼艾爾·維拉斯（Daniel B. Véras）發表了博士論文，介紹了中國人移民巴西的內因與外因，分析了流散巴西的華人文化特征及其與聖保羅當地文化的互動和融合。該論文頗有些理論基礎，但由於作者不懂中文，所以在田野調查方面顯得比較薄弱。筆者於2009 年發表了一篇葡語文章，對裡約華人移民史做了梳理。2012 年，帕拉那聯邦大學（UFPR）的人類學副教授勞倫佐·馬卡諾（Lorenzo Macagno）通過對莫桑比克的貝拉（Beira）和巴西的庫裡提巴（Curitiba）兩地的田野調查和檔案查閱，分析了一群廣東人在莫桑比克定居多年之后（再）移民到巴西的多重流散歷程，是研究巴西華人的一篇力作。作者學術功底很強，該文堪稱是一篇巴西華人研究的范文。2014 年，巴西記者茜薩·蓋蒂斯（Ciça Guedes） 和莫裡羅·費烏沙（Murilo Fiuza）通過查詢軍人獨裁時期的各種資料，對1964 年發生的9 名中國外貿代表團成員被巴西軍人抓捕、關押受刑、最后被驅逐出境的嚴重外交事件做了詳細研究，並出版著作《九名中國人案件》，這是一本很有參考價值的書。
巴西南大河州天主教大學的安娜·路易莎·莫拉埃斯（Ana Luisa Zago de Moraes）在其2016 年的博士論文《犯罪與遷徙：巴西移民政策和刑事政策》中，以巴西華人彭彼得（Peter Ho Peng）因參與左翼學生運動被捕后被巴西軍政府嚴刑拷打並驅逐出境為例，分析了巴西1964 —1985 年軍政權期間的移民政策和刑事政策之間的關系。她認為，在巴西軍人獨裁統治期間，除了警察濫用暴力之外，軍政權對任何“敵對行為”、任何顛覆行為都很敏感，對可疑的外國人，哪怕是已經加入巴西國籍的外國人，都採用了驅逐出境的政策。這種政策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由總統簽署驅逐令，使得一些外國移民甚至是本國國民直接變成無國籍人員。2012 年，巴西政府最終取消了對彭彼得的處罰，返還了他的巴西身份証，並對他進行了經濟賠償。
近年來，由於中巴關系的升溫，中國對巴西投資的不斷增加，巴西青年學者開始關注華人移民的經濟活動。他們以跨國視角和全球視角來研究巴西華人的經濟活動和跨國商業網絡。蘿姍娜·馬夏多博士（Rosana Pinheiro-Machado）對華僑華人在巴拉圭東方市（Ciudad del Leste）的跨境貿易網絡及仿冒與盜版品的非法交易活動多有研究﹔道格拉斯·比薩博士（Douglas de Toledo Piza）研究了聖保羅華僑華人在25 街的跨國貿易﹔卡爾洛斯·弗雷列博士（Carlos Freire）研究了聖保羅的溫州（青田）商人從中國義烏市場進口小商品到巴西銷售的經營模式，正在撰寫相關論文﹔卡米拉·穆蘭諾（Camila Moreno）研究了中國資本對巴西初級產品、礦業、林業和水利的投資及其對巴西環境和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從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立場，重新討論了巴西的依附發展模式。盡管穆蘭諾的書並不涉及中國移民研究，但是它關注了中國對巴西投資所產生的一些后果，值得中國投資者借鑒參考。
（二）巴西華僑華人的著述
除了巴西本土學者的研究之外，巴西華僑華人也比較關注本族群歷史與現狀的反思與研究，出版了不少包括文學作品在內的著述。
在巴西的華人作者裡面，比較著名的有好幾位。南美華人筆會主席朱彭年編輯了《中國僑民在南美》，該書匯集了大量台灣移民的原始書寫和隨筆等材料，介紹了移民個體在巴西和其他南美地區的生活史，有較高的參考價值。羅思凱女士的散文集《巴西無處不飛花》以細膩的筆觸，描述了其本人的移民經歷，值得研究者細讀。《南美僑報》記者兼主編袁一平先生撰寫的《吹盡狂沙始得金——巴西華僑名人專訪特集（一）》和《久居他鄉為家鄉——巴西華僑名人專訪特集（二）》對巴西華人移民中的工商業精英和著名僑領進行了專訪，並且為他們做了傳記。這兩本書對研究巴西華人經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另外，他還出版了長篇小說《啼笑嫁巴西》，以現實主義手法，大膽真實地描寫了初到國外的新移民，因生活所迫而從事跑單幫走私、靠半路出家的針灸混飯吃、為領身份証而假結婚等可悲可笑的故事，反映了巴西中國新移民的生存狀態。
1985 年，聖保羅的美洲華報社出版了蘇少平的散文集《巴西籬下》，后來又出版了他的《游子散文集》，回憶了他本人及其他廣東僑胞自20 世紀50 年代以來，在巴西做油炸“角仔”、為生存而打拼的艱辛歷程。蘇少平積極參與華人社團建設，曾經組建粵劇社，對僑社文藝活動貢獻頗多，對僑社和僑領的不良行為和工作作風也多有針砭。《美洲華報》原社長、祖籍安徽的袁方主持編寫了《巴西華人耕耘錄——華僑社團紀實》，介紹了巴西僑社、華文教育、華文報刊、華人宗教等，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參考書。
還有一位做出了原創性貢獻的是浙江青田華僑郭秉強。他從1994 年開始編寫《巴西青田華僑紀實：1910 —1994》一書（該書2005 年由青田縣政府出資刊印），系統研究了1910 —1994 年青田人移民巴西的歷史。郭著史料翔實，條理清晰，邏輯性強，是一部經得住考驗的作品。
巴西南美僑報社社長李海安也為華僑華人研究做出了積級貢獻。他在2004 年主編了《中國移民巴西190 周年紀念特刊》，由聖保羅的巴中文化友好協會、南美僑報社聯合發行。該書匯集了26 篇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移民故事，並收錄了《19 世紀中國移民巴西追蹤》《20 世紀中國4 次移民潮概況》《聖保羅華人經營行業簡介》《巴西華人僑團》《社團一覽表》等史料性文章。時隔8 年之后，在中國駐聖保羅總領事館的幫助下，南美僑報社於2013 年出版了《華人移民巴西200 周年紀念特刊》。該書收錄了《華人移民巴西200 周年簡史》（袁一平撰寫）、《我的移民路》（收錄了30 篇華僑華人撰寫的紀念性文章）、《紀念華人移民巴西200 周年各類活動大事記》、《主要社團及部分僑團名錄》、《中國駐巴西歷任大使及聖保羅、裡約歷任總領事》、《巴西部分華人藝術家作品一覽表》。該書主要反映大陸移民在巴西的歷史，對來自台灣和其他地區的華人移民基本沒有涉及。
南美華文作家協會編寫的《南美華人天地：三十年來南美華人生活文化學術研討會文集》，收錄了幾位生活在巴西的南美華文作家協會會員，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撰寫的有關20 世紀50 —70 年代台灣人移民巴西、在巴西種植蘑菇的回憶文章，還有幾位華人企業家的生平簡介和經濟成就，還提到了聖保羅天主教會的華人神父傳教和開辦華文學校的經歷，是一部有史學價值的資料。王翔的長篇小說《中國商販在巴西》講述一個北京青年在巴西走過的8 年歷程，其中涉及眾多華商、巴西警察、華人黑社會，反映了巴西聖保羅華人社會的現狀。由於作者本人就是聖保羅華僑，這篇小說描寫逼真，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聖保羅大學東方語言系的楊宗元教授早在1978 年就出版了《拉丁美洲史》，在研究巴西華僑史領域也有些成就，撰寫了論文《巴西華人經濟前景》。1999 年底，楊宗元完成了“華僑子弟學習華文以及華人與當地社會融合的情況調查”，發現台灣華僑子弟學習中文所佔比例較高（76%），在巴西社會的融合度也很高。聖保羅大學的徐捷源教授在1972 年被派往巴西聖保羅教授中文，后來入職聖保羅大學東方語言系教中文，著有論文《巴西（僑社）漢語教學簡史》。他在另外一篇論文裡列舉了華僑社團、華文學校特別是台灣華僑社團和華校的名單。徐教授對巴西華文教學、僑團和僑社的歷史有很深的了解。
（三）台灣學者的研究成果
台灣當局自1949 年到1974 年與巴西保持了“外交”關系。由於來自台灣的移民人數比較多，文化層次也比較高，台灣出版的有關巴西華人的各類文獻資料相對多一些。台灣學者湯熙勇撰文探討了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台灣移民的規模和台灣當局對民眾移民巴西的態度。湯熙勇在論文裡列出了很多參考文獻資料，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杜慶海著《巴西華僑社會之研究》，由台北市中國文化學院民族與華僑研究所出版﹔簡漢生所著《巴西華僑概況》，由台北市正中書局出版。湯熙勇在2009年發表了論文《清廷對巴西招募華工的反應（1881 —1911）》，文中提到了邱麗珠、柳佳希、陳佳瑀的文章《飄洋過海艱困冒險——美濃巴西移民》，張二妹的《作客他鄉的巴西移民路》，程鴻祺的《在巴西闖天下》，溫吉雄的《我移民巴西的奮斗歷程》，鐘啟文的《萬裡系親情，家書抵萬金》，蕭其來的《中南美之華僑》。由於筆者並沒有看到這些文獻的原文，因此只是轉錄，在此不作評價。
（四）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
大陸學界專門研究巴西華人的學術著作很少。大多數大陸學者把巴西中國移民研究放在拉美華僑華人研究的框架裡，做一些簡單的分析。李安山教授在《拉丁美洲華僑華人研究概述》一文裡對20 世紀80 年代以來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了綜述，認為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拉美契約華工史，而沒能充分利用國內尚存的史料，如拉美華人所辦的華文報刊。從李安山教授列出的著作來看，絕大多數文章、書籍都是關於墨西哥、古巴、牙買加、西印度群島、圭亞那、秘魯等國的華工華人史研究，而關於巴西華人的專門研究幾乎沒有。即使是最近出版的高偉濃教授的《拉丁美洲華僑華人史、社團與文化活動遠眺》，也只是分立章節對巴西華人社團現狀以及巴西華工和華人移民史做了一些介紹。茅海建對中巴和好通商條約、1893 年巴西遣使來華、澳門非法招工等內容逐一進行了考察分析。
大陸學者中，對巴西中國移民研究做出突出貢獻的首推陳太榮和劉正勤夫婦。陳、劉二位曾經任職中國駐聖保羅總領事館，退休后長期居住巴西，對巴西華僑華人史有很深刻的了解。他們二人合編的《19 世紀中國人移民巴西史》參考了卡爾洛斯·穆拉（Carlos F. Moura）的研究成果，結合二人自己的研究，對1808 —1825 年間澳門與巴西的關系作了介紹，圍繞巴西從澳門引進中國茶農，中國人在巴西種茶的歷史進行了深入研究。同時該書還研究了中國勞工在巴西修筑鐵路的一些問題，填補了國內研究的空白。
近年來，大陸的年輕學者也發表了一些文章，對巴西華僑華人做了些研究。密素敏分析了巴西華僑華人在融入當地社會過程中所做出的積極努力與成效，以及他們在融入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文章認為巴西華僑華人的社會融入呈現多元化趨勢，華商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但華人參政力量還很薄弱，社會治安問題帶來的安全隱患也成為困擾巴西華僑華人的一大難題。高偉濃和徐珊珊對20 世紀80 年代以來成立的巴西華僑華人社團進行了分類，把巴西華人社團分為8 大類，並對這8種類型的社團的特點進行了分析。程晶對巴西華人成立的各種“和統會”進行了分析和研究。美中不足的是，她對巴西台獨運動隻字未提。
總體來看，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有關巴西華僑華人研究基本上還缺乏系統性。雖然目前發表的論文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團、新聞傳媒等多方面內容，但研究較為零散，大多數是資料性的介紹，缺乏專門、深入、系統的分析或研究，還存在很多學術空白。筆者能查到的大部分著述是關於旅居巴西的華僑的新聞報道、中巴兩國領導人互訪、兩國經貿關系，等等。很多報道為隨筆、游記、感想雜談，或平鋪直敘，或夾雜個人的看法和意見，均為撰稿人對華僑問題的興趣所致，是一種描述性的作品。但是，由於這些資料真實度很高，具有比較高的參考價值。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筑波大學教授山下清海（Yamashita Kiyomi）系統介紹了聖保羅東方街的人文地理特征、歷史沿革和當前發展的新趨勢，特別是中國新移民涌入巴西之后所帶來的一系列變化。文章從地理學視角研究了華人的歷史，立意新穎，可資參考。
二、巴西華僑華人的數量估算與地緣特點
（一）巴西華僑華人數量估算
在華僑華人研究領域，一直困擾著學者的有兩大問題：一是華僑、華人的概念區分，二是華僑華人的人口統計。在一些國家如美國和加拿大，政府人口普查時，調查欄目包含了“出生國籍”“使用語言”“族群屬性”等情況調查，而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在人口普查時都沒有國籍、族群的調查欄目。在巴西，唯一能提供有關中國移民和華人數據的隻有巴西聯邦警察署移民局的外國人登記和注冊系統（SINCRE— Sistema de Cadastro e Registro dos Estrangeiros）。但這個系統也不可靠，因為它僅僅根據護照所注明的國籍來登記，既沒有語言和文化方面的信息，也沒有華人移民巴西之后的跟蹤統計。同時，該系統不包含非法移民數據。
筆者根據《巴西信息自由法》（12.527/2011 號法令），向巴西政府申請了解中國移民數據。得到的回復是，2016 年，在外國人登記和注冊系統注冊的“持中國護照的外國人”的總數為49905 人（見表1）。根據巴西記者斯普蘭代爾（Marcia Sprandel）的報道，2005 年，累計有22991 名持中國護照的移民在SINCRE 登記。根據索蘭丁諾的研究，2013 年，在巴拉那州，在外國人登記和注冊系統登記的有2590 名持中國護照的移民，總共有39393 名中國公民。由此，我們還可以估算出，從2005 年到2013 年，中國合法移民人數增長了71%，年平均增長率為8.9%﹔從2013 年到2016 年，中國合法移民年平均增長率是8.89%。
另外，在2009 年大赦的時候，有5492 名中國非法移民申請了大赦。因為上次大赦是1998年，因此，可以估算出，1999 —2009 年，平均每年大約有549 名中國非法移民入境巴西。通過巴西政府提供的資料，筆者得知，在2009 年的5492 名申請大赦的中國非法移民中，隻有3688 人成功獲得大赦，A並獲得了永久居留權，其他1804 人仍舊處於非法狀態。因此筆者認為，在2013 年，至少有2472 名中國移民非法居留巴西，佔合法人數的6.27%。據此可以估算出，2013 年，在巴西的中國移民總人數大約是41865 人。
再來看巴西華僑華人總人口的估算問題。巴西華僑華人主要是出生在中國（包括大陸、台灣、香港、澳門）的第一代移民和少數從東南亞（主要是印度尼西亞）移民巴西的華人。根據巴西移民法，華人移民巴西后，居住滿兩年即可加入巴西國籍。由於他們吃苦耐勞，很快就能安居樂業，甚至融入巴西社會。他們說一種或兩種漢語語言（廣東方言、客家方言、潮州方言、閩南方言），認同中國文化。在統計上，按照國際通行的做法，筆者的統計還包含這些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總體而言，由於巴西華人總數比較少，華人后代通常和巴西人通婚並融合。雖然有些華裔還是黃皮膚、黑眼睛的亞洲人長相，但是他們和中國文化的聯系已經越來越少了。
2012 年，中國駐裡約熱內盧總領館領事陳太榮估計，全巴西有25 萬華僑華人，台灣方面估計全巴西有28 萬華僑華人。筆者根據表1 的地區分布比例，以總數28 萬計算，對2012 年巴西8個州/ 城市的華僑華人人口做出了下列估計（見表3）。
綜上所述，巴西華僑華人的地理分布大致和巴西的地區經濟發達程度有關。總體而言，在聖保羅市及其周邊城市，華僑華人分布最為集中﹔生活在巴西沿海城市（如聖保羅、裡約熱內盧及其周邊城市）的華僑華人遠比生活在內地城市的多。
（二）巴西華僑華人的來源地特點
巴西華僑華人主要來自廣東台山。據媒體報道，台山市海宴鎮有一個村由於有很多人移民巴西，而被稱作“巴西村”。從“巴西村”移民巴西的有14650 多人，約佔巴西華僑華人總人口的7%。
除了廣東台山，浙江省青田縣也是巴西華僑華人的主要來源地之一。從20 世紀開始，青田人就開始從歐洲的法國旅行到巴西，在巴西經商謀生。目前，在裡約熱內盧，青田華人近5000 人。在整個巴西，青田移民及其后代大約有5 萬人，約佔中國移民人口總數的六分之一。
從20 世紀60 年代開始，來自台灣的移民開始抵達巴西。他們當中既有外省人，也有很多台灣本省人。總體上講，與同時期來巴西的大陸移民相比，台灣移民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根據湯熙勇的研究，台灣人大規模移民巴西可以追溯到1960 年。當時，巴西政府為了平衡在巴西的亞洲人勢力（當時以日本人為最多），因而向台灣與韓國招募移民。起初，不同於台灣人移民北美、澳洲是以做學術、服務業為主，台灣人移民巴西以農民居多，且以高雄縣的六龜、美濃，屏東縣內埔、高樹等鄉鎮為眾。台灣當局對於民眾移民巴西採取不支持的態度，因而限制民眾移居巴西。但多數人以農業技術團的方式前往巴西，待到官方合約屆滿時向巴西政府申請居留並取得永久居留許可。
湯熙勇指出，巴西的台灣移民多居住在巴西東南部的聖保羅及其郊區，約佔半數，其他分散於南大河州、巴拉那州及裡約熱內盧。位於巴西東北的海息飛是台灣移民的另一重點聚居地。20 世紀60 年代，大批高雄縣美濃居民移居至此經營農場，人數約數百名，現今發展為千余名。台灣移民后裔多事業有成，如聖保羅近郊之摩基達斯克魯斯市（Modi das Cruzes），當地約有百戶台灣移民設立蘑菇栽培農場，在巴西的蘑菇市場佔有率達到9 成。從台灣移民巴西的外省人務農的比較少，他們多經商、開餐飲，從事文化、教育和藝術事業。
上圖可見，1961 —1977 年，前往巴西的台灣移民有15193 人。但筆者認為這個數據不准確。有些沒有得到巴西簽証的台灣移民，在得到鄰國巴拉圭的簽証之后，從巴拉圭穿過邊境，進入巴西。以這種方式移民巴西的台灣移民，具體人數無法統計。
自20 世紀60 年代以來，為了逃避政治迫害，來自印尼的華人開始移民巴西。他們屬於再移民的華人群體，在文化認同方面具有多重混合型的流散特征。他們是出生於印尼、生活在巴西的華人。盡管他們並非直接來自中國，但還是被巴西人貼上“中國人”的標簽，他們也認可自己的“華人”身份。筆者的朋友林先生就屬於此種情況。他出生在印尼的西爪哇島，1970 年隨父母移民巴西。他們有親屬在印尼，也有親屬在中國廣西。他會說廣東話，認為自己是華人，但很低調。他認為印尼華裔不宜強調自己的華裔特性，以避免加深印尼政府對華人的疑慮。
從1980 年起，來自大陸的新移民開始抵達巴西，但地緣上仍然以傳統僑鄉廣東台山、浙江青田為主。從1990 年起，福建移民（主要來自莆田、漳州）開始抵達巴西，主要居住在聖保羅。他們大多數沿襲華人在海外的主要生存方式——經營餐館或者商鋪。由於聖保羅地區是巴西的經濟中心，佔相當於全巴西40% 的國內生產總值，因此該地區吸引了大約66% 的華人。裡約熱內盧雖然是巴西第二大城市，但是裡約華人隻佔巴西華人總人數的12%。巴西華僑華人多數經商或是開餐館，在經濟上相對寬裕。
在社會階層方面，很多祖籍廣東和浙江的中國移民進入了中高級社會階層。有些華人家族裡出現了工商業巨子，比如1951 年移民巴西的林訓明（Sheun Ming Ling），他經過多年艱苦創業，成為石化大王。經歷60 年兩代人的努力，林訓明將公司發展成為南美最大的僑資企業，所生產的嬰幼兒奶粉和成人尿布還有鋁包裝產品暢銷全巴西。
與世界各地的華人一樣，巴西華僑華人的跨國流動性不斷增強。很多人擁有兩種或兩種以上身份証。大多數華人由於長期居住在巴西，與巴西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他們的后代，由於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不少人移民去了美國或加拿大。
三、結語
目前，巴西華僑華人研究盡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問題。首先，研究力量非常分散。這不僅表現為巴西學者和中國學者交流不多，而且巴西學者之間的交流也非常少。2012 年，聖保羅大學東方語言系的教師麥耐斯（Antonio Menezes）、徐捷源、陳宗杰曾經組織過一次華僑華人研討會，目的是紀念華人移民巴西200 周年，來自坎皮納斯大學的教授萊齊（José Roberto Leite）和華人天主堂神父何彥昭（Padre Jose Ho）、肖思佳（Padre Lucas Hsiao）應邀參加並發言。他們回顧了中國人移民巴西的歷史，彼此交流了一些研究心得。此后由於多種原因，聖保羅大學的華僑華人研討會中斷了多年，直到2017 年5 月，舉辦了聖保羅大學第二屆華僑華人研討會，勞倫佐·馬卡諾（LorenzoMacagno）、蘿姍娜·馬夏多（Rosana Pinheiro-Machado）、道格拉斯·比薩（Douglas de Toledo Piza）和筆者分別在研討會上介紹了各自的研究成果。目前，筆者正在籌備召開一次巴西華僑華人研討會，為巴西華僑華人研究的專業化和制度化提供一個國際交流的平台。
其次，在檔案資料、人口統計數據方面，還需要深入調查。巴西幅員廣闊，地區發展不平衡，華僑華人在巴西各地，因血緣、地緣、業緣的不同，人口分布也有所不同。另外，中國人移民巴西的路徑、中介渠道、非法移民問題、持各類簽証的具體入境人數，諸如此類復雜敏感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隨著中國對巴西投資的增加，巴西學生學習中文的人數不斷增加，中國人學葡萄牙語的人數也日益增多。筆者深信，通過中巴兩國學者的不斷努力，巴西華僑華人研究將受到更多關注，不斷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