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中國華僑歷史學會文庫之十六《八閩僑心系故園：福建歸僑口述錄》

鄧榮翔

被採訪者簡介：

鄧榮翔，男，1923年12月出生於印度尼西亞西加裡曼丹省首府——坤甸，祖籍廣東梅縣。回國前在印尼坤甸《中華日報》當記者，后去印尼首府雅加達華文《新報》任職，曾被選舉為耶華青年文學習作社主席。1960年率眷屬回國，被安置在福建莆田赤港華僑農場，任過食堂總務、生產隊長、副場長。1965年當選農場副場長，兩次被選為省人大代表，一屆縣政協委員﹔1982年被評為全國僑務系統先進工作者，1987年離休。

採訪時間：2007年12月9日

採訪地點：福建省莆田市赤港華僑農場

採訪者：黃玉瓊 程立國 陳永升 胡修雷 陳小雲 郭立紅 梁秋容

整理者：陳小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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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2月22日，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亞西加裡曼丹省首府——坤甸，我祖輩是怎麼去那邊的我不太清楚，我隻知道父親、祖父、曾祖父三代單丁，曾祖父和祖父無法在坤甸找到立足之地，隻好到遠離坤甸三十多裡的山芭淡水港落戶務農。祖父死的早，父親自小就做童工，但他很刻苦，白天做事，夜裡去夜校苦讀中英文，長大后終有所成，擁有了自己的一些產業。他的一生沒有什麼享受，都是在勤勞、儉朴和憂患中度過，我想，這也是很多華僑在海外艱苦創業的一個縮影吧。

我有一個哥哥，四個弟弟，三個妹妹，我排行第二。我們家住的是南洋很典型的“高腳樓”，都是用木料建成的，所以高是為了防濕氣。木屋和周邊的小溪、長河、果樹林都是我童年的玩樂場所，給我的童年帶來許多歡樂。

我家的家規很嚴，祖母和父親訓示我們必須遵守五不：不准頑皮，不准喧鬧，不准違抗家長，不准頂嘴，不准埋怨。還有一條更嚴厲的，就是犯了錯誤，必須跪在尊長面前領受責罰，不准逃避。由於這些家規，我們小時侯懼怕祖母和父親，但是卻不懷恨，因為我們知道，家長對我們管教甚嚴，是想我們多鍛煉而長大后有出息。

祖母和父母親很重視我們的文化教育。坤甸有一所荷文學校，在荷蘭殖民統治時代，荷文很吃香，從荷文學校畢業，可以去銀行或政府機關工作，薪金高，待遇好。但是父母都人認為中國人應該讀中國書，於是就將我們送到“新民學校”——一所私塾學校，校長、教師一人全包。后來新民學校關閉了，而這時家裡的經濟已顯拮據，隻好送我進了教會主辦的善牧學校。在善牧學校，我的成績一直很好。但是由於家裡的條件每況愈下，我在上學之余，需要負擔很多家裡的勞動，還是上街去賣東西，補貼家用。從善牧學校畢業后，我去了原先教過我的一位老師自己創辦的坤甸英文學校免費進修了三年，畢業時考了第一名，但是學無所用，仍然找不到工作，很是苦悶。

后來經朋友介紹，我去雄聲派報社當了派報員。派報社的工資雖然少，但是它卻幫我打開參加社會活動的大門，使我的生活出現重大轉折。我在派報社結識了幾位新朋友，他們都是中華學校的學生，經他們介紹，我加入中華青年閱書會，從此極大的拓展了我視野，使我開始思考人生，思考社會。

中國抗日戰爭開始后，坤甸華僑掀起救亡、籌賑義演、義賣高潮，我們閱書會也決定組織歌詠隊參加義演，冒著被荷印殖民政府抓捕的危險高唱一些國內流行的進步歌曲。同時，我們又創印《嫩芽》油印半月刊，以學習寫作為名宣揚愛國、抗日思想。這也是坤甸第一家特殊刊物。不久，我們的活動引起了荷印殖民政府的注意，進而懷疑我們是共產黨赤化分子，勒令《嫩芽》停刊。迫使我們改換刊名，將《嫩芽》改為《春筍》，繼續刊行。后《春筍》又被禁，改名《明天》印行。最后，荷印殖民當局禁止我們再印行任何油印刊物，並扣留了負責刻字和印刷的同志，我因為是主要撰稿人，也被拘禁了一夜，釋放后限制我三個月內不准自由活動，不准走出市區三公裡范圍。

1941年12月19日，日本侵略者對坤甸進行了狂轟亂炸，我參加擔架隊救助傷員。荷軍完全沒有作戰能力，日軍尚未登陸，他們就搶先逃跑了。1942年1月27日，日軍在邦嘎登陸，坤甸人民也開始了長達三年的苦難、屈辱、恐怖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五個兄弟帶著母親跑到一個偏僻的鄉村去開荒種稻，以躲避日軍的迫害，家裡隻留下祖母、父親和大妹、二妹守家。開荒種稻的生活非常艱苦，但是終於能躲避日軍的殘害，也是僥幸了。

1945年，日軍敗象已露，坤甸上空開始出現美軍的B52轟炸機，初時，還見有數架日軍的飛機，漸漸的，天上隻剩下美軍飛機了，坤甸居民都知道日軍已臨近覆滅了，心中暗喜，但又怕日軍狗急跳牆再下毒手，無不默禱解放日期的快快到來。果然，到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了。

日寇投降了，坤甸取消燈火管制，到處光輝燦爛，萬眾歡騰。我們也歡呼雀躍，急忙劃船載著母親返回坤甸，跨入生活新階段。

戰后，坤甸的第一件新鮮事就是坤甸《中華日報》的問世。它是坤甸第一家中文報紙，辦報的目的就是宣揚中華文化，報道中國、世界和本地新聞，把華僑的命運和祖國興盛、世界和平連接起來，惟有祖國興盛、世界和平，華僑才能在異國他鄉安居樂業，這是大家在災劫后得出的一致共識。

《中華日報》立場堅定，竭力宣傳愛國大團結。記得我在10月10日，以筆名賺寫雙十節感言，呼吁蔣介石政府接受辛亥革命教訓，切莫再搞內戰，而應舉行政治協商會議，合力建設新中國。此文一出，便刊登在專刊首版，受到各方贊賞。我在中華日報的職務很雜，既要為副刊和本地新聞寫搞，又要收聽和抄錄西貢電台和新德裡電台廣播的新聞，還要收聽和抄錄重慶、倫敦和紐約的電訊，幾乎沒有空閑的時間。但是青年人受著理想的鼓舞，使我幾乎沒有累的感覺，反而覺得生活很充實很有意義。不久我被聘為日報的經理。

但是好景不長，蔣介石政府派了接收大員來坤甸，這位大員對《中華日報》的傾向性橫加干涉，先是用武力脅迫，進而採取經濟扼殺，但是我堅持辦報方向不變，繼續發表反獨裁、反內戰的言論，而且還轉載新加坡《南僑日報》的文章，揭露蔣介石政府的反動行徑，這自然激起了某些人的極大反感。很快，在我的聘期滿了之后，隻得離開坤甸前往雅加達，在華文《新報》任職。

《新報》是耶城訂閱數量最多的一家中文報紙，有三萬多份（最多時達到五萬）。由於利潤豐厚，新報職工的工資也較高。《小新報》是新報最受歡迎的副刊，每周一、三、五出，讀者最愛看的就是刊首的短評，她針砭時弊，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我於1948年底為小新報寫稿。當時中國國內正處在內戰高潮，我不斷寫出短評揭露國民黨報紙的“勝利”謊言。

1949年的耶城，親蔣反動勢力不甘心國內的失敗，竭力掀起爭奪當地社團的狂潮，妄圖控制輿論。但是從中國仍然不斷傳來蔣軍崩潰，解放軍大捷的消息。不久，新中國成立了，廣大華僑都在期盼著祖國化腐朽為神奇，譜寫中華民族復興的新篇章，可同時，仍有一小部分在觀望，甚至存在幻想，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時，我為小新報所寫的短評都以闡述新社會新事物為內容，受到讀者的贊賞和支持。新報的訂數激增至5萬份。

1951年國慶節，我和相戀多年的女友慧一起回到坤甸結婚，因為我和她初戀始於反內戰、反獨裁、反貪污斗爭的初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周年之際舉辦婚禮，對於我們而言是最有意義的、最值得紀念的終身大事。

新中國成立以來，捷報頻傳，不斷出現的新氣象使得海外僑胞歡欣鼓舞，但是，最讓我們覺得高興還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取得的舉世注目的勝利。在朝鮮戰爭期間，我日日夜夜守在收音機邊，以激動的心情收錄新華社的廣播新聞，先后寫出多篇評論，讓讀者知道朝鮮戰爭的真相，揭露美軍的凶殘歹毒。

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來印尼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印尼華僑中掀起了一次愛國運動高潮。1956年，宋慶齡副委員長應邀訪問印尼，這又是轟動華僑社會的一大喜事。因為這些，因為新中國、新氣象、新社會，對印尼華僑青年、學生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從1954年至1956年，印尼各地出現 熱流滾滾的回國浪潮。而這一時期，我的工作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承擔的任務比以前更重了，本來我每周隻要為《小新報》寫一篇短評，但接著就受托為《新潮月刊》寫稿，后又為《新報半月刊》、《印華經濟》寫稿。還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又落在我肩上 ，那就是，1957年1月27日下午，在雅加達華僑青年文學習作社成立大會上，我竟然被選舉為主席。

1959年，新報和生活報經過協商，決定相互配合，加強新聞報道力量，兩家華僑愛國報社的大合作，為讀者提供了更多更快的新聞，內容也更豐富了。但是好景不長，不久，印尼政府頒布了十號總統法令，規定縣以下地區不得居住外僑，而所謂縣以下居住的外僑，絕大多數是經營小商小販的華僑，因此該法令對縣以下華僑經濟幾乎是毀滅性打擊。隨后，印尼當局開始封閉華文報社和學校，及其他排華措施，華僑的生活遭遇了空前的困境。

華文新報被封閉時，我和慧第五個孩子出生才兩個月，要帶五個孩子回國是很困難的，但是我們去意已決，寧願舍棄一切財產也要回國，為祖國社會主義事業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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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7月，我們全家七口人踏上了祖國派來接僑的“美上美”號輪船，一路航程一路歌，輪船直達廣州。之后我們被安排在三元裡招待所等待分配，最終我們被安排到福建莆田赤港華僑農場。前來洽商安置的是福建省莆田縣人民政府僑務科長辛文漢，他怕我不接受，還特別解釋說，因為我們一家孩子多，若安置在城市很難照顧，所以國務院中僑委決定在福建建立十七個華僑農場，以便集體照顧。我毫不猶豫地表示服從分配，並於第二天就乘坐派來接的專車去莆田。

當時農場房屋尚未建成，1200多名歸難僑分別安排到郊前、五星等村的華僑大屋空房暫居。建場經費由中僑委直接撥給，省僑辦管理。預計農場房屋要到年底才能竣工，入場前兩個多月是歸難僑接受鍛煉、適應環境、“脫胎換骨”的過度時期。說“脫胎換骨”一點也不夸張，因為無論勞動方面或生活習慣方面，歸難僑都將從此經受翻天覆地的變化。1961年元旦，我們遷入農場宿舍，居住條件仍然非常擁擠，全家7人分的兩間（十二平方），還要插入另一名婦女。

入場幾天，觀看了建場地址全貌后，我們才知道：我們不是普通的墾荒者，而是將展開戰天斗地的大搏斗！赤港總面積4000多畝，是躺在興化海灣、沉睡多年的咸荒地、廢鹽場。這裡寸草不生，極目荒涼，大風一起塵土和鹽灰飛揚，令人窒息。由於干旱、缺水、地咸、植物無法成活，拓荒者都望而卻步，我們這些毫無農業知識的歸難僑，能否在這場斗爭中取得勝利？不少人有懷疑，但是更多的人相信黨的領導，相信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威力，相信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我們一定能創造出奇跡。

在建場的第一年，我被安排當宣傳員，負責宣傳工作，並編寫《紅海》黑板報。記得我先后寫過《壯志凌雲》和《不要當逃兵》兩篇短評，鼓舞場員的斗志。在艱苦的環境中，大家同心協力，共同奮斗，建場工作進展順利，全場設立了六個生產隊，同時，設立農場小學、托兒所、幼兒園、醫療所、供銷社、大食堂等。為鼓勵生產和勞動積極性，大家按勞取酬，實行工分制。不久由於大食堂事務多，我由宣傳員調任大食堂總務並管供銷社工作。

1962年8月，颶風正面襲擊莆田，狂風連刮兩天，屋瓦都被掀飛了，雖然農場大部分土地尚未種上作物，但已載種的數百畝中稻被海水淹沒，全部失收，而海水淹沒的土地，土質增咸，更難治理了。附近農民都說：海水一淹，三年失收，你們還是另找出路吧。我們堅決回答：絕不后退，為有犧牲多壯志，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我們永遠記住毛主席的教導。

1963年，為了加強生產隊的領導力量，我被調到第四生產隊當正隊長，大食堂解散，由各自生產隊自辦公共食堂。自此，我帶領第四生產隊的隊員們合理安排生產，提高工效，改良土壤，專研農技，各項生產活動做的井井有條，因為成績顯著，1965年9月，被選為全國僑務系統勞動模范，和全省華僑農場的勞模一起去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到了福州，我和常山華僑農場的潘啟明被指定為隊長，負責料理進京全程日常工作。我們是國慶節的前幾天到達北京的，住在北京華僑補校。在北京，我最激動是看見了雄偉的天安門城樓和毛主席巨像，這是我們歸僑心目中的聖地。觀禮的那天早上，我們很早就起床准備好了，到達天安門一看，那裡早已是人山人海，我和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業勞動模范一起被安排在主樓左側的觀禮台上。當毛主席和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出現在主樓時，全場一片歡呼，掌聲雷鳴，我也激動不已，拼命鼓掌，隻可惜沒有帶望遠鏡，沒法把主席和總理的音容笑貌看的清楚。那個夜晚，整個北京狂歡中，許多單位的歌舞隊都出來表演。記得在國慶節后的座談會上，我發言說：從來沒見過任何國家的人民這樣熱愛祖國，這樣團結，我們歸僑一定要竭力回報祖國，發揚“節省每一文錢”的精神，把華僑農場建設的更好。國慶節后，中僑委安排我們去參觀大寨和昔陽煤礦。

1966年，“文革”開始了，最初，大家都覺得它是正確的，對生產應該有所促進，可是漸漸的，懷疑開始產生了，為什麼一下子就抓出了那麼多的走資派？為什麼要挂牌上街游行，侮辱人格？不久，更大的疑惑終於出現在赤港華僑農場。一天上午，供銷社前的牆壁上突然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其內容大意是說，農場至今為何還是死水一潭，不動蕩起來揪斗走資派？對於學生們的責問，當晚我就與他們辯論，駁斥了他們的錯誤觀點，我因此被戴上了“保皇派”的帽子。誰知他們辯論失敗后，唆使紅衛兵用白紙條封住我的房門，后又強行組織第四生產隊的隊員來批斗我，可是，公道自在人心，隊員們知道我在建場時所付出的巨大艱辛，不忍我再受到委屈，這次批斗會就這麼不了了之了。但是，造反派們不肯善罷甘休，先后對我實施批斗、奪權、強制勞動等方法，讓我靠邊站。

但是總的來說，赤港華僑農場在“文革”中的所受的影響相對而言不是很厲害，主要精力還是能夠放在生產上，期間，農場團結一致，兩次阻止了當地農民對農場土地的侵佔企圖，並摸索出了一套如何改造咸田的方法。在“文革”大聯合、三結合時期，我還被選舉為農場革委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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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9年，農場就認定了以工養農的道路，並與福州華僑塑料廠聯系，辦起了我們自己的小塑料廠，生產鞋帶、紐扣、瓶蓋等低檔產品，還派人出去學習技術，以備回場集資建廠。1978年，省僑辦恢復對農場的投資，而就在這一年，越南排華，隨著約900名越南華僑被安置到赤港華僑農場，我們建大塑料廠的主張得到省僑辦的贊同。大塑料廠規模很大，佔地50畝，由於我是分管基建的副場長，所以每天都下工地巡視，並且每周都有一、二次去福州或莆田的建設局，辦理基建事務。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大塑料廠試產成功，一炮打響，所產拖鞋不但暢銷國內市場，而且經外貿公司收購，貼上白鴿牌商標出口外銷。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赤港華僑農場農業和工業生產兩翼齊飛，商業也因而活躍，歸僑的生活條件也逐漸有了很大的改善。工業方面，大塑料廠在生產涼鞋和拖鞋的同時，還購置切片機，生產鞋墊，因為價廉物美，每天都有商販前來爭相搶購，門庭若市。由於涼鞋和拖鞋隻能旺銷於夏季，冬天就轉入銷售淡季了，所以我們設法與上海鞋廠挂上鉤，生產布鞋和運動鞋、各式女鞋。因為質量好、樣式新穎，也很暢銷，全年生產興旺。后來，場裡有了資金積累，我們還建立了蔬菜脫水場。農業生產方面，我們實現了購置插秧、收割機的願望，真正做到插秧、收割、脫粒機械化，除草、防虫科學化，並設立制種田，自制雜交良種。此外，我們還建立年養五千頭瘦肉豬的現代化養豬場。隨著工農業生產大發展，歸僑職工的生活福利也逐年提高，新建了場員新宿舍，場學校、醫院、食堂等公共場所全部翻新，整個農場呈現出一種蓬勃向上的新氣象。

1978年，我被選為全國僑務系統先進工作者代表，再一次去北京領獎，為此我又一次內心激動不已。在北京的賓館裡，我由感而發隨手寫下一首詩《獻給您，偉大的祖國母親》，原文如下：

“北京——祖國的首都。天安門，您好！人民大會堂，您好！請接受我們來自全國各地歸僑代表的問候和敬禮！多少次，曾夢裡想過，在夢裡描述祖國首都的容顏。而如今，在新年元旦，全國歸僑代表在首都聚會聯歡。

我不驚訝夢想成真，但卻深深感到祖國母親火熱的擁抱、撫愛。祖國母親啊！應該向您訴說什麼？——海外苦難？十年浩劫，含冤受曲？不！何必埋怨和嘆息，一往無前，開天辟地，才是華僑、歸僑的本色。請看吧，祖國母親，我們歸僑，象矯健的海燕，似迅猛的春雷。沒有頹喪和退縮，隻有振奮和自信。請聽吧，祖國母親，那時我們各條戰線的捷報，雖不是巨大，但卻是日積月累，嘔心心血精力的戰績。

獻給您，偉大的祖國母親！請您接受千百萬歸僑熾熱的丹心。聽聽我們精心譜寫的振興中華的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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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國家做出的貢獻不多，國家給我榮譽卻很多，除了兩次去北京觀禮和領獎外，還榮任兩屆省人大代表和縣政協委員。1987年，我應召參加市人大組織的“愛我中華“報告團，到各單位去報告赤港華僑農場建場經過和成績，持續十多天。該年年底，省僑辦批准我離休，是年我六十有三，算起來，我已經超齡工作三年。

離休后，我覺得尚有精力可為農場多做一點貢獻，於是在閱讀書報、收看電視之余，天天在托兒所前空地栽花、植樹，營造花園，美化環境。縣裡也沒有忘記我，多次要我去參加全縣“愛我中華“演講比賽。我雖已不在職，但仍繼續關心農場大事。場員遇到疑難問題，也來找我商量。我不倚老賣老，隨意干擾農場行政，但也堅決維護農場的主權，不讓侵害華僑農場權益的事情發生。2002年和2004年，我和幾位退休人員兩次上書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協、省僑辦，甚至托北京朋友轉呈國務院總理，痛陳地方不顧赤港華僑農場歸難僑的利益，強行征用農場土地的惡行。在我們不懈的努力下，終於保住了華僑農場的命脈——土地沒被非法侵佔。

時光荏苒，滄海桑田，轉眼半個世紀過去了。回顧過去，道路坎坷、艱辛、苦澀，但更多的是甘甜和歡樂。沒有艱苦奮斗的過程，哪來獲得成功的喜悅與快樂？人生在世為的就是創造生命的價值，現在可是自豪的說：我沒有浪費生命，不因庸碌無為而羞愧，我已經盡力為祖國母親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

現在我的家庭很幸福，省僑辦僑居工程極大改善了農場場員的居住環境，我也於2000年底搬進新居，住的很舒適。5個子女自己很爭氣，都是自己努力考上大學，現在的工作生活都不錯。我相信，日子總會越來越好的，2008年，我還想去北京看奧運會，2010年去上海看世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