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中國華僑歷史學會文庫之十六《八閩僑心系故園：福建歸僑口述錄》

被採訪者簡介：

魏可鎂，男，1939年8月出生於日本九州人吉市，祖籍福建福清。1944年年年底隨家人回國，1947年入福州小橋第四中心小學，1965年畢業於福州大學物理化學專業，因表現出色留校任教，先后任講師、副教授、教授，曾任福州大學室主任、系主任、副校長、校長。

魏教授從事40年的工業催化劑研究開發與教學工作。研究成果有：1983年A110—3型（鐵系）氨合成催化劑獲國家發明三等獎﹔1985年A201型（鐵鈷系）氨合成催化劑獲國家發明三等獎，被國家科委列入“七五”500項重大成果之一﹔1991年和1993年，B116型低鉻高變催化劑先后獲化工部科技進步二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1995年和1996年，A202型低溫氨合成催化劑先后獲福建省科技進步一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1998年和2001年，B121型無鉻高變催化劑先后福建省科技進步一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此外，2003年，還獲福建省科技重大貢獻獎。1997年，獲評中國工程院院士，1999年獲“全國十大杰出專業技術人才”獎章，2000年獲得江澤民總書記親自頒發的《國家技術發明獎証書》，2004年，獲“全國僑界十杰”榮譽稱號，還曾被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當選全國九屆、十屆人大代表。

採訪時間：2007年12月1日

採訪地點：福州大學化肥催化劑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四樓魏可鎂院士辦公室

採訪者：江宏真 林曉東 黃玉瓊 陳永升 胡修雷 陳小雲

整理者：陳小雲

我1939年8月出生於日本九州人吉市。祖籍福建福清三山鎮大扁島，我父親大概在1910年代就去日本謀生，因為大扁島地少人多，實在生活不下去了，父親兄弟幾人都去了日本，后來父親回福建結婚，婚后帶著母親又去了日本。

1942年，魏可鎂與兄姐合影（藤椅坐者為魏可鎂）

二戰爆發后，在日華僑的生活更加艱難了，再加上民族歧視，能回國的華僑基本上都回到自己的祖國了。1944年底，父親帶著妻兒舉家回到上海，在上海滯留了三年，由於無法維持生活，就回到福州，而在福州也隻維持了兩年多，又回到了老家大扁島。少時的生活是艱苦的，因為家庭的貧困，我一度失學務農，吃野菜、海藻充飢，人當作牛來耕田，這種困苦的生活在幼小的心靈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也為我日后堅韌、拼搏的性格奠定了精神基礎。這種隻有經歷過的人才能有深刻的體會，直到今天，在與女兒講述這段歷史時，我經常重復一句話“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解放后，我獲得了重新上學的機會，由原先的三年級直接跳到五年級插班，六年級時，我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小學畢業后，考入平潭一中。高三時，我又光榮地被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60年我考入福州大學。

1965年，我畢業於福州大學物理化學專業，因為表現出色，得以留校任教。從那以后，我就在福州大學的化肥催化劑科研戰線上奮斗至今，平時的精力基本上都在科學實驗中，連走路、吃飯、做夢、上廁所，大腦裡想的全是催化劑，為此，我的夫人總是說我：“他是在跟實驗室談戀愛，而且熱度四十年不減”。這種精神狀態最集中的表現是在氨合成和變換催化劑的攻關上，由於氨合成催化劑研究需要1800攝氏度才能熔融，還原活性測試需要五天五夜的連續倒班，當時人手少，我隻好是上了白班再上夜班，經常是連續十幾個小時的連續工作。一個催化劑的試制成功都要進行2—3百個催化劑樣品的制備，還要大量的基礎研究，進行催化劑的組份、制備工藝、結構、性能之間關系規律的探索。每研發成功一個新催化劑到實現工業化都必須要4—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合成氨技術的發現是人工制造化肥的開始，我國是農業大國，合成氨產量和需求量均為世界第一。1972年，在著名科學家盧嘉錫教授的指導下，我從工業合成氨入手，進行高活性氨合成催化劑的研究。

萬事開頭難。當時福州大學沒有人從事催化劑研究，更沒有所需的設備。1973年，福州某化工廠花了幾十萬元修建了氨合成催化劑車間，也培訓了一批工人，但因為生產原料——鐵砂要從安徽運來，成本相當高，運輸也很不方便，影響了生產。我知道這件事后，就和同事一起深入到福建的沿海、山區尋找原料，自己動手研磨、選磁、分析、熔煉。當時實驗室沒有高溫爐，我隻能用電焊機取代，沒有熔煉爐，我隻好自己設計加工。在熔煉的過程中，飛濺的鐵花燒破了衣服，燙傷了皮膚，我也全然不顧。爐火中冒出的化學氣體，嗆的人咳嗽難忍，我卻依然站在爐邊，聚精會神地觀察爐內的變化，詳細做好每一項記錄。有一次，因為一起出了故障，熔爐發生爆炸，我和同事們都受了傷。傷口還沒有痊愈，我就又一次鑽進實驗室。由於每一個催化劑樣品都必須經過5個晝夜不停的活性測試，因此，盡管知道實驗室裡雖然有毒氣的侵蝕，但是為了獲得第一手的實驗材料，我仍然堅持在實驗室的一個角落裡架起了床鋪，實在困的時候就在上面打個盹。就是在這樣一種執著精神的指引下，我先后熔煉了200多個催化劑樣品，終於研制成功了一種高活性的氨合成催化劑，填補了國內空白，也因此獲得了國家發明獎。

工作中的魏可鎂（前坐者）

完成氨合成催化劑研制工作后，我緊接著向無鉻催化劑發起進攻。合成氨的高變催化劑含有的鉻元素，是一種強烈致癌物，工廠裡工作滿10年以上的工人機會都得了癌症。那時，全國每年向大自然排放的鉻量在1000噸以上。鉻的嚴重污染一直是國內外懸而未決的難題。催化劑中試車間裡有多種劇毒物質，而且粉塵滿天飛，每天結束中試之后，他和同事們從頭到腳都積了一層鐵粉塵，彼此幾乎都認不出來了，洗了幾次還洗不干淨，一兩天后，吐出的痰還是黑的。就是在這樣的艱苦的條件中，我研制的無鉻催化劑性能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並很快應用到生產，取得可觀的經濟效益。

新催化劑的研制是多學科的綜合科學技術，而且需要產學研緊密結合。這就需要研制者全身心的投入，因為我對催化劑研究的過於專注，為此，經常鬧出笑話。比如有一次，我午睡起來想著催化劑的事，就匆匆趕去實驗室，當我走到化工樓樓梯的一半時，周圍的老師都哈哈大笑，這時，我才發現，原來自己一隻腳穿著拖鞋，另一隻腳穿著涼鞋，因而成為大家的笑談。

歷經8個酷暑寒冬，高活性氨合成催化劑誕生了，它填補了我國高性能氨合成催化劑的空白。而由我主持研制的2個系列7個催化劑，其中5個催化劑獲得國家發明獎、國家科技進步獎等多項科技獎勵。

1987年，我通過國家日語統考，被派往日本筑波科學城的化學技術研究所作訪問研究。日本筑波科學城在世界上被認為是美國的硅谷，我一去就被安排參觀各種設備，了解整個環境。在我看來，當時在日本人眼裡，隻有美國人，他們骨子裡是瞧不起中國人的，所以他們認為中國的催化劑領域根本不可能派出有水平的專家。從我一開始在那個研究所裡工作，我就感覺到了日本同仁的這種態度，經常我在做實驗時，有位課長就時不時地出現在我身后，生怕我弄壞了儀器設備。有一兩次，在學術討論中，我就實驗的做法發表了一些意見，但那位課長不屑地揮揮手，意思是說：用他的方法做不會有問題，我就不要再多嘴了。直到有一次，他們對我的看法才有了改變，就是非貴重金屬合成含氧化物制造方法的研究實驗， 我覺得研究方案不是很嚴密，我就直接提出，不要用貴金屬，隻用鈷和鹼金屬，並陳述了我的理由。沒想到我的這一大膽的想法竟觸動了他們的自尊心，他們認為在這一當時世界性的高精尖研究課題中，我一個中國人能有什麼好的意見。對於我的提議，他們很不高興，說：“不好，就按我們的方案做”。我隻好按原方案進行實驗，但是隨著實驗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主持這個實驗的課長開始變的有些不好意思了。有一天，我趁他情緒還好的時候小心的跟他說：“課長，這個實驗能調整一下嗎？”課長隻好拉下臉說：“好吧，那你就試一試吧！”於是，從研究方案、催化劑制備到配方確定，都由我自己獨立來處理，經過不斷的實驗，最后獲得成功。課長豎起了大拇指，祝賀我說：“魏先生，你是對的，這個實驗成功了，可以取得專利了！”可是在申報專利時，他們卻把我的名字列在后面，把我的地址也寫成“日本化學技術研究所內魏可鎂”，名字排在什麼位置倒沒什麼，但是地址的寫法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於是，我直截了當的向課長提出：“我是中國人，是中國公派來研究所作訪問研究的，如此申報，我不成了日本人了？”由於我的一再堅持，專利書上終於寫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州大學魏可鎂”。

這件事之后，他們對我態度有了明顯的改變，經常送一些生活用品給我，管行政的人員還特地跑到我宿舍來看的房間是否暖和，有沒有取暖器。有一次我生病了，他們送來十幾萬日元，給我看病用。課長請我去他家裡做客，自己叫了我不說，過后還讓另一位同事再來邀請，到了約定的那天，他們兩人一起開車來接我。

在一年的訪問研究期間，我發表了三篇文章，一項專利，回國前一個月，課長專門找我談話，他說：“你是否願意留下來工作，希望你認真考慮，如果你願意，我馬上幫你去辦手續。”說實話，如果說對留在那個研究所工作，我一點都沒有認真考慮過，那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為我生在日本，語言、生活都很適應，而且這個研究所擁有世界一流的儀器設備，工作環境優越，待遇優厚，如果我留下來確實會對我多出研究成果有利。但是，我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中國人，是黨的祖國人民培養了我，如果我隻想個人利益，而辜負了祖國和人民對我期望（當時我在國內還承擔著多項化工部科研任務），我的內心將不會得到安寧。我想，一個人不能單純為了錢，錢再多也有用完的時候。在國外干事業，干的再好也是為外國人干的，為祖國奉獻，這是一個科技工作者對國家、對人民最起碼的責任，因此報效祖國才是我唯一的選擇。於是，我毅然決定選擇回國，當我把我的決定告訴我的課長時，他深深嘆了一口氣：“真是太令人遺憾了！”臨回國前，課長和一位主任研究官親自開車陪我到京都等地參觀游覽了三天。登機的那天，研究室的三位先生親自到機場送別。

1995年，國家投資5356萬元，由我負責籌建化肥催化劑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它是我國化肥行業唯一的國家工程中心）。在科研的同時，我還培養了一批精干的中青年科研骨干和博士后、博士、碩士研究生。近幾年，在汽車尾氣催化淨化器和第二代氨合成釕催化劑方面，我的研究又獲得了突破性進展，目前這項技術已經通過有關部門的技術鑒定，正在組織試用產業化推廣。

汽車尾氣淨化催化劑是一個全球范圍的研究熱點。國內的研究起步較晚,有的研究機構已進行了20多年的基礎研究,但沒有拿出過硬的產品來。從1996年開始,我帶領3個年輕人從零開始著手研究。在與國外同類產品的性能比較中,我主持研究的重大科技項目——FD型汽車尾氣催化淨化器已達到歐Ⅲ水平,而且FD型汽車尾氣催化淨化器的耐熱性更好,成本更低。目前國內大部分汽車使用的是國外配套的淨化器,很多還停留在歐Ⅱ水平。使用歐Ⅲ水平淨化器除了可以保護環境外,還可以大大降低汽車企業的消費稅,帶動我國汽車零部件的發展。讓中國大地上奔馳的轎車都裝上擁有中國專利的汽車尾氣淨化器,這個夢想並不遙遠,到那時,我們一定將美國、日本、歐洲的淨化器“趕走”。

對於我自己的選擇，我無怨無悔，回首回國二十年來，我和我同事們在氨合成和變化催化劑領域努力拼搏攻關，先后完成5個催化劑的研發和產業化，其中三個催化劑獲得國家技術發明獎或國家科技進步獎。這些催化劑產品中，銷售量最高者——A202型催化劑約佔全國的四分之一，年新增產值2億元以上，為國家取得巨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對此，我心裡特別踏實，對自己當初的選擇感到由衷的快慰，我沒有愧對我的祖國。

由於長期科研的勞累，1995年8月初開始每隔一周，鼻孔就出一小塊帶血絲的東西，當醫生的妻子知道后，一再催促我去醫院檢查，可是由於工作太忙，一直到9月才去醫院，結果是鱗狀鼻咽癌，得知這個結果，對我猶如一聲晴天霹靂，因為當時我手上還有三個科研課題，10月份還有日本長崎大學工學院院長要來校訪問洽談合作研究事宜。這個時候，我是不能放下工作去專心接受治療的。於是我早上住院放射治療，下午仍照舊到實驗室，兩個半月照射了7200倫琴，體重減輕了10斤，口干舌燥的一夜要喝七、八次水﹔味覺也沒了，吃東西吃了什麼自己也不知道。就在這種通常人難以忍受的情況下，我仍然堅持每天去實驗室，做化肥催化劑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建設項目建議書。

日本教授來校洽談合作事宜期間，我為了不影響形象，請醫生給我做了面膜，巧妙地遮掩了照射治療留在面頸的紅紫斑痕，在整整兩天的接待中，始終以健康的形象出現，並且親自當翻譯，商定了雙方的合作項目，整個過程中，對方根本沒有發現我是個正在接受放射治療的病人。

1995年10月，福建省副省長王良溥到家去看望我，卻扑了個空，到了實驗室才找到我，我跟他說：“隻要我還有一口氣在，我就要奮斗不息，拼搏不止。”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堅持在科研一線工作，盡管身體不好，但是憑著信心、責任心和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的精神，有時我一工作就忘了時間，經常到深夜兩點以后還在工作室裡忙碌。今年9月，福州大學學生會的學生來看望我，希望我跟他們講講年輕人如何成材，我說：年輕人要成材，首先就要有不怕困難的奮斗精神，其次要有為國家建設做貢獻的堅定信念。世界上辦事情沒有容易的，學生要成材也很不容易，但關鍵是要有信心，要有為我們國家民族奮斗的信念。

現在，我很欣慰的是：我的科研成果百分之百轉化為生產力，為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此外，我帶出來的一大批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已經成長為能夠獨當一面的科研骨干，以致有人說：魏可鎂院士本身就是科研成果和科研人才的催化劑。

作為日本歸僑，我對僑務工作是很關心的。我現在擔任著世界福清同鄉聯誼會常務副主席，積極協助海外僑胞回福清投資興業和在家鄉興辦民辦大學等﹔在我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期間，通過提議案，參加僑法執法檢查，積極維護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的權益﹔關心僑聯的工作，我曾經擔任過中國僑聯委員，經常是哪怕再忙也要抽時間去參加僑聯的有關會議和活動，並在僑聯系統舉辦的“我愛你，中國”先進事跡報告會上發言。

回國這麼多年來，我在自己祖國的土地上盡責盡力，為祖國做出自己的貢獻，心裡感到很塌實，而祖國和人民也沒有忘記我，給了我極高的榮譽。1982年—1984年連續三年被評為福州市勞動模范，1986年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1990年全國歸僑優秀知識分子，1994年被評為全國先進科技工作者，1997年，我被評為中國工程院院士，1999年獲全國首屆杰出專業技術人才獎章，2000年，我被國務院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2004年，榮獲國務院僑辦、中國僑聯聯合授予的僑界“十杰”榮譽稱號，還當選了全國九屆、十屆人大代表。

我想，過去的榮譽不應成為我的包袱，而應當作是作為我催化劑研究事業的新起點，激勵我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催化劑的研究探討之中去。因為，一個人但凡要干出一番事業，都必須有拼搏奉獻、堅忍不拔的精神。一個人活在世上，不管他做什麼工作，職位多高，必須要有為國家奉獻，為事業拼搏的精神。